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82-2049,相信中国-第5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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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历史来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似乎已成了一种规律，同样，在民间也有“富不达三代”的说法，那么，这种国家的兴衰或财富的得失是因为人性还是客观规律呢？
打天下的时候，大家都处于这样的气候环境中：即有一个共同的敌人，目标清晰，人力、物力、财务场由这个统一的目标来支配，显然这会形成一种有效的秩序，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个人的私利要服从统一的大目标，个人的得失，甚至财富、生命的完全丧失都被统一认为是必需的贡献。在这种秩序中各部分之间的矛盾不是没有，而是因为共同的需要而被冻结。对职业政治家而言，这是必然，这才是真正的历史必然性；而对许多中下层来说，他们真正关心的是自己的私利何时能得到兑现。假如某位政治家只要求人民为神圣而战，却根本不提及神圣背后的现实利益，那没有人会听从他的召唤。神圣从远古就存在，但利益才是它真正的光环。
所谓的和平，就是大家可以恢复到在法制状态中合法地谋求利益。人什么时候也许都会有一个信仰，但无论什么样的信仰都只是利益的使然——假如上帝不许诺人民的幸福，谁会信仰它？把上帝作为崇拜之神的人就是希望自己幸福，而把撒旦作为崇拜之神的人是希望拥有他那样的魔鬼手段，进而也是利用它来谋取利益，也就是说，本质上，无论崇拜上帝还是撒旦都是一样的。
对某些政治家而言，他是上帝和撒旦的共同崇拜者——不同的是，一个是供奉在他的卧室，一个是高举在他演讲的讲台上。你不信吗？杜鲁门这个基督徒就扔过原子弹。对这点，马基雅维利早在500年前就说得很清楚了，后人也很聪明，说：“读了他的书之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这本书藏在枕头下面，然后把他杀了。”
人性如果如此，那么和平是不是就是另一次衰落的开始呢？
观察过历史上各个大帝国的兴衰史，除了前面所提及的，尽管具体的个因不尽相同，但它们似乎还应该谨记——历史上任何一个大帝国的衰落都应该节制野心、虚心敛财，似乎如果遵循下面的药方的话，则可以避免帝国的倾覆：
1．合理地支配财富；
2．保持危机存在，但一定要在控制的范围内；
3．有远大的整体目标；
4．不对世界其它国家作过多的干涉。
将帝国财富用于修建庞大、豪华的皇宫，购买奢侈的生活用品等是常见的帝国衰落标志之一。在古罗马帝国，来自遥远的中国的丝绸就是罗马达官显贵们争相购买的东西之一，而这导致罗马帝国财富不断流失；秦帝国的阿房宫则是这个东方帝国危机爆发的原因之一。
当一个帝国足够强大的时候，它往往认为帝国已不存在正面强大的对手了，可以高枕无忧地享受和平。这些大帝国从表面或事实来看，也确实不存在正面的威胁，但这也就意味着帝国不再有一致的敌对目标了。这种状况最终导致的是秩序的瓦解，也就是人们的目标开始分散到各种各样的群体利益中，统治者也就终日开始忙于处理各种矛盾，却忽视了外部新形成的种种危胁。在中国历史上这种情况很常见，如靖康之耻就是其中一例。总结下来，上面那个药方看来是有效的，如要保持危机的存在目的就是要保持秩序的完整性，但这种危机一定要在可控制的范围，否则就是养虎为患。人类还远没有进化到不需要具有强权的统一中央政府，能够自觉地从事社会活动，因而，维持大一统的局面和一个有序的社会组织非常必要。同时，这种危机的存在可以持续地刺激社会各方面的发展，促使财富用于合理的地方。
当社会有了危机的时候，就必须要有一个方向，否则无目标的危机就会演化为来自内部的危机。在法国，拿破仑执掌权力之前，法国是一个危机重重的社会，但自拿破仑将法国的目标清晰地定位在征服欧洲之后，法国则一反被动的地位，一举成为欧洲的新主人。任何一个大帝国都一样，必须要有一个全社会共同前进的方向，否则会导致各利益群体自行其是，造成一种事实上的混乱，这是统治者最为头痛的事。
帝国在达到顶峰后，往往被认为是无与伦比的，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这种想法的后果之一就是认为这个帝国无所不能，这个世界就是它的领地，它的言论就是命令，如遇到违背，则就需要征讨。实际上，不要说一个帝国，就是整个人类的财富、能力都是有限的——财富和能力可能会持续地发展、积累，但在任何一个历史时刻都是有限的。历史中的任何一个帝国的财力、物力、人力都需要作合理支配，而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当一个大帝国形成后，它往往认为它实现它伟大的理想时候到了，他开始按照自己构想出的模式改造这个世界，这使它考虑的第一个因素往往是如何使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们都听从这个帝国指挥，而将帝国的能力是否支持它这一因素置于第二位。结果是对世界其它地方的过多干涉使它的财富不断地消耗。英帝国就是这样，它占有的面积太大了，它漫长边境上的烦心事又过多，以至要解决的事情层出不穷，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英帝国才发现它已没落到要向昔日的殖民地求援的地步了；同样，西班牙的贫穷就是因为它太富有了，因为它挥霍无度。
相信中国和平与和谐：中国永远的追求（2）
在罗马帝国的时期（西罗马帝国），面对日耳曼的大规模进犯，罗马帝国已经组织不起像样的军队来抵抗了，但在昔日，罗马帝国正是凭借其强大的罗马军团建立起这个庞大帝国，那时日耳曼人不过是边境的野蛮部落而已，它们没有什么优势可言。此时，罗马军队的优势早已无法和昔日相提并论，这种在重要领域优势的丧失，就意味着领导实力的丧失——美国之所以一直称霸世界就是因为它在许多重要领域保持着领先地位，富有但无优势可言的国家就如同波兰小贵族一样，只拥有裘皮大衣而没有军队，后果就是几次被周边邻国瓜分。
当然，一个帝国的衰落是一个复杂体系的衰落，同它的走向兴盛一样都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对一个帝国而言，真正的衰落是思想、文明的衰落，也就是精神的衰落。中国同其它大帝国不一样的地方之一就是它拥有一个完整、优秀的思想体系，这保证了它在历经多次衰落之后又得以重新兴盛，而不像其它大帝国那样衰落之后再也没能复兴。中国的思想体系坚韧不拔，当其他诸如经济、军事、科技等各方面都衰落之后，唯有精神还在——中国在每一次衰落时，思想都在这时进一次大思考，这种思考保证了这个民族精神还在，并且每进行一次这样的思考就预示着又一次复兴的来临。
精神不死而令民族复兴的最好例子就是犹太民族。犹太民族在今天以色列建国前是一个流亡世界各地达二千年之久的民族，如果是其它民族，在丧失了祖国土地之后，往往要沦为其它民族的奴隶，进而融合进其他民族之中，历史中，有多少这样的民族消失在人类进化的历程之中呢？犹太人能在今天重新建国，这和他们能保持自身民族思想、信仰有直接关系——要想建立一个犹太王国，得首先有犹太民族的存在才行，如果连民族都消失了，还说什么复兴呢？
一个大帝国，什么都可以舍弃，唯有精神、思想不能丢，这是民族存亡地根本，蒙古人曾征服了世界，然而在世界大帝国当中，有关它的遗迹、文明思想传承是最少的，究其根本就是这个游牧民族没有自己的文明、精神，它的铁骑踏过之后一切却又都恢复了原样，成为过往云烟，去何处凭吊呢？
民族的思想可以借鉴外来文化，可以融合新思潮，也可以推陈出新，但无论思想怎样变迁，一定要保持二个原则不变——一是这个思想是自己的，不是敬仰别人的神灵；二是要保持这个思想富有生命力。而衡量一个思想是否具有生命力就是要看它在当今的时代是否具有对社会的普遍指导意义，它的思想与世界的主流价值观是否有共同之处；它的变迁方向是背离现代社会还是引领我们这个社会。一个因循守旧的思想肯定误人误己，对这一点晚清政府早就教育了我们。
中国成为一个完全大国的日子并不遥远了，但当它还没有达到这一目的的时候最好就将如何维持一个一流国家的思考融进社会的方方面面之中。中国今后要面对的两个根本问题就是：一是如何复兴；二是如何维持兴盛。这是许多国家——古往今来任何一个大帝国都要面对的，但并没有那一个国家真正完全做到。
因此，中国需要谋求构建一个和谐社会。
美国是我们经典教科书，但不是楷模。中国需要成为美国那样在诸多领域都强盛的国家。但美国的社会并非完美社会，远称不上和谐，中国必须构建一个超越美国的社会模式才能引领世界。
首先我们正视了我们的矛盾：《参考消息》上有一篇文章名为《中国探索和谐之道》，其中毫不回避地指出了中国改革中面临的矛盾。
“这种不和谐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收入分配失衡导致的贫富差距扩大化，以及由此带来的贫富阶层之间的冲突；二是劳动关系失衡导致的强资本弱劳工格局，以及由此带来的劳资之间的利益冲突；三是城乡发展失衡导致城乡差距扩大化，以及由此带来的城乡之间的冲突，包括农民工问题；四是地区发展失衡导致地区差距扩大化，以及由此带来的地区之间的冲突；五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发展失衡导致的价值观扭曲，以及由此带来的道德滑坡，等等”同时明确说到，这是由于8个制度方面的缺陷引起的，“一是重经济发展与GDP增长而轻社会发展；二是重鼓励部分人先富起来而轻共同富裕；三是重招商引资轻农工权益保障；四是重城市发展轻乡村发展；五是重经济效率与经济效益而轻社会公平；六是重社会稳定而轻社会和谐；七是重政策调整而轻法制建设；八是重打破旧制度而轻完善制度。”①
至将来，中国必然出现一个以和谐社会为主题的国家意识，此时才算是完成了中国传统思想接纳与融合西方思想的过程，中国社会也会由此得到共识，即完成了重新构筑价值观的过程。
相信中国和平崛起与游戏规则（1）
●中国希望和平崛起：但游戏规则应是公平的
中国是一个善于遵守游戏规则的国家，但同时，它也是一个善于在逆境中崛起的国家。无论从中国的历史还是现实力量来看，中国都会在使用武力这个问题上十分谨慎。中国人清楚，中国是一个大国，大国崛起的过程是一个充满危险的旅程，在这个过程中很容易受到其它大国的干涉——有时是几个大国联合的干涉，原因就是其它大国不愿看到原有的世界均势被新兴大国打破，从历史上看，无论什么样的大国，其任何形式的崛起都必然引起利益的重新分配。
中国2000年来一直扮演着东亚中心的角色，对如何扮演大国有充分的理解，对国际关系的任何轻微变化都十分敏感，其深厚的哲学—政治学思想为它的外交策略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中国十分聪明地提出了一个外交口号“和平发展”，以表达其在崛起过程中的善意，用以消除其它大国和周边小国的怀疑。
分析一下冷战开始至结束，及冷战后的整个国际社会发展形态，你会发现，提出这种外交策略并非仅仅是一种口号：
1。中国的历史表明，中国很少对外用兵；
2。冷战时期及至今天，大国都尽力避免直接的、大规模战争；
3。中国近期的底线很清楚，只要国际社会不干涉台湾问题，中国就可能和平解决台湾问题；
4。全球一体化趋势不可避免，尽管这个世界仍然矛盾重重，但利益的交错和相互依赖关系的客观存在，导致解决国家争端的时候可以用利益交换的办法来部分或全部代替战争这个手段。
这四点证明，中国的这个外交策略并不是过于理想主义，而是有理由实现的。它有可能为国际关系带来一个新的国际关系相处理论，即大国间新的均势形成也许可以不再通过野蛮的战争手段，将来的和平与利益交换可以代替过去的炮火。的确，人类总是在进步的，难道接受新的大国成员一定要用决斗这个规矩吗？
尽管在中国历史上一贯奉行和平外交策略，但正式作为一种对外国家政治原则是第一次。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改革后，顺利参与到全球化之中，然后迅速取得对外贸易和吸引投资的骄人成绩，这种贸易和投资又带动了国内的产业。在贸易如火如荼进行的同时，中国的政治环境尽管在表面比较平静，但美国主导的全球统驭战略却使中国的周边环境更加苦涩和矛盾：一方面，伴随中国国力有所恢复，中国在对外交往过程中自信心也有所恢复，也取得了周边一些传统势力国家内的尊敬；另一方面，美国的势力过于强大，已经直接渗透到了中国的家门口。对任何大国而言，另一个大国将军队驻扎在其周围弱小邻国，是一种难以容忍的事，如中国曾经尽力反对日本对朝鲜半岛、美国对朝鲜半岛和越南、前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但中国此时却不得不容忍美国对阿富汗的占领以及对哈萨克斯坦的军事渗透。如果说冷战结束的海湾战争是美国抢占世界能源重地和填补世界权力真空的开始的话，那么“9？11”事件发生后，美国则是在努力构建一个美国的权力堡垒和美国式世界的开始了。
但对国际社会而言，完全将中国“和平发展”中的含义定义为中国希望一个和平的环境而不愿冒任何战争危险的话，则是一个非常不理智的赌注。中国到底是一个大国，如果由于国际社会不理智的遏制政策而导致中国重新衰退的话，那会引来一场波及整个亚洲和世界的噩梦。如果像美国一手主导的1986年的“广场协议”那样遏制日本的政策和70年代能源危机一样的事件发生在中国的话，中国的崛起显然会受到非常严重的挫折，但同时它也等于点燃了中国本来就对世界不公感到不满的民族主义，这就是一个将世界的繁荣都压上了的赌注：鲁迅在中国纷乱的年代说过“不是在沉默中爆发就是在沉默中消亡。”世界愿意设立这样一个赌局吗？
其实，中国提出这个政策同时包含了四个方面的信息：
——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
——中国在这一过程中尽力维持国际社会的现状；
——中国维持和平发展的底线就是不得企图阻止中国的崛起和统一进程；
——在国际社会不企图遏制中国的时候，中国愿意参与国际合作，甚至是美国的战略合作；
“9？11”事件发生后，中国参与了美国主导的打击恐怖活动和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谈判，此前也负责任地参与到维持亚洲和世界金融秩序的活动中。同时，中国也没有鼓励亚洲的地区主义，没有离间日本与美国、韩国与美国的关系，相反，参与到解决朝鲜核危机的六方会谈中，在事实上等于说表达了以上的信息，即维持现状——美国在亚洲的存在和与日本、韩国的战略关系；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