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家族-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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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十年“文革”又开始了。“文革”中他自然是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被打倒在地；剥夺了工作的权利；整天开不完的批斗会；写不完的检查；还被隔离审查过；精神和身体都受到极大的摧残。但是后来一旦国家要上项目了；造反派傻眼了；只好让他出来主持技术工作。 1970年福建要建坑边站了；他刚刚被“解放”，恢复工作不久；担任了设计组的副组长；组长是军代表。为了方便使用和节约投资；他提出一个和军代表有很大不同的设计方案；当然遭到军代表的否定。别的技术人员刚刚恢复工作都是战战兢兢地过日子；对军宣队唯唯诺诺；而李道洪则不肯买什么人的面子；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于是引起某些人的嫉恨。好心的朋友们劝他不要坚持己见了；“识相”一点好。李道洪想：这样可不行；将来子孙后代会指着我们的脊梁骨骂的；会骂我们是败家子。他再次向军代表力陈利弊；他的方案最后终于获得通过；为国家节省了大量资金。 1975年的一天他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要他到厦门去开会。
原来是周总理对厦门的港口建设说话了：“一定要把厦门港建好！”为了开展国际贸易；国家决定要把厦门原在解放前太古洋行造的一个小码头；扩建成一个国际港口；这就需要有与港口相配套的铁路设施；要设计一个路港联动的编组站。这是世界银行贷款的项目；上级的指示是：“只能接受任务；不能讨价还价；只能干好；不能干坏。”在这个综合工程中；他担任了总体设计组的负责人。 按常规；港区铁路应在陆地选线；这样既简单又省力；又无风险。但他考虑到；厦门将来还要大发展；陆地选线占地太多；这对于寸土寸金的海岛城市来说损失太大；何况还要占用一个已废弃的旧机场。经过科学的论证后；他大胆提出了在海滩软土上选线建站、向海滩要地的方案。这个方案不仅可避免大量占地拆迁；而且建成后的路基还可以围滩造地一千八百余亩；为国家节约资金三千余万元。同时他认为；厦门现在没有国际机场；但不一定将来不需要建设国际机场；将来一旦要建国际机场；还可以利用旧机场的基地。厦门市后来的发展；正如李道预计的那样；五年后；厦门国际机场上马了；就是在李道笔下被保留下来的废机场上重建的；这一项设计又为国家节省了大量资金。1994年联合国世界银行专家组来此考察；称赞这项工程“独特新颖；别具一格；为海港区铁路配套工程设计开了个好的先例”。
1984年；国家决定上马福建水口电站；这个项目由世界银行贷款二十多个亿。这个电站的建设要淹没原有的外福铁路北段的四十公里铁道；因而这段铁路整体要改线。改线的设计和施工任务又落到李道的肩上。 世界银行的专家提出；外福线的改线工程；必须在1989年11月30日以前完成；否则将取消对水口电站二十多个亿的贷款。为此；国家计委下达了死命令；外福铁路改线投资四个亿；四年内必须全部完成。这样一来；无论是投资额还是工期；都与原先铁道部批准的计划相去甚远。为了保证工程的实施；李道和他的同事们反复研究、论证；决定更改方案；由“北—南—北”的方案改为全部走北线的方案。新的构思遭到部分同行的反对；但李道洪一旦拿稳了主意就决心动手了；况且工期实在太紧；他顾不得许多了。他向部里提交了可行性报告；立下军令状；一头投入了紧张的工作；连续三年没回家过春节。这期间；世界银行每三年来检查一次工作；每次都表示非常满意。最终他们仅用了三年零四个月的时间；全线建成通车；而且又为国家节省了一大笔投资。 在那些军令如山倒；夜以继日的日子里；他无法顾及到家庭。
他的夫人王承嫣也是高级工程师；是福州城市建设局的自来水建设工程专家。两夫妻常年奔忙在外；常常要把两个女儿托付给保姆照看。当年；他们的小女儿就要出生了；而李道洪有任务在身；他急忙把妻子送进医院；然后从医院径直奔向火车站……等他在任务的间隙回到家时；女儿已经四个月了。对事业的执著；王承嫣自己也有体会；所以她很理解丈夫；尽力挑起了家庭的生活和教育孩子重担。现在他们的女儿女婿都成为学有专长的技术人员。 粉碎“四人帮”后；李道连续两届被选为福建省政协委员；还当过江西省的政协委员；并代表福建省科技界赴北京参加了全国科技大会。王兆国同志紧握着他的手说：“感谢您；李道同志；感谢您为福建人民作出的贡献！”
1989年；他从福建省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建设福建第二通道的设想；在南平到恒丰间再建一条铁路。现在从上海坐火车可以直达武夷山；走的就是这条铁路。 1999年；福建电视台在国庆节期间；播放了专题片《无悔人生》；记录了他那饱含酸甜苦辣的奋斗历程。
第三部分 短命侯爷第48节 屡·败·屡·战（3）
舞台美术专家李道善
李道善是李家老大房李瀚章的后代；即李经畲的曾孙，李国成的孙子，李家美的小儿子；现名李畅；1929年生于北京甘石桥李家大院。 可能是受了家庭的影响；他从小喜欢艺术（他家从高祖李瀚章起；几代老太爷都是戏迷；家中几乎每个人都会唱戏）；唱歌、唱戏、画画、武术等样样都来；后来竟成了终身的职业了。
抗战时他随父母到了重庆；十几岁就加入了左翼文化团体的演出活动；1945年考入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抗战胜利后学校搬到南京他跟到南京；解放后学校搬到北京他也跟到北京。后来该校与延安鲁艺及华北大学第三部合并为中央戏剧学院；他亦随之进入中央戏剧学院；在舞台美术系任教。 50年代；他参加了国家青年代表团出国演出；回国后重新分配工作。领导征求他本人的意见时；他认为学校艺术氛围不错；教书能发挥他的特长；就又回到系里任教。几十年来；他辛勤地耕耘在舞台美术这块还少有人涉猎的园地上；累积了丰富的教学和实践经验；著有《剧场与舞台美术》、《舞台机械》、《清代以来的北京剧场》等著作；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兼系主任和该校图书馆馆长。1954年起；还兼任中央文化部剧场建筑顾问、中国舞台美术学会副会长（发起人之一）。
粉碎“四人帮”以后；担任了国际舞台美术学会中国分会秘书长；国家投资几十个亿的大剧院项目重新上马时；他担任专家组组长。 按说；李道善干的是幕后的工作；舞台美术嘛；不怎么出头露面的；工作性质决定了就是无名英雄；何况他生性又不喜张扬；喜欢在笔头上下功夫。可是他没想到；在他二十六岁的时候；还是出了一次“大风头”；就是1957年的整风反右的时候；一不小心；竟成了北京戏剧界的第三号大右派；名字还上了《人民日报》；批判他的文章占了整整半个版面。单位里则整天大会批；小会批；甚至还搬出了他的老师欧阳予倩等老先生；来声泪俱下地“帮助”他；弄得他的名字在文艺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 李道善人很活跃；性子直爽；办事一贯热心；说话据说很有鼓动性。其实他不过是在“鸣放”期间向领导提了点意见；诸如外行领导内行啦，艺术是人类共同的财富、不一定有阶级性啦，应该建立一个舞美专业的协会组织啦等等；都是大家常谈的话题；有的甚至是很好的工作建议。但是一旦你成了运动的重点对象时；那就对不起了；你说的什么话；做的什么事；就都成了别有用心的了。
又碰上李道善是个不大肯买账的脾气；满不在乎；挨完斗还去东安市场吃西餐；那思想问题就更严重了。结果七斗八斗；把他斗成了个“二级右派”。 那时右派也是分等级的（笔者实在孤陋寡闻；乃头一次听说）；一级右派是要进监狱的；二级右派要下放农村劳动“锻炼”；有的是在城市郊区；有的则发配到新疆、青海、黑龙江等边远地方；“锻炼”的时间有几年、十几年、二十几年不等；也有的一直“锻炼”到死；三级右派是留在原单位（或是调换一个工作）；一边工作一边接受思想改造；但也不轻松；不是降级就是降薪。二级右派是不允许你养家糊口的；每月只发十八元钱的个人生活费。 李道善很“幸运”地被划入“二级”；而且没有去外地；被遣往北京郊区的一个生产大队劳动“锻炼”。尽管一“锻炼”就是六年；尽管那年他只有二十六岁；尽管他有三个孩子要养活；尽管他背起铺盖卷加入劳动“锻炼”的大军时；他的妻子谢延宁正在医院里生他们的第三个孩子……好在那时的右派也多；光中央戏剧学院就抓出来四五十个（据说全国有五十四万）；前往农村住集体宿舍也不算寂寞。
何况；他的大哥李道和也“幸运”地当了右派；他原本北京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在《内蒙古日报》当记者；后来在包头市师范学院当教授、外语系主任；不知说了句什么话；也成了右派。于是李道善也算“道不孤”。在农村；种地、挖沟、修水库；什么活儿都干…… 其实当时的上层领导中也不乏明白人；北京市长彭真就是其中一个。据说把这些年轻聪明的右派留在北京郊区劳动“锻炼”就是他的主意。他认为这些人思想上有点“毛病”；但个个都是业务尖子；弄到外地去就糟蹋了；培养一个人才不容易；何况是各行各业这么多人才；留在北京将来还好派用场。这大概是李道善之流的最大的幸运。 而更加幸运的是上帝还给了他一个聪明美丽；而且明事达理的妻子。他的妻子谢延宁也是艺术界的人士；是李道善在国立剧专时的同学；他们有共同的志趣和爱好。其实在北京演艺界谢延宁的名气原先比李道善要大；她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最早的演员之一；曾在《蔡文姬》、《武则天》、《雷雨》、《茶馆》、《丹心谱》、《洋麻将》等剧中饰重要角色；是第一代《茶馆》阵容里的人物；身后有一大帮子追星族……然而一转眼就成了右派家属了；要靠自己一个人的工资抚养三个孩子。
那时的剧院不像现在；是常常要送戏下乡、巡回演出的；一个巡回演出起码半个月；有时要个把月；孩子就只好交给保姆。可是后来到了大跃进的时候；不知哪个缺德的人提出来；家庭用保姆是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提倡自己动手；解决困难。而谢延宁的困难是无法解决的；保姆被舆论赶走后；她只好把三个孩子送进托儿所、幼儿园；住全托。到了周末；人家革命家庭的孩子被爸爸妈妈接回家了；而右派分子的孩子只好仍呆在幼儿园里。可是幼儿园的老师也要下班呀；实在没办法了；老师就把孩子带回自己家里……至于钱不够花；那就得像李道稔的母亲一样；翻翻这个箱子；看看那个柜子；看看还有什么东西能拿去卖几个钱。
那时李道善的母亲还在世；老人是从日本回来的华侨；手里有点钱；但也受到歧视；不敢公开地接济儿媳妇；怕人家说是接济右派；只能悄悄地买点孩子吃的食品；趁天黑送去———那时的政治气氛就像是草木皆兵；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细胞了；明明正常的人也变得像个贼似的了。 好在老天长眼；让他们的三个孩子都成长为艺术界的专门人才。 总算那些不堪的日子早就过去了。如今的李道善、谢延宁夫妇年已七十多岁了；早就当上爷爷奶奶了；虽然都已退休；但仍在为艺术界和建筑界的各种事务忙碌着。改革开放以后；李道善多次赴美讲学；在美国伊利诺州爱尔金社区学院任客座教授；并在伊利诺州立大学、南伊利诺大学、南卡罗莱纳大学、泰克蕯斯大学讲学。他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舞台；近些年关于国家剧院的建设事项；他又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冒险保存了李鸿章宝剑的李道
李鸿章的宝剑据李家后人说原先有两把；是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赠送的纪念品。其中一把李鸿章带入了坟墓（作为陪葬品）；原指望永远保存在地下的；想不到半个多世纪后的1958年；在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中被挖了出来；好在没有拿去炼铁；被一个文化人看中了；拿去当了文工团演节目的道具；现在早已不知所终。另一把就是现存李家人手里的；历经五代人的递传、费尽千辛万苦才保存下来的那一把。 这把剑粗看与中国的剑没有什么两样；剑柄和剑鞘上按中国的传统雕刻了牡丹和蝙蝠的吉祥图案；剑身有三尺长；七八斤重；雕花的纹路间有一层淡绿色的铜锈。可是抽出剑来即可显出它的不同；传统的剑一般剑心一线是渐渐高突起来的；而这把剑却在剑心一线有一道凹槽；这大概是根据物理原理设计的；目的是在行刺之后使剑便于很快抽回。
这把剑在李鸿章去世后原由他的二儿子，实为亲生长子李经述收藏。李经述在丧父之后的百日之时即“随父西去”；剑就传到他的三儿子李国煦手里。李国煦三十二岁去世时；又由国煦之子李家瑾即李玉良继藏。李玉良是李经述的最大的一个孙子；由朱太夫人做主；过继给其伯父李国杰。所以他从小跟着李国杰走南闯北；见过不少大世面；后来成为一个敢想敢干、为民主革命作出过不少贡献的民主人士。 李家到了李玉良一代已是第四代；他们这一房的家族的遗产已所剩无多；因为有了李国杰这个极会花钱的父亲；钱就像长了腿似地跑得快。
李玉良有一段时间没有固定的职业；却有七个子女要养活；还有几个从他们上一代开始就在李家服务的老佣人；所以从抗战时期起；就已开始卖卖当当地过日子了。解放后李玉良先在上海市公安局工作；后到安徽省省委统战部任职；1957年病逝前任安徽省文史馆秘书。尽管这种卖卖当当的日子持续了不少日子；可那把宝剑；始终挂在他家的墙头上。 李玉良去世时他只有两个儿子参加了工作；一个儿子参了军；其余孩子都还在读书；已经工作的孩子就把有限的工资拿出来交给母亲；供弟妹们读书。但无论多么困难的日子；这把祖传的宝剑他们不舍得卖；仍挂在他家升平街老宅的墙上。可这在太平岁月还好说；到了“十年浩劫”扫“四旧”时；麻烦就大了。
1966年下半年；造反派成团成伙地在街上冲冲杀杀；见到“四旧”不是烧就是砸烂；吓得一些过去的殷实人家把美金、黄金、高级手表半夜里往垃圾箱里扔……李家人自然也非常紧张；因为李家的确还保存了一箱祖传的东西；那可是货真价实的“四旧”；里面有李鸿章当年穿过的朝服、皇帝恩赐的黄马褂、三眼花翎顶戴、手批古籍、古瓷、古礼器以及李鸿章用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