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2006年第4期-第5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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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斤澜下饭喜欢豆腐生、盘菜生、虾籽生、白鳣生。“生”字倒装,表明是腌渍的意思。白鳣三四寸长,我认为是幼小的带鱼,林斤澜认为不是,它是长不大的。白鳣加绍酒、红曲,拌萝卜丝腌渍,下饭是很可口的。
他爱故乡,有一部分原因落实在爱故乡的美食。还比如炒粉干,比如遁糖麻糍。北京叫米粉,云南叫米线,温州叫粉干。温州有一种粉干细如发丝,过汤,伴鸡蛋在鲜肉油里炒,又脆又香。林斤澜说,他女儿记得温州唯一的好,就是炒粉干。而遁糖麻糍糯米做,林斤澜写道:“……左手心捏麻糍,右手伸大拇指,把麻糍从左手虎口顶出,成空心球遁入红糖卤。用铁笊篱捞起,倒入玻璃盒子里的白糖拌豆粉中,用铜片翻滚……口水早已满嘴了。”
林斤澜不拒绝大鱼大肉大宴席,而对于小吃,更是喜欢。刘心武说,在重庆,三伏天,宾馆没有空调,只有电扇,他见林斤澜和汪曾祺居然坐在街头的红油火锅旁,悠哉悠哉地饮白酒,涮毛肚肺片。回来谈天,两位神采飞扬。林斤澜对我说过访问西安,贾平凹在家自己下厨,做了一道什么小吃,非常可口。听过多年,这道什么小吃我已忘了。
请看他的散文《霜肠》和《老式猪脏粉》吧。前者云:“霜肠是羊肠子里灌羊肉,圆滚滚的使小文煮在锅里。以它为主,陪着煮的有骨头肉,碎肉,肉骨头……羊身上没有名分的东西,全在锅里了。……要问滋味如何,有人闻不得那味儿,见了那汤色更摇头,汤是白汤,可有人疑心不黄不绿。”后者说的是猪肠,“……那粗脏头,细小肠,整根竹筏一样浮在汤里……微火起小花,热气可烫手……手抓脏头上砧板,飕飕几刀……猪脏是猪身上属‘下水’之下者,以秽物为内容,难怪俗话有道:猪脏吃多了吃出屎来。因此必须搓、揉、洗干净,但,怪了,还须留有原味,这原味就只能意会不可言传了。也就是‘这一口’的奥妙、神秘、大象无形大味无穷。”
这样的东西都津津有味,世间还有什么不是美食呢?
啊,境界!
林斤澜好酒。林斤澜不大吸烟,他不存在戒烟不戒烟的问题,他吸的是“爽烟”,有时吸一支,有时几天不吸。从前偶尔吸吸,现在基本不吸。喝酒就不同了,不离不弃,渊源很深。比如,他的祖母就是把酒当茶的,忙一阵,经过厨房,端起锡质的酒壶,咕咚咕咚喝一气。这咕咚咕咚的,可不是今天的啤酒,那是黄酒,酿制如同加饭或花雕。大约七八岁时,林斤澜咯血,可能得的是痨病。温州人的说法,吃什么补什么,吃什么治什么。母亲便买来一个猪肺,煮好叫林斤澜吃下。林斤澜摇了摇头,说:
“这个……那么大……没有酒……怎么吃呢?”
母亲无奈,允许林斤澜下酒,林斤澜竟喝了大半斤黄酒。
十几岁时,林斤澜闹“革命”,在温州台州之间的一个山腰,和他同住的是一个牲口饲养员之类的老头,患有严重的哮喘病,整天呼噜呼噜,浓痰不断。林斤澜和老头并排睡在一铺。老头呼噜呼噜,稍一侧身,就往地下墙根啷的一声吐一口浓痰,像邓亚萍猛抽过去的乒乓球。有天夜里,林斤澜来了酒兴,老头居然给他搞到一瓶“白眼烧”(烈性劣质白酒),外带一块黑黢黢的羊头肉,其坚硬有如给旧鞋打后掌的胶皮。林斤澜牙口好,硬是就着那个黑黢黢的“胶皮后掌”,把那瓶“白眼烧”灌进肚里去。
二十多岁时,在无锡“苏南新专”,和高晓声、叶至诚、陆拂为等喝酒,酒后算账,钱却不够。林斤澜脱下皮衣,当在那里,回到学校,取钱赎回。
三十多岁,林斤澜“蹲点”门头沟山上,也与一个老头同睡。这个老头是个炊事员,可是那个时候,什么吃的都没有,只有大蒜,林斤澜便买来“番薯烧”,就大蒜和老头同饮。好一段时间,林斤澜终于把胃喝坏了。他的胃喝坏了,也就这么一次。
林斤澜究竟能喝多少酒,一般人不知道。我和他喝酒交往很多,但始终不明他的酒量。一是他酒量大,从不摇晃,从不粗舌,更不论呕吐了。二是他是长者,不可能劝酒,而且2001年大病之后,我们不敢叫他喝酒。在温州,有一天,他对我们年轻人说:“我们喝啤酒,一直喝下去,都不要上厕所,敢不敢?”大家都说不敢。一回,熟悉林斤澜多月的宾馆服务员对我说:“他一餐,能喝一瓶葡萄酒呢。”
葡萄酒、啤酒、黄酒、白酒他都喝,还不论土烧或洋酒,而且可以混杂着喝。中午喝,晚上喝,子夜可以拉他起来喝到凌晨。真是“海陆空”、“全天候”。陆文夫逝世后,我恰巧与他通过电话,他说:
“晓声走了,曾祺走了,现在文夫也走了。人说我们是文坛酒中四仙,咳,只剩下一个我了。”
邓友梅说林斤澜醉过一次。从老舍家喝了出来后,碰在大树上了。五十年代,老舍心情还好,每年中秋或生日,便叫一群人过来赏菊、喝酒。林斤澜说曹禺有一回醉了,溜到桌下了,可是双手还在抓酒瓶。对于碰树的事,他解释说:“我没醉。我知道前面有棵大树,我就向大树直走。直走肯定会碰上大树,结果,果然不出所料,碰上了。我当然没醉。”
爱女布谷对于父亲喝酒,越发管得严了。这是对的。2004年底,我们几人进京,林斤澜叫来邓友梅、柳萌,布谷做东,在宁波菜馆吃饭。席间,眼看邓友梅要给老朋友倒酒,布谷的眼睛睁得很大:
“小邓叔叔,不要给我爸倒酒!”
小邓叔叔还是给林斤澜倒了一杯啤酒。布谷站了起来,气呼呼地要过去。小邓叔叔只得表演般地、滑稽地把酒倒了回来。
知父莫如女。布谷深爱他的父亲。
林斤澜喜欢泡澡,这是他对我说的。
以我所知,他没有穿过西装,打过领带。他总是穿夹克。汪曾祺也这么说,还说他爱穿“条纹格子衬衫。衬衫就是街上买的,棉料的多,颜色倒是不怕花哨。”
近年来,在温州,他偶尔穿上两条衬衫。我说这么穿不好看。他莞尔。
2000年以前,在北京,他骑自行车。我没见他骑自行车的样子。他远游的时候,喜欢坐火车,不喜欢坐飞机,因为他有恐高症。但是,飞机快,温州至北京,两个小时。他许多时候还是坐飞机。
林斤澜爱好收藏酒瓶。他家有很多酒瓶。瓷的,陶的,玻璃的。他家的客厅一边是书橱,一边是酒瓶橱。酒瓶造型都是很漂亮的。不少酒瓶模样独特,非常古怪。有一个贵州安酒的酒瓶,酷似傩戏的脸谱,外套一个篾制的盒子,我以为是藏中极品。他淘汰了不少酒瓶。有的当年是独特的,现在就不独特了,比如酒鬼酒的瓶子。黄永玉设计的“布袋”,刚一出来,很有创意,赶紧收藏,后来到处是,没劲了,俗了,林斤澜就把它扔了。所以,林斤澜的藏品已经不是太多。
1997年之前,汪曾祺常常为林斤澜收集酒瓶。见到一个特别的,即使在边远地方,立即收好,迢迢带给林斤澜。就在2004年底吃饭这一天,邓友梅到林斤澜家,手里就拿着一个红酒瓶,长相一般,林斤澜小心收好。
林斤澜说,他曾经收藏瓷器,规模不小。文革时存款冻结,邓友梅又“倒霉”,三天两头来吃饭,林斤澜便叫夫人偷偷地分批分次,把它卖给废品收购站了。
林斤澜的心脏不好。三十多岁时晕倒一次,四十多岁时又晕倒一次。四十多岁时,医生说林斤澜最多只能活八年。每回体检,每回发出警告。禁忌多多,比如不要爬山,不要出远门等等。但,林斤澜一概不听。他凭感觉,他自我感觉良好。九十年代初,发现右腿微麻,到医院做了磁共振,结论是脑血栓。林斤澜骑车到了汪曾祺家,照样喝酒。汪夫人连忙劝他,不能骑车,也不能喝酒云云。林斤澜笑而不答。
唐达成在《斤澜印象杂记》中写道:林斤澜“陪几位文友同游故乡新辟的风景胜地。景点初创,曲曲折折的石路循山而上,有的地方只挖了一个石洞,要攀铁梯上去,许多人不免心中忐忑,面有怯色,甚至就在路边石块上安坐休息,不打算再往上攀登了。我只顾往前,倒也没有犹豫,等爬上去之后,我不免担心斤澜大哥年已七旬,恐怕不必再这样乘危涉险地折腾了。这条路也实在崎岖险奥,如不再加修整或另辟蹊径,一般游人可能要望而却步。我边寻思边行走,到了一山边小茶摊,树木葱郁,枝条葳蕤,即坐下歇足,不一会儿,斤澜兄竟缓缓从容而来,虽然额上大汗涔涔,却神色自若,并无任何畏难之色,甚至还绕茶摊极目四望,观看层峦叠嶂的起伏走势……”
2001年初,出大事了,林斤澜患急性肺炎,住进了同仁医院,没几天,发出“病危通知书”。
我和哲贵赶到北京,边上站着两个“特护”,环绕几种仪器,横七竖八的管子从他鼻、口、胸、手处接出,看得人眼酸鼻软。
他出院后,我问他是怎么得的肺炎。他说是感冒引起的。他对付感冒,历来是三种法子,这三种法子不与外人道,他是从《红楼梦》中贾母那里学来的!一是饿肚子;二是喝酒;三是蒙头热睡。
从前都是灵的,这回却失效了。
之后,林斤澜老实了一些。但温州总是要来的。他对我说,倘若感冒,我马上吃药。倘若感冒不轻,我得马上住院。我问了温州“一医”,他们说什么设备都有,对付肺炎,绰绰有余。但他状态极好,在温州如鱼得水,神仙一般轻松愉快,吃得好,睡得好,玩得好,什么小病都不曾有过。于是,他又不老实了,一个人走路走得太多。热天气,从不打伞,大汗淋漓。碰到下雨,他不坐车,故意淋湿,一路走回宾馆,说是“破坏性实验”。热洗一番,他喝点白酒,居然轻松欲仙。
喝啤酒,总是我们年轻人先上厕所。他得意地说:“你们啊,你们啊。”仿佛是说我们膀胱不行,肾也不行。他的肾是鲜亮鲜亮的!有一回喝了啤酒去看蒋介石母亲的墓,下山时忍无可忍,我便一人落下来,钻进竹林。赶上时,林斤澜对我说:“你去拉尿了。我就不想拉。”
他对北京同仁医院半年体检一回,感到头疼。意为无病找病,小题大做,如临大敌,犹如软禁,好生痛苦。“他们查病都要一两个礼拜,天天抽血,不厌其烦。说我有一项指标超了,查了几天查不出原因来。后来问我,有没有吃香蕉,我说有啊,吃了很多。我在这闲来无事,就把送的香蕉统统吃光了。好,放我回家了。”
不久前,他又被医院叫去体检了一回。他说:“又把我关了十几天。说我肾有所衰退,这就奇怪了,我八十多岁的人了,怎么会有二十岁的肾呢?他们这样查,那样查,把我的心情查不好了!”
林斤澜是个很重感情的人。他和汪曾祺的友谊成文坛佳话。我编的副刊“池上楼”三字,就是他请汪曾祺写的。他和汪曾祺出游时,经常有人请汪曾祺写字。写得多了,林斤澜便心疼。在温州,我就见过他劝汪曾祺“收摊”去睡。何镇邦在《常青的老树》中写道:“在漳州时,《闽南日报》的一位记者一而再地来求字,就被林老批评过。”
林斤澜收藏着茅盾、沈从文、老舍等人写给他的字画。他对我说:“最宝贵的是汪曾祺的信。从右派下放地张家口寄来。好几封长信,用毛笔竖行书写,内容是谈写作的。可惜文革中被我二姐烧掉了。”
1995年秋,汪曾祺看到温州堤坝,这条堤坝19公里,用石头砌成,以拦东海。汪曾祺非常激动,回京写了《瓯海修堤记》的铭文。他对林斤澜说,夜两点多,睡下了,忽然觉得还有两字不妥,遂又披衣改定。他还说,现在只剩下几句无关紧要的序言了,得找资料,反倒麻烦。林斤澜说,那就由我代写序言吧。
合拢后,林斤澜把它寄给了我。我从报纸效应出发,作者栏里打上“汪曾祺铭、林斤澜序”发表出去(《汪曾祺全集》未收):
一九九四年十七号台风袭瓯海,肆虐为百年来所仅见。计死人一百七十五,坏屋一九五四五间,农田受淹十四万亩。风过,瓯海人无意逃灾外流,共商修治海堤事。不作修修补补,不作小打小闹;集资彻底修建,一劳永逸。投入土石三百多万方,技工民工六十多万人次,耗资超亿元。至一九九五年十月竣工,阅十一个月。顶宽六米,高九米多,长近二十公里的石头堤,如奇迹出现。温州人皆曰:如此壮举,合当勒石记铭,以勖后来者,众口同声,曰:“然!”乃为之铭曰:
峨峨大堤,南天一柱。伊谁之力?瓯之百户。
温人重商,无往不赴。不靡国力,同心自助。
大堤之兴,速如飞渡。凿石移山,淘土为路。
茵茵草绿,群莺栖树。人鱼同乐,仓廪足富。
峨峨大堤,长安永固。前既彪炳,后当更著。
林斤澜来电,要我更正,作者应为汪曾祺一人。我说明明是两人嘛,笔迹都清清楚楚,这是事实。林斤澜别的不说,坚持要我更正,态度坚决。我只得做了更正声明,向作者读者致歉云云。
林斤澜的朋友是很多的。逝走的至交还有高晓声、叶至诚、唐达成等等。高晓声的命运老叫林斤澜揪心,叶至诚被时代所扰,写不好东西,使林斤澜牵挂。唐达成八十年代末以后,异常苦闷,林斤澜两次拉他玩江南,让他开心开心。高晓声、叶至诚、唐达成死后,林斤澜做文悼念,情深意切,如《“七月流火”》、《念至诚》、《再念至诚》、《十月电话》等等。
邓友梅是林斤澜在北京最早的密友。“可以共苦、不可同甘”,特别是往上爬的禀性,使林斤澜摇头不止。他的一句“我是玛拉沁夫的炊把儿”,让林斤澜为他难受。林斤澜认为作家就是要作品,不要别的。邓友梅在林斤澜面前说刘心武同梯不语、甚至奚落他,林斤澜认为应当在他自己这里找原因。而近几年来,邓友梅越发孤独,林斤澜又接纳他,聚首频繁。
建国后,师友黄先河做温州的第一任市长,给林斤澜写信,意思是要他做温州的宣传部长。林斤澜婉拒了。凭他的经历,他对“仕”失去兴趣,感到可怕,他坚决选择写作,当一介平民,做一个作家。所以,许多人多年不知他是共产党党员,是1937年的“革命战士”。和他比较接近的杨沫就不知道。朋友柳萌主编一套《老兵大家丛书》,邓友梅、李国文、赵大年、谢冕都有份,而林斤澜没有。柳萌大概是听邓友梅说的,给我的来信中说,“原来林老也是新四军的人,真是一点也不知道,以后补上。”
他在奉化溪口,景区是要买票的。他对我说:“我有一个离休干部证,不知道是文联发的还是北京市发的。”摸索又说,“即使是北京市发的,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