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爷当家-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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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绍兴师爷满天下
师爷中的第一品牌是绍兴师爷，他们乡情意识强烈，成立门户、相互提携，成了最闪亮的幕友，雍正皇帝还因此而刻意抑制绍兴师爷。
民间俗语常将“师爷”与“绍兴人”连在一起，因此“绍兴师爷”之称常见于近代各种戏剧小说。实际上，清代各省读书人都具有当一名师爷的才能及可能性，而清代的山东、四川、江西、江苏等省也都出过不少“名幕”，清代幕学著作的作者有绍兴人，也有江苏人、山东人、四川人。不过总的来说，长江中下游及钱塘江下游地区是全国各衙门师爷最主要的供给地，其中又确实以绍兴人最多。
皇帝都嫉妒的富庶之区
长江中下游的江西鄱阳湖盆地及赣皖交界地区、安徽的皖南、江苏的苏南太湖盆地、浙北钱塘江下游地区，在明清时是全国最富庶的区域。这一区域是春秋时的吴越故地，经长期开发，成为鱼米之乡和丝绸之乡。同时这一区域水网密布，贯通中国南北的大运河，就从此伸往北方。由于整个中国南方北运物资主要经过这里（赣江——鄱阳湖——长江——大运河），故商品经济发达，人口稠密、城市繁荣、文化传统源远流长，乃至教育普及，教育水准也相当高；明清时状元出得最多的，就是这一区域。
正因为吴越之地士大夫集团较为强大，所以明清两代统治者都有意无意地尽量压抑该区的发展，诸如提高赋税（赋税之沉重冠于全国）、中央直接设机构在此搜刮财富等。政治上，朝廷也力图限制江南吴越地区士大夫集团的势力。这在清代最为明显，如官方规定的生员数额与总人口的比例仅为1。4‰（江苏）、1。7‰（浙江），1。5‰（江西）、1‰（安徽），低于全国总生员数额与总人口之比（1。8‰）。与各省相比，不仅低于京畿之下的直隶（2。3‰），也低于全国其他富庶地区如广东（1。9‰）、四川（1。9‰），更比不上边远省份云南（6。3‰）、广西（3。7‰）、贵州（4。7‰）。（以上数据参见《中国绅士》第二章）
逼上梁山做师爷
在考虑到江南吴越地区教育普及程度高、读书人多的情况后，上述比例就更显得苛刻了，因为它大大降低了该地区读书人入仕做官的可能性。生员是士大夫阶层的第一层台阶，削减生员数额不但能限制江南吴越地区士大夫集团的势力，同时还可防止因士大夫过多而使朝廷在该区赋税收入的减少，毕竟有功名的士大夫可以享有免除丁银及官徭杂役的特权，所以多一个生员，国家就少一份赋税收入。
清朝统治者的这种政策，促使江南吴越地区读书人所面临的科举考试竞争更为激烈。既然入仕做官的机会如此渺茫，很多读书人只得放弃举业，或者暂停举业，转而学幕，走替人佐治的道路。
话说回来，在作幕这方面，江南吴越地区读书人又是得天独厚——师爷不可能像现代的律师、专家那样利用大众传媒来推销自己，他们主要依靠同乡、师长、亲戚等有特殊关系的官员引荐而获得幕席。江南吴越之地出的进士最多，京官、外官即不少籍隶于此。这些官员或携同乡亲友赴任，或向同事推荐。而幕友又会带着自己的学生、门徒帮忙处理事务。长久下来，如同滚雪球一般，江南吴越地区的幕友遂遍布官场内外。再则，这里是当时全国出版中心，各种幕学书籍经书商推销风行全国，更加传播了吴越师爷的名气。
人文荟萃的绍兴府
师爷中名气最响的是绍兴师爷。清代绍兴府包括山阴、会稽、萧山、诸暨、余姚、上虞、嵊县、新昌八个县，位于杭州湾南岸。全地区以会稽山为中心，两翼为浦阳江和曹娥江，山水秀丽，乃古越国腹心之地。自东晋开始，这里即成为全国著名的文化中心之一。道光《会稽县志稿·风俗志》称：“晋迁江左，中原衣冠之盛咸萃于越，为六朝文化中心之薮。高人文士云合景从，遂为江左之冠。唐时文雅不替，风流翰墨昭炳相接，故名人往往爱游其地。”
中国读书人的才智只能献给帝王，因此绍兴读书人自然也热衷于科举考试。清代王先谦任浙江学政时，称“天下通材，浙省最盛”。他在同治四年（1865）至光绪二年（1876）间所主持的六次乡试中，每次参加的考生都在万人以上，而录取举人的名额才94个。据《绍兴县志资料》记载，清代绍兴人中进士的有630名，中举人的有2361名。
落榜生转眼变书吏
既然有这么多人科举得官，相对地被淘汰者也就更多。何况雍正年间还因汪景祺、查嗣庭的“文字狱”，以浙江人“风俗恶薄”，下令停止浙江乡、会试，让浙江读书人，尤其是绍兴读书人，受到一次重大打击。
其实早在明代，科举落第的绍兴读书人，已盛行做衙门书吏。明人王士性在其所著《广志绎》中说：“山阴、会稽、余姚，生齿繁多，本处室庐田土半不足供，其儇巧敏捷者，入都为都办，自九卿至闲曹细局，无非越人。”明代小说《醒世恒言》卷三十六《蔡瑞虹忍辱报仇》中也称：“原来绍兴地方，惯做一项生意：凡有钱能干的，便到京中买个三考吏名色，钻谋好地方做个佐贰官出来，俗名唤做‘飞过海’。怎么叫个飞过海？大凡吏员考满，依次选去，不知等上几年。若用了钱，挖选在别人面前，指日便得做官，这谓之飞过海。还有独自无力，四五个伙计，一人出名做官，其余坐地分账。到了任上，先备厚礼，结好堂官，叼揽事管，些小事体经他衙里，少不得要诈一两分钱。到后觉道声息不好，立脚不稳，就悄地逃之夭夭，十个里边，难得一两个来去明白、完全名节。所以天下衙官一大半都出绍兴。”可见明代不能完成举业的绍兴读书人，主要走做吏官这条路。明代沿元代旧制，吏员每三年一考，三考合格，即为考满，可以至吏部选官。绍兴人做吏的多，又会玩“飞过海”把戏，抢在别人前面选上官，以至天下衙官都是绍兴人市面。
地方优势培养专业人才
清代制度有所不同，虽然仍允许吏员选官，但实际上很难候到实缺。对于朝廷各部书吏多为绍兴人的局面，清朝皇帝也深表不满。例如雍正元年（1723），皇帝特意下诏，“六部经承（书吏的正式名称）不许专用绍兴人”，即着意打击绍兴人的势力。
绍兴人既不能由吏选官，又无法在朝廷各部站稳脚跟，最后只得从“作吏”转为“作幕”。比较起来，做吏虽有选官的可能，但也只是佐贰官而已，相形之下，作幕身份更为自由。
其实幕友所从事的工作，无非也是刀笔簿书而已，这种专门技巧的掌握需要一定时间的学习培育。在元明时期，这种技巧称为“吏学”，到了清代，就纳入“幕学”的范畴。既然元明时绍兴人就已经以吏学见长，那么传到清代，此一地方优势自然而然成为培养大批“师爷”的动力。所以绍兴不能完成功名举业的读书人，也就很自然地改从幕学，形成绍兴师爷遍及全国的局面。据说清代绍兴做师爷的不下“万家”，各省幕友新年团拜以及幕友之间的联谊活动亦大多在浙会馆或宁绍、仁钱会馆举行。这样一来，“师爷”也就成为绍兴人的一项专利了。
绍兴官话是流行语言
按照清嘉道年间官至督抚的福建人梁章钜（他本人在中进士之前也是幕友出身，自号“儒林参军”）《浪迹续谈》一书中的说法，随着绍兴师爷的遍布全国，绍兴的特产——绍兴黄酒也行销各省，“可谓酒之正宗”；官场中除了“京片子”外，绍兴口音的“绍兴官话”居然也是流行语；再加上绍兴师爷对于刑名、钱谷事务的垄断，号为“绍兴三通行”。而清末曾在浙江长期任官的湖南人罗信北在其所著《公余拾唾》自序里也表示，天下的刑名、钱谷幕友大多是绍兴人，“父诏其子，兄勉其弟，几于人人诵法律之书，家家夸馆谷之富”。而且绍兴师爷“积习至严且忌”，自己起草的各类公文，竟自视如《春秋》一样经典，主人觉得很有问题的部分，也只能委婉商量，绝不可自行修改，否则“一举笔，则以为暴其短”，立即卷铺盖走人。
第二章幕友薪水知多少？
大牌师爷的年薪将近二千两；小牌一点的也要一千两；花钱聘请师爷的地方知县，年薪才四十五两，因此，没有陋规收入，就做不了官。
清代小说《儒林外史》第二十七回《王太太夫妻反目 倪廷珠兄弟相逢》中写道，老秀才倪霜峰困穷途潦倒，把小儿子倪廷玺送给了戏班班主鲍文卿收养。倪廷玺长大后养父身亡，家道贫乏，又夫妻反目，内外交困，苦不堪言。正巧同胞兄弟倪廷珠来南京寻找失散已久的小弟弟。两兄弟相见后，抱头痛哭。倪廷珠说：“我自从二十多岁的时候就学会了这个幕道，在各衙门里做馆。幸亏遭际了这位姬大人，宾主相得，每年送我束修一千两银子。那几年在山东，今年调在苏州来做巡抚，这是故乡了，我所以着紧来找贤弟。”于是倪廷珠拿出一千两银子，给小弟弟买了房子，余下作为做买卖的本钱。倪廷玺这才过上一段好日子。
这里的“束修”就是幕友的报酬。前篇曾提到说，幕友居宾师之位，所以报酬也就仿教师报酬的称呼称“束修”或“脯修”。束修一般按年支付，称“岁修”。如果按月支付，就称“月修”。月修并没有统一的标准，而要按幕友的种类、“缺分”的繁闲及“肥瘦”而定。
师爷也有各色名目
清代的幕友按职责分成几类。最重要的幕友是帮助官员处理司法审判事务的“刑名”和处理财政赋税事务的“钱谷”。此外还有帮助官员处理征收赋税的“征比”，帮助官员处理、起草各类文书的“书启”（或称“书记”），帮助官员对公文书牍加以分类、发送、存盘的“挂号”，帮助官员批阅科举考试试卷的“阅卷”，帮助官员掌管衙门钱财出入会计的“账房”，等等。
每一官员所聘请的师爷人数并不相同──如果他本身才干较强，或治下地区事务清简，往往只聘刑名、钱谷两席，甚至只请兼办刑名、钱谷的一位师爷，合称“刑钱师爷”。如果官员自己才干不足，或治下地区事务繁剧，就要多请几位师爷。更甚者，有人还将幕友事务再加分割，另立名目，再聘专人。如在“刑名”之外又分出“案总”，“钱谷”之外分立“钱粮总”，“书启”之外另立“红黑笔”（或朱墨、朱墨笔）等等。而幕友也往往自请或推荐一两个副手帮忙。所以同是州县衙门，“剧者需才十余人，简者或以二三人兼之”。
年薪千两，胜过教书匠
各类幕友的束修数额相差很大。前面提到倪廷珠自称岁修一千两，虽然小说并未明确说明他是哪一类幕友，但从这个岁修数目来看，他不是刑名，就是钱谷。因为刑名、钱谷的事务最为重要，所以束修也最高，一般都在每年一千两左右。如《佐治药言》提到刑名、钱谷“月修百两”，“岁修千金”。直到清末，人们仍称：“刑名、钱谷二宾，岁馈必得二千金。”（《清续经世文编》卷二十二）两人两千，则一人一千。
刑名、钱谷以下的几类幕友，束修要少得多。《佐治药言》说：“幕中数席，惟刑名、钱谷岁修较厚，余则不过百金内外，或止四五十金者。”该书作者汪辉祖在乾隆十九年二十五岁时，首次独自应聘为常州知府胡文伯的书记，不过“岁修二十四金”。但是相较于落第读书人的另一出路──当私塾教师的收入来说，幕友收入毕竟丰厚得多。
《儒林外史》中，老童生周进六十多岁还未考取生员“入学”，在私塾教书，“每年馆金十二两银子，每日二分银子在和尚处代饭（搭伙）”。每日二分合每月六钱的伙食费付掉后，周进只剩每月四钱银子零用。除正式束修外，开学第一天学生所送的“贽见”（见师礼），“只有荀家是一钱银子，另有八分银子代茶；其余也有二分的、也有四分的、也有十来个钱的，合拢了不够一个月饭食”。若周进不是个老光棍，一家人非饿死不可。
官员正俸不够支付
另外，各地区幕友的束修也多寡不一。据清人笔记记载，“幕友脯修，滇省最腆。大缺或至千金，至简者亦必五百”。而某些富庶地区，束修更高，“如福建之漳浦、侯官，广东之番禺、南海等缺，每缺须用幕友四五人，每人束修至千五六百、千八九百不等”。（《皇清经世文编》卷二十）
前面已提到，幕友束修是由官员私人支付的。几位幕友的束修加起来，主人就要支付两三千两银子。而清代一位县官按其官品（正七品）所得的正俸每年才四十五两，甚至朝廷重臣一品官的正俸也只有一百八十两银子而已。虽然州县官在正俸之外还可按官职等级、任职地区好坏（肥缺或瘦缺）支取“养廉银”，一般为几百两到一千多两，但这些正常收入加起来仍不够支付幕友束修。
清廉知府，年收十万
实际上，清代官员的收入主要是靠种种“陋规”。比如征税时，把百姓缴来的零碎银块熔铸成五十两一个的标准银锭时会有些损耗，这时就可向百姓多收银两，称为“火耗”。而把征收来的漕粮集中发运时，也有仓储、运输上的损耗，同样亦可向百姓多征粮食，称为“羡余”。上述两项合称“耗羡”，从来就没有法定标准，全凭各地衙门按“老规矩”征收，所以叫“陋规”。
耗羡常占正式税收的5％到15％，照例可以由州县官公开收为己有。明代法律禁止耗羡归官员私人所有，而清代统治者较为现实。康熙皇帝曾公开承认：“清官并非一文不取民间，否则无法应付开支。州县官若只取一分火耗，便是好官。”雍正时实行“耗羡归公”，规定州县官取火耗合法，是为“养廉银”，并划定火耗比例。可是州县官当然不会只按法定比例收取火耗。况且除了耗羡之外，还有种种“陋规”。例如清代一般州县官每年弄上个一两万银子，并不算“贪官”。而知府除了本身收入外，又有下属各州县官的“孝敬”，所以有“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说法。各省督抚仅完全合法的养廉银就有一万两左右，再加上种种陋规及下级的孝敬，每年总有十万两左右银子的收入。
以请幕友为名搜刮钱财
因此，官员付给幕友的束修主要是从这些陋规收入里拿出来的，名义上是私人的银钱，但实际上还是民脂民膏。不过这笔钱毕竟还算用于办公事，所以清朝统治者才默认种种陋规有存在的必要。当然，束修只占官员陋规收入的一小部分，即使“清廉”的州县官，也不过拿五分之一左右来支付幕友。太平时期这样做久已成习，到了清朝末年，吏治愈坏，贪风日盛。同治二年（1863），景其浚上疏称：“一署之中幕友常需数人，岁縻二三千金，俸廉全给，非十分俭竭，犹恐不敷日用。”于是，地方官以请幕友为名拼命搜刮，终究激起民怨沸腾，而“天下之贼（指太平军、捻军等）无非天下之民，民何以为贼？官驱之也”！（《清经世文编四编》卷十四）
第二章学有专精的智囊团
首席刑名师爷要专精刑名法术，像法官又像律师；第二号的钱谷师爷必须是财经专家。没有真枪实弹，当不了师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