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59-先贤之信-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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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而是两个个体联合的心灵的碰撞。在他的几部作品中，包括他的创新学术巨著《天主实义》和《畸人十篇》，充分显示出了利玛窦用中国学者易懂的方式，介绍基督教义的卓越才能。
所有的努力都是为着一个目标：能够接近皇帝，并在朝廷中取得一席之地，这样他便可以影响皇帝，即人们所说的“天子”，并向他传播福音。在中国传扬天主教的传教士们认为只要皇帝信主，整个国家信主就会成为可能。但如果没有这个国家高层统治者的支持，尤其是皇帝本人的支持，那么他们的努力将继续是艰辛的，成功的范围和数量也会有限，他们传教的对象也只能限于中国社会的低层民众。
利玛窦的努力最终结出了果实。在他踏上中国土地将近二十年以后，1610年利玛窦应万历皇帝的邀请，做了他的朝廷顾问，在这以前从未授予过一个外国人如此高的荣誉。到去世为止，他在那里任职十年。在他去世时，中国已经有了2；500名天主教徒，其中包括许多知识阶层人士，以及耶稣会在中国的18个宣教机构，其中一半是少数民族。一位现代耶稣会的学者这样评论利玛窦说：
从他身上体现出了耶稣会的最佳目标：属灵的深度、乐于学习和对智力的渴求、在所有的事物中寻求神，经历异象。他是适应文化的典范。
尽管利玛窦在他有生之年未能使皇帝皈依基督教，但他却以他的诚信和学识成功地影响了中国社会权贵人士的思想和内心，消除了他们对于基督教持有的“野蛮人”的偏见。在他最受欢迎的著作《畸人十篇》，这是一本描述中国人感到他表现奇怪的行为，在书的再版前言中，一位翰林院的官员写到利玛窦时说：“我了解他所有的著作，并确信他真的是一位与众不同的人…他的信仰为他的美德增色，尊重五大社会关系并事奉上天；他的言语从没有违背过尧、舜、禹、周王或孔夫子的教导。”
利玛窦获准进入戒备森严的皇帝的深宫，那里充斥着猜疑和阴谋诡计，这也充分证明了他自己通过艰苦的努力，在当时最受人尊敬的士大夫和最高统治者中，赢得了巨大的信任和尊重。
天主实义
令利玛窦惊喜的是，他发现在中国古代历史和经典著作的扉页中，都有一个共同的东西，这些共性的理解使他可以用中国人能够理解的方式、从一种使用的角度将基督介绍给中国人，因为中国人是一种崇尚实用主义的民族。他写道：
“所以，在遍览大量的古籍后，我非常地清楚上帝和天主只不过是不同的称呼而已。”（历观古书，而知上帝与天主特异以名。）。
“在我们国家所称的天主就是中国人所称的上帝，与道家描述的玉皇大帝的像不同”（吾天主，即华言上帝；与道家所望玄帝玉皇之像不同。）
就如使徒保罗巡游，并四处建立教会一样，利玛窦也是一位优秀的建筑大师，他试图建立根植于文化之中的本土教会，只有扎根于本土文化的教会才会更壮大、更稳固。
《先贤之信》 三理雅各：热爱中国的人（1）
虽然理雅各与耶稣会不是同一个宗派，民族也不同源，这位才华横溢的苏格兰人、基督教新教教会的教徒，却称得上是利玛窦的继任者和追随者。在利玛窦之后大约300年，理雅各用毕生的精力来研究中国。他花了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把中国最重要的、被称为“中国圣经”的中国古籍翻译成英文。他对中国研究的贡献在西方是无与伦比的。
一位与理雅各同时代的中国著名学者，曾经描述理雅各翻译古籍的细致谨慎程度，可以概括为“中国古籍中的精华”。一位评论观察员这样写到：“他在翻译中国“圣经”所付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功，要远远大于他的传道工作”。他的译著是至今中国文明核心文化的最权威的英文版本。也确实要感谢这位英国学者，因为这本书许多地方依赖于他的学术成就，并广泛引用他的论点做的参考文献。
理雅各不是一位只会咬文嚼字的、研究枯燥无味的历史作品的学者。像耶稣会的前辈一样，他首要的、最大的热情，是把耶稣基督的救恩带给中国人，他研究中国古籍，是他认为了解这些知识，对他传讲福音很有帮助。完成这些译著以后，理雅各描述他的研究工作，“……我们在人们中间传道，应该具备足够的理解力，这样才能巩固我们不断取得的成果”。
上文提到的与他同时代的学者，评价理雅各的学术追求：“翻译中国古籍只是业余时间从事的第二工作，他主要目的是传播上帝的福音”。在理雅各的追思礼拜上，因他对中国人的爱，受到中国人的颂扬。
他赢得了中国人的感情和信任，很少有外国人做到这些，他爱中国人，中国人也理解他那质朴纯真的爱。这也是他独到之处，他临终前的最后一个动作，是从病床起身，用他特有的古式的礼貌来问候一位出身寒微的、官品又低的年轻人，他这样做，唯一的动力是这位年轻人的血管中流淌着中国人的血液。
像来中国的耶稣会的传教士一样，理雅各通过对中国古籍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中国人所敬拜的唯一真神上帝，和基督教里的敬拜的上帝是同一位。像耶稣会的传教士一样，理雅各也受到攻击，他为自己正确的观点进行辩护，与批评家进行长时间的、激烈的争吵，他们的争论是如此的激烈，有下面的记述：
他爱中华民族，他绝对忠实和崇敬他们信仰当中一切真实和良善的地方。他曾进行过的最激烈、最长久的争执，是因为某些传教士对中国古老信仰根源的见解与他不同。表面上看，汉语中有没有一个词语可以用来翻译关于上帝理念的。但问题的根本是，他们本身是否知道上帝存在的理念。而理雅各坚持认为他们知道上帝存在，难道他不是凭借爱心和知识来断定这一点的吗？”
理雅各在1815年12月20日出生于苏格兰，他学业出众，早年就展示他的潜力。在牛津大学金学院，他多次赢得学生奖学金。当他在金学院读书时，他的生活中一次次展现他性格的力量。他得到一份助教的工作，这份工作使他在学术的增进方面有一个辉煌的未来，但是这一工作要求他加入苏格兰教会，这是国家教会。理雅各的父亲曾经很积极地支持独立教会运动，理雅各说：“假如我只是为了那些暂时的利益，遵从父亲的愿望，而没能转向这个科目，对我来说，这不是一个好的人生的开端。”理雅各说他如果不加入国家教会，就不能使他攀登学术事业的阶梯。不到两年，理雅各从上帝那里领受了做传教士的呼召，他进入神学院，改变他一生的事业。
1838年，理雅各23岁时，加入了伦敦差会，第二年，和他的新婚妻子经海路出发，经过了大约一年的旅行，几乎跨越了所有的大陆，于1840年到达了马来西亚的马拉卡。在那里两年多的时间里，理雅各，除了完成他的首要任务学习汉语以外，他还兼任英华学院的院长，这所学院由伦敦差会创办的，目的是要为中国培训传教士，并负责经营学院的一个出版社。出版社的创立，开阔了前往中国的先锋传教士马礼逊的视野，马礼逊的计划是教育和训练中国的信徒，使他们能够向自己的国民传教，那么外国的传教士就可以有时间，创经营学校、医院、诊所、技术知识的团体，这些都有利于中国社会的发展。
为了能够达到这一双重的目的，出版社印制中文圣经，宗教小册子、双语字典和语言课本。在马礼逊死后的六年，理雅各接管了出版社的管理工作，这个出版社已经营了半个世纪。他很出色地继续马礼逊的工作，采取马礼逊的方法。他也一样作了传教士，献身于神学事业。他们同时认识到提供教育机会的价值。
1843年，理雅各和他的家人定居香港，在那儿他创建的联合教堂，在香港依然存在。理雅各是那的第一位牧师，在那儿服侍了30多年，因此他被称为“联合教会之父”。理雅各致力于为中国学生创办学校，让他们在英文和汉语方面接受进一步的教育，他同时还协助香港的教育部打下坚实的基础，这些都对香港社会具有几十年的影响。理雅各对城市的贡献，并不局限于他所工作的教育领域，在社会服务的其他领域的成就也是被公认的，曾经作出过巨大贡献。1865年他离开香港时，香港政府赠送给他一个精美的证明书，上面写着：“香港政府将这个茶杯和咖啡的托盘，赠送给理雅各博士，因其对香港公共事业无私的奉献和无偿的回报”。更重要的是，正是在香港他开始了他一生中最重要上午工作。后来被他描述为“15年以上艰苦努力的学习”。
在一本传记中记载，理雅各意识到“打开中国的钥匙，在于对中国经典著作的认知。这些著作影响着中国人整体的行为规范，包括他们的思维、信仰和生活方式，以及他们的政府体制。”
理雅各在他的文章之中写道：“谁了解中国，那他也一定了解中国古典文学。”必须“精通中国经书，并且……通过中国的历代圣贤，对中国思想领域做了全面的调查”。在他的晚期，他主要致力于中国古籍的翻译工作，向西方人介绍中国人的思想。他刻苦学习汉语，就像几个世纪以前的利玛窦一样，上帝恩赐给他学习语言的天赋及惊人的记忆力，常常引起他同事的嫉妒。他的一位同事曾经回忆说：“他的大脑可以很轻松地记住大量的单个的或复杂的汉字，这些字曾经吓退无数个想学习汉语的人，但对他来说这却是一种乐趣，因为他很轻松地记住它们。”尽管这样，直到他在香港居留了15年以后，在1858年他打算开始出版他的译作，下一步他不但要寻求资金，还要安排诸如笔墨纸张之类的问题。所以直到1861年第一卷书的第一版才开始印制。理雅各一共完成了8卷书的翻译：
四部儒家作品《书经》、《易经》、《孝经》和《礼记》
一部道家作品《道德经》
两部其他作品《佛都记录》和《太上感应篇》
浪漫派爱国诗人屈原的长诗《离骚》
他在香港居住了三十多年后，回到了英国。1876年他被任命为牛津大学的首席汉语教授。1897年，他在伦敦去世时，仍在翻译楚辞的第九章。
《先贤之信》 三理雅各：热爱中国的人（2）
像早于他三百年来中国的利玛窦一样，对汉语言和古籍的研究，使理雅各相信，中国人理解的上帝和基督徒敬拜的上帝是同一位。在1852年理雅各为自己的观点进行辩护时，在第一段的开头他就提出了这个问题“中国人知道真正的上帝吗？”
“我肯定会毫不犹豫地回答，展现我面前的中国文学和历史中提供的证据是如此充分，很难想象怎么会有人在对它做过研究以后，却得出相反的结论。”
像利玛窦和耶稣会的教士一样，理雅各对中国的历史和古籍有深层的理解，他同样也提倡用古代中国人使用的“上帝”一词来翻译英文的“God”。像先于他以前的会士一样，理雅各面对来自中国教科书中接受低等教育人士的激烈反对。天主教选择两个新的汉字组合来表示“God”。19世纪新教的传教士选用“神”这个词来表示“God”，而理雅各一直认为“神”这个词只能表示一般的神（god）或者神灵。他这种观点，掀起一场与西方传教士的争论。在1852年，理雅各写了一本完全为自己的观点辩护的书，《中国人关于神鬼的概念》，在这本书中很明确地阐明，中国人从古至今一直在使用的“上帝”这个词专门用来指那位至高无上的、唯一的真神“God”、创造世界并统治世界的主。他认为“神”表示英文中的“god”；而上帝是英文中的“God”；两个字母“g”一个是大写，一个是小写。他还罗列出中国历史和古典文学中一系列的证据，证明“神”只是指那些流行于中国民间的宗教传说中的众多的精灵和小神，是不能和这位全能的上帝混为一谈的。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信服这一点。这种持续不断的意见分歧最终导致了一个难以置信的现象，就是20世纪初中译本圣经两个版本的出现，南方和合译本圣经使用“上帝”表示“God”，而北方的版本则用的是“神”。
在理雅各的追思礼拜的颂文中，很恰当地描述了这一争论，症结不是语言上的而是理论上的。因为选择“上帝”这个词来表示“God”，理雅各加入到利玛窦及其他的耶稣会学者的行列，他们都认为古代的中国人认识唯一的真神上帝，而那些选择新词“天主”或“神”来表示“God”的人，在理论上持有一种偏见，认为中国人在过去的时日并不认识基督教敬拜的上帝。
但这一观点是站不住脚的。通过比较，那些力主使用“上帝”这个词的人，如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和理雅各，他们都以他们的博学、严谨、和真诚而著称的（事实上，理雅各还是当时中国学者的领袖。中国的学者王韬（1828…1897）认为，无论是汉语还是其它方面理雅各是唯一的能接任他的学者。）。
他们深深地扎根于中国人民，但他们的纯真，不允许他们为了完成传福音的使命而歪曲真理。他们甚至简单的认为，假如要赢得中国人的心，对文化的敏感和理解是缓和氛围所必须的。但无论怎样都会认为，他们从没有妥协他们的信仰，改变他们那种学者的正直，在他们一生的传教事业中，是他们把上帝救恩的知识带到了中国。
用一句理雅各自己的话，来结束这一章是最合适不过了：
“我坚持认为，中国人认识真正的上帝，他们的语言中有一个词上帝，就是我们语言中的God，西伯来文中的Elohim；希腊文中的Theos。”
《先贤之信》 三神州
今天中国的英文名字“China”并不是中国人自己起的，而是西方人对中国的称呼。“china”一词最初指东方古国的瓷器。后来演变为瓷器的原产国中国的名字。其实“china”一词，最早起源于“秦朝”的译音，在早期的汉译英中，因为秦朝（公元前246…210）被按音译直译为“Ch’in”。
但是中国人却给自己起了含义完全不同的名字，就是处在中央的或中间的国家，这个名字第一次被使用是在尧（公元前2357…2258）和舜（公元前2255…2208）交替时期。第一次使用“中国”这个词的记载是在我国最早的历史专著“禹贡”中，也被称为“大禹的贡献”，主要记载由大禹向诸王讲述控制洪水，经过13年的艰苦努力，终于控制了肆虐20年的洪水。大禹徒步巡行当时的九州（全国）各地，从东部的海岸线，几乎到今天西部的青海省，北至今天的内蒙古南端，南几乎抵今天的广东省。禹观测土地，评估耕作土地的等级，确定赋税的标准。他翻山越岭，绘制了河流及其它水域的地图，同时他开垦山地，赶走了野兽以便百姓能够安居。然后他又建立防洪体系，深挖疏通河道，以便湖泊、沼泽和湿地的排水泄洪。
在完成了这一难以置信的治水事业之后，禹向舜帝报告说：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涤源。九泽既陂。四海会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叄鞑聘场Ｏ淘蛉馈３筛持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