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82-2049,相信中国-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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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将形成欧洲、美洲、亚洲三大经济贸易区已经是一个共识，而中国只要保证经济的一定增长速度就必然成为参与游戏规则的制定者——经济增长速度和庞大的市场是发言权两大最直接的保证。今天日本不断地对中国的研究其实就是在探索一条如何同中国构建未来关系的道路。
在日本及世界，其实很多人已经将中国看成一个市场国家，因为中国的经济影响力越来越大，中国的经济运行规律也与世界各个国家越来越一致，中国的经济也越来越和世界经济融为一个整体。在海外看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就基本具备了与世界大多数国家平等贸易的平台，中国也越来越能用一种商人的身份与这个世界交流，而不是每天考虑怎样指责美国帝国主义、前苏联修正主义、英国小霸权等。
在全球经济日益融合在一起的时候，全球化中基本的四大因素日渐明显地开始影响每一个国家和地区，即所谓4c因素，就是指现代经济活动中最基本的四个元素，资本、企业、消费和信息。这四个因素其实就是指人类两大基本构成元素，即知识和财富，只是偏重于经济活动而已。因为从观察四个因素在全世界各个国家间的流动方向、流动程度或在某一地区的聚集程度就能知道某一地区或国家将走向兴盛还是衰落，因为全球化是一个巨大竞争场所而不是福利场所，全球的经济规模在某一阶段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必然有的国家会得到更多的4c，另一部分国家则必然流失4c，并且，从总体观察来看，只有少数国家能够成为经济网络中的核心聚集地，这就是所谓的自然界（包括人类社会中的一切现象）网络—金字塔模式下所有的一切的运行模式和趋势。
日本著名的学者大前研一博士认为日本停滞的十年正是日本4c流失的十年，也正是中国获得4c最多的十年。日本认为，与中国打交道中最聪明的是新加坡，它不是贪婪地窥视整个中国市场，而是将新加坡在中国的投资集中在一点上（即苏州工业园区），这使得新加坡不必去和所有国家争夺中国市场，但却在苏州形成规模效应，由于苏州地处中国最富庶的江南经济区，所以可以很容易地获得效益。日本本来拥有很强大的4c资本，但却在中国和日本交流间做的并不算成功（尽管日本对中国的贸易拥有大额的顺差，但如果以4c的流动效果来看，中国得到的更多）。
可见，无论一个国家的民族主义多么强烈，经济增长与否总是十分现实的，并且这最终关系到根本的国家利益。在上述论述中关于新加坡的模式也许在今天不会引起多少人的注意，但在未来数十年里这很可能是亚洲各个国家与中国进行经济交往的常用模式。原因在于中国的市场过于庞大，而相对这个市场任何国家的投资都是有限的，如果把摊子铺的太大就会收效甚微，甚至出现亏损。相反，如果像新加坡一样把有限的资金投在相对集中的地方则会显现出优势，这有利于这个国家在中国市场上的竞争。其实这完全符合经济学原则，并且，就在不久前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上已经清楚地写明了这种结果——在1840年到1941年的中国，中国称之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一段历史中，欧美各国及日本在中国划分殖民地范围。这实际上就是说明，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足够的实力单独占有中国这个庞大的市场。在殖民初期，也曾有国家向往越多占有中国市场越好，但结果表明，这有时是适得其反的。50年后，中国的人口或许增长到16亿左右，占世界的1/5，哪一个国家有这样的实力可以单独占领占世界1/5的市场呢？不但世界上没有国家可以，就是中国自己也要让出不小的份额给这个边界日益淡漠的世界。
在中国促进亚洲一体化的过程中，也是周边国家担忧国家安全的过程。现代意义的国家安全已经与传统上的国家安全不同，中国可以通过促进这种从经济到文化等各个层次的相互渗透来达到由下至上实现亚洲一体化的目的，即与欧洲一样，首先实现亚洲各国经济一体化再实现政治的一体化。对周边国家而言，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趋势。全球化的好处是一切都是流动的，中国完全可以利用自己的经济规模和日益增长的财富吸引周边国家自愿地加入到一体化的进程中。
亚洲国家最担心的也许是所谓国家安全，但国家安全实际是国家利益的体现——如果中国的经济已经与周边国家的经济融为一体，那么也就是说这些国家的利益已经与中国的利益保持一致。但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应该明白中国历来是：如果说西方是依赖武力征服世界的话，那么中国2000年来一直依靠融合来吸引世界。世界对国家安全的重新认识也由来已久了。1983年，美国著名政治经济学家理查德？乌尔曼发表了《重新定义安全》一文；1989年，杰西卡？塔克曼？马修斯同样写了一篇名为《重新定义安全》的文章，提出国家安全的定义包含的范围已经十分广泛，远远超越了传统的主权、领土、战争等范畴。不仅是使用武力才会威胁一个国家的安全，还包括诸多领域，如环境、能源、国际航运、国际金融动荡、外贸、互联网信息交流和电信、人员流动等等。同年，奈温？布朗发表了《气候、生态与国际安全》①。这些都表现了国家安全在全球化中所将面对的必然问题。对西方国家来说，由于他们的触角和利益遍布全球，他们对这些问题就表现得更为敏感。全球化促使整个世界向一个共同的社会迈进，而在这个旅程中显然要先经历地区一体化的这个阶段。中国只要能够在这些领域起到关键作用，周边国家和世界就必须倾听中国的声音，日本在上世纪60～80年代一直能够成为左右亚洲的重要力量就是因为日本在资金、技术等方面能够在亚洲平衡美国的作用。同理，由于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日益增强，西方七国已经无法将中国排除在会议桌外而单独讨论世界经济问题，美国在考虑朝鲜半岛问题的时候中国因素也是至关重要。在中日间，自1986年广场协议后一蹶不振的日本经济因中日贸易的扩大而走出困境；在中韩间，韩国对中国的贸易已经大于对美国的贸易，这已经拉近了中国与韩国的距离。
现实主义国际政治下的游戏规则相互渗透与相互依赖（1）
应该感谢全球化：对商人而言，全球化就意味着全球大市场的形成——尽管这还是一个拥有众多规则和樊篱的市场；对政治家来说，舞台扩大了；对民众来说，世界更加完美了；对网络市民来说，他们终于脱离了禁锢已久的众多界限，他们早就是地球村的人了。
无论是自人类建立文字文明以来，还是从1492年现代全球化开始以来，文明世界就从来也没有建立过统一社会。也许，相对而言，蒙古帝国时期算是对欧亚文明世界一次粗糙的统一，但帝国疆域的过于庞大也导致不得不分裂为四大汗国，统一的仅仅是在统治层面的蒙古民族性和帝国名义上归属东方的元皇室。并且，日本、偏远的西欧诸国、南亚还有东南亚等地还没有被完全纳入到这一版图之内。
实际上，全球化的渗透一直也没有停止过，但世界上众多的权力中心导致现代意义上的全球化也是处在一种自然涣散的状态中，即霍布斯的无政府状态。
霍布斯在其名著《利维坦》中说，这是一个“人们处于暴力、死亡的恐惧和危险中，人的生活孤单、贫困、残忍而短寿”的世界。各个政权之间、各个民族之间、各个利益群体之间、甚至任何两个人之间都存在残酷的争斗，即整个社会处在“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②状态中。看起来这更像是处在原始社会或者更像是东非草原上的自然世界，人类文字文明中的柏拉图世界、孔子所倡导的理想、仁义礼信完全是一种虚幻，一切所谓的儒家社会道德、汉谟拉比法中严明的法律、国家间的和平条约实则只是一种竞争状态中短暂而无奈的、彼此制约和妥协的条款，这就是霍布斯所导论出的社会契约，即在共有社会中，每一个人自出生就伴随着一个自然社会契约，换言之，每一个人都同时存在于两种天赋状态中，就是自然权利和社会契约相伴而存、不可分割。任何人的这两种状态都处在“利维坦状态”之中——这是一个社会总体权威，拥有对任何人的生杀予夺、对任何人的权利分配的权力，而维持社会秩序和国家强权就是维持社会契约的存在。③
霍布斯一个显然的错误就是，他的一切论述显然是以人性恶为当然前提的，而不是在前面所说的人性无所谓善恶，而只有手段的黑白。
现代全球化中的世界是一个人性利益化的世界。这并不是认为人性有什么改变，而是基于历史文明的变化而带来的社会竞争和合作的相对进步，对人性中的二元性而言毫无变化。
今天，相互依赖理论正开始风靡世界。赫德利？布尔的国际社会学说就是其中之一。以国际关系学派而论，赫德利？布尔属于“英国学派”。他的名著是《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之研究》。
赫德利？布尔将现代世界区分为国际体系和国际社会。他认为国际体系是一个系统，如同维也纳体系、巴黎—华盛顿体系和雅尔塔体系一样，由大国构成基本框架，每一个国家都是成员，国家间的行为是相互的，也就是说，每一个国家不再是独立的行为体，而是系统内部的行为，它的任何行为都必然导致其他国家的反应性行为。而在国际社会中则是有许多共识的东西。如有共同价值观、共同利益、共同规则和共同机制，国际社会就是一个拥有这些“共同”的国家群体。赫德利？布尔显然想推翻霍布斯的国际社会无政府论调——拥有许多共识的社会显然不是一个“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野蛮社会，而是一种无政府但拥有秩序的社会，而维持这种共识的，就是英国思想家洛克所言的那种有同一社会中的理性纽带。这是不是过于理想化了？不矛盾吗？赫德利？布尔这种将现代社会毫无意义的“统一”显得有些无聊。自威斯特法利亚体系建立以来的世界，国际社会显然都是出于国际体系支配下的。赫德利？布尔是想证明现代国际社会的相互依赖理论的存在，但却错用了分析方法。
现代国际相互依赖的确存在，而且远比1492年时深刻得多，但现代国际社会远没有达到用国际道德就可以维持这种相互依赖社会的存在的程度。现代国际社会中每一个成员国家都与外界保持着物质利益上的依赖，在整个国际社会中也认同这种利益交流的重要性，但贸易规则显然不能代替国家间的竞争。任何国家也都需要安全，谁都不希望受到侵害，而赫德利？布尔寄希望于每个成员国都自觉地遵守国际和平协议，这显然过于幼稚了。有时候贸易失衡或者贸易通道受阻，就是导致一个国家安全受到威胁的主要原因，赫德利？布尔所言的贸易交流和寻求安全环境两者间就存在矛盾。赫德利？布尔还将国际社会与国内社会相比拟，但他显然又忘了一个前提，那就是国内社会是一个政府机制完备的社会，而国际社会时至今日仍然是一个无政府社会，怎么能相提并论呢？
赫德利？布尔的理论尽管漏洞百出，但他所说的国际社会相互依赖、相互渗透的状态却是存在的，只不过赫德利？布尔先生用错了分析方法。从欧洲的殖民时代到一战和二战时期，以及冷战时期的全球分化，及至今天的后冷战时期，全球化显然走过了一个阶段性递进发展的过程，今天全球化的深入所导致的相互渗透和相互依赖是一种国际社会日益紧密的表现，但却一直没有背离国际社会中大国角逐和均势制衡的原则，利益的紧密不等于公平社会的出现。
全球化的蔓延看起来更像是对国家主权的侵蚀——与历史中的国家相比，现代国家主权的篱笆墙似乎在许多方面都已经矮了很多。从历史意义上来讲，主权国家有七大支柱：发动战争的能力、保持隔离状态的能力、自给自足的经济能力、控制信息与人员流动的能力、保持独立传统政体的能力、保持主体民族纯洁血统的能力和保持自身文化特色的能力。但随着全球化的日益深入，可以显著地看到这七方面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在历史上，一国行使武力的时候，更多考虑的是两者战争力量的对比，而现代往往更多的考虑其它大国的干涉，这种因素已经成为决定是否发动战争的主要因素。另外，核武器的出现，也使国家间的战争首次止步于一种威力强大的武器面前，甚至可以说冷战之所以能维持近50年的和平，就是由于核威慑的效果。历史中的国家十分注重本国居民的稳定和人口的数量，努力维持人口增长和防止人口流失，因为众多的人口是国家的财富、武力和强盛的基础，保持与周边国家相对隔离的状态有利于国家的稳定和强盛。这一点在东方的中国、日本表现得非常显著。历史中各个国家间的交流很有限，很少谈得上现代意义上的国际合作，倒是这种相互隔绝更具现实意义。而在现代，国际交流则十分重要，因为这是获得国际先进知识、技术、各种制度和贸易的重要手段。历史上的国家大多保持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统治者多认为依赖他国的经济模式无疑是受制于人，这会大大限制其在必要时采用武力的能力。而现代国际贸易已经达到细化国际分工的水平，一个国家失去国际贸易则会变得十分危险，甚至会导致国内经济的崩溃。在历史中，一个国家的绝大部分信息是保持在少数人手中的，识字的人很少，能参与国家决策的人更少，往往这种决策只限制在金字塔的顶端，底层的民众仅仅是被动地支持决策而已。
现实主义国际政治下的游戏规则相互渗透与相互依赖（2）
统治者视掌握国家信息和杜绝国家间人员交流为控制权力的要素。而在现代，尤其在西方国家，民众和民间公司掌握着大量信息，也就必然参与到政治决策中，而完善的信息反馈体制又保证了信息在政府与民众间的畅通，有时国家在需要的时候，还会举行全民公决。如欧共体的许多成员国就由全民公决来决定是否加入欧元区等。同样，互联网、无线通讯等现代信息交流方式可以说已经完全超越了国界的限制，地球上的任意两个人只要拥有必要的设备都可以保持即时联系；在国家政体方面，传统的各种文明特色下的君主制已经受到无法抵御的冲击。以冷战期间为例，世界明显分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政体阵营。美洲文明中的庞大帝国、非洲各种土著政治体系、亚洲传统的帝王制度、阿拉伯世界的宗教领袖与世俗国王等所有的文明体系都受到欧洲民主政治的冲击，现代几乎没有什么国家能真正独善其身；在民族血统方面，传统中一直十分重视民族区别，尤其在异族统治的帝国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如在中国清朝时期，满族统治者就采取许多维持民族血统的措施，如限制满汉通婚等。而在现代，美国则是一个几乎包容世界所有民族的国家。同样，作为反例，日本却还在努力限制外国血统的流入；在文化方面，全球化的另一杰作就是促使世界上许多小语种的消亡。在今天，有许多民族的人不会说自己民族的语言，甚至在印度这样的文明古国中，官方语言却是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