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75-清代衙门图说(选载)-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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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幕友中，以刑、钱幕友的报酬最高。他们一年的收入，是书禀、号件、征比等师爷的数倍。刑、钱二席的年脩，按较高的来计算，从乾隆初年的刑席260两，钱席220两，至乾隆五十年前后，最高可达年脩800两，增长三倍多。据记载，四川各级衙门刑名、钱谷的脩金是：总督、布按两司及盐茶道的刑、钱年脩均1000多两，总督衙署如刑、钱合席，则为2000余两。各道、府、州、县刑钱的脩金以地方公务的繁简为等差，最高的年脩为1440两，次为960两、720两、560两，最低的为360两。再如张集馨任职的漳州道台一向请三位幕友，每位每年1600银元。除了脩金以外，有些师爷还能得到幕主及下属衙门的“年节敬”，数目少则几两、几十两，多则成百上千两。而那些擅长舞弊的师爷还有贿金等非法收入。清代就有所谓“官一幕二衙门三”的说法，即指官员、幕友、书吏的分赃比例。民间对劣幕更是用“一代做官，三代打砖”（做贼打墙洞）来诅咒他们。
对于绝大多数幕友而言，他们都把这一职业作为谋生的手段，只有极少数人能够混出名堂来。尽管清代许多有名的人物都有过做幕的经历，但他们与那些以做幕为职业的人是有根本不同的，做幕仅是他们走向长远仕途的短暂旅程。而以做幕为职业的人，其中秀才占了相当一部分，他们做幕是不得已而为之。因此，多数幕友并不是富裕一族。嘉道时期的绍兴幕友许思湄，在他著的《秋水轩尺牍》中，留下了多次向亲友借钱的文字。他本人因生活困顿，最初想通过讨个妾以“留后”的愿望都未能实现。
庞大的幕友群体，出路何在？由于幕友多数来自屡试不中的秀才，他们或者世代相承，或者在一个地域形成风气，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是提供专业服务的人群。就刑名幕友而言，他们实际是专门的法律工作者；就钱谷幕友而言，他们是兼有财政、会计、统计等多项事务的专业人员。由于教育制度和社会实际需要的严重背离，科举出身的官员不熟悉这些专业知识，而一旦担任父母官，要他们“脱胎换骨”，自然不易。晚清名臣胡林翼在致友人的信中自言：“幼年精力，半耗于八股及时俗应酬，是以学识太小，本领太低，力不如志，以为可惜”，许同莘评价道：“才如（胡）文忠，而犹为此语”，更何况其他人呢，学识和本领都是在亲身实践中才能学得到（《公牍学史》）。
幕友通过其提供的专业服务，也能避免或减少施政中的不当行为。由于清代的法律规章“一切束之于不可破之例”，地方官聘请专业人员，就会使之规避法律处分。许同莘说：“举督抚州县束缚于例案之间，而又能支持补苴以延国命者，则别有人焉。”这个别人，就是幕友。这些人“明习律令，灼知情伪，机牙足以应变，智计足以解纷。其贤者能驭吏而不为吏所愚，其不肖者则与吏联为一气，而犹能弥缝无迹，为主人规避处分”，可见，幕友在衙门运行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正因为幕友不可或缺，因此清廷从制度层面给他们提供了一定的出路。雍正元年规定，督抚延请幕友，效力有年，称职者行文“咨部议叙，授之职任，以示砥砺”。也就是说，幕友中优秀的，经督抚上报吏部，可以授以官职，但不具有普遍性，而且，据许同莘讲，“举荐幕宾之制，不知何时停止”。到了清末，督抚衙门有劳绩的幕友，多因其他事列入荐章，而绝大多数幕友，“则布衣终老而已”。更多幕友的出路仍是参加科举考试，以获得做官的“功名”，如汪辉祖做了17年幕友后，去考举人，考中后又做了7年幕友，终于考中进士，后来做了知县官。绍兴人范家相早年做幕友，他的母亲责备他“泯泯无闻”，他为此发奋读书，考中进士。著名学者戴震、名吏林则徐等都有这样的经历，可以说，做幕之后重走科举路，比较普遍。到了咸丰、同治以后，做官的资格限制逐渐淡化，由做幕而做官的多了起来，左宗棠、刘蓉等一批人走的就是这样一条路。而在曾国藩、张之洞这两个近代最大幕府中做幕的人中，后来做官的更是举不胜举。郑天挺先生甚至认为，清后期的幕友已经失去幕友原来的意义，相当一部分已经向官的身份转变，与幕主形成了上下级的官员关系（《清代的幕府》）。
《清代衙门图说》 第二部分奸猾如油说书吏
奸猾如油说书吏
书吏又称胥吏、书办，他们在清代衙门中极为活跃，对政治有很大影响。晚清首位驻外公使郭嵩焘曾说：“汉唐以来，虽号为君主，然权力实不足，不能不有所分寄。故西汉与宰相外戚共天下，东汉与太监名士共天下，唐与后妃藩镇共天下，北宋与奸臣共天下，南宋与外国共天下，元与奸臣番僧共天下，明与宰相太监共天下，本朝则与胥吏共天下耳。”这段话指出了清朝政治的一大特色，即“与胥吏共天下”。
没有薪水的六房书吏
在州县衙门中担当重要角色的除了幕友外，就是书吏了。官方文献把在司道府州县供职的书吏称为“典吏”。各个州县因事务繁简有别，设置书吏的数额从几人到十几人不等，甚至多达几十人，这些定额的书吏要求上报吏部，被称为经制吏。根据光绪《大清会典事例》的统计，全国有经制吏14369人，平均每个县11人。这其中，也包括了管理钱库粮仓的书吏和州县属官衙门的书吏，他们被称为“攒典”。
除了经制吏以外，各个州县都有数目远远超出经制吏的非经制吏，主要有“贴写”、“帮差”两种。此外，还有“挂名书吏”。如果将这三种书吏加在一起，每个州县的书吏是个庞大的数目。明末清初的侯方域估计每个县有一千多人，乾隆时期的洪亮吉估计大县有一千人，中等的县有七八百人，小县也有一二百人。清后期的游百川估计的数目更高，他说大县有二三千人，小县也有三四百人。
毫无疑问，督抚司道衙门也设有数目不等的书吏。与地方书吏相区别，一般将京城的书吏称为部吏，当然也有称为书吏的时候，这种名称使用上的不规范也反映在法律上，即有时把他们作为“官”来对待，有时又视其为“役”。
按照官方的规定，充任书吏是有条件限制的。首先，他们必须身家清白，也就是出身“良民”。其次，要有邻右、亲族对其本人品行等方面所做的保证书。再次，他们必须有最基本的文字能力，包括识字、会写简单的文书等。另外，地方官还必须向吏部呈交一份盖有印信的证明书。
书吏充役期限为五年，五年役满，在外由督抚考试，将试卷封固送部，与在京各部院应考书吏等试卷一体校阅，分为四等，给以职衔选用。自乾隆十五年始，书吏考试后，由吏部严加阅核，分别去取，一等授予从九品职位，二等授予流外官职。
与中央主要由六部所构成的行政主体相适应，州县的书吏也对应设有“六房”，有关六房的职掌，根据康熙时期在山东两度任知县的黄六鸿所著的《福惠全书》记载，大体如下：
吏房掌管书吏及本县候选官吏的人事档案，如本衙门书吏若干名、书手若干名、攒典若干名，以上人员何时承充书吏；官员到任时间，任内奖惩、升迁、委署等事项；中式考职、起文赴部；有无在籍丁忧事故，曾否申报等项。
户房经管应征应结夏税秋粮、丁差徭役、杂课等项。包括地亩多少、减免课税、未完民欠、额销盐引、田房契税、动支钱粮、仓库实存等事项。
礼房经管祭祀、考试、学校、庆贺、旌表、先贤祠墓、古迹等事项。
兵房经管门军、皂、快、民壮、铺兵、驿递、夫马等项。
刑房经管人命、盗、逃、词讼、保甲、捕役、监仓禁卒等项。
工房经管修造、置办军需等项。
除六房书吏外，各州县根据事务不同，设置了其他一些房书，如总房掌杂务，收发房掌收发文件，招房掌口供记录、整理与誊清，柜书掌管粮银征收、发放单据，粮房经管粮食保管、出入登记等，漕书经管征收漕粮事宜，仓房管看管谷仓，库房经管物品登记，柬房掌管投递传达文书。通常来说，在比较大及事务繁忙的州县，所设书吏机构远远超出六房。《长随论》所记各房书吏职掌与《福惠全书》大略相同，但数量远远多于六房。如在户房外又设户科，经管牙贴税、粮米征比、收漕兑银、孤贫户口、水旱灾歉、平粜济赈；仓房经管食米、粮厫、房屋、斗级、斛手、社仓、义仓、常平仓等项；刑房之外设招房，经管勘验以及案件、供词、堂谕、断事等项；照磨房经管差票、差禀、解犯、提审。其他如承发房经管上申下行一切出入公文，以及各房循环签稿，告期、呈词、批词、状榜等项。
清代江西浮梁县衙六房悬挂的对联，可以增加我们对其职能的了解，按吏、户、礼、兵、刑、工的顺序，依次为：
选官擢吏贤而举，考政核绩廉以衡。
编户方田勤并慎，片赋敛财公亦平。
倡礼肖学崇孔孟，制章定典尚萧曹。
厉兵秣马备不懈，枕戈待旦防未然。
按律量刑昭天理，依法治罪摒私情。
鸠工庀材精营造，通路开渠细耕耘。
概括起来，书吏的职能主要有三项。一是草拟公牍，这也是书吏最主要的职能。乾隆帝即位之初，曾对总理事务王大臣说：“今之书吏，即古之府史胥徒也，各部院衙门，皆额设召募，所以检收档案，缮写文书。”草拟公牍，要求必须熟悉国家的有关章程，因此，“从来任用书吏，不过藉其谙练成例”。由于书吏很多，草拟公牍又有许多好处，因而州县官一般按照书吏在卯册上的顺序依次派这项差事。拟稿后要求草拟人在草稿上签署自己的名字和日期，草拟后要送幕友或州县官修改审定，通过后再回原房誊抄，交官复查，盖印加封。二是填报各种表册，包括填发传票、填报赋税表册等。在《福惠全书》中有很多这种表册、单据、账簿，如吏书花名册、征收钱粮总簿、流水日征簿、摘拿欠户差簿、保甲壮丁册、本县四境地界册等，有数十种之多，分别由吏、户、兵等房掌管。绍兴师爷“发明”的“江山一统”，即分别以点、直、横、撇作为部首的分类账册法，在各衙门被书吏们广泛使用。三是整理档案，将文件分类、编号等事情。
书吏和衙役一样，他们的报酬被称为“工食银”，以区别国家官员的“薪俸”。不可思议的是，自康熙朝开始，地方绝大多数衙门书吏每年大约六两左右的银子收入（工食银）也因当时平定三藩之乱，财政吃紧而取消了。此后，除了新建州县的个别地方书吏有正常收入外，全国绝大多数州县的书吏是没有薪水的。书吏不但没有报酬，多数时候他们还要自备办公用品，如笔墨纸张之类。既然没有薪水，何以有如此之多的人承充书吏呢？这也是所有问题的奥妙所在。
《清代衙门图说》 第二部分书吏的陋规
吃官饭的人——书吏的陋规
俗话说，见官三分灾，衙门里扫地的，都比百姓高三等。书吏虽然名义上不拿薪水，但实际的收入并不少，因为他们可以借助衙门这个在平民百姓眼中的“官家”的强势地位达到个人目的。正如黄宗羲所说，他们凭借官府的势力，乡民不敢致难，并且，“一为官府之人，一为田野之民，既非同类，自不相顾”（《明夷待访录·胥吏》）。没有正常收入，反倒给了他们想方设法捞取钱财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由。因此他们把自己经管的每一件事，甚至每件事的每个环节，都看作捞取好处的机会，而且不认为这种行为有什么不正当。这些“吃官饭的人”除了为官府做事捞取好处外，还可以享有减免赋税的权利。更重要的是，还可以利用“官家”的身份和直接经管赋税征收等机会，保护其本家乃至家族、亲戚的财产。这也是挂名书吏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
书吏利用其经管的事项索要陋规的现象是非常普遍的。就连汪辉祖也说：“吏无禄入，其有相循陋习资以为生者，原不必固为搜剔。若无舞弊累人之事，断不可杜其源。”水涨船高，宰相门前七品官，在更高衙门充役的书吏捞钱的机会就更多。雍正时期许多省份督抚的书吏将“业务”分为内外两班，内班总管案件，外班传递信息，相互勾结，朋比为奸。如果饱其贪欲，一个案件就可以改重为轻；如果拂其所欲，就批驳不已。如广东省就有这样的事：各案盗犯未获，无论年月远近，也不论盗犯多少，总督书办常常在冬季写传票派差提人，负责缉拿人的吏目、典史、巡检一起到肇庆，出示期限，索要好处。陋规的名目更是五花八门。每当官员到督抚衙门，必须送给书办三四十两银子，方准许回任。如果是品级低的小官无力馈送，就关押起来不放人，甚至杖责索要。至于其他各省的督抚书役，如承舍、旗牌等名目，全都自称为差官，督抚给票差遣也用“差官”字样，而全省官民也都以差官对待他们。这些人平日包揽词状，每当府州县官谒见督抚时，他们四处活动，私行嘱托。如有机会派往其他地方，肩舆车马，俨然官长一般，沿途还要拜会府州县官，索要夫马馈送。
书吏不但索要陋规，有时甚至直接替封疆大吏做主。督抚藩臬衙门，都设有本房、稿房、掌案、书办等职，所有文武官员的升降以及刑名钱谷之事，都是这些人查照定例呈稿，缮写承发，督抚藩臬只是从中斟酌一番，多数都照书吏拟的草稿签行，这就使得他们把公文、行政都操控在自己的手中。
书吏索要的好处费久而久之形成了约定俗成的陋规，因而百姓到官府报案，凡是不拿钱的就压下不办，以致从嘉庆时期开始，全国出现了大量的积案，真正成了“有理无钱莫进来”的昏暗世界。由于陋规的合法化，以及所得陋规的逐渐增加，书吏成为一个肥缺，因此每当书吏五年役满，接替他的人要出钱顶补，名曰“缺底”，一时间卖缺底的人“竟有盈千累万”。通过买缺底承充的书吏，由于所出资本很多，势必将负担转嫁到百姓头上。
对于直接经管钱粮的书吏，更是一份肥差，谋到这一差事的办法也不外乎钱，不过，这里的钱更多的流入了州县官的腰包。因为派这样的差，县太爷是不见银子不点头。名目也多种多样，比如钱粮仓库就设有粮总、库总等。道光二年，据一位御史奏报，州县官前脚刚到他任职的省分，该州县所管的粮房与库房书吏早已恭候多时，官老爷还没办“交代”，甚至连布、按两司还没来得及拜见，书吏们已经把沉甸甸白花花的银子拱手送上了，这位御史将此称之为“豫行贿赂”，目的就是要求派做粮总、库总。州县官银子也收了，粮总、库总也任命了，走马上任后，不得不把钱漕事务专交他们承办，接下来的事情虽然可想而知，但其舞弊的花样还是超出一般人的想象。书吏被任命为粮总、库总后，先把钱漕串票押到银号去换银子，除了还贿赂款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