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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

案中案 作者:[苏联] 阿·阿达莫夫-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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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疲顿和恼怒的时候,谢尔盖往往沉默寡言,善于自持。在这种情形下,罗巴诺夫却更加健谈。

  “……那里只有兴趣和感觉,”他气乎乎地说,“而我们有确凿的事实。

  我曾看过一篇文章,说机器既能搞翻译,把一种文字译成另一种文字,也能判读潦草的字迹,还能下象棋,甚至可以给病人做诊断。不久将要开始教孩子们来学习,根据每一个孩子的天分因人施教……”

  “算了,别瞎扯了。”

  “我这可不是瞎扯。怎么,你以为控制论在我们这里不适用吗?”

  “人们正在试图应用控制论。现在只为问询提供服务。”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法规、法律、命令、法令多得不得了。”

  “噢,这当然是需要的。这个我没有什么可争论的。”

  “谢谢。”

  “但是在同犯罪行为的斗争中,机器终归还是需要的。”

  “目前人们用它来搞司法统计。”

  “我们的侦查统计也需要。其目的是迅速查清什么人,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以何种手段,搞了何种犯罪活动。这可是大事。但主要的还是它得有助于揭露犯罪行为。你看,我们现在手中掌握了多少事实啊。只是应当把这些事实分门别类地、合乎逻辑地编成程序。必须合乎逻辑!怎么,这事机器做不到吗?”

  “做不到。”

  “做得到!”

  “喏,那就是它不愿意做。”

  他们彼此看了一眼,突然笑了起来。

  “我们说定了。”谢尔盖说着,又愁盾苦脸起来,补充道:“我现在需要的不是机器,而是这个姑娘。她将会比任何一台机器告诉我的都要多。”

  派出去的侦查员大约两小时以后才回来,带来的是……费奥多罗夫。

  费奥多罗夫非常惊恐,垂头丧气,以致他进来时没有立刻看见谢尔盖,而当他看见时,似乎却没有立刻认出他来。费奥多罗夫走到桌子跟前,把一张一路上紧攥在大手中揉皱的纸默默地放到了桌子上。

  谢尔盖拿起那张纸,怀着某种新的不愉快即将落在自己头上的感觉读起来:“亲爱的加利娜·扎哈罗夫娜和斯捷潘·格里戈里耶维奇!请原谅我吧,如果你们能够办到的话。我完全陷入了窘境。我死掉都比写信把这告诉你们好。可是我怕死,也怕活,而且还怕见人,连你们也怕见到。但是我仍然爱你们。所以我才写这张便条。我走了,永远走了。甚至……”便条到这里中断了。

  谢尔盖咬了一下嘴唇,默默地把便条给了罗巴诺夫。

  那么,假冒的玛丽娜·伊万诺娃走了,去向不明,她什么也没有说,什么也没有承认。

  然而,这时支配谢尔盖的主要感觉是怜悯,对这个奇怪的、惊惶失措的姑娘产生的一种强烈的怜悯。他仿佛觉得,一股狂风把不知被谁的手拔掉的一棵小草吹赶到无人知晓的远方了。

  过了一会儿,谢尔盖才想到,姑娘的突然失踪绝非偶然。 

第六章 一个姓普罗霍罗夫的人
 
  一时的不知所措过去以后,谢尔盖对费奥多罗夫说:“那好,伊万·格里戈里耶维奇,让我们谈谈吧。也许您能帮助我们做点什么。应该寻找您的玛丽娜。”他故意叫姑娘的名字,为的是不再使老人焦急不安。

  所有在座的人都明白了这个意思。他们还明白了一点,即现在应该使他们俩人单独留下来,因为费奥多罗夫只有对谢尔盖才肯开诚布公,而对其他任何人都不会的。

  罗巴诺夫最后一个走出办公室时,怀着希望与慌恐望了谢尔盖一眼,仿佛对他说:“哎,老兄,加把劲,干出点样儿来,出了什么事,你可是亲眼看见了。”而且谢尔盖在朋友的目光中看出有警告的意味:“我们现在还没有审查你的费奥多罗夫,你可不要跟他过于坦言。他本人有许多问题都尚未搞清楚。”于是谢尔盖心领神会地朝他点头告别。

  费奥多罗夫坐在桌旁,懦弱地把手放在膝头,愁眉苦脸地望着地板。

  罗巴诺夫走出去关上门以后,谢尔盖从容不迫地点上烟吸了一口,说道:“您先谈一谈,玛丽娜是怎样到您家来的?要详详细细地讲。你们早就认识吗?”

  费奥多罗夫摇了摇头。

  “我们根本不认识。”

  “那她怎么会来找您呢?”

  “事情是这样的。说来话长……”

  费奥多罗夫唉声叹气地从稍稍撕开一点口的烟盒里抽出一支烟,然后嚓的一下用力划着火柴,贪婪地深深吸了一口烟。

  “是这么回事。战争结束以后,我偶然碰上一个人。我们曾在一起服过刑。他因为什么事坐过牢,我现在记不得了。就这样,十年后,我们相遇了。

  他一下子就把我认出来了,同时还提到我当年越狱逃跑的事。我害怕极了,心想,完了,这一下我算彻底毁了,得把坐牢的时间补上了。可是他却如此这般地对我说:‘我不打算出卖你,我自己也吃尽了苦头,我知道自由的价值。总而言之,你该怎样生活就怎样生活。只是你也得给我帮个忙。就是说,你陷入了困境,我也遇到了麻烦。我不知道谁的境况更糟糕。’于是他告诉我说,他结过婚,妻子是母老虎,他离开了她。她和女儿留在了伏尔加格勒,而他去了莫斯科……”

  一提到伏尔加格勒,谢尔盖不禁警惕起来。又是这个城市!这多半是偶然的巧合。可是在谢尔盖办理的这个案子中,一切都那样错综复杂,已经出现了那么多意想不到的情况,以致谢尔盖每一秒钟都在等待着新的情况出现。

  “……就这样。”费奥多罗夫不紧不慢地继续说。看来,他从自己从容不迫的叙述中渐渐平静下来:“就是说,他在莫斯科安顿下来,经常给女儿寄钱。但有一件事他害怕得要命:千万不能让妻子知道他现在在什么地方。

  他说:‘就让她以为我住在这里,住在博尔斯克好了。我今后把写给她的信寄给你,你再把这些信转寄给她,这样一来,信封上的邮戳就不会是莫斯科的了。我将把你的地址给她,你把她的信给我寄到莫斯科,注明“存局待取”。

  这事给你添麻烦了吧?’我当然满口应承下来。要知道,我原本不答应那件事,可是我怕他,怕极了。虽然他人不坏,这些年来一次也没有提过我的情况。而且我们根本没有再见过面。我只是把他们的信从一个信封里倒腾到另一个信封里。但他们彼此写些什么,我当然不得而知。”

  “您按什么地址把他的信转寄给她呢?”谢尔盖问道,对他的叙述越来越感兴趣。

  “我直接寄给她的姑妈弗拉索娃·阿格里皮娜·伊万诺夫娜。信封上附一笔‘转玛丽娜收’。就是说,她也叫玛丽娜。”

  “她难道看不出来字体不一样吗?”谢尔盖又问道。“就是信上的字体和信封上的字体。”

  “字体是一样的,”费奥多罗夫摇摇头,“他把写好地址的空信封也寄给我了。”

  “这是秘密活动。”谢尔盖心想,忍不住又问:“那么,她的姓氏以及地址,您都不知道喽?他的地址您也不知道吗?”

  “看来是这样。当然,全都乱七八糟。可是这能怪我吗?他叫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

  谢尔盖一时间对他的真诚突然产生了怀疑。费奥多罗夫果真不知道这一切是为了什么吗?这可是太蹊跷了。

  “……那么后来,他们的女儿死了,”这时费奥多罗夫继续说,“通信越来越少了。我曾以为,他将会完全中断给她写信。可是他没有。他仍然给她写信。不久以前,我收到他写给我的一封信。他请求我收养一个女孩儿,说她遭到了极大的不幸,她在世上没有一个亲人。他说,让她在我家里住一个时期,而在他那里太招眼。他写信说,那姑娘人品好,又文静又端庄,他非常同情她。可见,他也是个古道热肠的人。所以,玛丽诺奇卡就来了……”

  费奥多罗夫沉痛地叹了口气,低下头,不说话了。过了一会儿,他补充说:“可是现在出了这种事。我甚至都不知道如何对我的加利娜·扎哈罗夫娜交代。这个女孩是那样招她疼爱……”

  “那个人叫什么名字?”

  “叫谢苗·特洛菲莫维奇,姓普罗霍罗夫。”

  “那么,他的地址您知道吗?”为了以防万一,谢尔盖又问了一遍,“他在哪里工作?”

  “我一无所知。去他的吧,”费奥多罗夫把手一挥,“只要把玛丽诺奇卡找到就行。”

  “不,完全不是‘去他的吧’,”谢尔盖暗自思忖道,“必须紧急查明这个普罗霍罗夫。到那时我们大概才会去寻找玛丽娜。就是说,现在已经顾不上玛丽娜了,而鬼知道她是谁。”

  谢尔盖总算使费奥多罗夫安静下来,答应采取一切必要手段查询失踪的姑娘的下落,这才终于跟老头儿告了别。

  这时有一个念头萦绕在他心头。这个念头是费奥多罗夫说出普罗霍罗夫的妻子的名字时产生的。真见鬼,昨天他怎么还没有产生这个念头呢?不过,情况发展得如此迅猛和出其不意,这是完全可以解释清楚的。直到今天早晨以前,谢尔盖还坚信,玛丽娜·伊万诺娃住在费奥多罗夫家里。就是她!而这件事,他是昨天刚刚知道的。当时就产生了那个念头。可是现在,谢尔盖对自己的推测几乎深信不疑。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情况就会发生新的、更加危险的转变。

  因此,费奥多罗夫走出去以后,门还没有来得及关上,谢尔盖就给值班员拨了电话,请他通过专线紧急预定莫斯科的电话,然后给罗巴诺夫打了电话。

  罗巴诺夫走进办公室时,发现谢尔盖正在聚精会神地仔细看摊在桌子上的不知什么照片。罗巴诺夫已经打老远看出了这些照片,不知为什么自己也激动起来。

  “哎,有什么新情况吗?”他走到桌子跟前,急不可耐地问。

  “你自己看吧。”谢尔盖低声回答说,眼睛始终看着那些照片。

  是啊,无庸置疑。谢尔盖的推测得到了印证。正在被寻找的伏尔加格勒的玛丽娜·伊万诺娃的照片与在旅馆里被杀害的那个女人的照片完全吻合。

  两张照片上的人正是同一副面孔。在这一张照片上——脸孔生气勃勃,娇好开朗,有点羞羞答答,神色若有所思,欲笑还藏。另一张照片上——脸孔模糊不清,向后仰着,因疼痛而变得难看了。

  这个女人的证件……在那个女孩手里,即目前还不知道的普罗霍罗夫打发来找费奥多罗夫的那个女孩。

  谢尔盖急切地把费奥多罗夫所谈的情况转告了罗巴诺夫。

  “可是伊万诺娃的身份证是怎么落到这个姑娘手中的呢?”罗巴诺夫问,“是通过普罗霍罗夫吗?那么他又是怎样搞到这些身份证的呢?”

  “她是他的妻子,就这么回事,”谢尔盖确信不疑地说,“他把妻子杀害了。是前妻。”

  “可能是这样。”罗巴诺夫表示赞同。

  “于是他把别人的身份证偷偷地给她放下了,这个卑鄙的家伙。”

  “我有个主意!”罗巴诺夫突然喊道,“一个好主意!”

  “说说看,说说看……”

  “你给我什么?发荣誉证吗?”

  “去你的吧!我将发给你特定的退休金。你快说呀。”

  “哎呀,这么心急呀?你知道你将要失去的是什么人吗?”罗巴诺夫已经换了另一种语调,扬扬得意地说,“你听我说,趁我现在还在这里。那个姑娘的身份证是伊万诺娃的,而伊万诺娃的身份证是尼娜·戈尔利娜的。明白吗?”

  谢尔盖惊诧地看了朋友一眼:“好像是……”

  “就是!”

  “这需要进行查验。戈尔利娜的调查材料在哪儿?那里应该有她的照片。”

  “我马上请人送来,”罗巴诺夫一边说,一边拿起电话,“不过这张照片我有点记不清了。”

  他向扎特金做了简短指示,刚一挂上话筒,电话就又响了起来。值班员向谢尔盖报告说:“中校同志,请接莫斯科专线电话。”

  “我就来。”

  谢尔盖从桌子后边站了起来。

  “你要莫斯科专线干什么?”罗巴诺夫问。

  “让他们紧急查清普罗霍罗夫。”

  “而且要把他拘捕起来。”

  “这就请他们酌情处理了。也许一开始要把他监视起来。”

  “可千万别把他放跑了。看来他很狡猾。”

  “难道他们是小孩子吗?查办这件事的可是莫斯科刑事侦查局。”

  于是两个人想到他们的莫斯科刑事侦查局可能会把什么人放过,便不由得笑了笑。

  谢尔盖没有很快回来。这时,扎特金正巧来到罗巴诺夫的办公室。他们两人弯着身子,正伏在桌上细看照片。罗巴诺夫看见谢尔盖走进来,问道:“你怎么待了这么长时间?”

  “我顺便给伏尔加格勒打了个电话,让他们紧急把有关伊万诺娃、她的前夫及她的姑妈的情况搜集起来。第一批材料我们晚上才能收到。莫斯科那边的情况也是晚上报过来。格朗宁问你好,还有伏尔加格勒的普罗霍罗夫也向你问好。”

  “好啊。机器运转起来了。”罗巴诺夫满意地搓了搓手。

  “那我们现在就来欣赏一下您的一个熟人。”扎特金笑起来。

  “对,是一个,”罗巴诺夫强调地加以证实,“你也可以欣赏欣赏。”

  说完,他把摊在桌子上的照片推到谢尔盖面前。“调查材料上没有附照片。

  照片是第二天弄来的。不过,我的天才的发现,正如所预料的那样,得到了证实。”

  谢尔盖看了看那些照片。

  “看来……”

  “看来,”罗巴诺夫打断了他的话,“在费奥多罗夫家住过的那个姑娘和从莫斯科溜掉的那个出纳员是同一个人。而且她的身份证和伊万诺娃的身份证被调换了。”

  谢尔盖点点头,沉思地补充说:“而且这一切都是普罗霍罗夫所为……”

  “你这样肯定吗?”罗巴诺夫突然怪腔怪调地问。“我现在突然想起一件轰动一时的案子。杀人凶手受到了审判。可是在法庭上,他试图逃避罪责,并且使用了这种方法。他声称,凶手不是他,而是另外一个人。于是他臆造出一个瓦季克,他好像是偶然和瓦季克认识的。法庭上问他:‘被害者的物品是怎么到了您手里的?’他回答说:‘瓦季克给我的。’‘那么凶器呢?’‘也是瓦季克给我的。’‘为什么在被害者房子里发现的是您,而不是瓦季克呢?’‘他派我先去侦察一下情况。‘为什么在凶杀现场留下的只有您一个人的脚印?’‘瓦季克让我跟他把鞋换了。’他回答说。”

  “真幼稚。”谢尔盖冷淡地笑了笑。

  “当然,”罗巴诺夫把手一摆,“可是我为什么想起了这件事呢?那个身份不明的普罗霍罗夫……是不是瓦季克呢?”

  “什么意思?……啊,你是这样以为……”

  谢尔盖用凝注的目光看了朋友一眼。

  “是的,我这样以为,”罗巴诺夫点了点头,“你刚才说这很‘幼稚’。

  那么费奥多罗夫告诉你的那些话就不幼稚吗?”

  “或者说非常狡猾。”

  沃洛佳·扎特金用惊惶不安的目光一会儿看看这个,一会儿瞧瞧那个,不敢贸然加入谈话。看得出来,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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