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 作者:阎纯德-第1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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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怂悖凳翘焖悖磺诳梢哉莆眨凳翘煲狻蔽松奖甑牧悍镆牵拇婀适禄乖诩绦辉谑乱瞪希难Т醋魃希褂衅婕Ｂ穑苛悍镆堑奈⑿褪奔涠蓟岣嫠呷嗣牵�1997年香港回归前夕，她将出版第一百部作品——长篇小说《回归大风暴》。这就是“勤＋缘”的梁凤仪……
1995年3月27日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张抗抗
张抗抗
李杨杨
和所有的同龄人一样，张抗抗沐浴过灿烂的阳光，遭遇过文革的苦痛，人人都是中国生活舞台中的一个角色。然而张抗抗能成为一个作家，达到思想与艺术的辉煌，却有着大背景下属于她自己的生动故事。
一
张抗抗在建国后的第二年即1950年7月3日出生于杭州。她家原籍广东新会。关于名字，张抗抗说：“按照我父母后来的解释，‘抗抗’这两个字，不仅因为他们相识于抗战时期，也不仅因为我在抗美援朝这一年夏天‘呱呱’落地，而是希望我因此只有一种顽强的抗争精神。由于我的名字注定要同抵抗、抗御、反抗等相联系，我想我的一生大概将会永远不得安宁。”果真如是，抗抗两岁那年，就跟着父母进了审干学习班。爸爸妈妈这对抗战后期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因受到政治上的误解，被迫离开《浙江日报》。她的爸爸，为革命做过多年记者、编辑，不得不改行当了车工、泥水工、搬运工。几十年的逆境，他下气馁，也不向任何人诉苦，这对女儿的成长，有着深刻的影响。张抗抗说，“我从小看到他那种对党、对革命的真诚和豁达开朗的性格，常常使我深深感动和难过。这对于我这个有志于文学创作的女儿来说，个仅在心灵上打下深刻的烙印，也对我的世界观、意志、道德观发生了极大的影响。”
她的母亲，单纯、善良、富于同情心和幻想。青年时代曾写过儿童文学作品，1948年辑成小册子出版，取名《幼小的灵魂》。这位有志于文学的青年，由于受到丈夫的株连。也改行当了中学语文教员。在逆境中，她把对生活的爱、对文学的爱，全部倾注在女儿身上。抗抗刚会说话就开始背诗，听妈妈讲故事、唱歌。到了上学的年龄，便跟妈妈一起上学校，每天步行，早出晚归，在路上听妈妈讲故事、念诗、学普通话。
妈妈过生日，她写诗送给妈妈，第一句是：“我不知道妈妈为什么那样爱诗？”
大概从那时起，她对文学就发生了兴趣。
有一次，在回家的路上，她突然问妈妈：“你和爸爸常常讲到的‘点心’（典型）为什么不给我吃呢？”妈妈吃惊而又好笑地看着女儿说：“点心（典型）是在书本里的，你长大就可以吃到了。”
十岁那年，她从客人那里得到一个漂亮的日记本，就用歪歪扭扭的字把每天做的事情记下来，整整记了四大本。
家庭经济不宽裕，母亲不能打扮女儿，平时连冰棍都很少给她买，但女儿的学习用品却无论如何也要保证。北京、上海来了好剧团，一定要买甲级票，带着女儿去看；回来后，要求女儿复述故事。
西湖的群峰和岩洞给了小抗抗许多美好的幻想。玉泉植物园是他们全家星期天最爱去的地方，在松软的草坪上铺一块塑料布，吃着从家里带来的便餐，接受爸爸关于草木常识的严格考试，然后给妈妈朗诵一首新准备的将参加电台录音的儿童诗……
每到暑假，母女便去乡下外婆家。那江南水乡的拱形石桥，两岸
的桑林，绿色河道两岸开着紫色的小花，游到淘米箩里的小鱼……都
使小姑娘充满了对生活的爱。
妈妈常从学校借口许多书：《灰姑娘》、《丘克和盖克》、《鲁滨逊漂
流记》，都是小姑娘非常喜爱的书。有一天，她生病在家休息，儿童书
都看完了，便从妈妈枕边摸出一本刚出版的《苦菜花》，这个三年级的
小学生，就似懂非懂地看起来。小说中广阔的世界使她惊奇和神往，她觉得文学家真可爱，能告诉人们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
从那以后，她读了大量的小说和散文，凡是出版的新书，只要能够弄到的，她几乎全读了。她最喜欢《青春之歌》、《红岩》、《欧阳海之歌》和《青年近卫军》、《卓姬和舒拉的故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她说：“这些充满革命英雄主义的作品，对我世界观的奠定和文艺观的形成，发生了积极的影响，古丽娘的第四高度，对于启发我不畏艰险攀登文学高峰是一种巨大的力量。我觉得文学应当帮助人们的精神变得高尚，帮助人民铲除一切自私和不道德的东西，去保卫和建设自己的祖国。”
小学五年级那年，她在上海《少年文艺》上发表了第一篇习作《我们学作小医生》。不久，她收到一位素不相识的编辑的来信，叮嘱她千万不要骄傲。这位编辑就是儿童文学作家任大霖。她不仅是抗抗少年时代学习写作的引路人，今天，仍然是她创作的老师。她考进中学以后，又发表了记叙文《五彩的墙壁》和《采茶》。她较早地开始创作实践，并且看到了自己掌握文学形式的可能性。
二
1963年，张抗抗考上了浙江省的重点中学——杭州一中。当年，鲁迅先生从日本回国后曾在此任教，现在校园里还设有鲁迅纪念亭。张抗抗高兴地迈进了这所学校，但是不久，她就感到了社会、学校对她的冷漠：班委委员的“职务”被罢免了；与家庭划清界线这个要求，不断地向她提出，而对她多次的入团申请，却是考验了又考验；政治考试她虽然和同学们的答案完全一样，却只得了三分；政治老师认为，关于“如何同家庭划清界线”一题，出身不好的学生，答得再好也不配打五分；到文化大革命前夕，她连参加国庆游行的资格也没有了。她过早地承受了精神压力，也过早地成熟起来。当然，那时她还弄不明白为什么社会越来越向“左’倾斜，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
她感到幸运的，是她在中学的三年时间，遇到好几位极好的语文教员，使她受到较好的教育和文学熏陶，使她懂得了祖国语言的美，文学遗产的丰富和宝贵。她的作文经常被拿到班上作范文分析，还得过年级作文比赛第一名。她在回忆那一段生活时说：“像我这样一个被人另眼看待的‘丑小鸭’，也只有亡语文老师那里才能得到一点温暖、鼓励和关怀，至今我还感激我的几位语文老师。”
那时候，学校每年都有文艺汇演，她和同学一起自编小话剧参加演出，像《斗争在继续中》、《地下少先队》等，这些戏都表现出作者的才能和天真活泼的心灵。
她在少女时代，爱好十分广泛。她喜爱朗诵诗、演戏、音乐和几乎所有的艺术形式，她更喜爱读文学作品，特别是童话和苏联的名著。
社会、学校、家庭和书本，不断武装她的头脑。尽管有父母、老师、同学的爱，但现实中许多无法理解的矛盾，使她决心执行“出身不由己，道路自选择”的崇高格言。
从那时起，文学就和她结下了不解之缘，使她确立将来一定到工农中去从事文学创作的思想；她甚至有过不念高中，要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去的打算。
到了十六岁，正是她狂热地接受外界思想的时候，十年动乱便开始了。报上那些激烈的极左宣传，一个个骇人的浪头，把她卷进旋涡，又一步一步地把她从父母身边卷走。
三
《海瑞罢官》的大批判开始以后，她躲进阅览室，写出一篇万言的批判文章，题目是《〈火种〉必须批判》，批判艾明之的长篇小说《火种》。尽管她根本不了解工人阶级，但她却指责作品严重歪曲了工人阶级的形象。她不是超人，她和当时千千万万在中国这块土壤上生长起来的青少年一样，犯了时代的通病，历史的通病。但她是个善于思考的青年，十多年过去了，她一直记取当年这个幼稚病。在我和她第一次见面时，她就讲了当年这个教训，并且说：“今天我回忆这件事，感到难为情。我们这一代青少年，刚刚开始寻觅真理，就在混乱中迷航了。当我到工农中间，经过十多年的磨练之后，我才明白当时轻率狂妄的指责，是多么幼稚无知。1978年夏天，一个作家访问团来到哈尔滨，我去看望一位诗人。她把我亲切地介绍给他同屋的艾明之的时候，我脸红了，惶惑不知所以。我很想问他，我们这一代人曾经干过的那种蠢事，你会原谅吗？我犹豫了好久，终于没有说。因为老一辈文学家需要的不是忏悔，而是永远不再重复那种可怕的年代。
在那疯狂、是非颠倒的最初年月，她在学校狠批“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狠批“封、资、修的大毒草”，回到家里，却帮助父母把所有“封、资、修”的书籍转移出去；她日夜提心吊胆，怕有人抄她自己的家；批判别的“黑六类”子女，她照样不肯落后，但又怕批到自己头上；社会上破一四旧”、“大民主”的轰轰烈烈的气氛，使她产生对斗争的渴望，但又痛恨和担心斗争到自己家庭的头上。
她和当时的青少年一样，参加了红卫兵的大串联、大检阅。她扎着短辫，背个黄书包，整天在外边东奔西跑，抄大字报，听大辩论，看批斗会，喊口号，光阴就在这种狂热中白白地溜走了。
妈妈不愿女儿这样混下去。有一天，妈妈教过的一个女学生在农场劳动时卜水救人牺牲了，妈妈便带着女儿前去采访，女儿的心灵被触动了。她为英雄写了一首诗，题目叫《你只有十六岁》，在报上发表出来。这首诗体现出十七岁的张抗抗初步形成的人生观：一个人的生命要为人民发光。
当文化大革命进入夺权阶段，青少年可干的事情不多了，她便开始从家里保存下来的书籍中寻找精神寄托。从书林里，她认识了普希金、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并爱上了他们。对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她是硬着头皮读完的，因为她不喜欢这部书。
书本上的东西和现实生活的矛盾，使她深深陷入苦闷之中。她决定离开城市，离开家，到外边去看看，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
1969年，她得到父亲的支持，来到外婆家附近的水乡插队。妈妈从“牛棚”里偷偷带给她一张纸条——“我的小鹰长大了，你飞吧，飞到高高的蓝天中去练翅膀……”
富庶而美丽的水乡没有给血气方刚的女孩子带来欢乐，为争工分吵架，为种自留地奔忙，很快就使她厌倦了。当支援边疆农场的名额一下达，潜伏在心里的远走高飞的思想，一下子活跃起来。她迫不及待地报名去黑龙江，踏上了冰天雪地的征途。
火车开动了，月台上下一片哭声，她却没有掉泪，书包里藏着从家里偷来的一本书——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
前面是什么呢？她想着——自然是铺满鲜花的无边无际的大草原，在上面打个滚，花粉会落在唇上……
四
然而，现实是严峻而复杂的，在边远的黑龙江也是一样，她厌恶在艰苦和困难面前怯懦退缩的人，同时，也为当时恶劣的生活环境而感到不满。生活中为何有那么多虚假丑恶的东西呢？它又是怎样产生的呢？她说：“天真美好的主观愿望与客观世界的矛盾，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充斥当时文坛的文化专制主义……这一切，都使我陷入深深的苦恼之中，但却找不到答案。”
正因为她善于思考，她才能从痛苦中自拔出来。
1971年9月，林彪倒台时，张抗抗正在杭州探亲。尽管人们沉浸在兴高采烈之中，但政治空气仍然咄咄逼人。不过，她毫不灰心，坚信春天一定会来临的。第二年年初，她写了一篇散文，叫《北大荒早春的歌》，表达了当时从痛苦中挣扎出来的复杂情感。
1972年夏天，她在砖厂劳动的时候，以她亲身的经历，写成了短篇小说《灯》，发表在《解放日报》上。这是她的第一个短篇小说。它也确像一盏灯，使作者自己在北大荒朦胧的黑夜里看到了光明，使她认识到重新学习创作是有可能的。
当时，农场生活中可以利用的业余时间是不多的，别的女孩子都在织毛衣，她却削铅笔；人家扯皮聊天，她却作笔记；每逢假日，连队里几乎所有的人都出去串门玩耍，她却趁此良机静静地写上几天。
冬天，她参加伐木队，进了久已向往的东北大森林——小兴安岭。每日清晨，她起得很早，事先磨好斧子，上山就拼命地干起来，一天任务半天完成，余下的时间就看书写作。那黑暗的帐篷，杨木杆儿搭成的床铺，烤不干的棉（革兀）（革拉），对她都是那样亲切。当湿的树杆儿在她枕边萌出嫩芽的时候，诗情画意便从她的笔端流了出来，她在《文汇报》上发表了散文《大森林的主人》和短篇小说《小鹿》。
四年过去了，她在农场种菜、压瓦、伐木、搞科研，当过通讯员……生活中有过艰辛曲折，学习和创作也有过酸甜苦辣。写字没有桌子，只好趴在炕沿上写，垫在膝盖上写。后来捡到一张人家不要的破炕桌，她在桌面上贴上鲁迅像，又包上一层透明的塑料布，每天作笔记，好像鲁迅先生时时都在望着她。她的业余创作，也遭到某些人的中伤和诽谤，什么“名利思想”，什么“成名成家”，常常扣在她的头上。她咬着牙，顶着别人的白眼写去。农场没有书读，读文学书还会惹麻烦，她就啃《中国通史》。只有回到杭州探亲的时候，才算回到书的乐园里。父母想尽办法借书，一家人互相传阅、朗读，并且争论不休。在假期里，她如饥似渴地读完了《红与黑》、《欧根·奥涅金》、《高老头》等许多名著。在家庭的和谐气氛中，一切不愉快的遭遇都烟消云散了。优秀的文艺作品不断治愈她心灵上的创伤，也敲开了她的心扉，使她变得更加聪明和更加顽强。
经过生活的磨练和文学作品的熏陶，她的个性越发鲜明了。一位女友曾推荐了本《简·爱》给她看。在那位女友看来，她类似简·爱那种依靠自己的力量与命运搏斗的女性，为了追求平等与自立，她可以忍受最大的痛苦，做出崇高的牺牲。但是抗抗却说：“我不否认这一点，我愿意做一个个性顽强、意志坚定的人，但我最喜欢的小说，却是哈代的《苔丝》和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这两个女性为反对封建的传统习俗和邪恶势力所作的斗争，使我震惊，也使我深深受了感动。我敬佩她们为争取自己的幸福不惜一切代价的勇气和信念，喜欢她们那种丰富的感情，复杂的内心世界。作为叛逆的女性，我认为她们要比简·爱更彻底。”
张抗抗所处的环境与同龄人相比更多几层苦痛。在新中国阳光明媚的日子里，因为父母蒙受冤屈，她也跟着倒霉。来自学校社会的伤害，政治上的不平等，使她过早地承受了精神压力；而在北大荒的
日子里，除了饱尝所有知青的苦难之外，因为她是一个结了婚，又离婚，有了孩子的女人，生存环境的恶劣，精神上的折磨达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