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之书-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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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饭前，我们去散步。到处是冰雪，但泥土变得松软，春天就在脚下。一条小河冲进阴郁的森林，在洼地滞留成一片湖泊，召来几只野鸟戏水。约翰和安忙碌着，搬开横在路上的枝干，辨认动物的踪迹。他们拥有一百多公顷的森林。走了一个小时，都未出其领地。约翰告诉我，近年，有些私人公司买下土地，大肆砍伐。他和安只要有钱，就尽量扩充地盘，并鼓励周围的朋友也这样做，以对抗毁灭森林的恶势力。那想必是一种相当绝望的斗争。
他俩都能迸出几句中文。安八九年在复旦大学教英文。六四后，外国老师展开激烈争论：撤走还是留下？谁也说服不了谁。安决定留下。不久，约翰也从美国赶来。教书之余，他们和上海的青年诗人有来往，并翻译了一本当代中国诗选《烟民》（SmokingPeople）。彦冰就是那时认识他们的。
安是本地人，家在十英里外，在一个叫墨西哥的小镇上。那极像个中国社会，表姐堂兄七姑八姨都住一条街，这家的故事传到那头再传回来虽走了样，但没耽误功夫，正接上故事的发展。我们一下车，亲戚们探头探脑。安忙着打招呼。这是个典型的工人区，房子矮小，毫无特点。走进客厅，所有家具摆设，带有一股尘土的味道，和她的父母一起老去。她父亲在看电视，他转过头来，跟安说起母亲的病情。母亲从厨房出来，脸色泛红，嘴唇苍白。她说话很快，不易听懂。半年前，她被发现得了癌症，目前正在化疗。她体质虚弱，笑着，有一种对命运的无力感。父亲插话，但紧盯着电视。安就在这儿和四姐妹一起长大。我好像听见地板上纷乱的脚步声和女孩子的尖叫。
安领我们到河边。一群难看的水泥建筑群，就是母亲的病源。这个造纸厂建于本世纪初，带有所有资本积累的血腥味道。这本镇居民惟一的生活来源，又是终生折磨他们的噩梦。它在血缘关系上，又加上阶级关系、工作关系和男女关系。它造成的污染，使小镇的癌症发病率极高。安年轻时在厂里打过工，吃过苦，也恋爱过。她是个讲故事能手，那些天，一个个血泪的幽灵纠缠着我们。大概以前起过誓，她正用造纸厂的白纸写下一段被湮灭的历史。
约翰，作为一个例外被安的亲戚们接受。起初，人们用疑惑的目光打量这位勾引女孩的大学教授。约翰默默不语，用双手证明他还有别的本事。他和安花了十年的时间，把森林深处的破败农舍翻修成像样的家。
约翰每天只睡5个小时。我失眠多年，得靠午睡、打盹等多种形式的休息才能勉强充上电。不管我何时睁眼，约翰总是抱着杯咖啡，精神抖擞地坐在桌前。他正义务帮朋友校对一本厚厚的书信集。电源到底哪儿来的？咖啡公司应该拿他做广告：看，永不疲倦的约翰！请注意本厂的标志“约翰牌咖啡”。
星期六一早，我被他们叫醒，睡眼惺忪地上车，拉到本地的一所中学。铺着白桌布的长桌摆着各种早点。桌后是缅因州的参议员和众议员，高矮胖瘦，系着围裙在“为人民服务”。他们倒咖啡，端点心，殷勤周到。我忍不住想掏小费。政客们屈尊到此，也算是到家了，但不知有多少选民会为了顿早饭投票。一位众议员到我们桌来作陪。约翰介绍这是中国客人，他并不介意我们兜里没选票，讨论起美国的对华政策。
安有时在一所小学教亚洲孩子说英文。她很适合当老师，乐观而有耐心，能看得出来，孩子们喜欢她，但她更想成为小说家。她正在写那个梦魂萦绕的造纸厂，好像那罩住她青春的魔法，只有用笔才能除掉。那旷日持久的写作使她占据家中惟一一间书房，因此而获得某种中心地位，像一颗恒星，约翰得围着她转。约翰四月开车去一千二百英里外的大学教书，十月回来，陪安过冬。
想想都让我不寒而栗。整整六个月，安独守空房，在老林深处写作。即使约翰冬天回来，这天涯地角也只是两个人的世界。缅因冷到零下三四十度，一旦大雪封门，只能困守家中，面对炉火，度过漫漫长夜。我在这些年的漂流中，虽有过类似的经验，但就承受能力，远不能相比。在说笑声中，我意识到他们的内心磨难，远非我能想象。而他们自甘如此，毫不畏惧，在人类孤独的深处扎根，让我无言。我默默向这两个迸溅火花的寂寞灵魂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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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和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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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和约翰吵架，被作息不定的我无意听到。安想要养个孩子，或至少养条狗。我当然能理解她内心的软弱。她在暗夜里嘤嘤哭泣。但转过脸来，她又笑了，跟我们讲起他人的悲惨故事。
约翰的女儿来了，和男朋友开车从波士顿来度周末。她小巧玲珑，是约翰热爱德国文学的结果。约翰年轻时翻译里尔克的诗，从德国带回译稿和妻子。他女儿刚在波士顿定居，找到工作，生活才开始。能看得出约翰由衷的高兴。但房子太小，他坚持让女儿和男朋友在外面的草地上搭帐篷过夜。两个年轻人倒十分乐意，酒足饭饱，早早去休息。我感到不安。一个小生命驶离父母，就本质而言，既残酷又自然，谁也无能为力。我在床上辗转不眠，听外面风声。那帐篷在风中鼓胀起来，像船一样驶离。约翰的女儿惊恐中转身，紧紧搂住她的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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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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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凭记忆给拉瑞画幅肖像：秃顶，肥硕的鼻子，眼镜后面狡黠的眼睛，身材不高但结实，肚子微微鼓起。他就是我的头一个美国房东。九三年秋我刚从欧洲搬到美国，在东密西根大学找了份差事，活不多，钱不少。负责接待我的美国教授事先给我写信，说帮我找了住处，在他家附近，离大学也不远，有自己的卧室和卫生间，可使用房东的客厅、起居室和厨房，租金300美元。听起来不错，我欣然接受了。
教授和夫人到机场来接我。先在他们家共进晚餐，佐以法国红酒。酒足饭饱，他们开车带我到拉瑞家。主人上夜班，要很晚才回来，这是栋普普通通的木结构房子，两层，主人住在楼上。我的卧室紧挨着楼下的客厅，小卫生间里老式澡盆的水龙头滴滴答答地漏水。居住条件基本上符合信上所说的，只是所有的设备都很陈旧。地毯磨穿，壁纸发黄，沙发吱吱作响。只有一台9英寸的黑色电视，摆在厨房的食品架上。我只待三个月，没什么可抱怨的，于是住下。
早上起得晚，我正打开冰箱想找点儿饮料，忽然感到背后的目光，转过头去。“嗨，”拉瑞坐在沙发上微笑，狡黠的眼睛在眼镜后面审视我。我有点儿尴尬，像贼被抓住似的。我们就这样认识了。
拉瑞在附近的密西根大学的剧场当电工。他四十岁，生在这儿，长在这儿，在密西根大学毕业。一年前离了婚，前妻带两个孩子也住在这镇里。他抱怨前妻贪婪，离婚时分走了不少钱，只剩下这座祖传的房子属于他。
我们所在的小镇叶普斯兰梯（Yipsilanti），混居着白领工人和大学生，和邻近的密西根大学所在的城市安纳堡相比简直像个穷弟弟。这里市政建设落后，治安差。我曾在夜里听见过枪声。第二天看报，醉汉火并，死一人。没想到拉瑞竟是本市的议员。他说起这事时，我们正坐在他家的前廊喝啤酒。黑暗中他握着酒瓶，得意地露出白牙。他的野心不大也不小，有一天想当当本市的市长或州议员。我问想不想当州长甚至美国总统，他摇摇头。
他很现实，市议员每年能拿两千美元的津贴且受人尊重。“但我得花钱花精力竞选。”他说。不过他又承认，竞选的费用大部分是捐来的。常看到他在电脑前忙碌，然后把几百封宣传资料寄给选民。有一次，我半开玩笑地问他是否去过本市的脱衣舞厅？他连连否认说：“我哪能去那种地方？要是被我的选民看见就完蛋了。”美国人对政治家道德完美化的要求，真是到了愚蠢可笑的地步。
我发现拉瑞喜欢中国饭。于是我每次做饭就多做一份，一个人吃实在无味。有一天，拉瑞神秘兮兮地告诉我晚上要来一位女客。我连忙下厨，备了四菜一汤。女客正点到达。我发现她和拉瑞根本就不认识。她一进门东张西望，好像在给拉瑞的房子估价。席间她透露了她是通用汽车公司的高级技工，年薪五万（吓了我一跳，美国人是从来不谈工资的。）接着她开始盘问拉瑞，拉瑞倒也沉得住气，应答自如。饭后我看两人继续喝酒，情投意合，便退避三舍。
夜里我被他们做爱的声响吵醒了。看来事情进展顺利，我为拉瑞终于结束了单身生活而高兴。
第二天我问拉瑞是否关系已定。他含糊其词，暗示那位女客不会再来了。没两天，又有另一位女客登门，戏重演了一遍，只是我不再给他们做饭了。我终于忍不住问拉瑞到底怎么回事。原来他参加了一个单身俱乐部。俱乐部把诸如人种、年龄、身高、体重、爱好等个人资料及电话号码发给每个成员，大家可以通过电话自由结合。我这才明白为什么拉瑞每天回家直奔电话录音机。拉瑞坦白说，他根本不想再结婚，要好好享受一下单身汉的自由。
拉瑞很吝啬，一般吝啬的人总是抱怨没钱。他下了班常常不归，找一些杂活干。比如帮别人粉刷房间、安装电器、布置花园。后来发现他并没有那么穷，他另有一处房子租给了学生们。
刚到时我想多看电视，既学英文，又排解寂寞。但拉瑞的小人书般大小的电视实在让我束手无策，这玩意儿十几年前在中国就被淘汰了。我建议拉瑞买台新的，拉瑞马上摊开手表示，他还欠银行的债。其实在美国几乎人人都欠债。我又提出新的建议：如果他肯买电视和录像机的话，我愿负担总额的百分之二十，三个月后东西归他所有。他起初还是说不，出门转了个弯，终于算过账来，马上催我一起去电器商店。我们选了电视和录像机，又去租了录像带，回家举杯祝贺中美合资的伟大成果。但一到周末，我就算遭殃了。拉瑞的前妻送两个圆滚滚的儿子过来，把电视开得山响，我只好躲到朋友家避难。拉瑞的前妻是做房地产生意的，见到她，我才明白为什么拉瑞会欢呼单身汉的自由。她有拉瑞两个那么胖，而且看起来极有主意。我能想象她在离婚时卡着拉瑞的脖子，让他把钱交出来。
我搬走时，拉瑞握着我的手说：“真高兴与你相处了这么一阵子。”我盯着他那狡黠的眼睛，似乎很真诚，我有点儿被感动了。如果我是他的选民，说不定会投他一票呢。
…
帕斯（1）
…
一
四月十七日早上，我把车停在过夜停车场，再搭机场班车前往候机厅，总算赶上了班机。夜里没睡好，我一路昏沉沉的，像只被雷电震晕了的鸟。一下飞机就转了向，得亏有路标指引。汽车站，旅客动作缓慢，鱼一般游来游去。我登上辆面包车，开车的高个黑人跟大家打招呼，没人答理。他见怪不怪，说：“欢迎来芝加哥。”正是尖峰时间，一路堵车，堵得个个面目可憎。在旅馆柜台，我拿到钥匙和一个信封，跟提行李的印度人上升。我给过小费，关上门，打开信封：“……可惜艾略特不能来和你一起朗诵，今天凌晨帕斯去世了……”
可以说，墨西哥诗人奥克塔维欧·帕斯（OctavioPaz）是现代主义文学最后一个大师，他的死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帕斯，在西班牙语意思是和平。而他生于一九一四年，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那年，人类从此就没和平过。一九三七年，他赴西班牙参加共和国保卫战，在马德里反法西斯作家代表大会上，结识了聂鲁达、阿尔贝蒂等作家。随后他卷入了巴黎的超现实主义运动。
他家里有很多有名的现代画家的画和各种艺术品，想必都是多年友谊与游历的见证，结果前两年毁于一场大火。帕斯从此一蹶不振。他从家里搬出来，住进旅馆和医院。最后墨西哥总统借给他一套官邸，并派军人们护理他，那跟软禁没多大区别。艾略特告诉我，帕斯变得沉默寡言，连老朋友的电话都不愿意接。美籍华裔女作家汤婷婷跟我讲述过她类似的经历。一场山火吞没了她的房子，包括未完成的手稿、信件、照片，什么也没留下。“我没有了过去。”她悲哀地说。
我头一回听说帕斯是八十年代初，那时在圈子里流传着一本叶维廉编选的外国当代诗选《众树歌唱》，可让我们开了眼界。其中帕斯的《街》特别引人注目：“又长又静的街。/我在黑暗中走着，跌倒/又爬起来，向前摸索，脚/踩着沉默的石头与枯叶：/我身后有人紧跟。/我慢，他也慢；/我跑，他也跑。我转身：没人……”我后来重译过。原文中的Nobody在《众树歌唱》中被译成“空无一人”，我改译成“没人”，这样更短促，更具突然性。这首诗是有点儿让人闷得慌。那会儿大家见面开玩笑，“我转身：空无一人。”自己先起一身鸡皮疙瘩。
八九年十月，美国笔会中心在纽约为中国作家举办了一场讨论会，由艾略特主持。艾略特住在纽约，是散文作家及帕斯的英译者。帕斯和夫人居然也坐在听众中间。散了会，一帮老朋友聚在门口，看来又得昏天黑地侃一夜。
那天晚上在一起的，除了帕斯夫妇、艾略特、多多和我，还有在讨论会上担任翻译的文朵莲。我们在一家意大利餐馆坐定。我连菜单都读不懂，请文朵莲帮忙。帕斯发福了，比照片上显得要老。他微笑着，带着老人的威严。我们谈到拉丁美洲的文学与政治，多多问起他和博尔赫斯的争论。不，没这回事，我们关系一直不错。也许你指的是和聂鲁达吧？我后来在一篇访问记中读到，帕斯认为聂鲁达的斯大林主义僭越了政治与道德的准则。
九○年十月，帕斯获诺贝尔文学奖。当天夜里，帕斯接受郑树森代表台湾《联合报》的电话采访时说，我已经躺下了，刚吃了安眠药。那是不眠之夜的开始。
再见到帕斯是九一年十二月，在斯德哥尔摩一起开会。我还记得议题是“困难时期的严肃文学”。那是我的困难时期，几乎什么也听不懂，冒充严肃文学坐在那里。最后一天，布罗斯基作总结报告，报告后的讨论中，他的傲慢激怒了某些听众，帕斯也跟他呛了几句。帕斯的英文有限，时不时借助法文。让我记住的是他的姿态：像头老狮子昂起头。
一天早上，我和女儿在旅馆餐厅吃早饭。帕斯从街上走过，看见我们便拐了进来。我给他要了杯咖啡。那天帕斯心情似乎特别好，恐怕和港湾的新鲜空气有关，也许再加上轻松感——媒体的注意力已转移到新的获奖者头上。
他从提包掏出我刚出版的英文诗集《旧雪》，让我吃了一惊。他说他喜欢，飞机上一直在读，我们在美国同属一家出版社。他拿出他的一本书，签名送给我，是刚出版的论文集《另一种声音》。可惜这本书在漂泊中遗失了。
直到很多年后的今天，我才读到此书的中译本，被他的博学和雄辩震住了。他把文学与现代性的关系讲得很清楚，并纠正了欧美学术界对“现代主义”历史的严重歪曲。更重要的是，他在相当严谨的理论阐释中体现了“批评的激情”，这正是他另一本论述诗歌的书的书名。
用瑞典文写诗的李笠来电话，约我晚上和几个年轻的瑞典诗人聚聚。下午在通往老城的石桥上，我碰到帕斯，问他愿不愿一起去，他满口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