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拉姆讲述考古的故事-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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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完全肯定，现在只要找出阿齐曼尼德王朝的两位国王的名字就够了。……于是，我就动手检阅波斯国王的世系，看看哪两个名字与这段铭文最为相契。这两位国王不会是居鲁士和冈比西斯，因为铭文中的两个名字的第一个字母不同（但居鲁士和冈比西斯两个字的首位字母都是C———译者注），也不会是居鲁士和阿塔薛西斯，因为这两个字同铭文中的两个名字相比，第一个名字太短，第二个名字太长。剩下的名字就只有大流士和薛西斯最恰当了。这两个名字和铭文十分相符，可以肯定正确的答案找到了。还有一个现象能对这一点作进一步的证实，即在儿子的铭文中，父亲的名字旁边有代表王位的符号，但在父亲的铭文中却没有这种符号。全部波赛波里斯的铭文都能够证实这个现象。　　　　

　　　　　　这就是证据，它的逻辑性是无可挑剔的。然而，还有最后一步工作要做。到此为止，戈罗特芬德使用的国王名字用的是希腊文，尤其是希罗多德传下去的写法。戈罗特芬德知道那祖父的名字，并据此作出解释。他写道：　　　　

　　　　　　由于这几个名字准确破译了，现在已经识别出来的字母有12个之多，其中包括皇室称号的全部字母，只缺少一个字母。下一步应该把只有希腊文的波斯人名译回波斯原文，这样每个国王的名字就能够知道了，也就可读懂这铭文了。从赞德…阿伟斯塔（波斯经卷的总称），我已经了解到，希斯塔斯辟斯这个名字在波斯语中读作“戈斯查斯波”、“齐斯塔斯波”或“维斯塔斯波”。这样，我就搞清楚了在大流士的铭文中“希斯塔斯辟斯”这名字的前七个字母。最后三个字母我已用对比所有国王名字的方法搞清楚了。


第三部分：关于塔的记载破译楔形文字（图）5

　　　　　　到这里，终于有了一个开端。　　　　　　随后是进一步的研究，然而值得思考的是，直至三十多年之后，才有人取得了比较大的进展。法国的埃米勒·伯恩诺夫和德国的克里斯坦因·拉森是对楔形文字的破译科学作出贡献的后来者。1836年，这两人发表了研究报告。　　　　　　很多人知道破译了象形文字的商博良，但很少听人说过戈罗特芬德，这多少有点不可理喻。学校里从未讲授过戈罗特芬德的理论，许多现代百科全书对他只字未提，有的不过在参考书目中一笔带过。但是，在美索不达米亚出土的铭文的破译史上，戈罗特芬德是开路先锋。　　　　　　领先的是戈罗特芬德，尽管有一个英国人也是独自进行研究之后并破解了楔形文字之谜。这个人的发现是具有典型的科学性的，但他对亚述学所作的贡献直到1846年才公诸于世，而这时，戈罗特芬德的破译方法已被伯恩诺夫和拉森作了改进和补充。　　　　　　但这位英国人的功绩在于他的方法比他的先行者大大前进了。他制定了一整套破译方法，使得楔形文字能够和别的语言一样在课堂上讲授。由于他，楔形文字走出了专家的工作室，进入了大学的课堂。对19世纪不断出土而积累下来的篇幅浩繁的古代铭文（有一次竟出土了一座黏土牌的古图书馆，此事容后详述），只有应用他的方法，才能够处理。这里有一件事能够说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埋藏的资料有多么丰富：从1888年到1900年，伏尔拉斯·希尔普莱赫特率领一支考察队，在尼普尔（古巴比伦城，位于幼发拉底河上———译者注）搜集了大量的楔形文字铭文土牌，由于数量太多，破译和出版工作至今还在进行之中。


第三部分：关于塔的记载尼布甲尼撒的黏土牌词典（图）1

　　　　　　1837年，亨利·克莱斯维克·罗林生少校，这位波斯国防部的英国职员，借着滑轮、吊车把自己缒到白希斯吞附近一处峭壁旁，抄录了摩崖石刻上的古文。罗林生是把亚述学同政治生涯相结合的第二位外交官。　　　　　　罗林生的考古活动是冒险而进取的，正好与戈罗特芬德的文静与稳健相反。一次偶然的机遇使他对波斯古文的爱好开始了。17岁的罗林生，以军校学员的身份乘船取道合恩角前往印度。在船上，他编辑并出版了一份刊物，目的只是排遣旅途上的寂寞。一位名叫约翰·马尔科姆爵士的旅客，不仅是孟买的长官，而且是一位杰出的东方学者。他对这位深夜不眠的、年轻的军人编辑很是关注，他同罗林生作了一次长谈，话题自然而然是爵士爱好的东方学，由于这个孟买长官热中于研究波斯的语言、文学和历史。这次长谈对罗林生一生的事业起了决定性的影响。　　　　　　罗林生1801年出生，1826年参军，在东印度公司服役，1839年到阿富汗坎大哈任政治代表，1843年任英国驻巴格达领事，1851年晋升为总领事，并授中校军衔。1856年返回英国，当选国会议员，同年出任东印度公司理事。1859年任英国驻波斯公使，1865—1868年重任国会议员。　　　　　　罗林生开始钻研楔形文字时，用的黏土牌就是伯恩诺夫当年用过的。令人惊异的是，虽然对戈罗特芬德、伯恩诺夫和拉森的成果他一点都不知道，但却运用同戈罗特芬德十分相似的方法破译出了三位国王的名字，大拉雅乌什（大流士）、克沙亚尔沙和威斯塔施帕就是这三个名字的英文拼法。此外，他还破译出了另外四个名字的一些单词，但他对单词的准确性把握不大。1836年，他看到了戈罗特芬德的译文，对比之下能够看出，在许多方面罗林生自己比那位哥根廷老师高出一筹。这时他渴望有更多的铭文到手，其中人名越多越好。　　　　　　波斯的巴吉斯坦纳一向有“神仙家园”的美誉。从古以来，这里就耸立着一座陡峭的高山，山上有座高峰，山下是一条古道，从哈马丹经克尔曼沙通往巴比伦。大约二千五百年前，波斯国王大流士（不同的语言把这个名字译成不同的形式，如大拉雅乌什、多莱查乌什、达拉勃、达莱奥斯等）派人在峭壁上凿石铭文，歌颂他本人的战功、事业和德行。这段石刻离谷底大约有160英尺。


第三部分：关于塔的记载尼布甲尼撒的黏土牌词典（图）2

　　　　　　许多石像雕在一块巨大的山石上，十分醒目地突兀在峭壁之上。其中大流士倚弓而立，把左阿玛塔踏伏在右脚之下。左阿玛塔是一位巫师，曾企图在国内煽动叛乱。两位身佩箭袋、手握长矛的波斯贵族站在国王身后。九名被俘的“谎言之王”匍匐在国王面前，他们的双脚被缚住了，脖子上套着绳索。雕像群的两旁和下面刻着14行铭文，用三种不同的文字刻录了大流士的业绩。戈罗特芬德看出了白希斯吞摩崖石刻是三种不同的楔形文字，但显然他无法确定是哪三种文字。这三种文字是波斯古文、巴比伦文和伊拉姆（波斯湾古国、公元前6世纪被亚述所灭———译者注）文。在这篇留传后世的石刻当中有一段这样的公告：　　　　

　　　　　　国王大流士公告如下：　　　　　　将来如果有人　　　　　　看到这段奉旨凿出的　　　　　　峭壁上的铭文　　　　　　并且见到这里的人像，　　　　　　不要去掉或者毁损它们。　　　　　　只要你们的子孙繁衍，　　　　　　要世代注意保留它们。　　　　　　这段古文被罗林生缒在绳索上抄录下来了。几年之后，他才把巴比伦的段落抄录下来，因为在中东，很不容易弄到为靠近这段石刻需要的长梯、长索和许多铁钩这些东西。克服了种种困难之后，1846年他终于把这篇著名的摩崖石刻的手抄本连同全部译文递交皇家亚洲学会。英国在破译亚述古文方面最早的伟大成就就在此。　　　　　　然而，其他各地的学者特别是法籍德国学者奥颇特和英国的兴克斯，也没有闲着，而是取得了重大的成绩。当时梵文研究已一天比一天深入，对整个印欧语系的了解也一天比一天广泛，人们运用比较语言学对这些语言进行分析，进而把波斯古文的语法结构弄清楚。在各国学者的共同努力之下，逐步辨认出了60个古波斯时代的楔形文字。　　　　　　白希斯吞的古铭文是一批空前丰富的资料，这时罗林生等人已经对这些古铭文作了深入的研究。罗林生发现了一种情况；有人希望找出一套密码规律来翻译东方古文，尤其是博塔出土的那些铭文。罗林生的发现对于这种向往不亚于一次严重的打击。　　　　　　前面说过，波赛波里斯和白希斯吞的古铭文都是用三种不同的文字写的。虽然戈罗特芬德弄懂了其中一部分的含义，但这一部分文字和其他语言中相似内容的文字，在时间上应该是最为接近的。戈罗特芬德集中精力钻研之处是铭文最容易的部分，是当中的一行；楔形文字中间一行文字被戈罗特芬德之前的研究工作者定为第一类。　　　　　　在基本解决了第一类文字的问题之后，破译工作就转到了另外两类。第二类楔形文字的破译方法后来终于找到了，这应归功于丹麦人尼尔斯·威斯特加德。1854年，他在哥本哈根初次发表了自己的研究成果。而破译第三类文字的功劳应归奥颇特与罗林生分享；其时罗林生出任驻巴格达总领事。　　　　　　分析第三类楔形文字时发现了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第一类文字是拼音文字，如同欧洲文字，每个符号代表一个音。但第三类文字却不是这样；在这一类文字里每一个符号即代表音节又代表整个的字。更为重要的是在一些情况之下（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情况逐渐增加），同样的符号（即多音符号）可以代表不同的几个音节，甚或不同的几个字。与此相反，同一个字可以用几个同音词来代表。最后终于明白了这一点：含义的可变性就是第三类楔形文字的规律，这就让人无所适从了。


第三部分：关于塔的记载尼布甲尼撒的黏土牌词典（图）3

　　　　　　在这一词多义的荆棘中，怎样才能开辟出一条通路来呢？起初谁也不知道。这些不利的消息，尤其是罗林生的报告公开以后，在学者当中造成了震动，而一般读者则感到恼火。专家们当然一致认为总有一天总有人会看得懂这些古文字，于是一场争论在专业的与非专业的研究人员之间展开了。许多专家和业余研究者，许多作家———知名的和不甚知名的，在科学和文学报刊上提问：是否可以真的相信，如此杂乱无章的文字竟然会被人当做交流的工具呢？是否应该接纳某些人的保证，认为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将来会变成能够读懂的文字呢？人们提出了猛烈的抨击，专家们成为了攻击的靶子，罗林生首当其冲，罪名是他开了“不科学的玩笑”，所以应该“就此收手”。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其上下文太繁复，不作转录）就能够说明第三类文字难以捉摸到了什么程度。r的音能够用六个不同的符号来表示，其不同取决于用在ra、ri、ru、ar、ir和ur六个音节中的哪一个里。然而假设需要表示ram或mar的音，即在ra或ar之上加一个声母，结果却由发音不同而造出了一个新的表意词。这个新的表意词的组成部分还不能决定它的发音。进一步说，如果几个符号连在一起形成了一个表意组合，用来表达某种内容，但这个表意组合的发音并不是构成它的每一个符号的发音的集合。比如第三类文字中代表著名的国王尼布甲尼撒名字的几个字，如果依照每个字母按顺序读出，就会读成“安—帕—撒—都—西斯”，然而实际上也读作“尼布甲尼撒”。　　　　　　在外行人看来，这时楔形文字的破译工作简直就是一团乱麻。但就在这时，近百块黏土牌在博塔当年挖过的库云吉克出土了，后来考证它们是公元前7世纪中叶的产品。也许这些泥牌是为了帮助后世的学者而特意制作的，因为大量的单词表被刻在了上面，把表意文字的发音、含义同拼音文字照写出来了。　　　　　　这些文物的出土的意义极为重大，因为翻译古文的人从此可以使用一部“词典”了。可以看出，当时旧的多音节象形文字开始向拼音文字简化，词汇对照表在这时才造出来了，作为楔形文字初学者的辅导资料。　　　　　　渐渐地，几本“阅读指南”和“词典”根据这些黏土牌编成了。词典把苏美尔词都注出了闪米特文的释文。最后，一部类似百科词典的工具书出土了，里面有各种物品的插图，其中属于法律和宗教仪式中使用的东西，附有苏美尔语和闪米特人的名称。　　　　　　这些材料的意义虽然是重大的，但是它终究是不够完备的，只不过提供一个良好的开端而已。对这些复杂而含混的楔形文字，破译工作者要克服多少困难、走过多少弯路、钻入多少死胡同之后才能最终破译出来，其中的艰辛只有专家们才能深深体会。　　　　　　像过去开拓新领域的学者一样，罗林生公开宣称他能看懂这些最难懂的楔形文字时，也遭受了不少攻击和诽谤。这时伦敦皇家亚洲学会做出了一件学术史上罕见的，乃至空前的事情。　　　　　　皇家学会给四位最著名的楔形文字专家———这四个人互不认识———各发了一封密信，信中要求他们尽快译出随信附寄的一篇最新出土的亚述语古文。　　　　　　这四位专家为罗林生、兴克斯、塔尔伯特和奥颇特。四个人同时动手翻译，谁也不知道另外三个人的活动，并且各自按照自己的方法去做。最后，四个人都把各自的译文密封寄回，四篇译文由一个专门小组进行破译。那些过去一听到谁说他能破译楔形文字就百般嘲弄的人，现在被证明是错了：这些极其复杂的多音节文字的确能够看懂。四篇译文大体上是相同的。　　　　　　当然，这次超常规的测试活动招致了亚述学家们的不满，他们觉得自己被愚弄了。他们认为不管一般群众怎么拥护，这种测验方法是违背科学的。　　　　　　但是没关系，1857年，《亚述王梯格拉斯———辟勒塞的铭文：罗林生、塔尔伯特、兴克斯博士、奥颇特译》一文在伦敦出版了。这本书令人无比信服地证明了，尽管译者走过了各自不同但无不极为坎坷的道路，但破译的成绩是准确而又符合科学的。　　　　　　亚述学仍在继续向前发展；十年之后第一部亚述语基本语法书问世了，学者们接着动手探究亚述口语的奥秘。现在能读楔形文字的人已不计其数了。但有时也碰到困难，那是因为泥牌不全或刻工不良所引起的；这些古老的泥牌经过3000年的风吹雨淋、烈日曝晒之后，给人类带来一些客观上的困难，也是意料之中的事了。


第三部分：关于塔的记载智斗总督的业余考古家（图）1

　　　　　　在海德公园作为世界博览会会址三年之后，伦敦的水晶宫1854年拆迁到了西德纳姆，改为了博物馆。从此以后，西欧人才有机会欣赏到《圣经》里所描写的一些古城的豪华，而预言家往往把这些城市贬低为腐化和罪恶的渊薮。在这座新建的不列颠博物馆里，两间巨大的叙利亚住房和一座宫殿的正面再现出来了。这些展出的建筑物蔚为奇观，此前只有在《圣经》和神话般的游记里才能看到。　　　　　　一座古代的礼仪殿和一间帝王的寝宫在展览馆里搭起来了。展品中有人头狮身的飞兽和猎狮人、“征服英雄”、“大地之主”———吉尔加美什的形象。有些墙壁用的是巴比伦砖砌成的，这是一种带彩釉的砖，别处的古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