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 作者:阎纯德-第10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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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叛女》到《女伶》，作为叛逆形象出现的润格，始终是一位热爱正义、真理，追求光明的女性，出于爱国及对邪恶、黑暗的仇恨，她帮助革命者做些事情，是革命的同情者。但她是一位血肉饱满的形象。润格是一位坚强不屈的女性，在监狱里，她没屈服于敌人的酷刑。但作者又不去正面写，比如《女伶》三十一章，写奎啸虎对润格施刑后，手提一根沾满鲜血的皮鞭，踢休息室的大门，气急败坏，喘着粗气，那首《何日君再来》，唱针被卡在唱片上的伤痕处，一再重复着“再来，再来，再来……”，就是滑不过去。奎啸虎一肚子邪气，把鞭子摔在地上，骂道：“他妈的，什么再来，再来，别来了！”听差把皮鞭捡起来，“把它挂在墙上，和墙上的一排按质量、粗细而分类的皮鞭、钢鞭排上队。”那气氛，奎啸虎的心情，都表现得十分生动、逼真。“没多大意思，打了半天，连个屁都没放，活像打在一块石头上，毫无反应，一声不吭地就昏过去了，倒把那几个哥儿们累得呼呼直喘，这有什么劲。”这是奎啸虎说的。黄子廉也说：“这个人真邪行，简直是一支坏了的温度计，什么温度也不能让水银柱上升，永远是零点。”这种技法，是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表现手法，不直写，却比直写更有表现力量。
润格从家庭反抗，到出走，以及与社会、时代融为一体，她的性格一步步走向完善。所谓完善，非指越来越高大，而是说越来越真实、生动、具有灵魂。润格深知得罪黄子廉后患无穷。但当他欺侮到头上，企图娶她的女儿小风为妾时，个人的安危且不说，连对“革命工作”不利也不顾及，也许这是普通人性的常情。作者没有把。理智”强加给她，而是让“人性”自然发展。她可以像母章鱼一样护崽，直到饿死，像斑头雁一样，拔光身上的羽毛，为风雪中的儿女筑窝。润格终于因此而走进深渊。最后，黄子廉要用挫磨灵魂的办法对付她，把与她分离十多年的亲生儿子奎纲派去，利用母子情套出他想知道的一切。母子见面，撩起润格往昔的记忆：小纲被人抢走时蹬掉的那只老虎鞋和扔下的那把玩具手枪，一直是她走南闯北随身携带的纪念物，总觉得那上面有儿子的体温，总觉得站在面前的不是奎纲，而是小纲。当她发现奎纲想方设法想知道路拾遗的秘密身分时，她清醒了，警觉了，面前的奎纲不再是自己的儿子。对润格来说，有时母子情高于一切，有时则相反。这是人性在心理上完整的反映和逻辑。“后悔没有走上革命的道路。我的家庭和我的幼年时代所处的环境，潜移默化地给了我不少影响。贪图安逸，沉缅于小家庭的温暖。我能反抗封建礼教、封建婚姻，却不能反抗我的懦弱。我不应该和复杂的环境妥协。”润格被奎纲追问后这样说，“小风的爸爸告诉我列宁说的一句话：‘如果没有非常复杂的环境，也就没有革命。你怕狼，就别到森林里去。’我怕狼，所以没有勇气到森林里去，这就是我的后悔。”当时，是命运不容她背过脸去，就只好面对现实。这也是“逼上梁山”。她恨自己觉悟太晚，并说：“如果天假以年，我决不苟延残喘，我要跟他们挤命……”这是润格的绝命宣言。至此，这位艺人的形象完美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了。
除了润格，作者还在《女伶》里塑造了杨维林、江放、欧阳墨竹、黎明、刘三、刘三奶奶、高妈、江风、黄子廉、奎啸虎、王国玉、黄伯云、黄美云、黄秀云、黄柔云，以及吉林等众多的人物形象，这其中刘三、高妈、江风、黄子廉、王国玉、奎啸虎等人物塑造得尤为成功。有的人物着墨不多，只几次出场，其性格便跃然纸上。黄伯云原来是一个狗仗人势的恶少，后来却成了黄子廉的逆子，其变化十分令人信服。作者在写像奎啸虎这样十恶不赦的大汉奸时，还写了他人性深处隐蔽的东西。润格重刑后，他想到润格是一个文弱女子，动这么大的刑，受这么大的罪，太不应该：“黄子廉和她有什么血海深仇？也犯不上这样……”他对黄某的做法很反感。这样写，如同给一位贫血者输血，使人物活了，增加了真实感。
《叛女》、《女伶》和《伶仃》都具有浓郁的文化意识。小说里荡漾着历史、文学、艺术、科学、风俗、民俗以及人们陌生的关于旗人和梨园生活的奇异色彩。老北京的习俗、语言脍炙人口，如同倘徉在昨日的文化胡同里。作者的知识之广博，古今中外，天文地理，什么关于葡萄的历史、成人节、女孩节、耶稣的传说、营养学、迤北八珍，名人名言、楹联名对、诗词歌赋等等，真是包罗万象，好像一部知识小百科。她的小说写作，似乎不拘一格，没有师承，凭着自己的感受、认识和理解，进入创作过程。但她的小说并不是知识的仓库，而是将知识自然地扌契入字里行间、人物的言谈话语里，像生活本体那样。
邢院生的小说中，有着精彩的描写，细腻、准确、生动，说老太太止住哭声“像是收音机关了电钮，连点余音也没有了”；把烟灯飘出的缕缕青烟，比作“上天的云梯”；在黄伯云眼里，“江风弯弯的眉毛下面是一池清澈见底的湖水，诚实得什么也不保留，坦率的语言使她显得更美丽了。”对润格坐牢那段描写，更显示出作者不凡的手笔：
太阳从地下室牢房铁窗上照射进来，灰尘在一缕光束中跳
舞，墙上抹着一道道棕色的血痕，一只花壳小甲虫顺着墙角，慢
慢往上爬行。蜘蛛吐着纵横交错的经纬，在屋顶的旮旯里织了一
个大网，得意洋洋地坐在蛛网中间，穿过网眼看着这间小小的牢
房，以为整个世界都在它的网罗之下了。
刚刚长出两条细腿的小青蛙，从牢房的铁窗上，一失足跌下
来，误入囹圄。小青蛙奋力向上跳跃，哪里能跳得出去呢？！每次
雨后，这些不速之客带着它的同伴，从草坪上的窗户缝隙跳进
来，闯进这个“禁区”就插翅难逃了。每次都是润格轻轻地抓住它
们的的腿，站在凳子上，把它们从窗缝里送出去。它们一触到草
地，就欢蹦乱跳地唱起歌来，池塘边上的同伴为了欢迎它们平安
归来，欢快地参加了大合唱。
这样的描写，或长或短，或繁或简，不是创作进程中之所需，就是与人物的处境、心清息息相关，没有可有可无的笔墨。
除了《叛女》、《女伶》和《伶仃》这三部长篇小说，我还读过作者多年前发表的短篇小说《春寒》及《天空，已是朝霞如锦》。邢院生说过，别人说她能开拓，不能守成。这大概就是指她曾经从事过的许多事业，但能否守成，在我们这个国家，并非完全能依自己的意愿。不过，她的小说创作以十年磨一剑的精神，艰苦而寂寞的耕耘终于有了收获。她相信天才的十分之九是血汗的勤奋哲学，这是幸运。于是便有了生命中的传奇，有了通俗而不俗、兼融高雅和通俗的长篇历史传记小说。她提笔为文，却极少与文坛来往，但中国文学的大河也有属于她的浪花。
“不如归去，不如归去……”杜鹃的凄楚叫声，又一次从天外飞来。她一再说：“美国的风景再好，也不是我的祖国，我迟早是要回去的、”
“一切都没有结束。历史的河流，缓缓向前滚动……”这是一个传奇的，属于昨天又属于当代的故事……
1988年4月13日于北京
1995年3月28日修订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宗璞
宗璞
陈素琰
宗璞的小说
一、她有自己的天地
——宁静校园的一角
不知意味着有幸还是不幸，这位女作家始终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一高等学府幽静的校园的一角。1928年7月26日，冯宗璞生于北京。水木清华的一石一水，燕园的浓荫僻径，从童年时代起迄于今，除了特殊的离乱，它们始终滋润着、陶冶着宗璞的心灵。抗战期间，北大、清华等学校避乱南迁，在昆明成立西南联大。宗璞也随父亲冯友兰在昆明乡下住了很久，并就读于西南联大附中。
可以说，她始终都生活在中国高层的知识分子群中，与他们学业的专攻，崇高的操守，事业成就的欢欣，以及家国危亡的忧患深深地纽结在一起。宗璞本人五十年代初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后来在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家协会等单位工作，得到不少文学界前辈的帮助。1960年以后，一直在外国文学研究所从事编辑和研究。而她生长的门第又是世代书香，父亲、姑母等都是全国著名的学者。命运之神对她优厚有加，一下子便置她于中国最深厚的文化渊源之中。因此，人们不难看到她的创作和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知识阶层的气质、情操以及生活方式，或隐或现的，然而又是千丝万缕的联系。通过宗璞作品所展现的生活环境和人物内心世界，我们处处可以寻到中国哲学、中国文化艺术深远的、潜在的、溶解性的影响，从而赋予它们特有的幽雅、淡泊、洒脱、内省的精神风貌。
她的创作如她的为人：真诚而严谨。她完全写与自己特定的生活环境和特定的生活阅历有关的人物事件，写自己感受最深的东西。她说过，“许多文字，都不只一次地出现在我的梦寐之中。”①加之宗璞自幼多病，因此，她不是一个多产作家。迄今出版的作品有中篇小说《三生石》（1981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宗璞小说散文选》（1981年，北京出版社），散文集《丁香结》（1987年，百花文艺出版社），童话集《风庐童话》（1984年，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1986年再版），四卷本的长篇小说《野葫芦引》第一卷《南渡记》（198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等；另郁宗璞代表作》（1987年，黄河文艺出版社）；《宗璞》（中国当代作家选集；199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12月，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宗璞散文选集》。《弦上的梦》、《三生石》为全国获奖之作。《丁香结》获全国优秀散文集奖，另有译作几种。
宗璞196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为中国作家协会理事。曾出访英国、澳大利亚、美国等。
因为宗璞与北京这座古老都城的西郊文化区的特殊联系，从《红豆》起始，她便致力于写校园内发生的事情。她笔下的成功人物形象，都是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知识女性（有人说，她的人物几乎没有出过燕园）。写她们随时代飘流的命运，写她们真挚的追求、失落与获得的欢欣。拥有高度文化的中国上层知识分子，成了宗璞创作的独特的对象世界。她获得了为她所有的一角土地，甚至可以说，获得了别人难以夺去也无法替代的一角土地。她静守她自有的土地。尤其经过时代动乱从而获得人生和艺术的痛苦经验之后，她更坚实地回到这块土地上，真诚地、甚至不免寂寥地进行艰辛的垦植。
她站在这里，寻求把目光投向时代、社会和人生的窗口。也许应该感谢风云激荡的时代，使中国广大知识分子都经受了政治斗争和群众斗争的磨砺，使他们有此机缘把双脚紧紧踩在现实生活的土壤之上。一位当代诗人说过：“我虽然住在北京这条僻静的、窄小的胡同里，但风暴般的世界，却紧摇着我的房门。”①宗璞这僻静的校园的寓所，何尝不是处于各种风暴的摇撼之中！正是因此，宗璞笔下的校园世界，依然地失去了人们意念中的静谧和肃穆，却始终鼓涌着当代生活中纷飞的风云：《红豆》中的教会学校奔腾着如火如茶的学生民主运动的激流；《知音》的主人公，通过校园幽静的小径，走向了一代青年向往的解放区。在《我是谁》、《三生石》中，小小勺院发生的生活变异和突然降临的灾祸，正是我们整个国家民族陷于空前劫难的剪影。宗璞提供给我们的，正是这样一个窥见人生激流的窗口。近年来的作品，宗璞偏重于普通知识分子平常生活的刻绘。在这些并不重大的题材中，我们依然强烈感受到新生活的新信息——新生活的杂沓喧嚣和人们对生活的新的思考和奋斗。一个民族从停滞走向跃动的失去平静的时代，难得保持一角静谧的山水。事实是，她即使想如此，也未必达到，何况她的心，本来是向着美好的人生的。
二、她有一贯的主题追求
——高尚美好的人生
——若能为徘徊在十字路口的人增添一点抉择的力量，或仅只减少些许抉择的痛苦，我便心安———这是宗璞《小说散文选》的题语，来自灵魂深处的声音。人生的道路曲折多艰。如何使人生富有意义，使平凡的生命获得价值，使人的心灵纯洁，精神崇高，使飘泊不定的灵魂能有一个美丽的皈依，可以认为是这位艺术个性独特的女作家不离不弃的向往和憧憬。论及她笔下的人物，不管是祖国青春时代的热情、纯真的江玫、苏倩；灾难时代历尽沧桑的菩提、方知；还是历史性转折时期生活激浪中的米莲予、柳清漪，她们的心灵无不回响着人生追求的呼唤。
事情应该追溯到五十年代，她的成名作《红豆》即揭示了抉择人生的主题。江玫和齐虹的爱情离异，决定于他们人生道路的分野。江玫这个生活在平静小天地中的女大学生，在时代大波的撞击下，萌生出对革命的向往和对新生活的渴求。这就导致了她与齐虹的爱情危机。江玫明知这种爱情不会有结果，但又怯干割舍，陷于难以自拔的困境。这位性情柔弱的女性，毕竟走向了坚强，她终于挣脱了感情的羁绊，投身于民主运动的激流。
《红豆》最大的特点是真诚。我们拨开纷扰的爱情雾霭，透出的正是主人公热诚透明的心。江玫的信赖和向往，也是祖国黎明期那个生机勃发年代一整代人心中拥有的真诚信念。《红豆》写的是一个真挚的，富有悲欢苦乐的复杂的内心故事。它毫不掩饰地写出江玫在追求理想道路时，对个人情感的眷念与追怀，从而呈现了一个生活条件优越的青年女性抉择人生道路的艰难与曲折。《红豆》当然保留了那个时代过分的单纯感，但却以它的诚挚和时代真实性，获得了久远的艺术生命。它如同一个并不消逝的青年时代的梦，始终保留在人们美好的记忆里。
一个作家离不开时代的困域。当时代、社会发生了新的变异，作家必定面临对新的生活的思考和探寻。当十年的灾难过去，生活恢复了平静，向人们走来的是一个新的交替、大转折、大变革的伟大而又艰难的新时期。整个时代显得错综纷坛，凝重滞涩，人们也在国家民族历史性重负下憧憬、追求、奋斗。宗璞在这不平静的变动的生活背景上，重新陷入了对于生活执著的探求。
宗璞在前进的生活中探寻，也在生活的探寻中前进——虽然她占有的依然是那平静的校园的一角。早在《团聚》中，宗璞已敏感地捕捉到了某些人生活日趋物质化的信息。她感叹人的价值观念以及人与人的关系受到市俗的污染。对于这种污染也表现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