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风云-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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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100万元。
这可不是一笔小数。那一年公司缴税之后剩下的利润加在一起，也才70万。柳传志不禁怒从中来，心想：“这汉卡是我们自己研制的产品，公司老老少少拼死拼活，才有今天，你又有什么道理说我们定价高了？”
属下员工一片激愤，围着他要求召开新闻发布会，让媒体给评理。这些人初涉商海，以为有理就能走遍天下，可是他们的呼声反倒让柳平静下来。“你们想干什么？”他怒斥道，“你们要是还想办这个公司，就少给我出这种主意。”他太了解眼前这些官员的秉性，有时候他们的面子要比事情本身的曲直更加重要，很多事情的要害不在是非之间，你只有先服了软，才能给自己争取转圜之地。
“你得知道自个儿是谁！”那一天他好几次念叨这句话。这话与其说是在教育属下，倒不如说是在警告自己。
他四处托人求情，去物价局长的办公室拜访，人家说“没工夫”，他就又打听到局长的家，到了晚上就去拜访。那是个星期日，柳传志带着王晓琴爬上楼去，敲门的时候“心里咚咚直跳”。局长一家人正在吃饭，显然来的不是时候，硬着头皮走进去，却又说不出话来，垂手站在一边。
在这种场合还是女人行。王晓琴向局长点头微笑，接着柔声陈述，话没说完就被柳传志拉出了门。柳传志站在门外即刻恢复“英雄本色”，不停地给王晓琴上课：“你不能光自己痛快，还要把握分寸。人家烦你的时候千万别凑热闹。”两人又来到副局长家。副局长很和善，仔细听了二人的陈述，最后居然肯赏脸接受他们的邀请出来吃饭。
饭局设在京城西郊的莫斯科餐厅，是西餐。这王晓琴不知从哪里来了一股勇气，席间第一句话就问局长：“您吃过西餐吗？”
局长脸色一变，却还保持着一点幽默：“咱是老土出身，哪儿见过这个？”
柳传志待在一边，心惊肉跳：“她怎么能这么说啊？”
就听王晓琴接着说：“我可从来没吃过。为了请您吃这顿饭，我跟人家现学的，知道得这么拿刀……这么拿叉。”她一边说一边比划。原来她是怕局长没吃过西餐，不知道怎么用餐具，又不肯放下架子问别人，就来了这一套。
这件事情的结局是个折衷的产物，物价局还是罚款40万，但毕竟减了不少。柳传志没有彻底达到目的，所以事情过去多年还在总结其中教训。“那天真把我吓坏了。你的法子可以接受，但是头一句话说得实在是不好，值得斟酌。”他对王晓琴说，“你得明白自个儿是谁。”
一场风波就这么过去了，汉卡看来又可以畅通无阻，长驱直入销售前沿，柳传志的忍辱负重也完成了又一次考验。然而无论是汉卡的畅通无阻还是柳传志的忍辱负重，都只是公司未来之路上的一小步。
第二章 忍辱负重第14节：被遗漏的历史记录
1987年公司发生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始终未能留下记录，因为它看上去太不经意，而且转瞬即逝。有一天曹之江与柳传志讨论当时“信通公司”的小型机研制计划，由此涉及自己未来的方向。曹相信公司员工制造大型计算机的技术和经验在中国独一无二，所以公司应该走到大型机的路上去。“我们肯定能做出来，”他对柳传志说。但是柳传志不能同意。“公司未来的方向不是你自己能做什么，”柳传志说，“而是人家需要什么。”他相信未来中国的计算机市场一定是个人计算机的天下，“公司早晚会走上这条路。”
曹、柳二人是大学同学，相交甚笃。“文革”期间一个“造反”一个“保皇”，从那时起，这两人中间形成了辩论的习惯，总是没完没了，这一回也是同样。“你呀，”柳对曹说，“还是科学院出来的人，只想着能不能做出来。你想过没有，做出来之后怎么办？你能卖出去吗？这种大型机的所有配套软件从哪里来？咱们做的‘757’，光是操作系统就有多少人写？还有所有的应用软件，所有的语言，要多少投资？国家可以花很多年来做，你一个公司做得起吗？你缺一样也卖不出去，对于用户来说，你缺了一样，它有什么用？”
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人对计算机产业的反应就是这样。两种看法，相持不下。大家都预感到计算机的时代已经来临，心急火燎却又不知道该从哪里干起。四通公司将眼光投向日本，与日本三井物产公司联合起来，开发中文电子打字机，就是一个既精明又糊涂的例证。1987年5月16日成立三周年的庆典上，四通公司很得意地向客人展示他们的新产品—“MS…2401”打字机，宣称“我们不能再丧失电脑时代”，还通过语言学家郑易里先生的嘴说，“MS打字机，在中国文化史上是个创举。”在后来的几年里，四通的销售人员到处宣称电子打字机将会占领中国的微机市场，而他们的打字机也的确成了市场上的宠儿。不过，柳传志不相信这些，他还是一心一意地推销“联想式汉卡”，同时在脑子里面做着他的“微机之梦”。当然他也知道成就此业尚须时日。在这之前，他还得老老实实跟在别人的后面，把人家扬在后面的土吃到肚里。
公司当时最重要的利润来源仍然是代理IBM微机，但是1987年下半年发生的一件事情改变了这种情况。自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世界计算机市场进入微机时代，竞争便日益激烈，到80年代中期，就连IBM这个微机市场的霸主也感受到危机。计算机的世界里的确拥有无数机会，同时也藏着无数陷阱，即使最聪明的人也难免受到诱惑，铸成大错。在1987年，中国最重要的计算机企业四通公司选择电子打字机是犯了方向性的错误，而IBM的问题是恃强傲物。后者推出“PS/2”系列微机来取代自己的“PC/XT”。新机器不像原来的微机那样拥有开放的接口并且和其他技术兼容，它完全基于自己的操作系统和自制芯片。“蓝色巨人”过于托大，把自己在50年代垄断电子制表机的成功策略拿来用在今天的微机上，以为自己势力雄厚别人就不得不来追随，结果证明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在中国市场上，用户无法让自己的汉化系统进入IBM的新机器，所以开始转而寻求其他机型。生产兼容机的中小制造商乘虚而入。1987年秋天柳传志再次南下深圳—当时那里是国外微机的荟萃之地，回到北京的时候带来三款微机，交给倪光南的研究小组测试。研究人员一致认定其中一款名叫AST的兼容机质量最优，价格也要便宜很多。
这年年末，柳传志决定离开IBM。他和AST公司签订代理协议。他说：“这叫踩着巨人的肩膀往上爬。”后来的事实证明，当他投进AST的怀抱时，就已经打定主意，取彼而代之。
第三章 远见第15节：80年代中国的世界主义潮流
看油画的时候，退到更远的距离，才能看明白。离得很近，黑和白是什么意思都分不清。退得远点，就能明白黑是为了衬托白，再远点，才能知道整幅画的意思。打这个比喻是为了时时提醒我们牢记目标，不至于做着做着就做糊涂了。
—柳传志
1988年1月8日，张祖祥来到香港。他第一次走进这个狭窄、敏锐、拥挤、繁华的城市，人地两生，也听不懂当地人中流行的广东话和官方通用的英语，不免有点胆怯。可是他却肩负着柳传志的宏图大略，要将“海外拓展计划”在这个城市铺排开。
所谓“海外拓展计划”，是指从1988年6月到1994年2月这段日子里的三个步骤，第一步是在边境以外的地方办一家贸易公司，积累资金和经验；将公司业务由贸易领域延伸到生产领域，大规模地进入个人计算机的整合行业，这是第二步；进入香港股票市场，成为一家上市公司，这是第三步。
在当时以及后来的很长时间里，这一计划都被描述为“进军海外战略三部曲”。柳传志和张祖祥在公开场合满嘴都是豪言壮语，其实他们是出于一种相当实惠的考虑：公司要卖AST电脑，海外订货的通行规则是让中间商留下至少15％的折扣。“我们总是吃亏，”张祖祥说，“假如在香港办一家贸易公司，自己控制订货渠道，就能把那15％赚下来。”
80年代中国的世界主义潮流
全世界的优秀企业家都会为自己的公司精打细算，但是，只有中国企业家拥有利用国家局势为公司谋利的特殊技术。
中国人在过去几十年—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一向以为自力更生是振兴国家的必由之路，那时候我们认定自己的生活无比幸福，人人会说“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等待我们去解放”。自从80年代初期打开国门，才知道世界并不是自己想像的那个样子，西方列强已经遥遥领先，而我们自己却还生活在贫穷之中。融入世界的舆论占了上风，政府的行政也渐被国际潮流左右。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苏联的“高科技发展计划”和欧洲的“尤里卡计划”，在中国政府内部引起极大震撼，也成为1986年3月“科技发展战略规划”诞生的直接因素。
今天回忆起来，20世纪80年代的“世界主义”对于我们国家的煽动力量，一点也不亚于90年代的“民族主义”。要说柳传志全局在胸，蓄谋凭借这股东风，也许是言过其实，但是当日的国家局面的确让他得到启示和鼓励，让他师出有名，也让张祖祥真有一种“天降大任于斯人”的豪情。
第三章 远见第16节：香港联想（1）
柳传志在香港选择的合作者共有两家—香港导远电脑系统有限公司和中国技术转让有限公司。前者是一家小公司，即使在当地也很少有人知道，但它的三个投资者吕谭平、吴礼益和张利基，都是毕业于英国伦敦大学计算机专业、又有海外商业体验的年轻人。看上去这与柳传志麾下的老派书生正好取长补短。后来柳传志一直喜欢用“瞎子”和“瘸子”来解释他的这一选择，说自己虽然拥有足够的技术力量但却完全看不懂海外市场，三个合作者则正相反，没有技术力量但却深知国际市场的奥妙。两者相加，好比是依靠瞎子的脚力和瘸子的眼力阔步前进。这一说法在后来很多年里被广泛转述，成为他的海外战略的成功之路。但是无论是“瞎子”还是“瘸子”，都没有包括他的另外一个合作者—新技术转让公司。后者只是在公司的内部会议上才被提到。比如1988年10月10日，柳传志在公司“开拓国际市场”的动员大会上坦率地说：“中国新技术转让公司的背景就是能大量贷款，在借钱方面有根儿。”
柳传志当时没有提到的是，中国新技术转让公司是国家贸促会在香港的投资，属于国家所有，在1988年到1993年这段时间，其董事长正是他的父亲柳谷书。就像我们在前面所说，柳谷书早年投身银行业，他所积累起的信誉和人脉都是一笔巨大的资源。63岁那年，这位老人带着80万元港币来到香港，组建了中国技术转让公司，也让我们国家的专利转让事业从此进入世界市场。在以后6年里，他为这家公司赚了大约5亿元。他的能力和品格在同仁中获得极高赞誉，也是儿子心目中的榜样。很多年后父亲已经去世，儿子缅怀父亲的时候，说起自己一生中的每个重要关头都得到了父亲指引，包括中学时代、大学时代、“文革”时的政治选择，以及后来的放弃仕途办公司。现在我们同样可以想像，如果没有父亲从旁襄助，儿子能否下决心在香港开辟他的“海外战略”第一战场，必定还是问题。
我们今天回顾当时情形，至少可以肯定一个事实：柳老先生利用他的特殊身份施加影响，帮助儿子获得大批贷款。这成为香港联想初期最重要的铺垫，因为当时无论柳传志还是导远公司，都没有足够信誉和实力获得香港银行业的支持。然而事情远不止如此，父亲还把儿子介绍给香港商界。诸如衣着、举止、言谈之类的社交礼仪，儿子也都是从父亲那里学来。有件小事最好地表明，这些礼仪风范虽然属于无形，但在柳传志日后的成长中拥有巨大价值。柳传志有一次跟随父亲去拜见一位商界人物，在约定时间之前5分钟到达，父亲宁可在外面等待也不肯提前进门。柳传志一向拥有严格的时间观念，甚至还在公司里面制定了“开会迟到即罚站一分钟”的纪律，无人能够例外，公司很多高级经理都有过迟到被罚的记录。但是直到这一天，他才第一次懂得，在社交场合，提前到达和迟到一样，都是没有礼貌的行为。
柳传志决定将新公司命名为“香港联想”，没有遇到什么阻力。“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这个名字实在太长，是公司早期“拉大旗做虎皮”的产物，尽管后来改成“中国科学院计算所公司”，还是不好，既没有想像力，又不能朗朗上口。而“联想”这名字已经借助汉卡的名声传扬到全国。所以柳传志在那几个月里总是念叨：“咱们改成联想集团吧。”“联想”由产品的功能而为产品的品牌，现在又用做香港公司的名称，同时也意味着“北京联想”呼之欲出。
第三章 远见第17节：香港联想（2）
柳传志与两个合作者达成协议，各自投资30万港元作为新公司的资本，并且拥有同等的股权，以及同等的责任和利益。吕谭平成为新公司的总经理，而柳传志则是董事长。实际上，父亲和儿子在任何情况下都会联手，所以，柳传志对这家公司拥有绝对的控制权。
公司花了78万港币在太古城买到一处80平方米的旧公寓，让留在香港的全体北京人搬了进去。倪光南、柳传志、张祖祥全都住在这里，房间不够用了就在小过厅的地板上铺条毯子过夜。很多年后香港联想壮大起来，吕谭平也大发其财，资产亿万。有人怒气冲冲地说此人原本不过是个小商人，拿着30万元来和联想结盟，如今成了亿万巨富，不仅有豪宅名车，还有价值2 000万元的游艇以及市值35亿港元的联想股票，无非仰仗联想的国有资产，坐收渔利。网络上有个“中国思维论坛”，为此发表文章说，柳传志“用国有资产给外商准备的必胜客‘洋馅饼’，十辈子也吃不完”。这都是2004年的观点了。如果我们回到1988年春天，看到香港联想的嗷嗷待哺，就会相信当时柳传志放在里面的国有资产并不比“香港小商人”的私有资产更多。他们购买太古城里那间狭小公寓的时候，还是向吕谭平借了18万港元，才将房子首期款付清。
十几年后联想拥有100多亿元资产，市值数百亿港元，难免树大招风，但在1988年这一行人在香港开创事业的那些日子，大致上就是1984年的“小平房时代”的复归，人人都被贫穷笼罩着。香港的公共汽车票价1元，有轨电车就更便宜，只有6毛，可是柳传志和这一行人出门总是步行，不肯坐车，不敢在住处招待客人。为了保持尊严和富有的形象，约人会谈的时候就临时租个宾馆房间，谈判结束立即退房回到自己的陋室。如果是应邀赴约，那就先走到人家住的酒店附近，再坐上出租汽车开到门前。有段时间甘鸿就这么陪着柳传志每天步行在香港街头，碰到外人还要装成个秘书的样子给他提包，让柳传志觉得特别愧疚。几年之后公司兴旺起来，柳传志在心里发下弘愿：一定让老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