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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朱元璋传-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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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南方少数民族地区和地方土司,朱元璋则恩威并施。
  一是不吝封赐。对于土司酋长封以官位。允许其有一定的辖地和土民,利用他们倾心内向,维持地方秩序,发展生产,征缴赋税。土司衙门有宣抚司宣慰司招讨司等,封官可以世袭。
  二是实现“改土归流”。“土”即“土官 ”,指当地部族酋长,土司长官;“流”即“流官 ”, 指由朝廷派任的一定任期的非世袭的地方官。实际上也就是用流官监视土官,将其政治经济行为尽力纳入朝廷规范。对于极边远的地区,朝廷采取放任自流的愚民政策,只要土司肯听话,军政大事全凭其定夺。在内地则取积极的同化政策, 如派流官协同治理, 开设官路驿道,选拔土族子弟到国子监读书,如此潜移默化,逐步将其改建为朝廷直接治理的州县。
  治理西北羌族等少数民族也有两种办法:一是用其酋长为卫所长官,世代承袭;一种因其土俗,建设寺院并赐与蕃僧封号,利用宗教来统治边民。羌族力量分化,兵力分散,西边的国防就可高枕无忧了。现在的西藏和西康当时都是喇嘛教中心,僧侣兼管政事,明廷仍袭元制,封其长老为国师法王,令其抚安蕃民,定期朝贡。为了永图入贡和通商利益,就得世代保持袭官和受封的权利,因此僧侣法王都表现得服服贴贴,尊奉朝廷。明朝三百年,西部羌族大体平静,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变乱。
  二 改组军队 扼守长城固国防
  洪武二十年,随着辽东平定,江山一统;同时,对少数民族的分化治理也取得一定成效。国泰民安,似乎可以高枕无忧了!然而,由于帝国规模的扩大,军事形势的发展,国防和国都问题也就愈显突出。
  基于自然环境的限制,从辽东到广东,沿海几千里的海岸线的暴露,时时都处于被倭寇侵掠的危险境地;长城以外是蒙古的势力,元帝北走沙漠,仍有强大军力,如不在险要处屯兵,则铁骑奔驰,黄河以北便不可守。可是若把边塞重兵军权托付诸将,又怕尾大不掉,拥兵自重,造成藩镇割据,如以重兵直隶中央,则国都必须扼驻国防前线,才能收统辖指挥的功效。东南是全国的经济中心,北方又必然是全国的军事中心。国都如建设在东南,依附经济中心,则北边空虚,无法堵住蒙古人的入侵;若建在北方与军事中心合一,则粮食军需仍需靠东南大量供给,劳民伤财,极不划算。
  能不能找到一种两全其美的方法呢?通过对历史的比较借鉴,朱元璋找到了一个确实可行的折衷办法:建都于东南财富之区,封子弟于北边国防据点和全国军略重地。以此确保江山永固,社稷安定。
  明初定都应天,主要是经济原因。第一是江浙富庶,“财富出于东南, 而金陵为其会”。 第二是吴王时代所奠定的宫阙,不忍放弃;若忍痛割爱,必然又是一番劳费。第三是从属将士大都是江淮子弟,不愿离乡别土。洪武元年攻取汴梁后,朱元璋曾亲往视察,觉其虽位置适中,但无险可守,四面受敌,还不如应天。但为了西北的军事进攻,必须有一个军饷和军力的补充基地,遂仿古代两京制,八月以应天为南京,开封(汴梁)为北京。
  次年八月陕西平定,北方全入版图,形势改变,帝都问题再度提出。朱元璋力排众议:据南京形胜之地,虎踞龙盘,足以立国。且临濠前临长江后倚淮水,地势险要,运输方便。遂决定以临濠为中都,动兵修筑城池宫阙,从洪武二年九月到八年四月,经刘基坚决反对,才不得不放弃了建都的打算。洪武十一年才改南京为京师,正式定都。
  京都虽然确定,朱元璋并未放弃迁都西北的雄心,选定的地点仍是长安和洛阳。洪武二十四年八月,特派皇子巡视西北,比较两地形胜。太子回朝后,晋献陕西地图,提出自己的意见主张。不料第二年四月,太子薨逝, 迁都大事遂至搁浅。 这时朱元璋已65岁,从此不再轻谈迁都之事。
  分封诸王的制度,决定于洪武二年的四月初颁发《皇明祖训》的时候。三年四月封皇二子到十子为亲王。但是亲王就藩,实际在洪武十一年定鼎京师之后,第二子秦王建国西安, 三子晋王建国太原; 十三年,四子燕王建国北平;十四年五子周王建国开封,六子楚王出藩武昌??以后其他幼王逐一成年,先后就国,星罗棋布,分驻全国各军事要地,形成了可靠坚实的国防网络。
  就军事形势而论,诸王国的建立可划为前方线和后方线。第一线意在防止蒙古入侵,凭藉天然险要,沿长城线散布,建立军事据点,有塞王之称。前线又可分外内二线:外线东度榆关,跨辽东,南制朝鲜,北联开原,控扼东北诸夷,以广宁为中心,建辽国;经渔阳庐龙,出喜峰口,切断蒙古南侵之路,以大宁为中心,建宁国;北平天险为元朝故都,建燕国;出居庸,敝雁门,以谷王驻宣府,代王驻大同;逾河而西,北保宁夏,倚贺兰山,以庆王守宁夏;又西控河西走廓,扃嘉峪,护西域诸国,建肃国。从开原到瓜州,联成一气。内线为太原的晋国和西安的秦国。后方诸名城则有开封周王,武昌楚王,青州齐王,长沙潭王,兖州鲁王,成都蜀王,荆州湘王等。
  诸王允许在封地建立王府,设置官属。亲王仅比皇帝低一等,公侯大臣都得俯首称臣,不得均礼;但没有土地,不得干预民政。官府以外,悉归朝廷管治。
  年俸一万石。有设置护卫的特权,少者3000人,多者达9000人。平时守镇兵由常选指挥统领,护卫兵从王调度;遇有军情危急时,并皆从王调度。然而守镇兵的调发,除御宝文书外,还必需藩王令旨,二者缺一不可。这里,亲王实际成了地方守军的监视人,是皇帝在地方的军权代表,严防地方守军轻举妄动犯上作乱。塞王每年秋天都要勒兵巡边,把蒙古部族赶得远远的,叫肃清沙漠。尤以晋燕二王多次将兵出塞,筑城屯田,屡立战功。
  南征北伐,江山一统,靠的是军队;巩固国防,江山永固,还得要靠军队。军队是立国之本,是皇权利益的根本保证。朱元璋非常重视军队的建设,建立健全了一整套完整的军事制度。
  朱元璋在攻克集庆以后,与刘基一起研究比较了古代各种军事制度的优劣,确立了民军一体的卫所制。朱元璋的兵力来源有四种:一是从征人员,即郭子兴旧部;一是归降的士兵;一是因罪被贬的谪军,也叫恩军;一是垛集,也叫征兵,即按人口比例,五丁或三丁出一军。为了维持兵员的稳定,军人都是世袭的。
  军人有特殊的社会身份,有与户籍匠籍相平行的军籍隶属于兵部。民有一丁为军,可优免一丁徭役以为优恤。军士到卫所报到时,由家族治装。日常生活概由政府就屯粮支给,按月发放。马军月米二石,步军总旗为一石五斗,小旗一石二斗,步军一石。恩军家四口以上一石,三口以下六斗,无家口的四斗,衣服岁给等都由政府供给。
  军队组织为卫所两级:大致以5600人为卫,设卫指挥使。卫辖5个千户所,每所1120人,设千户长。每千户所设10个百户所,每所120人,设百户长。百户下有总旗二,小旗十;总旗领小旗五,小旗领军十人。卫所依地理军事险要而设;小据点设所,关联几个据点设卫,聚合一个军区的若干卫所设立都指挥使司,为军区最高军事机构,长管为都指挥使。洪武二十五年,全国共有17个都指挥使司,内外卫329个,守御千户所65个。全国17个都指挥使司又分别隶属于五军都督府。
  军需粮饷大部靠屯垦自给。先在边区开展,后普及到内地卫所。以每军受田50亩为一分,由官府供给耕牛、农具。一般开头免纳税租,到地熟以后每亩收税一斗。规定边地守军七分屯种三分守备,内地八分屯种二分守备。
  除军屯外,也有商屯,这主要是为了减轻边地守军的粮食供给和运输压力。开始是让商人运粮到边地,拿到收据再到政府领到等价的盐,允许自由贩卖,获取重利,也叫开中法。后来商人们干脆雇人在边地屯垦,供给军队粮食,然后换取政府的食盐。这样一来,既解决了军粮所需,增加了政府收入,繁荣了边区经济;商人又减少了几倍的运输费用,获利更丰,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军队统率权归五军都督府,军令则由兵部号令。
  平时,军人在卫所屯粮练兵,战时动员令一下,各地卫所集合为军,由都督府指派官员充任统军总兵官,统带出征。战事结束,军士立即复员到原来卫所,将军要交回印绶,仍回原任。将不专军,军无私将。唐宋以来的藩镇大将拥兵割据的弊端得到有效防治。朱元璋对于战争进行往往都要进行具体指导,诸军统帅只能在一些细枝末节上灵活处置,大的原则一般是不容改变的。如吴元年四月八日给徐达的手令,在处分军事正文之后,又说 :“我的见识只是如此,你每见得高处强处便当处,随着你的意见行着,休执着我的言语,恐怕见不到处,想难行事 。”怕将帅束缚手脚,也同时给予一些鼓励,不要拘泥于教条,须审势度时,灵活处置。
  三 严酷训导 官僚新成国子监
  朱元璋依靠强大的军事力量统一全国平定天下,但是要治理统治这个国家,需要一大批治国安邦的人才和各级政府官僚。从朝廷到地方,从部院到州县,少说也要十几万人,白手起家的朱元璋,去哪里寻找这么些忠实于新王朝,愿意赤胆忠心为新政权鞠躬尽瘁的服务文人呢?
  至于元朝的旧官吏,非贪即奸,干净的没几个。有能力有眼光的早来投效了,剩下的不是老朽不堪,就是隐迹不露。用不了也不能用。
  还有一些做过官的读书人,他们大部分对元朝怀有旧情,对新政权患得患失,又以为“两河兵合尽红巾,岂有桃源可避秦?马上短衣多楚客,城中高髻半淮人”;加上严酷的法律, 稍有差失,即自取其辱,不是不得已,又谁敢做官?
  任用地主做官,亦称举荐。有富户耆民孝弟力田税户人才等,有一出来就做朝廷和地方大官的,最多一次达3700多人。但是,这还远远不够,再说这些地主官僚的行为思想,也不完全符合新朝的要求。千思万想,倒不如自我培养大量忠实的新兴的官僚人才。于是国子监应运而生。
  国子监的教职员,从祭酒司业博士助教学正到监丞。都是朝廷命官,任免出于吏部。政治和教育一体,官僚和师儒合一。祭酒虽是衙门校长,只起严立规矩,表率属官的作用,并无任免教官的权利。监丞品位虽低,却参领监事,凡教官怠于师训,生员有戾规矩,课业不精,并从纠举。学校办公处叫绳愆厅,特备有行刑红凳二条, 拨有直厅皂隶二名,专事“教刑”。监丞立有集愆册一本,各堂生员敢有不遵学规,即便究治。初犯记录,再犯打篦五下,三犯打篦十下,四犯发遣安置。监丞对监生有生杀予夺之权,监生决无申诉反抗之理。膳夫由朝廷拨死囚充任。有三遍不听使令,即处斩刑。
  生源分官生和民生两类。官生是由朝廷指派分发的,一等是品官子弟,一等是外夷子弟;民生是由各地方官保送的府州县学生员。最初的目的是训练官生如何去执行统治,名额为150名,民生只有50名。后来官生入学的日少,民生依法保送的日多,仅以洪武二十六年为例,在学总数8124名,官生只有4名。国子监逐渐失去了原来的意义,成为广泛训练民生做官的机构了。
  监生的课业内容都是由皇帝钦定的。主要有御制《大诰》,《大明律令》、《四书》、 《五经》和刘向的《说苑》等书。最重要的是大诰。大诰是朱元璋自己写的,有德编、二编、三编、大诰武臣共四册。主要内容为列举所杀官民罪状,使官民知所警戒和警民安守本分应尽义务。洪武十九年以大诰颁赐监生,二十四年令“今后科举岁贡生员, 俱以大诰出题试之”。
  若有不遵,以违制论,违制即是抗旨,罪莫大矣!至于大明律令,那自然是做官必知的。四书五经是儒家经典,治国安邦的至正至理。朱元璋曾面谕国子监博士 :“一以孔子所定经书诲诸生 ”,而于孟子则很不以为然,曾下令撤掉孔庙中的孟子牌位。后来迫于舆论压力,才不得不恢复孟子配享。洪武二十七年钦命审查孟子委员会,由刘三吾负责对其“反动毒素”严密检查, 严格删检。《说苑》因其“多载前言往行,善善恶恶,昭然于方册之间,深有劝戒 ”,而被指定为修身或公民课。
  学生课业要求极严:规定每日写字一幅,每三日背《大诰》一百字,四书一百字,每月作文六篇,违者痛决。低年级只通四书的,入正义、祟志、广业三堂,中等文理条畅的升入修道诚心二堂,在学满七百天后,经史兼通的入率性堂,若在一年内考满八分者即予出身作官。
  监生制服叫□衫,也是御定。膳食公费,合校会馔。准许带家眷,每月支食粮六斗。监生和教员请假都必须皇帝特许。
  校规也是钦定的,极为严格,近乎残酷。前后增订一共有56款。学生对课业有疑问的,必须跪听。绝对禁止对人事管理生活的批评,绝对禁止结社活动,不许不穿监服。有事必须事先通知,且行文不得烦紊。
  进出学监须有出恭入敬牌。违者都是痛决。最严重的一款是 :“敢有毁辱师长,乃生事告奸者,即系干名犯义,有伤风化,定将犯人杖一百,发去南地充军 。”所谓“毁辱师长”“生事告奸” 并没有明确界定,其涵义可以任意扩大,“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国子监第一任祭酒宋讷是此条监规的起草人,极意严酷,在其任内,师生走投无路,经常有人被强制饿死被迫缢死;即连死尸也必亲自验明正身,才许收殓。学录金文征于心不忍,想方设法保护学生,并向皇帝进言宽释。朱元璋先是不予理睬,说祭酒只管大纲,监生饿死,罪在亲教之师。文征又设法与同乡吏部尚书余(火气)商定,由吏部行文令宋讷告老还乡。照理,宋讷年届75岁,是该退休了。当其向皇帝辞官时,说出自己辞职并非真心,朱元璋大怒,追问前因后果,一气之下尽杀金文征一伙,并将其出榜昭示,载入《大诰》。这也算是国子监发生的第一起学潮。
  洪武二十七年,第二次学潮又起。监生赵麟因不堪虐待,出壁报提出抗议。朱元璋为了杀一儆百,法外用刑,把他杀了,并枭首示众。
  和统制监生一样,国子监的教官也受严刑重罚的约束。历届祭酒只有深得朱元璋宠幸的宋讷得以善终,死后恩礼有加,余者不死即贬。朱元璋通过这种严酷的奴性教育,造就了一大批新的官僚,逐步地充实到各级官僚机构中去,绝对忠实地执行皇朝的政令。
  一般来说,只要耐住寂寞,循规蹈矩,学成毕业,监生都能授以官职。以洪武二年到三十一年的监生任官情形而论:第一,监生没有一定的任官资序,最高的做到地方大吏从二品布政使,最低的也是正九品的县主簿,以至无品级的教谕。第二,监生也无固定的任官性质,监生万能,几乎无官不做。第三,在校监生几乎无事不能做。除任官以外,还可奉命出使,巡行列郡,稽查百司,清查黄册,督监水利等等。第四,监生各年任官并不确定。以洪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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