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 作者:阎纯德-第1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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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说：“这可好了，我不用担心你以后会受婆婆的气了。”
“你的小说中出现过许多天真可爱的小交通员、通信员、宣传员，一个个小八路，都有不平常的经历，活生生的形象，令人难以忘怀。这和你自己的生活一定很有关系！”
“是的，其中许多人物简直就是我自己啊。”刘真直率地告诉我。
1939年，九岁的刘真和两个比她大一点的侄女一起参加了冀南军区六分区宣传队。大同志给她取了个正式的名字刘清莲。穿起银灰色军装，戴着闪着红星的军帽，小姑娘正式成为革命大家庭中的一员。战士们像兄长一样体贴她们。夜晚行军，小姑娘一面走一面睡，常常是队伍拐了弯，一头碰在大树上才醒来。大同志怕她们掉进水井，用绳子拴住她们的腰，另一头捆在自己的胸膛上。到一处宿营，队长和指导员给她们铺上暖和的草窝，自己睡在冰凉的炕上。一有紧急情况，先给她们捆背包，系扣子，打绑腿。在大同志的督促下，刘真从未间断过文化学习，每天必须认识五个字，就是行军作战，也要利用休息时间写写划划。
1941年，刘真加入了朱德青年团。第二年部队精兵简政，她被送到地方上，剃去头发，当了小交通员。这时，十三岁的刘真已成为光荣的共产党员了。这两年，华北平原极其艰难，大旱灾加上大“扫荡”，一片恐怖。敌人到处设炮楼挖封锁沟，大人跑联络很不方便，任务就由小交通员承担了。刘真夜间带路，把各处来的同志送往延安、太行山，完成了任务，常常是不管白天黑夜，卧地而睡。碰上敌人，她能编造许多故事，蒙骗过关。南来北往的行人哪里知道，这个衣衫褴楼的娃娃是个女孩，而且还是个身负重任的交通员呢。
由于叛徒的出卖，刘真和她的侄女被捕了。伪县长威胁大人说：“不投降就杀掉孩子”。刘真的哥哥回信斩钉截铁：“愿杀就杀，愿砍就砍，孩子我们不要了。”她母亲四十岁才生下刘真，小女儿简直就是她的命根子，但这时她没掉一滴泪，只是说：“对待敌人，只能这样！”后来，游击队捉住伪县长的家属，才把被捕的同志和孩子换了回来。
不久，组织上决定送刘真去太行山学习。听到消息，她觉都睡不着了。两年来，她不知送走了多少同志，每一次都用羡慕的眼光望着他们的去路，那日落时的云彩，在她看来就是美丽的太行山啊，这一次轮到自己了，整夜地快步飞走，哪里还知道累。过了京汉路，头一次望见山，她爬上房顶不下来，惊喜地叫着：“我真的看到山了，像白云似的远山啊！”
来到太行山的涉县，上级通知她入抗日小学读书，她哪里懂得文化学习的重要，见大人都参加整风，也闹着跟了去。十个月的整风学习后，她还是被送去读书了。在太行联中豫北分校，学习了语文、政治、历史和数学。半年后，她被调回到“平原剧社”当演员，参加了《兄妹开荒》、《动员起来》和《二流子转变》等不少节目的演出。
在抗日战争的烽火里，刘真度过了难忘的岁月。接着，她又投入了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当打开古城邯郸时，小战士刘真第一次进了大城市，第一次见到电灯、电影、剧院，她嚷起来：“噢，世界原来这么大？”。她坐在一栋大楼上对着扩音器，把新华日报刊登的各地胜利的消息广播给全体军民。作战科长说：“我还以为是咱们电台的广播呢，闹了半天是你呀。”刘真美滋滋的，心想，电的能耐可真大，我一个人说话，全城都听到了。
一个战役接着一个战役，刘真和文工团的同志们，不分昼夜地转运战俘，护理伤员，掩埋烈士的遗体。部队来到河南，文工团在这个久被敌人占领的地区开展了宣传活动，他们召开群众大会，揭露敌人，宣传政策，刘真常常担当演讲员。他们还演出《血泪仇》、《白毛女》、《兄妹开荒》，在《白毛女》中，刘真扮演贫农姑娘喜儿。团员人手少，需要多面手。刘真不但能唱歌会演戏，还学拉胡琴，在乐队里充当一名“乐师”
刘邓大军向大别山挺进。部队跋山涉水，日夜兼程，来到了当年红四军（第二野战军一二九师）的根据地——大别山。一别十九年，幸存下来的红军干部，很少有人能找到自己的亲人了。刘真亲眼见到，一位十三岁出来当红军的卫生部长，家园已成废墟，他费尽力气，才终于在山洞里找到了老母亲。十九年来，这位革命的母亲，铺盖野草树叶，依靠山林里的小毛栗子和儿子定能打日来的信念，坚强地活了下来。老人见到儿子泣不成声，但说出的第一句话却是：“不要管我。彻底打败敌人，再回来和他们算血债！”刘真经历了许多这样的悲壮的场面，生活感染了她，教育了她，使她在斗争中成长起来。
淮海战役后，打开了武汉，刘真随同部队进入这座中南的大城市。高楼下，到处睡着讨饭的大人孩子，多是破了产的农民。一些无家可归的少女，站在黑暗的墙角，被人喊作“野鸡”。汉口有个娱乐场叫“民众乐园”，里边五花八门，艺人的处境十分悲惨。有一次刘真和同伴来到这里，在挂着“怪人团”的牌子前停住了，她们好奇地走进屋。这是一间肮脏的小屋，炕上十来个孩子，被人弄得奇形怪状，有的头大身小，有的脑顶尖下巴大。每进一批观众，手执皮鞭的大汉就抽打这群怪人，逼他们笑、爬、跑。刘真目不忍睹，哭着跑了出来。她的感情像烈火炙伤了一样痛苦。大城市武汉，满目疮痍，还没有来得及荡涤的种种黑暗腐朽的场景，给刘真留下了极悲痛、愤恨的印象。
部队进入四川后，没有来得及逃走的敌人化整为零，穿起便衣，目夜残害老百姓。刘真在一个连队里，参加了川南和顺县狮子滩大大小小的剿匪战斗，在战斗中迎来了全中国的解放。
九岁参加革命，在战争的风烟中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的刘真，在短短的十几年中，经历了太平年间人们所不可能经历的磨难。农民家庭、革命队伍、同志的情谊、敌人的残酷，陶冶了刘真的性格和世界观，也像一部历史的洪流，汇成她创作的源泉。
当有机会动笔写作的时侯，过去可歌可泣的生活首先涌到她的笔端。《好大娘》里描写一位革命的老妈妈，像对待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照料战士们的生活。日本鬼子“大扫荡”，作品中的“我”（即小刘）和部队失去了联络，在敌人搜捕的时候，老妈妈舍生忘死地营救她，掩护她，冒着生命的危险，从敌占区背出小刘，找到自己的队伍。《我和小荣》中的主人公就是两个孩子，一个是“我”十五岁的小王，部队里的“小鬼”，出生入死地通过敌人封锁线传递文件的小交通员，一个是十二岁的女孩小荣，普通农民的女儿，也是个小联络员。这一对孩子既勇敢机智、乐观顽强，又天真纯洁、活泼可爱。在《核桃的秘密》里，作者索性给主人公起名叫刘贞儿，写这个小女孩一件不光彩的故事。在太行山八路军干部学校里学习。有一次偷吃了老百姓的生核桃，又苦又涩的黄水从嘴里流出，难受得真想哭。核桃的主人，一位老妈妈，听说是八路军学校里的一个小干部偷了她的核桃，不但不准别人责备，还特别带来四个熟了的核桃给她。这位老大娘相信共产党，把两个儿子都送去当了八路军。《弟弟》写一个叫长生的男孩子，向往革命，参加了八路军，在战斗中迅速成长，最后光荣牺牲。《英雄的乐章》着力描写的是在战斗中成长的英雄张玉克，他和“我”—一清莲，从童年起就结成了朋友，在战争中，他们多次分别又会见，走过了少年、青年时代，结成深深的爱情，但为了革命，为了人民，张玉克在解放的前夕，献出自己的生命。《长长的流水》通过小刘的回忆，讲述了“红小鬼”小刘与李大姐之间动人的革命情谊。倔强、调皮、有点自高自大的小刘，因为当过宣传员、交通员，被敌人逮捕过，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不喜欢学习，在李大姐严厉亲切，以身作则的影响下，逐渐克服了自己的缺点。……这些以太行山区革命军民斗争为生活背景、采用第一人称的写法，带着明显的自传痕迹的作品，是刘真前期生活的艺术再现。作品中的少年英雄，从宁死不屈的小赵，勇敢机智的小荣，到主人公“我”，都使人感到，不是作者自己就是和作者一起战斗过的伙伴。那些好大娘、好大姐、好领导不正是作者成长过程中，保护过她、哺育过她的人民群众和同志么？军民的鱼水情，战友的同志爱，革命者的崇高的思想品德，阶级敌人的残暴无耻，在刘真的作品中都得到充分反映。
粉碎“四人帮”，刘真又一次从黑暗中闯过来，她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回太行山看望养育她的父老兄弟，她仿佛又回到难忘的过去，一篇篇感人肺腑的散文像泉水般涌了出来，这些作品，同样有着当年太行山生活的印记。
太行山不但养育了刘真，而且浇灌了她的作品。
三
1941年，刘真刚会写字读书，就开始写日记，以后从未间断。1948年，写了两篇文艺通讯，一篇写的是野战部队通过黄泛区碰到五六里方圆一陷就到大腿根的泥泞地。刘伯承司令员已经跋涉过去了，可是二百辆拉着炮弹、子弹的马车，过不去了。刘司令员带头返回北岸，把弹药扛在肩上，大家齐心合力艰难地通过了牲口过不了的泥泞地带。这篇文章就叫《二百辆军械车》。另一篇描写大别山人民救护伤员的动人事迹。这两篇处女作印在《千里跃进大别山》文献上，这以后，为了配合斗争，刘真还写过一些小剧本。
1951年，刘真在一个师里任文工队队长。部队入朝作战后，上级为提高她的文化水平，艺术水平，派她到东北鲁艺文学院学习。她来到哈尔滨，在戏剧文学系进修。这时创作了第一篇小说《好大娘》，刊登在《东北文艺》上。这篇小说完示出刘真生活的厚度和创作才华，引起了文艺界的重视，它获得了1953年儿童文学三等奖。宋庆龄、邓颖超亲自发给她奖品，使刘真受到很大鼓舞。
一年后，刘真被鲁艺推荐到在北京的文学讲习所进修。在这里，每一个学员都有一位老作家辅导。刘真的老师，是著名的文艺理论家、儿童文学作家严文并。刘真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春大姐》、《我和小荣》都是经严老师看过，多次提出意见，再经过刘真多次修改写成的。提起严文井，刘真说：“他是一位认真负责的、难得的好老师。他读了我写的每篇文章，都一点一滴详细的提出意见。总是告诉我，叫我消化了他的意见，变成我自己思考出形象生动的语言以后，再改动作品。他从来不动手改我一个字，他说：‘创作不能代替，这样才能把你锻炼得更会走路了，形成自己的风格’。实践证明，他说的多么对呀！他是多么懂得如何辅导问！”
《春大姐》描写的是农村青年的恋爱故事，突出了新旧思想的矛盾斗争。说起这篇小说的创作过程，刘真十分激动地回忆起一个动人的故事：“在修改《春大姐》时，我遇到了难以克服的困难，这就是我无论如何努力，也写不好文中的一个媒婆。我参军以前还很小，参军后一直在部队，没做过地方工作，不熟悉媒婆们的生活细节，可是写不好细节，作品就会概念化。怎么办？严文井老师说，拿给老赵看看吧，他熟悉农村这一类人物。过了几天，严老师对我说；‘老赵看了，他很高兴，说这是来自生活的作品，愿意和你详细谈谈。’就这样，二十三岁的我，竟站在老作家赵树理的面前了。他向我介绍了媒婆们如何耍花招骗人，还非常耐心地替我出主意，想办法，设计情节。他又说又笑，一直讲了半天，好像许多媒婆活灵活现地站在我面前……可是我还找不出适合的形象与细节。最后，还是赵老师替我创造了一个媒婆。他整整三天什么别的事情都没干，把全部精力用在了修改这篇小说上。严文井老师说：‘对于没有生活基础的作品，赵树理是不爱的，也不会这样做。你看，他努力做到和你的文字风格统一起来，还怕有破绽，叫你自己再改改，顺一顺。’赵树理老师的成全、爱护和他那无私的帮助，使我很感动，我永远也不能脱离生活来胡编烂造。”
文学讲习所三年的学习生活，在刘真的创作道路上起着重要的作用。她能够把多年丰富的生活素材变成白纸上的黑字，能够把自己头脑中一个个人物形象用语言生动地刻画出来，她能用作品打动读者，感染群众，没有起码的文学修养，不会调动文学手段，是做不到的。这段时间，青年作者刘真有较好的条件读书、学习中外古典和现代文学、听取著名作家的创作经验，特别宝贵的是在创作实践中能够得到十分具体的指导，亲身感受文学创作的规律。刘真说：“文学讲习所三年对我的一生都很重要，因为过去即使有自学的条件，我也不懂怎么自学才好，我那点文化水平太可怜了。”
1954年，刘真到中国作家协会武汉分会从事专业创作，写出了《小藤篓的故事》、《核桃的秘密》和《在我们村子里》等短篇小说。《在我们村子里》描写土改后的一个村子，农会主席于保祥贪污腐化，又为村里的坏人李老相利用，把持了村里的政权。民兵队长王大发盲目拥护这些变了质的领导，更为村里的黑暗统治增加了力量。刘真的爱憎是分明的，她不间断地扎根在人民群众之中，能在1956年就敏锐地觉察到农村斗争的复杂性，特别痛恨来自革命队伍内部的丑陋的势力。虽然，她是不会赤裸裸地写那些反面的东西，但她会毫不客气地鞭打现实生活中邪恶的一面。
在江南，刘真始终怀念故乡和童年战斗的生活基地。1958年，她凋回河北，深入农村，在徐水担任一个公社的副书记。基层生活，使她很快就看到了大跃进中的一些问题。刘真说：“一个作家最宝贵的性格是说真话，作为共产党员作家，良心就是为党、为人民负责。”看到农村日益滋长弄虚作假，违法乱纪等不良风气，她按捺不住了。一年前，她曾因《论鞭打》和《在我们村子里》这两篇揭露了阴暗面的作品，被打成直接攻击社会主义的大毒草而遭到批判，1957年的教训使她深知，用笔来战斗是困难的，只能换来一顶又一顶大帽子，但共产党人的责任感，人民作家的责任感，驱使她不顾个人安危，向省委的两位书记反映了徐水的情况。虽然省委进行了调查，并且说：“你反映的情况是真实的，调查的结果，比你反映的还严重得多。”但她到底还是被认为“世界观没有改造好”，而受留党察看的处分，下放到猪场去劳动。临走前，刘真得到的一句话是：“你什么时候在猪场改造好了，不再看阴暗面，不再反映问题了，再允许你去见人民。”
打击接踵而来，1959年，她应《人民文学哟稿，写了《英雄的乐章》的初稿，正准备修改，却被强行拿去在《蜜蜂》文学杂志上公开发表。《英雄的乐章》成了修正主义文学的典型在全国展开批判。有的说：“小说宣扬的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乐章’”、是“私情的哀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赞歌”、宣传“温情、调和、投降”；有的说是“挂着歌颂的幌子制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