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爷当家-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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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而求其次的选择
从几百万读书人中只能出一万左右的官，可见读书人做官跳龙门之艰难。《儒林外史》中马二先生劝告匡超人的话具有典型意义：读书人“总以文章举业为主，人生世上除了这件事就没有第二件可以出头。不要说算命、拆字是下等，就是教馆、作幕，都不是个了局。只是有本事进了学，中了举人、进士，即刻就荣宗耀祖。”
不过跳不进龙门的，只能走教馆或作幕这两条路。从读书人所学无非是如何做个好官的道德训诫而言，作幕更为自然。清代幕学名著《佐治药言》起首就称：“士人不得以身出仕，而佐人为治，势非得已。”大多数幕友都是功名不就才转而作幕的，虽只能“佐治”而不能“主治”，但毕竟是官府衙门的沾边者，于心可安，还能自诩为“治国平天下”的一员，不至于像周进那样无地自容。另一方面，作幕的收入也较稳定，从“治生”的角度来看，仍不失为一条道路。“笔耕”、“舌耕”总比“手耕”要好。《佐治药言》亦说：“吾辈以图名未就，转而治生，惟习幕一途，与读书为近，故从事者众焉。”
第一章知县换人做做看
担任师爷并非一辈子原地踏步没出息，居干了二十年师爷，跻身当知县，知县当了一年，被弹劾罢官，回锅当师爷，仍是生龙活虎。
幕友主要是一批未能爬上读书做官大金字塔台阶的读书人，那么当了师爷以后还能不能进一步参加科举考试，完成读书做官的壮志呢？或者是否能由其他途径使“佐治”升为“主治”？这种可能性当然是存在的。
下面举一个清代江南名幕汪辉祖的例子，则具师爷再走“正途”的代表性。
努力科举，改行当官
汪辉祖，字焕曾，号龙庄居士，浙江萧山人，生于雍正八年（1730），卒于嘉庆十二年（1807）。他十一岁时，父亲去世，由嫡母、生母守寡抚养长大。十七岁时考中秀才，但家境贫寒，无力再参加科举，只得于二十三岁时跟随做官的外舅，当一名书启幕友。以后立志学习刑名，到了三十岁，终于成为一名刑名师爷，在江浙两省州县衙门应聘作幕，办了不少疑案，名声鹊起，为州县官争相聘请。
汪辉祖在为人佐治的同时，仍孜孜不倦地向科举正途努力。乾隆三十三年（1768），他高中浙江省乡试第三名，成了一位举人老爷。但他并不满足，又先后参加了三次会试，终于在乾隆四十年考中进士，殿试二甲第二十八名。不巧的是，那年他正值生母病故，按当时法律要报“丁忧”，回乡守丧三年，不准选官。于是汪辉祖返乡，仍应聘作幕。直到乾隆五十一年才赴北京参加吏部选官，成为湖南宁远县知县，并于翌年赴任。这时他已是花甲老人了。
在宁远知县任上，汪辉祖以精明强干、清廉正直著称，后兼知道州。乾隆五十七年，他因故遭劾，革职返乡，但从幕“佐治”三十四年，先后为十六位州县官作幕友，“具有贤声”。其所著《佐治药言》、《续佐治药言》、《学治臆说》等书流传很广，是清代最著名的幕学指导书。
名幕不见得能成名宦
从汪辉祖的经历来看，幕友仍可以走正途入仕。另外，走异途捐纳做官也不是不可能。幕友收入丰厚，如能积蓄，亦可用自己的钱来买个官做做。这也有不少成功的例子。
清代乾隆年间有位名叫居的刑名师爷，在直隶州县当刑名幕友达二十年，案牍熟练，精于判案，很有名气，被州县官争相聘请。后来，这位居师爷觉得自己佐治二十年，积得不少余财，很想捐个官做做，大展身手。他自信轻车熟路，必定能顺利一路升迁，于是出银子捐了个大八成的县官，又到督抚衙门里找了些门路，很快就候得实缺，得任直隶南皮县知县。不料到任后，事事不称职——坐在堂上主持审判时，“愦愦如木鸡”，面对原告被告，常常面红耳赤，语无伦次，甚至瞪着眼说不出话来。拜见上官时，也是慌慌张张，手足无措，进退应对的礼仪无不颠倒，引得上官不悦。最后才当一年的知县，就以“才力不及”而被参劾罢官，不得已只好转回来重操旧业，继续当他的居师爷。奇怪的是，一旦面对案牍，他依旧剖断如流，精明果决。后来这位不走运的下台县官，只得自嘲有“穷鬼”附身。（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如是我闻一》）
幕前幕后毕竟不同
汪辉祖、居的例子都说明幕友可以走正途或异途做官，至于能不能胜任，则是另外一回事了。
不过大部分幕友一般都满足于“佐治”，并不特别力争成为“主治”。这是因为作幕与做官不同，作幕友的可进可退，不受官规约束，某些情况下比当官更安全、更有利。而官员要对治下百里之内的治安状况负责，发生命案、盗案不能如期破案，就要受到查参处罚。清初几位著名清官如于成龙、彭鹏等都曾因此而被参劾。
此外，地方官上面还有重重治官之官在监视着，办事、应酬稍有不慎，就会影响前程。再则，官员每判一个案子，都要慎又之慎，因为理论上错判案件，是要担负“出入人罪”罪名的，倘若确为过失，虽说可以减等处罚，折为罚俸、降级，但毕竟是仕途上的一个污点。幕友却只对官员个人负责，即使办错事，顶多被辞退，丢掉饭碗而已，何况刑名师爷办错案件，后果也是由官员承担。所以幕友虽不能“大展宏图”，但不失安稳，且岁修有保证，不至于被罚，也不会有什么需要应酬的——幕友只在幕后从事案头工作，绝少公开露面。
正因如此，幕友如转到台前，往往不能适应角色的转换，也很难扮演好所谓“琉璃屏”式的官员。居就是这种类型的典型。
师爷难懂官场游戏规则
除了那些实际利害关系的区别外，官与幕的为人之道也不相同。幕友理应真心对待幕主，而幕主亦要相敬如宾。所以幕友个人性情如何，并不特别重要。但地方官要应付的上司很多，只能虚与委蛇，对同僚也很难一片真心。
性情刚直或孤僻的幕友转变为官员时，常常因此得罪上司。如汪辉祖作幕一流、做官一流，可惜个性过强，在官场上吃不开。他初至湖南时，巡抚就告诫他不可锋芒太露。他虽注意收敛，但还是招来同僚的排挤、上司的猜忌。乾隆五十五年（1790），他被委派至桂阳检办刘氏四命案，半路遭遇山洪暴发，落水受伤，未能及时赶赴现场。那些平时对他不满的人，见状纷纷上奏参劾，以致最终他被革职罢官。
所以名幕很难成为名宦，幕友也为此而不力争入仕。
第一章五花八门的来历
师爷与雇主的关系无奇不有，有的是儿子当官，父亲在底下当师爷；一位女师爷更传奇，分别担任过父亲、兄长、丈夫的师爷。
和春秋战国时的门客一样，清代的师爷也是形形色色，并不像一般所想的那样，清一色戴瓜皮帽、架老花镜、蓄山羊胡、踱四方步，手持折扇，摇头晃脑。即便是读书人，也有种种来历。乾隆初年名幕万枫江在《幕学举要》中说：“幕中流品最为错杂。有宦辙覆车，借人酒杯，浇己块垒；有贵胄飘零，摒挡纨绔，入幕效颦；又有以铁砚难磨，青毡冷漠，变业谋生；又有胥钞谙练，借栖一枝，更有学剑不成，铅刀小试。”有的是下台官员，没落贵族；也有是学业不成，功名不就的读书人；更有的是资深胥吏，“流品错杂，优劣不一”。
师爷原是武林高手
清末四川有个知县在任上巧取豪夺，弄到不少银子，任满后想派人把这笔横财送回老家去，又怕路上被人抢走。正好这时他的表弟曹某来访，知县摆酒接风。曹某在席上自称“力敌百夫”，并挥舞双刀，当场表演，果然银光闪闪、风声呼呼，知县看得满心欢喜，就请他代为护送银子回乡。
曹某闻言洋洋得意，保证一路顺风，众幕友也纷纷赞叹祝贺。这时，惟有幕友中的蔡氏兄弟沉默不语。知县见状不悦，便责问蔡氏兄弟为何不表示祝贺。蔡氏兄弟说：“贵表弟武艺保命尚且不行，更何况保住银子。”曹某大怒，逼蔡氏兄弟上场比武。蔡氏兄弟果然披挂上阵，一个持刀盾，一个持长枪，往来跳跃，轻如飞鸟，刀枪蔽身，不见人影。曹某这才口服心服。
原来蔡氏兄弟本是京师镖行的保镖，只因有一次护送三十万镖银经过山东时，遭到夜袭，幸巧绿林豪侠“九郎”出力相助，才得以保全。从此，蔡氏兄弟不敢再做保镖，情愿默默无闻地当个师爷。曹某听罢目瞪口呆，再也不说大话了。（《十叶野闻·磨盾秘闻》）
父子档、兄弟档
师爷中竟有武夫，这确实是很少见的事。除此之外，清代还有父为子幕的：清代浙江有个少年进士，年方十八就得高中，不久被授为某一县的知县。他的父亲是一位精通刀笔的老牌师爷，担心儿子年纪太轻，不熟悉政务，就与儿子一同赴任，深居衙内，为儿子出谋划策，处理各种公文案牍。每天晚上，老师爷都在灯下与儿子讨论一天的政务得失，指导如何施政，而这位少年知县也因此政绩卓著，名声远扬。（《折狱奇闻》卷四）
此外，也有不少为弟为兄幕的故事。例如清朝同光之际，著名戏剧家及戏曲评论家杨恩寿，就曾是他六兄杨麓生的师爷。当时杨麓生调任广西北流县知县，该地在经过太平天国动乱后，统治秩序混乱，州县残破，官员外快也很少，有的甚至出价八十两银子，聘请兼任刑名、钱谷、书启三项事务的师爷，因此很少有人愿意到广西去应聘。
杨麓生自己忙着下乡清剿盗匪，因此县衙里必须有靠得住的师爷当家才行。于是他急召原来在湖南家乡当师爷的杨恩寿赶到任所来帮忙。杨恩寿在县里一个人既管刑名，又管钱谷，县考时要批改考卷，平日还要兼管当地的税关事务，整日忙得不可开交，以致旧病复发。他在日记里大吐苦水，直说“曷胜焦灼”。后来，杨麓生又请另一个兄弟老三来帮忙管税关，杨恩寿方才略微轻松一点。近两年后，杨麓生以当时的广西第一高价——每年六百两银子，聘请到另一名师爷，杨恩寿才得以脱身回乡。（《坦园日记》）
清代女师爷传奇
父为子幕、弟为兄幕不稀奇，清代还有妻为夫幕的故事。据清人笔记记载，乾隆年间，直隶就曾有一位巾帼幕友。她是某知府的女儿，自幼随父赴任，耳濡目染，“自刑名钱谷，及书札往来、财赋出入”，无不精通。当父亲年老多病，精力不济时，她就代为主持政务，成了一名“女师爷”。
知府去世后，这位巾帼幕友又随兄赴任，成为哥哥的师爷，“兄倚之如左右手”，一直到三十九岁时才由兄长作媒，嫁给一位新任知县。结婚后，她嘱咐夫君只需管“堂上事”，自己则在内院设“内签押房”，以四妾承宸誊抄，两个老妇把门、传递公文，“案无留牍，邑无废事”。丈夫因此政绩卓著，被上司提升为直隶州知州。然而，她却劝告丈夫说：“君之才能只够治理一个县，不够治理一个州，而我要管理家务，也没有精力来帮助你。我们还是急流勇退、告病归乡的好。”说完就取出早已起草好的禀文，请夫君过目签押，然后夫妻俩回乡颐养天年。（《清代吏治丛谈》卷一）
找补缺官员做白工
上引万枫江的话中已提到下台官员充当幕友的情况，而清代各省督抚还常常差使下属的官员为自己当幕友。
清代设“官缺”制度，“官缺”就是官职。但清代官多“缺”少，州县官员任期满后，一般不能马上补到新缺，得去吏部抽签，然后再到另一省排队“候缺”，常常必须候上一年半载，方能等到空缺。
由于候缺期间，政府并不发放俸禄，因此每个候缺的官员，都拼命设法让自己尽快补上官缺。而总督、巡抚也就利用这种情况，要候缺官员为自己作幕友，处理政务案牍，但却不给束修报酬。候缺官员思缺心切，往往自愿做白工——当然对于那些被挑中当师爷的官员，督抚也会另眼相看，一有空缺必定优先考虑，或者指给好缺、肥缺，或者超级擢用，以此作为报酬。
抄抄写写变师爷
至于书吏转幕友的情况在明代较为常见。清初人王应奎在其所著《柳南随笔》中就记载了一位明末常熟师爷张景良的故事。张景良原来是本县典史衙门里的“书佐”，负责抄抄写写。后来凭着对官府文书的熟悉，转而“从人幕中为主文”。同乡的士大夫陈必谦考取进士，被派往河南辉县当知县，由于初次任官，惟恐出错，就聘请张景良为幕友，一同上任。
后来陈必谦高升侍御史，张景良即返回家乡，仗着曾为其幕友一事狐假虎威，武断乡里。陈必谦得知后大怒，把他和自己的关系书写清楚，叫人贴在城门旁的木榜上公开，并下令门房不准通报张景良，以示不再见面。张景良恼羞成怒，居然趁崇祯皇帝下诏求民间直言的机会，上京要诬告陈必谦。此事后来被揭发，张景良落得个戴一百五十斤重枷枷号示众、暴死街头的下场。
直到清初，由吏转幕仍然被认为是正途。如清初南汇人姚廷遴的《历年记》里回忆说，他在顺治十四年（1657）刚满三十岁时，与兄弟家人商议：“看来我家官私还有，不如将大官（姚廷遴本人）进一房科，一可识熟衙门人面，二可习熟文移律例，后日好去作幕，每年可得百金，比处馆者差几倍。”从此他进入本县的供招房，拜书吏徐翰远为师，学习律例。倒霉的是，他当了十五年的书吏，非但没能出去作幕，反而惹一身的官司，只好再花钱退役，后悔无及。
打好关系，结党营私
“以官为幕”风气形成后，大大破坏了身为上官的督抚，对下属应采取公正监督的作用。而且驻省候缺官员一经入督抚幕府，就与督抚幕府中的幕友相互联络，以便日后互相利用。
另外，入幕的官员与全省官员之间有同乡、同年、师生等关系，既在督抚幕中工作，自然便于向这些有特殊关系的官员通风报信，结党营私。因此清朝皇帝曾特意多次发布上谕，禁止督抚以属员为幕友，可是督抚对此并不以为然，习以为常。清代《六部成语注解·吏部》中专有“幕员”一语，解释为：“有官职之幕友，曰幕员。”为此御史张鹏展在嘉庆五年（1800）上疏，呼吁朝廷再下禁令。疏文中，张鹏展指出：“营私之督抚无不用属员为幕友，其害最深。即使督抚无私，而该院上下同头，借端撞骗，亦所不免。”他并指责各地督抚“养廉优厚，岂力不能请一二幕友？而必借朝廷名器、提拔升迁以代束修之费？”（《皇清经世文编》卷二十）
张鹏展的这道疏文虽然言辞激烈，但并未使嘉庆皇帝及其廷臣充分重视这个问题，最终仍是不了了之。此后，督抚无偿使用属员为幕友的风气，便一直延续到清朝灭亡。
第一章绍兴师爷满天下
师爷中的第一品牌是绍兴师爷，他们乡情意识强烈，成立门户、相互提携，成了最闪亮的幕友，雍正皇帝还因此而刻意抑制绍兴师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