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拉姆讲述考古的故事-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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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关于金字塔的记载叛国罪与象形文字（图）6
由于采用了拼音方法，托马斯·扬因此在罗塞达石碑古埃及世俗文体的铭文破译上做出了突出的成绩，但他在1818年也改变了原先的看法；在翻译“托勒密”这个词的象形文字时，竟然随心所欲地把这些字分为字母、单音节词和双音节词三类。 至此就看得很明白：两种不同的破译方法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一种方法的代表是自然主义者托马斯·扬。毋庸置疑他是一个有才华的人，但对语言学却不甚了了。他采用了按图索骥的解法，把文字作比较式的研究，并巧妙地增补了一些东西。尽管他具体破译出来的象形文字屈指可数，而且对它们在拼音方面的含义也完全不懂，但经商博良后来证实，在扬译出的221组文字中，正确的有76个，这足以说明他具有非凡的直觉的理解力。商博良通晓十几种古语，因为他懂得科普特语，所以在探索古埃及语的实质上远远比托马斯·扬高出一筹。 扬不过幸运地猜中了少数字母或单字的含义，而商博良则看破了语言本身的内在体系。他不是零碎地译出几个字，而是把古埃及语言破解得能够读得懂、学得会了。在找到基本原则之后，他立即明白，破译工作一定要从若干国王的名字下手；但这已是他酝酿良久的想法了。 为什么必须从国王的名字入手呢？前面说过，罗塞达石碑上的铭文是用三种文字表述的一篇通告，内容是教会把神圣的荣誉授给托勒密·埃庇范努斯国王。其中的希腊文是可以直接读懂的，它把通告的意思说得很明白；一些象形文字当中有一个椭圆形的圆圈，里面刻了几个符号，人们后来认为这只不过是一种装饰。 可以看出，在这篇象形文字铭文中只有这种装饰是用来表示加重语气的，可以有理由认定里面的符号是用埃及象形文字写下的国王的名字，因为只有国王的名字才可以大书特书的。还可以设想，任何一个有一般学识的人都能够从中找出几个组成“托勒密”这个字的字母（古体字旁），从而辨认哪些象形符号代表了这八个字母。 从事后来看，任何伟大的发现都似乎十分简单。1400年来，荷拉波隆的传统观念把埃及象形文字的研究工作搞得乌烟瘴气；所以，商博良重新开辟出来的这条路就是一件了不起的成就。更加凑巧的是：商博良的这个理论在腓力方尖石碑上的铭文里也得到了证实。这块碑182年被考古学家班克斯运到英国，碑上同样有象形文字和希腊文，称得上是罗塞达石碑第二。铭文中同样也刻有托勒密这个名字的装饰纹样；另外一组象形符号，通过与希腊铭文对照，确定为象形文字的“克娄巴特拉”。商博良就把这两组符号上下排列在一起，如图所示。 可以明显看出，代表“克娄巴特拉”一词的第二、第四和第五个符号，分别与“托勒密”的象形文字的第四、第三和第一个符号相同。这样，破译象形文字的金钥匙就被找到了，这也是打开古埃及文明的一切门锁的万能钥匙。 现在人们知道，象形文字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变化无穷的文字体系。现代的学生学习象形文字，觉得是轻松自然的事，然而，这却是商博良当年在独具慧眼的基础上付出了艰苦的努力而得来的研究成果，尽管在理解象形文字方面，商博良成绩卓著，但在当时，这方面的研究工作仍然是困难重重的，这是由于3000年来，象形文字产生了许多变体。现代人已十分了解这些变体，知道“古体”埃及文字有别于“新体”，而“新体”又与“现代体”不同；但在商博良之前，谁也不懂得这些变化；即使有的学者有所发现侥幸译出了一个字，而下一个字却又束手无策了。在今天，没有专业知识的人都知道，中世纪的文字的第一个字母只不过是一个装饰性的字母而已，再没有更多的含义，但中世纪的文字与现代文字都归属同一范畴，在时间上的跨度不足1000年，而最初的象形文字，却是一套不断发展的文字，它是一个3000年前的完全陌生的文化的产物。
第二部分：关于金字塔的记载叛国罪与象形文字（图）7
在今天，区分哪些是形声音、哪些是示意词和限定词已经不难了，而这是理解象形文字的第一步。今天，我们看到文本读法，有的从右向左，有的从左向右，有的从上向下，都已不足为怪了。荷兰的利曼斯、法国的德·路捷、意大利的罗塞尼亚、德国的莱普西亚斯和布鲁格施贝伊等学者都陆续有所发现。数以万计的古草文献被运到了欧洲，后进的专家们已能顺利地阅读那些取自于寺庙、碑石和陵墓的长篇累牍的铭文了。商博良死后，从1836到1841年，他的《埃及语法》在巴黎出版了，接着又先后出版了后人编纂的第一部埃文词典和《注释》、《碑文》等书。这些再加上继续研究的成果，这样后来的埃及学家们不仅会读而且会写埃及古文了。在希德纳姆的水晶宫里有一座埃及厅，厅里维多利亚女王和他丈夫阿尔弗莱德亲王的名字就是用象形文字镌刻的。柏林埃及博物馆的庭院的献词也是用象形文字写的。莱普西亚斯在埃及基泽的一座金字塔上竖起的那块石碑上面用象形文字写下了他那次远征的赞助者腓特烈·威廉四世的名字。 埋首书斋的学者们常常搞不到最原始的资料来证实自己的理论。有的地方心驰神往了数十年之久，却无缘亲眼去看一看。 在理论上，商博良的成就是非凡的，却没有实地发掘过古代文物。然而，他最终还是亲自到了埃及，使自己从书本里得来的理论在现实中作了验证。从青年时代起，商博良就开始研究古埃及的历史和地形，多年来尽管资料匮乏，他仍然对许多古雕像和铭文的制作时间和地点作了考证，每每这时他的脑海里就产生了一串串遐想。来到了埃及的商博良，就像一位动物学家用化石和骨骼把恐龙的身躯复原以后，又突然回到了白垩纪，站在了真正的恐龙面前。 从1828年7月到1829年12月，商博良率领远征队游历了埃及，这是一次胜利的进军。这时除法国政府以外，商博良的“叛国”罪名，埃及人早已忘却了。当地居民成群结队地跑出来一睹“看得懂古代石碑的人”的风采。埃及人对商博良的热情迎接，使远征队大为感动，他们给格里戈省穆罕默德·贝依省长唱起了《马赛曲》和《波第奇的猎舍》中的自由之歌。但这群法国人在如沐春风之余还做了一些实际工作：商博良接连不断有所发现，他的许多想法处处得到证实。对曼菲斯的古建筑遗迹，他一眼望去就能判定它们的建造年代；在里特·拉伊纳，他发现了一处古墓和两座寺庙；在萨展拉，当找到了古代王族的姓氏昂诺斯的时候，他立即断定这是最早期的古埃及王族。几年之后，马利耶特（法国埃及学家，1821—1881———译者注）在萨展拉考古取得了重大的收获。 商博良非常高兴，因为他六年前提出的一种设想现在证明是正确的，而当时提出的时候，遭到了整个埃及委员会的嘲笑。在远征队的船儿停靠的丹德拉口岸上，有一座得到历代帝王不断修建的庙宇。这些修建过丹德拉寺的古代帝王为：中古王国的第十二王朝国王、图特摩斯三世、新王国的雄主拉美西斯及其继承人、托勒密王朝、罗马征服者奥古斯都和内耳瓦、多米蒂安和图拉扬。其中后两位修建的是寺门和围墙。 1799年5月25日，拿破仑远征军经过艰苦的行军抵达了丹德拉，看到这片气势雄伟的遗迹后，全军上下一片惊奇。德赛将军率师全速追击穆马克时，军行至此竟然暂缓前进，为了观赏古代帝王遗留的这些恢宏的古建筑。此前，商博良早已借助图片、文献和镌刻的复制品等资料对这个古迹作了十分详尽的了解，现在他终于亲临其境了。那是埃及的一个满月当空的、晴朗无云的夜晚，远征队的15名队员央求批准他们上岸。队长商博良阻拦不住，就带领大家上岸进寺。他写道：“假如当时的埃及人看到我们，会把我们看成贝都印人，而欧洲人可能以为我们是一群武装了的卡尔特会僧侣。” 后来，参加了这次游历的罗特万分激动地追忆当时的经历：“我们慌慌张张地跑过一片椰林，那简直就是月光之下的神仙境界！随之是一片深草、荆棘和灌木丛。回去吗？不行！我们不愿回去。前进吗？我们不认得一点路。我们大声叫喊，响应的只是远远的几声狗叫。突然，我们看到一个枯干瘦弱的农夫睡在树下，旁边一根木棒，身上盖着几块黑色的烂布，三分像人，七分像鬼。”（商博良称之为“会走的木乃伊”。）他看到我们就站了起来，似乎吓得要命，以为一定是活不成了……又足足走了两个小时，那寺院终于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在柔和的月光下，好一幅令人陶醉的画卷……抵达之前，在路上我们还唱了几首歌来缓和一下焦躁的心绪。然而，现在已站在寺门前，它沐浴在一片圣洁的月光里，那景象真令人心旷神怡！粗大的圆柱支撑着大厅，下面的一片寂静的、梦幻般神秘的境界！外面却是皎洁如水的月光，真是奇特而又绝妙的对比！
第二部分：关于金字塔的记载叛国罪与象形文字（图）8
我们在寺里用枯草点起了一堆篝火，火光再一次带给我们一片欢悦，我们如醉如痴，没有人不喜出望外的……这是一幅多么神奇的画面，充满着魔幻般的色彩，然而却是丹德拉大厦之下的现实。
商博良又是如何描述这次游历的呢？别人称他为“师傅”，他的稳重的叙事风格与这个身份很般配，然而从他那冷静的措辞里可以感受到奔腾的激情。他说：“我不想描写这座寺庙，特别是寺中的圆柱门廊给我们的印象有多么深刻。建筑物的大小是可以量得出来的，但想要说明寺庙的整体是不可能的。它是雄伟和华丽的最完美的结合。我们兴高采烈地在这里欣赏了两个小时。我们请那农夫当向导，走遍了寺中的殿堂，并且就着月光看了外面的铭文。” 这是商博良看到的第一座保存完好的规模庞大的古埃及寺庙。从他当夜和后来写出的日记能够看出，在古埃及的研究方面，他付出了多少心血啊！他早已在思想上和想像中为那天看到的美景作了足够的心理准备，所以在看到实物时没有什么使他觉得意外。眼前的一切只不过证实了他早已思索过的东西。队员中有的很有学问，只是对他敏捷的思维有时反应不过来，商博良的学识使他们都感到惊异。大多数远征队成员都把那些寺庙、大门、铭文和圆柱看做死的石雕，看做一些无生命的纪念过去的东西，而在远征队长的眼里，这些都是一片鲜活的景象的组成部分。 全体人员都剃了头发，头上戴的是穆斯林的大头巾，身上穿着锈金边的上衣，脚上配的是黄色皮鞋。罗特说：“我们穿戴着整整齐齐，似乎煞有介事。”但对这套着装，商博良并无这种半开玩笑的态度。多年以来，在格兰诺勃尔和巴黎，他就被人称为“埃及人”，他总是埃及人打扮，好像打小就生活在这尼罗河的祖国，这一点他的朋友是有目共睹的。 在这次埃及旅行期间，商博良做了许多解释古迹和破译古文的工作，他常常有所领悟，新的见解层出不穷。他宣布了一项比埃及委员会高出一筹的发现：这座寺庙并非埃及委员会所认定的艾茜斯庙，而是爱神海梭庙。它到底是不是如委员会所说的“极为古老”呢？寺里的建筑实际上是在托勒密王朝最后定型的，并且在此之后罗马人对它作了装修。尽管月光之下看起来气魄非凡，“固然不愧为建筑上的杰作”，但他还是看出这座寺庙的雕刻“风格却是极不高明的”。他写道：“但愿委员会勿见怪：我认为丹德拉寺的浮雕十分恶劣。这是必然的，因为它们都是衰落时期留下来的作品，当时的雕刻艺术已经朽腐没落，而建筑作为数学的艺术是相对稳定的，所以这寺庙的建筑还没有辱没埃及的神，也值得后人的景仰！” 三年后商博良辞世了，这是新兴的埃及学的一个巨大损失。他死后英、德两国一些学者立刻对他的见解群起而攻之。他们完全不考虑商博良那种破译古文的方法所带来的公认的成就，而是把他这种方法盲目地指斥为幻想的产物。但商博良得到了德国学者理查德·莱普西亚斯的大力声援。1866年，莱普西亚斯发现了用世俗体埃及象形文字和希腊文两种文字写成的堪诺普斯诏书。认真研究的结果全面证实了商博良的理论。1896年，在伦敦皇家学会，彼得·勒·培基·兰诺夫爵士发表演说，对商博良作了应有的崇高的评价。其时商博良已逝世64年了。 商博良破解了埃及古文字之谜，长期的发掘工作从此可以进行了。
第二部分：关于金字塔的记载古埃及的生活（图）1
本书属于概论性质，只能对考古学的许多最杰出的成果逐一加以略述，无法详细地记述全部学者的所有成绩，然而这些学者都在那儿辛勤地劳动着，有的编目，有的分类，有的大胆地提出看法和见解，有的作出其他成就。 自从商博良破译出了象形文字以来，几十年间在古埃及的研究方面产生了突出的成果，这些成果与这些名字不可分割：意大利搜集家贝尔佐尼、德国目录学家莱普西亚斯、法国古物收藏家马利耶特以及英国测量和解释古物的专家佩特里。 考古学家霍华德·卡特谈到乔万尼·巴蒂斯塔·贝尔佐尼（1778—1823）时称赞他是“自从有古埃及学以来最杰出的人物之一”。早年的贝尔佐尼在伦敦的一家马戏团里演过大力士。卡特对他的评价主要指的是他的为人，而非他在专业领域里的成就。我们知道，业余爱好者向来在考古学上是起过重要作用的，而他在业余爱好者中可能是最为特殊的一个。 贝尔佐尼出生于意大利的帕多瓦市一个罗马天主教徒家庭。他早年曾想在教会出任神职。但还未得得及举行授职仪式，他却因为一场政治阴谋而受到牵连。为了躲避牢狱之灾，他逃到了伦敦。据当时的报道，他在伦敦一家低级音乐厅扮演“意大利巨人”和“大力士”，每晚肩扛着几个大汉在舞台上打转。当时的他显然同考古学风马牛不相及。据说他想钻研机械工程，但他对机械工程的态度并不是墨守陈规的；1815年，他发明了一种供埃及使用的水轮机，声称效率比埃及当地的水轮机高三倍。经过一番周折，他竟被同意把一台水轮机样品安装在穆罕默德·阿里的府里。由此可见，他不只脑袋瓜聪明，而且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勇气。 当时的穆罕默德·阿里正飞黄腾达。但他是一位阴险的人物，祖籍阿尔巴尼亚，起初当咖啡商，后来当了将军。贝尔佐尼到埃及时，阿里已是土耳其政府驻埃及总督，后又成为埃及独裁者，同时管辖叙利亚和部分阿拉伯领土。他曾两度大败英国，在清洗政敌上向以毒辣闻名。有一回为了解决穆马克人的矛盾，他在开罗宴请了480名穆马克首领，席间乘机把他们全部砍死了。尽管他在很多方面倡导进步，但他对贝尔佐尼的水轮机几无兴趣。而贝尔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