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爷当家-第1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ü僦捶ㄊ庇只峥悸堑酱橙寮业摹拔匏稀薄ⅰ跋⑺稀敝担⒉幌胱犯康椎匕寻讣罄淼剿涫觥Ｌㄍ宓⑿轮裣氐那宕蛋钢写嬗�206件民事方面的案卷，其中经开庭审理的仅80件，40％都不到；在审前经“公亲”调解而自愿撤诉“和息”的有22件。两者相加也不到50％，剩下的多半都是不了了之者。而且从淡水厅、新竹县的档案中可以发现，当时凡原告一方起诉，经佥差传唤而另一方仍未到庭，原告一方又没有再次起诉，经过三个月后，州县官就会将此案予以注销，从登记自理词讼案件的“循环簿”上删除。不过清代法律上并没有这样一项制度，可能是晚清各地流行的“土政策”。
判词必须零缺点
凡开庭审理的自理词讼案件，一般都要由州县正印官审判，称为“堂谕”，书面则称“判词”、“审语”。能当堂立即作出堂谕的，只有几个“能吏”而已，绝大部分官员的堂谕，则是在案件审完后，退入内衙，由师爷草拟“审语”判词，然后再次开庭宣判。判词要抄录一份张贴在衙门前照壁上，全部卷宗粘连钤印归档。至于当事人，则要付钱才能得到一份抄件。
自理词讼虽号称“自理”，但仍受上级的监督。如分巡道的一个职责就是巡行所属州县，检查循环簿，必要时也会调卷详查。所以，判决必须稳妥，足以使双方心服口服，或者至少没有出现较大的漏洞，让当事人藉此再次起诉，缠讼不已。如果漏洞足以使当事人有理由向上级衙门“上控”或“翻控”，上级机关有时会调取原卷查阅，或者委派邻近州县审理此案。倘若判决果然有误，原审官员便会遭受处罚。所以判词一定要稳妥可行，在礼教上、民俗舆论上、法律上能够站得住脚。
援引成案必须谨慎
刑名师爷起草判词，为求稳妥，一定要仔细推敲，斟酌“天理、人情、国法”。一般来说自理词讼的判决不必具引律例，往往只要提一句“例载禁条”或“律条可据”就算是交代了判词在法律上的依据。所谓“自理词讼原不必事事照例”。而对于援引儒家经典，也往往并不原文照录，只是撷取一段语录，或援引经义，甚至只用一句“准理酌情”来概括。
另外，清代法律明文禁止在判决中援引成案。《大清律例·刑律·断狱》有一条条例：“除正律、正例外，凡属成案未经通行者为定例，一概严禁，毋得混行牵引，致罪有出入。”不过在自理词讼中，往往援引成案判决，尤其援引当地前任官员所判案例来证明自己的判决符合“人情”。这是师爷的专门技能之一，所谓“例案精熟”也。
不过也有些师爷对引成案判案表示不以为然。汪辉祖在《佐治药言》中专门写了一条“勿轻引成案”，说“成案如程墨然，存其体裁而已，必援以为准，刻舟求剑，鲜有当者”，而“人情万变，总无合辙之事，小有参差，即大费推敲”。况且前任师爷在推敲判词时，一般并不考虑以后会被援引适用的问题。既然各任判决不同，一旦师爷惯于援引成案，则地方讼师也会教唆当事人引用某一不同而类似的成案“翻控”、“上控”，如此一来，将使东家难堪受累。所以他不主张引用成案来作出判词。
平湖县的遗产风波
清乾隆年间，浙江嘉兴府平湖县有很多世家大族为了“争继”而彼此缠讼。汪辉祖到当地来当刑名师爷，看不惯这种风气，就和东家刘知县商量，如有争继诉讼案件，先查有没有为死者立继子的确切理由，再查死者是否有辈分相当的侄子。如果死者妻子尚在，就由遗孀自主决定。如果妻子亦已去世，就根据“无后食于祖”的经义，一律不准立继，将遗产作为宗族祭祖的族产。
平湖县有个叫殳球的，看中远房叔父殳凤于死后所遗下的270亩田产，遂呈控称自己应当为殳凤于继子，继承这笔遗产。但汪辉祖却拟定判词，判100亩田产为殳凤于的女儿出嫁时的嫁妆，20亩地作为殳凤于坟地，剩下的150亩则作为殳姓宗族祭产，不准私人占有。
殳球不服，就援引清代法律中“死者无子允许同宗侄辈继承”的规定，到嘉兴府上控。嘉兴知府同意其上控理由，下令平湖县重审此案，并将审判结果上报知府。汪辉祖为此起草了长达万言的禀帖（非正式公文的信件），向知府指出：法律所言为“许令”，而不是“必定”，即允许侄辈承继而不是非要有侄辈继承不可。何况殳球争继并未得到殳凤于家人及殳姓宗族的支持，故不能允许他继嗣。
嘉兴府拖了两个月，见平湖县仍顶着不办此案，只得批准这个判词，驳回殳球的上控。
案情不同，不能以此类推
前述判词作出后不久，平湖县刘知县升官而去，汪辉祖也辞馆，但一时还没有离开平湖。这时，平湖县又发生一件争继案：黄氏宗族的族长援引汪辉祖那份判词，把抚育两个女儿、守寡四年的寡妇黄俞氏的42亩田产收归宗族所有。黄俞氏无端失去田产，被迫呈控。新任知县刘开焘未及深思，就同意一位习惯用成案判案的师爷的拟稿，按汪辉祖所拟前述成案，判黄俞氏应将田产交给宗族，由族长收租，每年给三十石租米，各佃户不得再向黄俞氏交租，黄俞氏也不得私自出卖此项田产。
汪辉祖在离开平湖前见了这个判词，大吃一惊，赶紧向新任知县力争。他表示，那个成案仅适用于夫妇双亡的情况，现在寡妇尚在，又有女儿，应优先援引法律：“妇人夫亡无子守志者，例承夫分户绝财产。果无同宗应继之人，例得亲女承受。”现在寡妇尚在而要剥夺其财产，“无此政体，亦无此风俗”，建议将42亩中定5亩为黄俞氏去世后的祭产，其余37亩则任黄俞氏自由经营处理，黄氏宗族不得插手。
新任刘知县这才醒悟，按汪辉祖的建议改判。后来黄氏宗族不服，上控嘉兴府，被嘉兴府驳回了才死心。（《病榻梦痕录》卷上）
从以上这个案例可以看到，清代师爷在援引成案时往往相当随便，稍微沾点边的拉来就用，有时甚至连法律都搁置一边。像汪辉祖这样仔细推敲判词，唯恐成案之后又生成案的师爷，毕竟不多。
第五章见招拆招写报告
师爷有时候要与上级官府玩起猫捉老鼠的游戏，上级驳诘师爷的判决，不会明说，不露痕迹，师爷必须胸有成竹，愈驳愈定。
与现代法治国家相反，中国古代对地方政府的监督都来自其上级，故各级政府都向其上级负责，所谓“亲民之治，实惟州县，州县而上，皆以整饬州县之治为治而已”（《学治臆说》）。
对于州县司法监督，更是叠床架屋，徒刑及徒刑以上的案件都要经过几次复审，才能终审判决。如：徒刑案件经州县初审后，还要经府、司的复审才能终审执行。充军、流放、发遣案件经州县初审后，需经府、司、省巡抚、总督的复审才能最终定案，其卷宗还要上报刑部复核，方算终审。死刑案件更是必须由中央三法司会同复审，经皇帝“勾决”（或秋审后再经皇帝勾决）才能执行死刑。州县官对于那些自己没有终审权的案件，要在初审后要将人犯、干证、卷宗移送上级，称“审转”。审转时要将案件处理经过、拟定的判决意见等制成一种专门的司法公文，称“申详”，也叫“招解”，递送上级衙门。
书写申详的注意事项
“详”是详细谨慎的意思，“申”是下级对上级报告行文的称呼。明清时最强调司法审慎，大多数有关司法的公文都称“详”。如发生盗案、命案后，州县官在勘验后应立即通报上级，称“通详”；下级对上级的报告、汇报审案经过及判决意见的叫“申详”；中央刑部在秋审前将斩绞监候案件卷宗作出摘录、草拟意见称“看详”。
刑名师爷的一个重要职责就是起草并“锻炼”详文，使之内容统一，没有漏洞，以免东家遭上司驳诘，追究其办案不谨的责任。一般来说，通详应简洁，牵涉到的人、事越少越好，以防止其与日后的申详互相矛盾。申详最为重要，一般分为“据报”（简单回顾报案经过）、“勘检”（勘察现场与检验尸伤的情况，有的省还要求画出现场位置图）、“叙供”（即前面所提到的将供词证言加以剪裁，拼凑成一份供词证言）、“审勘”（也称“看语”，“勘词”，即指出此案可以引用哪一条律例，作出何种判决的意见。或称“拟律”）。其中最重要的是“叙供”和“看语”，必须注意“供”、“看”相符，无一丝矛盾，由“供”自然引出“看”。这样才可免于上司驳诘。
驳诘以显示自己的能力
但如果申详公文上报后，一路通行无阻，就会显得上司无能，所以一般总会驳诘。而幕友必须在“锻炼”申详时估计到在哪些方面会被上司驳诘，然后要用何种方法“禀议”。万枫江在《幕学举要·总论》中说：“事件不必怕驳，斩、绞大案，上司未有不驳。总要成招（草拟招解，即申详）时，预料其在何处驳诘，作何顶复，则胸有成竹，愈驳而案愈定。若中无定见，案情本属舛误，一遭驳诘，手足无措矣！”
清代官府是向上级负责的，所以师爷在草拟议札、议禀顶复上司的驳诘时，当然不会“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师爷要仔细揣摩上司驳诘的含意，正确领会、看透上司的意图所在。万枫江说：“上司欲重其罪，固在重处吹求。欲贳其罪，亦先在重处敲击。总要看透，自然有处置辩。若错解人意，谓欲加之重典，因而照驳改重，杀人多矣！然亦有不可固执，不得不改正者，总视情罪之允协与否而已。”
有些正直的刑名师爷不愿迎合上司，故遭到上司驳诘时，就援引律例、经义，一一顶复。汪辉祖就是因敢于顶复而闻名的师爷之一。
初出茅庐顶巡抚
乾隆二十一年（1756），汪辉祖刚开始学习刑名不久，他被推荐到无锡县衙门，跟随一位姓秦的刑名师爷见习。秦师爷也是绍兴人，熟悉律例条文，为人也很热心，和汪辉祖关系不错。可没过多久，两人就因为当地的一桩案件大起冲突。
当地农民浦阿四的童养媳王氏和浦阿四的小叔叔通奸，被人发现，扭送官府。秦师爷按照律例拟稿，侄媳与叔父通奸，为十恶大罪中的“内乱”，奸夫奸妇拟发附近地方充军。而汪辉祖却提出按照平常人通奸罪处罚，拟处杖一百，枷号一个月。两人意见不合，无锡县魏知县赞同汪辉祖的意见，嘱咐汪辉祖拟稿。
此案申详常州府（因此案事涉“名分”大事，需要申详上级），果然遭到知府的驳诘：两人为有服亲属（五服内亲属），不应同凡。汪辉祖起草顶复：妇人服制（古代亲属等级以丧服为标志，故称服制）由夫而推，王氏为童养媳，尚未成婚，夫妇之名未定，不能旁推叔父。知府勉强同意，案件转至江苏按察使司。按察使又下驳诘：叙供中王氏一直称浦阿四的父亲为“翁”，那么翁之弟即为“叔翁”，就是有服亲属。汪辉祖又拟顶复：王氏所称之“翁”为乡间俗语对长辈的统称，为“翁媪”之“翁”，非“翁姑”之“翁”。
案件转至江苏巡抚处，当时的巡抚庄有恭是乾隆四年的状元，是官场上有名的才子。他亲自披阅卷宗，先驳诘：王氏视同凡人，就好像与浦阿四毫无关系。汪辉祖顶详：童养媳为虚名，王氏平时称呼浦阿四为兄，阿四称王氏为妹，兄妹称呼不得视为夫妻。庄巡抚又驳诘：此案事关名分，不得同凡。汪辉祖又顶详：根据儒经《礼记·丧服》，未庙见（未正式拜堂）还不能算媳；《礼记·王制》有“附从轻”之说，比附人罪要从轻；《尚书·皋陶谟》“罪疑惟轻”，王氏的媳妇地位有可疑之处，就该从轻处罚。他建议仍按普通人通奸罪处罚，但枷号延长为三个月，王氏归娘家另嫁，浦阿四另娶。庄有恭这才表示同意，称赞汪辉祖所拟申详“合情合法”。汪辉祖从此名扬江南。
为重人命顶总督
乾隆二十六年（1761），已做了五年师爷的汪辉祖在浙江秀水县当刑名幕友。这年正月初五黄昏，有个叫许天若的中年男子喝醉了酒，经过邻居虞姓寡妇家时，见虞氏恰好站在门口，就仗着酒劲，拍拍自己的钱袋，大声叫唤，要请虞氏一起喝酒，结果被虞氏臭骂了一顿。
两人对骂了一阵后，各自返家。第二天，虞氏到县衙门递诉状，告许天若调戏。知县虽受理了案件，但“官无三日急”，并未马上传讯和审理。而两家人倒也相安无事。
二月初一日，虞氏到县衙门去递交催促办案的状子，返家路上又和许天若吵了起来。对骂一阵后，虞氏因在声势上吃了亏，当晚竟想不开，在家里上吊自杀。按照清朝法律，调戏妇女致使其“羞忿自尽”者，要处以绞刑；但如果仅仅是污言秽语辱骂导致妇女轻生自尽，就应处以流放。
汪辉祖认为，许天若和虞氏是对骂，彼此都说了很难听的话，可见虞氏并不那么贞洁，许天若的辱骂和虞氏的轻生并无直接关联，可以分别处理，即按一般的辱骂案件处许天若杖刑和枷号，而以普通自杀案件处理虞氏自杀一事。如此一来，本县就可结案，无须上报上级衙门。幕中其他的幕友得知汪辉祖的决定后，都认为他这样做太危险，但孙知县信任汪辉祖，同意照他的想法来处理，但仍要他按照人命案件发出“通详”。
然而案件一经通报，闽浙总督马上下令将许天若逮捕关押，同时严词斥责秀水县办理此案援引法律错误，予以驳回。孙知县闻讯大为紧张，但汪辉祖却不屈不挠，拟定“顶复”。他首先列举了有关此类案件的全部法律条文，详细解释说这些条文的主要立法意图是惩治罪犯“奸淫之心”的罪恶动机，即儒家经典所谓的“诛心”。而在本案中，许天若并没有诱奸的意图；且即使许天若在正月初五晚上属调戏行为，可虞氏相隔二十八天后才自杀，显然并非因为“羞忿”。自杀当天双方是吵架，而非调戏，故虞氏是死于“气愤”，而非“羞忿”，在此没有必要按照调戏致死的法律来处理。
这个顶复先是在嘉兴府被驳回，再经力争后总算得以照转；以后报到省按察使司，又被驳回，多亏汪辉祖再三说明，才得以通过。虽然最后闽浙总督那一关过不了，仍然命令按照因调戏羞忿致死的法律办理，但部分接受了汪辉祖的意见，将许天若按辱骂导致妇女轻生罪名处理，并且再减刑一等，判处杖一百、徒三年。
这个案子由于汪辉祖的坚持，许天若才得以活命，但也因他的坚持，致使虞氏的形象变得恶劣，她的家属因此无法用“节烈”的典范去申请建立贞节牌坊。为此汪辉祖心里始终留有很大的阴影。直到三十五年后，已经退休的他仍梦见虞氏要把自己带到阎王殿去评理。梦醒后，他在自己的回忆录《病榻梦痕录》里告诫后人：“治刑名者，奈何不慎？”
运用文字技巧反驳成功
顶复的重点是将法律解释得为己所用，而且在崇尚文句优雅的时代，若顶详的文句优美简洁，也会得到上级首肯。光绪年间，广东发生了一起杀奸案：有个人的妻子偷了家里的一些钱财跟着别的男人跑了。两年后，丈夫在几百里外的地方找到这对野男女，就将他们都杀了，然后到衙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