失败之书-第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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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修建过程中，朱达看不惯资本家的贪婪做法，据理力争，最后他和他的支持者被公司辞退，他只拿到十万美元的股份。一八六三年十月，他和安娜乘船离开。四天后，中太平洋公司第一辆火车头“斯坦福州长号”卸在萨克瑞门托的码头。经过巴拿马运河时，朱达染上黄热病，几周后死于纽约。当他下葬时，铁轨正沿他设计的路线深入聂华达山脉。
进博物馆不远，有三个留辫子的华人泥塑在峭壁上运送一桶炸药，他们正准备炸开聂华达坚硬的花岗岩，为火车开道。因劳动力短缺，当时主管建筑的老板打算用失业的中国矿工来填补，遭到他助手的反对，理由是他们没有开山造石的经验。老板反问道：“他们建造过长城，对吧？”事实证明华工吃苦耐劳，出勤率高，工资待遇低。那时的月薪只有三十到五十美元，还不管吃住。华工曾一度占修筑铁路劳力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干的是最苦最危险的活儿。据统计，自一八五四年到一八八二年，有三十万华工在美国修铁路。在铁路带来的美国的繁荣后面，有多少辛酸的故事？如今只剩下一些数字，还有这三尊泥塑——无名无姓。
八
田田的笑那么清纯自然，会让人惊奇。不，我是说让我惊奇。
她十八岁了，生日正赶上周末。星期五晚上，她要请朋友来聚会，希望我回避。当天中午，我请芥末帮忙做寿司，买来酒水鲜花气球。布置停当，老父告辞了，到一个美国朋友家过夜。我每半个钟头给她打电话，已确保无酗酒吸毒火灾之意外。当聚会顺利进行，有一刻田田躲进自己房间。“真无聊。”她在电话里叹了口气，对我说。
田田从我这儿继承的是流浪的命运。她三岁就随我们到英国住了一年，并去了欧洲八国。过海关时她总是昏睡不醒，对国界基本没概念。九五年全家团聚，她从北京搬到美国。她那年十岁，英文一窍不通，在学校的喧嚣中沉默了一年半才开口，没想到初中毕业她竟拿到总统奖。紧接着家庭破裂，她随母亲回北京，上了两年国际学校，去年夏天再搬到美国，和我在一起。
去年夏末，我从机场接她回家，她坐在厨房炉灶旁巴哒巴哒掉眼泪，想念北京和那儿的同学朋友。两天后她和朋友到伯克利过夜，喝得酩酊大醉。我正要去中西部教两个月的书，不禁忧心忡忡。每天打电话回家，她都安慰我：“我挺好的，你就放心吧。”待教书归来，果然云开雾散，她笑盈盈围着我团团转。她已有不少新朋友，功课也跟上了。
她很久不弹钢琴了，这回从北京带来一首电影主题歌《星语心愿》的琴谱，有空就反复练习，只弹这一首。乍听起来这是首挺欢快的曲子。她弹得遍数多了，我都能背下那旋律。
我乐观得太早了。我们聊天时，她对人生意义提出怀疑。我想起我们年轻时，外在压力大，反而缓解了内心焦虑。我给田田讲我们时代的故事，似乎离她的现实太远。在她看来，毛泽东得算古代人物了。有一天，她坐在桌前望着窗外发呆。树影摇曳，午后的阳光闪烁。我摸摸她的额头，她凄然一笑，指指电脑上的一首英文诗。写的是季节转换与生死，红叶与青春血液，风与虚无。我问谁写的，她不好意思地点点头：“我。”
我琢磨是田田的天性救了她。我正读星相学的书。说到田田，那位隐身的星相学家忍不住赞叹：“世界上没有比O型双鱼座更好的人了。”“双鱼座女性拥有流水般柔软且纯朴的性格……适应力好到令人吃惊的地步。”我信。
田田的朋友圈几乎清一色亚洲人。问她怎么回事，她说在北京的朋友倒有不少欧洲白人，但就是受不了美国人。这不是种族歧视吗？在她看来，除了在国外住过的，美国人脑袋总体出了毛病。美国病的主要症状是感情肤浅表面化，视野狭窄，极度自我中心。她说她自己就得过美国病，不自知，两年前回北京被朋友们一通修理才治好。最近在学校讨论课上，大多数美国同学都支持打伊拉克。“美国就是要当超级大国！”“为了石油流点儿血也是值得的。”田田真想大喝一声：要是把你们都送上战场就不会这么说了。
友情可替代家庭的温暖。田田的朋友遍天下，但在戴维斯，她的友情尺度不得不重新调整。L是个皮肤黝黑的日裔女孩子，她生活中最大变化是从四十英里外的城市搬到这儿。她俩一起开车上学吃饭逛商店，形影不离，但几乎天天吵架，都是为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她至今还没有男朋友，理由是他们又丑又没意思。我跟她开玩笑说：“你这辈子可别嫁不出去了。”
自田田出生到现在，我们分开的时间加起来有八年，今年秋天她就要上大学了。心中难免戚戚然。我开车送她上学给她做饭熨衣服。有朋友说：“女孩子就是要惯的。”此话有理，当然也不能过头。最近我开始教她烧菜，逼她学开车，把我写的东西念给她听。我们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在美国报考大学可谓人生大关，其程序之复杂之繁琐，让人发疯，更何况对一个生活巨变中的孩子。我硬着头皮让那些城砖般的参考书，跟她一起彻夜填表，请懂行的美国朋友做参谋……我自幼不喜欢上学，跟高等教育更是绝缘，可传统正召唤我带女儿回到人间正道上来。
我刚摆好饭菜，田田突然跳到我跟前，用她的小哑嗓朝我高唱《星语心愿》“……怪自己没有勇气/心痛得无法呼吸/找不到你留下的痕迹/眼睁睁看着你却无能为力/任你消失在世界的尽头/找不到坚强的理由/再也感觉不到你的温柔/告诉我星空在哪头/那里是否有尽头/就像流星许个心愿/让你知道我爱你。”
九
O马上要搬回上海了，临走前我下厨掌勺为他饯行，另请了几位朋友作陪。席间我打开瓶“五粮液”，他滴酒不沾，今晚破例，让我斟上小半杯。他抿了一口，叹息人生短促，老之将至。说到此，在那风吹日晒的黝黑脸膛闪过一丝无奈的自嘲。
他原是上海造船厂的工程师。九六年搬到萨克瑞门托，和表妹表妹夫合开了一家生物切片公司，但生意不好，他们只好各干各的，凑钱纳足美国的苛捐杂税，以营造公司正常运转假像，为了合法居留，盼着有一天能拿到绿卡。表妹夫无一计之长，去餐馆打工；表妹学过中医，在一家中国人的诊所扎针灸；O则是能工巧匠，又身强力壮，从铺草地到粉刷墙到修汽车跑单帮，从上房揭瓦刨地三尺到自动化发明精密仪器设计，他无所不能。
我们是通过朋友介绍认识的。在美国买房子置家产负债累累且不说，维护它比治国还难。单安装椅子就把我治了，那说明书看似简单，越琢磨越糊涂，颠来倒去，不是螺丝拧歪了，就是腿装反了……O成了我们家的上帝，几乎所有比安装椅子更复杂的活儿全都包了，只见他挥手之间，万物各就其位。
可每回结账都闹得面红耳赤：讨价还价是反向的——我坚持多付他非得少要。三年前，他买房子时有两个月无处住，我正好出门，请他和表妹来看家。此后收费就更难了，有时只好自己动手，对付对付算了。
他虽脑力劳动出身，却是那种毫不惜力的人：早出晚归，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从不休息。九年来他只歇了三天，在朋友裹挟下去了趟迪斯尼乐园。我估摸，那疯狂过山车让他对美国的印象更加晕眩。留在国内的妻子和女儿都以为他在公司上班，衣冠楚楚，哪儿想到他整天日晒雨淋苦力地干活。他和家人分开了九年，这离愁别绪会平添多少白发。幸好这世上有电话且美国电话费便宜，他们彼此越洋呼叫，甚至连女儿做算术题都要由他指点。
女儿是我俩生活的共同主题之一：我跟我女儿分开了六年，他跟女儿分开了九年。每回他笑谈起他女儿，我的心都会紧缩。他表面上是个乐观的人，总笑呵呵的，恐怕内心苦不堪言。他说他现在什么都信，无论何方神圣。
劳累之余，他纵身投入股票市场，把钱压在电子股上。在股市上扬的好年景，他日进斗金，每天出门干活前打开电脑，暗喜。谁能知道其凶险深不可测。转眼间美国泡沫经济衰微，首先始于电子股，只见他买的股票直线下跌。其中一家让他热血沸腾的公司，从六十多美元一股的高峰先跌了一半，喘了口气，再一路下滑到每股五十美分的谷底，最后索性倒闭，血本无归。那阵子他每回上网都两眼发黑，一身冷汗。有时一天损失五千美元，干活挣得那点儿钱连零头都够不上。碰到抠门压价的，他干脆说今天义务劳动，分文不取，让人家目瞪口呆摸不着头脑。后来他不敢轻易上网了，偶尔为之，要先服镇定剂，打坐运气祈祷，免得犯心脏病。
再就是美国移民局和律师的“合谋”。移民局明知道这类小公司的困境，却照收苛捐杂税。他为了办绿卡，不得不请号称成功率百分之百的名律师，但费用昂贵，每小时二百五十，连打电话咨询都掐着表。终于熬到和移民官员面谈那一天，律师坐商务仓住高级宾馆好吃好喝好招待，费用计算精确，连打喷嚏在内，那一趟总共花了近万美元。最后移民官员摇摇头，让他回家等信。这一等就是半年多，税照缴不误，律师费一分不少。最后律师出主意，让他再花五千美元向最高法院上诉，诉个公道。三个月后被驳回，他只好卷铺盖回家。
那天在一家日本餐馆吃午饭，我们相对无言，像两台旧蒸汽机对着叹气。美国是许愿的土地，但对多数受苦受难的人来说却不肯兑现。当马丁·路德说“我有一个梦想时”，他内心充满了绝望。O也有一个梦，就是在美国合法留下来。我想所谓命运，都是一种对失败者结局的合法化解释，其中包含强权的意志。O是个真正的发明家。由他设计的家庭自动音乐喷泉很受欢迎，完全应申请专利；他边干活边通过电话指点在美国造船厂的上海老同事，帮他解决难题……关键是他没有合法身份，只能处于地下状态。他告诉我，这些年他在美国损失了五十万美元，那都是按钟点挣来的血汗钱，如今两手空空，无颜面对父老乡亲。
酒酣耳热，他说临走前会把我家草地的喷水系统修好，另外他有个聚宝瓶传给我，叮嘱我多扔些硬币进去会带来财运。临近启程的日子，我多次打电话，只有他怪声怪调的英文录音：“这是某某生物切片公司，我暂时不在……”
那天我回家，一个聚宝瓶立在我家门口。
他乡的天空（4）
十
戴维斯的历史有很多疑点。比如，一八五○年，当J。C。戴维斯娶了J。B。查尔斯上校的小女儿玛丽（Mary），有多大成份是政治与经济的联姻。从照片上看，玛丽可以说相当丑。来自俄亥俄州的戴维斯，仅十来年的工夫已成了本地首富之一。除了上万公顷的农场，他开了本县第一家乳酪厂，又和查尔斯上校等人经营过河的缆绳摆渡，仅此一项，他每个月所得近万美元。缆绳摆渡使他跨越了阶级界限，成了查尔斯上校的座上客，转而娶了比他小十二岁的玛丽。但不幸接踵而至。他们的独生女三岁早夭；连年的干旱和病虫害，加上内战后的高税收，逼他陆续把地卖掉，搬到萨克瑞门托，晚年当了个小芝麻官，郁郁而终。
戴维斯有一种农民的纯朴和狡猾，这两者在某些关键时刻相得益彰。但可悲的是，他即使爬到他家后院那棵最高的树上，也无法看见地平线以外——干旱病虫害南北内战，还有老年的孤寂。
我在市中心溜达，琢磨一个人和一个城镇的关系。自J。C。戴维斯在这儿定居已有一百五十多年了。由于铁路，戴维斯从一个人成为村落；二十世纪初，由于教育（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农场变成农学院），戴维斯从村落成为小镇；从五十年代至今，由于美国战后经济的繁荣，戴维斯从小镇成为城市。而戴维斯本人早就被遗忘，在人口急速而盲目的流动中，历史正被消解。
写到这儿，我上网打开邮箱，有一封来自阿姆斯特丹的姆伯基（Mbeki）先生的电子邮件，标明为商业机密。最近我交了财运。电子邮箱尽是非洲来信，有前总统的侄子，流亡将军的寡妇，被迫害的民主斗士的女儿。在悲惨故事的结局都有笔巨款，要通过我过户转到美国来，提成比例高达四分之一。晕旋之余，我也有些含糊。眼前这位发信人是津巴布韦黑人农民的长子。由于慕加贝（Robert Mugabe）总统推行的土改政策，很多富裕农民被杀害，他父亲也在其列。不知怎么回事，姆伯基先生现在跑到荷兰政治避难。他告诉我，死前父亲带他去约翰内斯堡，在一家私人保安公司存入毕生的血汗钱，折合为两百三十万美元，这笔钱将用来在瑞士购置农场。看来只要我点头配合，就能发笔横财。
这封信就这样进入我的写作——一个被谋杀的黑人农民试图取代我的J。C。戴维斯。而连接两者的是历史的虚构性：一个是美国西部开发时代的老掉牙的传说，一个是非洲动荡政局外加金钱诱惑的电子版演义。若戴维斯当年收到这封来自非洲同行的信的话，他肯定会上当受骗的。有意思的是，电脑这个虚拟空间让J。C。戴维斯和我，外加个身分不明的国际骗子聚首，而戴维斯的版图也因而扩展到非洲和欧洲，而政治避难国际资金流动正改变土地这传统话题。
我因分神而苦恼，也为某种共时性的幻觉而激动。可能的话，我想给戴维斯本人写信，问问他娶查尔斯上校的小女儿的动机。
十一
盖瑞·斯耐德（Gery Snyder）在我们小镇的索嗄斯（Soga’s）餐馆门口等我们。他刚从日本开会回来，坐了十几个钟头的飞机，却毫无倦意。待坐定，女招待旋来转去，展示她那美好的身材。盖瑞先声明今晚由他请客，他在日本挣了一大笔日元。他知道，中国人会为争抢付账恨不得打起来。我说了声“好吧”。
当年在北京的旅馆房间头一次见到他和金斯堡，屈指一算快二十年了。记得他们行色匆匆，一个小时后要去机场。谈话是通过我的英译者杜伯妮（Bonnie S。McDougall）进行的。翻译是过滤，使对话变得像纯净水般单调乏味。他和艾伦有一种互补关系：艾伦好奇多动，像水银；盖瑞沉静自恃，像水银容器。
没想到自九五年起，我竟和盖瑞成了同事——在同一所大学教书。我们可算得君子之交，打电话写信寄书致意，偶尔见见面。当我九七年夏天丢了饭碗，他拍案而起，联合其他英文系的教授上书给校长，未果。
他多次约我到他家做客，却一直未能如愿，首先是山高路远我没方向感不认地图；再就是我们俩都是世界旅行者，很难找到重合的时间；接着他夫人得重病，不便打扰。这七年前发出的邀请至今有效。
盖瑞从这次的日本之行讲到《论语》，说到他最近重读时的感受。他说他年轻时就迷上了《论语》，其影响甚至超过了佛教道教。“那是一部伟大的书。”他感叹说。他是在西雅图祖父的奶牛场长大的，每天除了挤奶，就是面对单调的风景线。他对东方宗教感兴趣完全是偶然事件。十二岁那年，由他亲自喂养的小母牛生病死了，他悲痛欲绝。去教堂问牧师，小母牛能不能上天堂？牧师摇头说，动物是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