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82-2049,相信中国-第5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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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法国人的浪漫也闻名于世；在政治上，法国对待他们反动的统治则更激情满怀，所以他们的革命比英国彻底的多。如果把希特勒同拿破仑相比，虽然两者的企图都一致，也都在大致相同社会压力情况下煽动民众的愤怒而赢得支持的，但相比之下，法国人对拿破仑的支持更多地是出于对国家、民族和拿破仑个人魅力的热情；而希特勒则是借助民众对一战后果的不满而形成政治气候。同样，在此后的战争中，德国倚重的是一支高素质的军队而法国则更依靠拿破仑个人的军事天才，在没有拿破仑现场指挥的情况下，他们甚至连西班牙都征服不了。而在俄国这个东正教的国家中，由于有宗教道德这个心理压力的负担，所以俄国的思想显得有些混合，有些矛盾。可见，同是在基督教的名义下，欧洲的思想也是流派纷呈，欧洲除罗马时期外就再没有处于大一统状态中，所以也就不存在用政治强权使某一流派上升为主导地位的情况，这种流派纷呈的局面也就一直延续至今。
如果西方思想是这样，那么世界就更是如此了。
所谓中西合璧，并不是简单地一加一，而是要用“中国的方法”来达到“世界目的”。也就是说，用中国善于吸收外来文明的特质，借鉴他山之石的传统方法，来达到雕刻“世界之玉”的目的。让中国不仅真正融入世界，更重要的是不但中国要保持中国特有的思想文化，还要形成一种思想之源，成为世界的思想者，所谓中西合璧不是泛泛而论地了解、比较，而是要“拿来”，更重要的是拿来之后让它发挥作用，而不是仅“拿来”作花瓶，摆在那里。
同样，我们要“拿来”就要有空出的地方，这就需要“抛弃”，抛弃一些我们原有思想中的无益之处。如我们虽然在春秋战国时期拥有众多的学派，但在儒学一统天下后，其它的大多学派则基本上就没多少发言权了，儒学固然有许多精华，但不是等于其它学派黯然无光。相反，韩非子的法学思想对今天我们制定法律就大有裨益。在历史中，如果认同民众对各种学派积极思考，那么中国就不会日趋走向保守，如明朝的海禁就是一种以政治手段代替思考的典型事例。在明清，儒学的日趋腐朽，也导致了对西洋科学的漠视，这种大国思想的作祟下，对中国以外的地方都毫无知觉。相反，利玛窦、卜弥格等西方人都一再将有关中国的情况传回欧洲，而中国直到鸦片战争还不知道大英帝国身在何处；当大英帝国已经把世界一半的土地置于基殖民权统治之下时，中华帝国还对此浑然不觉，直到大英帝国的坚船利炮开到海岸线时，还自以为是地对其指手画脚，这不会令国人感叹良多吗？
中国什么也不缺，缺的是对世界和自己的真实认识，缺的只是对世界思想的包容。
其实，中国所谓的改革其实就是要解决三个问题：其一是中华文明和其他文明的交融问题；其二是社会稳定问题；其三是经济问题。
柏林墙的倒塌似乎是共产主义在现代社会失败的标志。但是中国的政权依然是红色的，并且最重要的是中国重新走上了繁荣的道路，而不是前苏联失败的继续。显然，这对资本主义社会来说不是一个很好的谢幕，反而有可能是另一场历史剧的开始，这该怎么理解呢？
其实，衡量一个制度是否优秀的标准就是人性——是否与人性相符，客观上是不是促进了人性在社会和自然界的延伸。人性的贪婪不是错误——人类的伟大不是遏制人性的表现，而是用智慧拓展人性在世界的延伸——人类社会的所有方面。
马克思本人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他的著作中许多思想首先就是来自对资本主义的研究。他的许多观点并非是带有阶级斗争的谩骂，而是非常中肯的评论。马克思的所谓阶级分析实际上是一种经济研究手段，马克思对资本社会的研究比许多资本主义经济学家更深刻和富有预见性。如资本社会伟大的创造能力、全球市场的形成、跨国公司巨大的影响力、资本经济的周期性、经济决定政治的思想等，都是非常伟大的预见——至今全球资本市场仍然按照他所预见的规律在运行。柏林墙的倒塌并没有让人们蔑视马克思的真正伟大之处——1999年，BBC进行了一个民意测验，让人们说出这一千年来最伟大的人物。在那一年的十月，距拆毁柏林墙10周年纪念日只有几个星期时，BBC宣布，人们评选的“最伟大的思想家”就是卡尔？马克思。
马克思主义学说实际上包括了四个方面：一是他借鉴了黑格尔的辩证法，黑格尔的辩证法也许就是任何哲学思考的基本原理，辩证法确定了世界的运动规律；二是马克思证实了千百年来的事实，即经济活动是衍生其他一切社会事物的根源；三是阶级分析理论，依照富有的程度而确定一个人在社会中的支配还是被支配的位置，以及由富有者制定社会游戏规则的事实，马克思借助阶级理论还原了历史发展的原貌；四是构想了一个理想的社会模式，即共产主义社会。
西方评论家认为前苏联的社会制度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即社会的进步有一定的程序，但前苏联抛弃了这个规律，企图人为干预历史的进程，结果受到了历史的惩罚。
相信中国相信中国
——美国作家杰克？伦敦收到一位贵族小姐的信：“亲爱的杰克？伦敦先生，用你的声望加上我的高贵地位，再乘上万能的金钱，就会使我们建立起一个天堂一般的家庭。”
杰克？伦敦很快回信道：“你列出的那道家庭公式，我觉得应该开平方才行，我们两个的心就是它的平方根。但很遗憾，这个平方根开出来的却是负数。”
——在国际上，山姆大叔这位贵族经常为别的国家开出一个公式：（美国民主＋听话）×美元＝幸福，结果呢？往往适得其反。
相信中国六点原则（1）
在这里，我们可以总结出评价任何一个国家历史地位的六条理性基本原则，这六条就是：
是否符合人性空间的理性增长；
是否符合国家整体利益增长；
是否符合理性效率原则；
是否符合维持从传统、现实到将来的稳定增长曲线原则；
是否具有在矛盾与基础条件之上谋求最大国家利益的能力；
是否具有塑造完美社会的潜在能力。
纵观整个人类发展历史，人类既不是完全按照经济规律发展，也不是完全按照政治意图发展，而是依照自己的人性在发展，无论各个文明的差异有多大，但基本的人性毫无二致。其实所谓的文明差异主要是看掌握知识和拥有财富的多少，并由此导致在各个领域的千差万别，也导致了各个民族或文明主体间权力分配的不平衡，但在人性上则没有什么根本不同。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既有贯穿整个历史的人性发展需求，也有不同族群不同国家在各个历史阶段的阶段性人性发展空间需求，这如同经济学中的需求与供给的关系，甚至经济学的这种关系也与人性存在直接的联系——一种人性与财富多少的正比关系。
还有一个衡量指标就是，这个政权或国家满足了当时多少人的增长需求——即执行的政策是为了满足多少比例的人口，或者说这种政策主要是向谁倾斜的。显然各个时代的政策是为不同比例的人制定的，古罗马的首要目标是保证罗马人的人性空间不断增长，主要是罗马公民、贵族、元老等，而占罗马帝国人口大多数的奴隶和被征服疆域上的人们则只需要停滞在维持生存的水平上，维持他们生存的目的就是要用他们的劳动供应罗马人的人性空间增长需求。而到了东方唐帝国的时代，已经没有了奴隶，这意味着原则上人人都可以有追求自己人性空间的权利了，这种制度显然要比罗马帝国时期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尽管客观财富的创造水平显然限制了这种原则的完美体现，仍然是占人口大多数的人在提供财富满足少数人的人性空间需求，但与罗马帝国文明不同的地方是大多数人有权保留小部分的财富用来满足自己的愿望，而且当你有能力支付规定的税负之后，其余的钱财都可以自由支配——显然国家的财富制定者会制定一个把大多数人的大比例财富控制在国家手中的政策。到了现代北欧和美国，财富的积累已经达到可以让生活在这个国家中的大部分人满足自己追求人性空间的愿望了。
其实历史上的经济学理论都不能真实地反映财富的流动和解释为什么有的国家富强有的国家衰败，因为这些经济学理论都是建立在和平的环境中的，他们研究的唯一出发点就是——劳动创造财富，但事实上对各个民族或国家来说，自古就有两种获得财富的手段，一种是经济学家教导的辛苦的劳动，一种则是野心家教唆的掠夺——人类作为一个整体，他的财富只能来源于劳动，但对许多民族国家来说，这两种手段一直是相辅相成的。
这六条应该是考察一个国家最基本的标准，以往的各种考察标准多是以国家为对象的，而这六条是以人为本，考察的主要就是从宏观大历史的角度来看，社会中的人在各个国家中究竟成正向发展还是负向发展。对中国来说，目前的改革必然会导致一些人无法适应，产生失落感，但这绝不意味着就此就可以简单地否定中国这场伟大的历史变革。
是否符合人性空间的理性增长？显然，中国现在社会中人性空间是成正向增长的。中国历史有5000多年，而人性空间在战国之前是一个奴隶社会，之后成为一个封建社会，人拥有了自由权和财产权，但这种自由和财产权都很有限，贵族世袭制导致权力一直稳定地掌握在一个阶层中，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1911年的辛亥革命。之后一直到1949年，中国内忧外患，中国一直在谋求统一，只有独立统一才能获得一个和平、稳定的环境。在1949年后中国才获得相对的稳定，这之后，中国的人性空间相比历史任何一个时期都达到最高程度，尤其在改革之后，人性的空间达到最好的程度：只要你有能力，你就可以拥有巨大财富，你也可以拥有自己的生活，现在没有什么世袭制，所以不会再有封建贵族将权力限制在一个固定的阶层，对于社会上任何人来说都有机会，也就是说人人都有均等的机会，而机会均等是人性空间正向增长的最大保证。
是否符合国家整体利益的增长？这一点几乎无可争议，中国政府在建国后几次重大的国际角逐中都很明显地维护了国家利益。抗美援朝是遏制美国战略干涉的第一步——假设朝鲜半岛完全美国化，那么显然美国的下一个目标就是中国，美国显然不在乎中国社会的幸福，而只在意中国是否阻碍了美国的亚洲利益，类似的还有越南；对印度的边界一战，很好地对世界说了一句：“中国人才是这片土地的主人。”整个冷战期间中国没有丢失一寸领土，也没有掉进美国的战略圈套，而是按照中国国家整体的战略利益需要，时而结盟前苏联，时而中立，时而利用美国；中国自改革以来，几乎没有人怀疑中国的崛起，这就是中国国家利益整体增长的最好证明。
是否符合合理效率原则？自然，如果单纯从效率来讲，中国现在的效率——无论工业生产效率还是金融效率、或者资源利用效率、人才利用效率都还不能和世界发达国家相比，但考察历史效率应该是在合理前提下，即同一时期，不同国家起点不同，效率也就不同；而不同时期，则要纵向考察一个国家历史时代的效率。无论怎么衡量，现代中国显然是中国历史上效率最高的时期，而最重要的是，不要仅仅盯着眼前，应该比较历史和未来，即美国现在的效率显然比中国高，但中国前进的步伐比美国快，这就是说，中国前进的速度效率比美国快，那么，在将来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就是一个比美国拥有更高效率的国家。
相信中国六点原则（2）
是否符合维持从传统、现实到将来的稳定增长曲线原则？这实际也是在比较历史。从这一点来说，中国在世界上独一无二，中国是最优秀的。因为比较历史上所有大国，没有任何一个大国能够在衰落后复兴，更重要的是每次复兴之后就变得比以前更加强大，希腊、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大英帝国、法兰西帝国、西班牙帝国等都是历史上的大国，但一旦衰落就再也无法重新崛起，更无从谈及其文明起始至今拥有一条稳定增长的曲线，而只有中国是唯一自文明兴起始至今一直拥有一条稳定的复兴—强盛曲线。
是否具有在矛盾与基础条件之间谋求最大国家利益的能力？这其实是考察一个大国是否具有重新崛起和能够掌握未来的能力。中国在历经100年的屈辱后，中国已经非常衰落，大量的财富被西方掠夺，导致中国1949年建国后基础十分薄弱，直到今天这种薄弱仍然表现在社会各个方面，导致矛盾很深刻，但就是在这样的基础和矛盾中，中国依然完整地经历了冷战，从容地进行了改革，并且显然这是一场预期能够成功的改革。纵观整个世界历史和当代各个国家的改革，你会发现能够在这种基础和矛盾中成功改革的国家可谓凤毛麟角，俄罗斯的改革基础远比中国雄厚，俄罗斯的资源也是世界顶级水平，但结果怎样？谁在这种改革中谋求到了最大的国家利益呢？中国。
是否具有塑造完美社会的潜在能力？这点我在前面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中国的文明史和中国善于借鉴外部文明的能力是中国最有可能成为世界新文明的缔造者，无论俄罗斯、印度还是梦想缔造自己文明的日本，或者梦想重建罗马帝国的美国都不具有创造新文明的潜力，这点上我绝对相信中国。
相信中国中国共产党的伟大
纵观中国的悠久历史我们会发现，整个中国史几乎就是一个跌宕起伏、气势磅礴的大舞台剧，它的命运几多变迁，兴衰相伴，尤其在最近的150年间，中国的命运可以说到了存亡攸关的时刻，甚至可以说到了亡国的边缘。但中华民族不愧为一个具有顽强毅力的民族，面对列强不间断的入侵仍然不屈不挠，整个民族都在抗争——无论是四面楚歌还是半壁河山沦陷，中国人都从来没有放弃，只是他们显得有些迷茫，不知道究竟什么样的理论和思想才能挽救中国，毕竟他们已经寻找了上百年，慈禧的腐朽政治，康有为的变革，张之洞的洋务，洪秀全的太平天国，袁世凯的帝制，义和拳的扶清灭洋，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汪精卫的投降主义，蒋介石的独裁，中国人几乎尝试了中国和世界上所有的方法，仍然是一败再败，国力日渐衰落，从一个国力强盛的大清帝国迅速衰落到饥民遍野、苦不堪言的社会，大量的财富外流，整个中国从富有的东方神话变成了“东亚病夫”，人们却仍然看不到希望。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中国共产党的出现，在这之后中国忽然发现他们找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一条崛起的路。
中国自秦统一以来，尽管分分合合，但基本还是向上走的，整个社会正在稳步地向资本主义社会前进，在明清时期，其实整个社会已经表现出明显的资本主义性质。在明代，一些思想家已经起到了和欧洲资本主义启蒙阶段的思想家一样的作用，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