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59-先贤之信-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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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是中国的汤，还是以色列的摩西，他们的死都无法赦免百姓的罪。但他们似乎明白一人为众人代罪的道理。他们愿意献出自己的愿望向人类预表了能担当人类罪孽的耶稣的到来。上帝通过圣经启示，上帝不会接纳不完全的祭物，上帝所要的祭必须满足上帝完美律法的公义。上帝总是怜悯那些谦卑、忧伤痛悔的心灵，因此他应许汤和摩西的祷告。　　　　
　　　　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燔祭你也不喜悦。上帝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上帝阿，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诗篇51：16…17　　　　
　　　　有一个唯一完全人，他就是上帝的儿子——拿撒勒的耶稣。他来到世上为世人的罪成为一个完美的祭物。只有耶稣才能如此，因为他是上帝道成肉身。从生到死，没有在思想行为和言语中犯罪的人，就是上帝所要求的牺牲，无缺陷，也无瑕疵。关于耶稣，圣经是这样说的：　　　　
　　　　凡靠着他进到上帝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宜的。希伯来7：25…26　　　　
　　　　为什么必须是耶稣献祭代替我们舍命流血？为何他要受难，白白地为我们流血？上帝给了什么启示来帮助人类明白必须流血的要求？　　　　
　　　　当中国不再有血盟的时候　　　　
　　　　在明清两朝的郊祭中，宰杀祭牲不是皇帝自己亲手来准备的。就是说，皇帝不用做杀牲畜这种血淋淋的、令他不愉快的事。但在中国最早的敬拜上帝的仪式中，要求皇帝亲自宰杀祭牲。《礼记》中清楚地记载，献祭并不是十分愉悦的事情，皇帝与他的陪祀人员会弄得满手鲜血。　　　　
　　　　到了东周（公元前770…249），情况有了变化，天子不再亲自宰杀祭牲，这个看起来不是非常重大的变化，却背离了献祭仪式最深远的意义。一位历史学家这样评论道：“宰杀祭牲已不再是祭祀礼仪中重要的环节。为了保持皇帝的尊严，献祭仪式中最直接最深刻含义的环节被取消了”。　　　　
　　　　在东周以前，中国人一致信奉上帝，天子的献祭是众礼仪中最重要的。但从东周开始，许多新理论的产生，敬拜上帝的仪式受到严重的破坏。《礼记》中特别指出第一次背离献祭原则的礼仪，始于周朝的第九代皇帝夷王（公元前894…879）。孔子也曾说过，周朝的历王（公元前878…828）和幽王（公元前781…771）也使周礼衰落。　　　　
　　　　鉴于本章的目的主要讲中国人与上帝之间的血盟，所以对于从东周到明代（公元前770…公元1368）的宗教礼仪的细节，不作详细地探讨。但要强调的是，在这2138年的时间内，人们逐渐背离了对上帝最初的信仰。也是在此期间产生了中国的三大宗教，儒教、道教和佛教。对邪灵的恐惧左右了人们的生活与思想，就逐渐对独一真神上帝无知了。


《先贤之信》　三血盟的目的

　　　　圣经包括旧约和新约两部分，其更准确的译法应是旧的盟约和新的盟约。既然是这样，就不奇怪为什么明白盟约的重要性是了解上帝与人相处之道的基础。事实上，不明白血盟，几乎就无法完全理解或经历人与上帝之间关系的深厚与亲密，它甚至可以改变生命的本质。当耶稣在他被钉十字架的前一天，庆祝人们所说的最后的晚餐时，他将葡萄酒杯递给门徒时这样说：　　　　
　　　　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　　　　
　　　　马太福音26：27…28　　　　
　　　　因此，对血盟正确的理解，将带来生命的改变。　　　　
　　　　在圣经中，盟约的概念有多种意义。其中两个是：联合双方或多方进入一个新的关系；双方或多方之间共同的协议。立约的一个主要步骤是一起用餐，来使其正式化或记住记念这个时刻。盟约这个词在圣经中经常与“切开”一起出现。血盟被“切开”，就象动物被剑或刀杀死。在圣经中“订立一个盟约”，其字面的意思即是“切开一个盟约”。当耶稣在十字架上受难时，他在上帝与人之间“切开”了一个新的、永恒的盟约。接受基督为人类的罪牺牲，会使人与上帝有最亲密的关系。　　　　
　　　　圣经中没有一处章节详细的描述或完整的解释订立血盟的仪式。其中一个理由是因为血盟在当时是如此的平常，家喻户晓，所以不需要解释。那时代的每一个人都知道它的程序和重要性。今天，我们可以通过对圣经中不同盟约的记载，拼出一个完整的画面。经过了戏剧化结盟的过程，立盟双方建立了紧密不可分的关系，我们可从希伯来与汉民族文化当中结盟的历史，看见盟约的象征以及细节如何在上帝经由耶稣基督与人类立约的过程中得到最终的意义实践。圣经告诉我们上帝将耶稣赐给人类做中保（原文作约）。我们个人要决定是否接受从盟约得到救恩，还是永远与上帝分离。


《先贤之信》　三博士

　　　　为迎接21世纪的到来，中国政府在北京紧急地完成了千年纪念工程“中华世纪坛”。作为全世界纪念新旧世纪的交替庆祝的一部分，中华世纪坛在1999年12月31日进行了开坛揭幕典礼。这一纪念性建筑物的中央世纪大厅是一圆形环绕的浮雕墙，称作《中华千年颂》。浮雕墙周长117米，高5米，由15种不同颜色、不同质地的天然石材拼镶而成，自豪地述说中华民族5000年的发展和历史成就。壁画刻画了从中国古代的教育家孔子到近代的政治家孙中山等许多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令人吃惊的是，他们中间有一张西方人的面孔，他就是天主教的神甫和学者利玛窦。在他的身后还有“万国全图”（当时的世界地图），这张图是他1602年在北京亲自绘制、刻板并印刷的。　　　　
　　　　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中国一般对西方人，特别是对传教士持蔑视的态度。但在这歌颂中国历史和文明的《中华千年颂》中，对中国作出贡献的人物，竟然有一位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真是令人惊讶，这其中有更深奥的故事。　　　　
　　　　北京西二环路大约700米一僻静处（二环路是在过去北京内城城墙的遗址上修建的），北京市委党校的院内，有一处外国人的墓地，这也是中国首都北京现存的唯一的外国人的陵园。在紧锁的大门后面，有60座墓碑，记录着来自欧洲许多国家的外国人的生平。陵园的正面仍旧刻有皇帝的题词“钦赐”，“钦赐”意思是“皇帝授予”。这种题词，是由中国最高统治者授予的最高荣誉。许多墓碑上有龙的装饰，这是皇帝赐予最高荣耀的又一标志，因为自周朝（公元前11世纪…221）以来，龙的装饰只能由皇帝使用。“龙”的汉字，龙的图像，甚至含“龙”　　　　
　　　　字的名字也只能由皇帝使用；任何其他人使用，都会处以死刑。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这是中国皇帝唯一的一次授予一群人如此高的荣誉，即使是有声望的中国官员都没得到过如此的殊荣。　　　　
　　　　这些外国人是谁呢？他们是“博士”或者说是从西方来的智慧人。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在16至18世纪来中国的耶稣会的传教士们。排在最前面的是利玛窦。他的墓碑最突出也最大。两旁是他耶稣会同工的墓碑，左边是汤若望（1591…1666），右边是南怀仁（1623…1688）。　　　　
　　　　这些传教士一直在中国生活，到死也没有离开。就像律师们在法庭辩护时，要传唤证人一样，我们现在也“传唤”他们，看看他们在查考了中华民族先祖是如何敬拜上帝的历史真相后，发表了什么权威的观点。


《先贤之信》　三一代伟人利玛窦（1）

　　　　一代伟人利玛窦（1552…1610）　　　　
　　　　利玛窦不是第一个到中国来的传教士，但他的谦卑、忍耐、学识和给这中国带来的新贡献，使他成为来华的耶稣会教士中最知名的。利玛窦赢得了此等尊敬，是因为他首先尊重中国人和中华文化。他发现中国并非一个野蛮民族，而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高尚道德的民族。利玛窦的策略是避免与中国人对基督信仰的偏见和怀疑产生不必要的冲突。他的设想是靠他的引领赢得真诚的基督徒，而不是众多三心二意的受洗者。他的目光长远：他的目标是建立根基深厚的本土教会，而不是短期的信仰改变。　　　　
　　　　利玛窦1552年10月6日出生于意大利中部玛撒罗它城的贵族家庭。16岁时，他去罗马学习法律，1571年加入了耶稣会。那时候，耶稣会已经因着它在科学、属灵修行及传教士们宣教新世界的大胆行为而与众不同。同样，就读于著名的数学家克里斯托弗。克来维尼斯门下的利玛窦在科学和属灵方面也十分出色。他主动要求去远东从事宣教工作，并在1577年去葡萄牙等候下一轮去亚洲的船只。他的旅程带他先到了西印度西海岸的哥阿，在那儿，他继续学习作教士。1580年，他在西印度玛拉巴海岸克金地区被任命为神父。1582年的春天，他被派到中国传教。直到1610年，他58岁去世时，他在中国居留了28年。根据当时朝庭的规定，在华去世的外国人都要被葬在澳门。但明朝的万历皇帝却因着利玛窦对中国的巨大贡献而破了例。　　　　
　　　　利玛窦来到中国时，中国对西方人仍是封闭的。在那儿工作的西方传教士，像商人一般对中国人存着一种优越的态度。因此，中国教徒都要采纳欧洲方式与习俗，如学习拉丁语和取欧洲名字。在利玛窦到达澳门不久以前，亚历山德罗。维利哥纳诺，这位耶稣会在远东宣教的负责人，作一个重要的改变，他特别的强调学习汉语及了解中国文化的重要性。　　　　
　　　　利玛窦有着惊人的记忆力和坚持不懈的精神，这对于他来说，真是生而逢时。在当时的各种习惯上，他全心全意地采纳了维利哥纳诺方法，一切尽可能做到。起初，他穿得像个佛教和尚，因他误以为这样会得到中国社会的尊重。但通过他与中国士大夫的交往，他发现最为人所尊重的是儒家学者，而不是佛教和尚。利玛窦马上改变了他的方法。利玛窦尊重中国习俗的做法，并不只在表面的装束上。利玛窦有着在罗马作学生时学到的非凡的记忆技能，那儿因训练使用“记忆宫殿”作为一种记忆的工具而著称，这促使他能够带着热情和顽强毅力开始了学习汉语这项艰难的任务。至今为止汉语仍被公认为一种最难学的语言，他非但没有被这种语言的繁杂和艰难而吓倒，反而对此挑战感到振奋和鼓舞。他非凡的记忆力可以让他一次记住400…500个汉字。仅仅学习了五个月，他就能自信地说他可以正确地写出他所见到的每一个汉字。在三年的时间里，他已经掌握了足够的语言，以至于不用翻译，就可以讲道和听人忏悔了。又过了两年，在一位中国帮手的辅助下，他便能读懂“几乎所有的东西”。在他学习汉语十年后，41岁的利玛窦开始了学习《四书》的“速成班”。《四书》是中国古典文化的核心，它们是《论语》、《大学》、《中庸》和《孟子》。经过了十个月每天两次长时间的学习后，他觉得他终于可以开始用汉语自已写作了。也确实，就在第二年，利玛窦出版了他20多本著作中的第一本书，这20本书中包括了他翻译的第3世纪希腊数学家尤可利德所著的前6本书。他也将主要的中国古经翻译成了拉丁文。学术方面，他可以与同时代里最好的中国学者相媲美。　　　　
　　　　利玛窦的非凡记忆技能成为他能够进入中国高层社会的敲门砖。神父自己热情洋溢地描述了他第一次如何的令中国听众震惊，这些经历使他赢得了声望，最终带他进到了红墙内的宫廷中。1595年，他在一封写给上司的信里，描述说，“当时一些具有最高地位的士大夫邀请我去参加一个晚宴，在那儿发生的事，让我在他们及这个城中的所有士大夫中出了大名。”对此，著名学者约拿单•；斯潘斯说他是：“洋溢着成功的喜悦”。　　　　
　　　　我告诉他们，他们可以任意以任何形式在纸上写下一大堆汉字，其中不需要有任何次序，然后我只要看完一遍，我就可以按照他们写的同样的形式和顺序背记下来。他们这样做了，无次序地写了许多汉字，我只读了一次，就能凭记忆，按照他们所写的形式重新写下来：他们都十分惊讶，这对他们来说好像是非同一般之事。而我，为了使他们更为惊讶，开始以同样的形式倒背出来，从最末一个到最初一个。他们都极为震惊，简直欣喜若狂。　　　　
　　　　利玛窦接着说：“我的名声迅速地在士大夫中间流传，以至于我无法数算有多少地位显赫的达官要人来拜访我，他们对我表现出的谦恭就象是对待一位大师……”　　　　
　　　　利玛窦认为他的这种记忆技能，有点像“精明的戏法”，这种技能使他赢得了知识界的兴趣和关注。他的知识是如此的渊博，在中国居留的近三十年期间，使他在各个学术领域做出了极大的贡献：钟表学、光学、天文观察学、测量学、音乐、地理和几何学。他在地理学方面的成就尤其显著，因为“他最主要的功绩是绘制了一张精确的世界地图，上面所有的地名都译成了中文。这幅地图在经过了多次的未被授权的印制以后，最终以6幅条屏组成的6英尺（1。83米）宽的巨幅存于明万历皇帝的内宫中。”绘制在中华世纪坛世纪大厅内的就是这幅地图。　　　　
　　　　当时一些高层学者来寻求利玛窦学习西方科学。甚至在今天，中国最权威的报纸，《人民日报》，也称赞是利玛窦将世界地图、西方数学及天文学引进了中国。在一位学生的协助下，这位学生后来也成了教徒，利玛窦将欧几里得13本书的前6本，《元素》译成了汉语。为完成这本有纪念意义的任务，他们用了一年的时间，每天早晨一行一行地查考拉丁文原文。在几何学方面，他用中文出版了有关星盘、球面几何学、计量和等比例几何等著作。他在这些领域内的学识被广泛承认，最终获准进入了中国的京城，被任命为宫廷数学家。


《先贤之信》　三一代伟人利玛窦（2）

　　　　利玛窦还向中国介绍了三角学及天文学工具。在天文方面，利玛窦做到了朝廷天文官一直在做但没能做到的事：准确地预测日食。利玛窦在南昌准确地计算出了1592年的日食的时间，巩固了他的声望，引起了皇帝的注意，日食对皇帝而言有其重要意义——中国皇帝，有一项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根据这些罕见的天象来举行特定的仪式和典礼。尽管这两者之间并不一定有什么明显的联系，但利玛窦在这些领域的成就都是他蒙召引领中国人归主的一部分。斯潘斯尖锐地指出：“利玛窦做这些事情最重要的目的，是让中国人参与到他的科学成就中，以便使他们更容易接受基督信仰。”　　　　
　　　　利玛窦无以伦比的才华和能力，不仅仅局限于科学领域。作为哲学家和神学家，他也一样的出色。1595年他出版了一本论交友的小册子，它带来了“比起其它任何的作品，这本小册子带给他在中国社会名流中带来更多的威望和仰慕，当明朝领袖学者对此书做出了评价后，这种观点就更加强烈了。”在他的书中，他引用了西尼卡（Seneca），玛设尔（Martial），西赛罗（Cicero）和伯达克（Plutarch）等西方最伟大的思想家的论友谊的格言来支持自已观点，即友谊不仅仅是为了获取经济利益或出于物质的考虑而建立的关系；而是两个个体联合的心灵的碰撞。在他的几部作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