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 作者:阎纯德-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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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的是一个继承元明诸大家的文人画师，在向往古典的规模法度之中，流露她所特有的清逸风怀和细致的敏感……”看她的画，“我们在静穆中领略生气的活跃，在本色的大自然中找回本来清净的自我。”

　　虽然她爱画，但“文学”却像一只磁性极强的巨手，牢牢地抓着她，“写作”是她倾心神往的目标。当胡适、郭沫若、冰心等人以其各自风格独特的新诗风靡文坛时，她的创作欲望就像一盆刚刚燃起的火，愈燃愈旺。于是，1924年，在大学里，在作画的同时，她开始以白话执笔为文，1月13日在《晨报》副刊上，以瑞唐为笔名发表短篇小说处女作《女儿身世太凄凉》，接着又发表《资本家之圣诞》及杂感《朝雾中的哈大门大街》等。

　　1924年5月，印度大诗人泰戈尔访问中国，作为北京大学教授兼英文系主任的陈源（西滢）担任接待，凌叔华也在欢迎的代表之列。5月6日下午，北京英文教员联合会假燕京大学女子学院举行茶话会欢迎泰戈尔，这时，凌、陈第一次相见。之后，书来信往，讨论文学艺术问题。1925年1月10日，凌叔华奠定她在文坛上的地位的成名之作《酒后》在《现代评论》（第一卷第五期）上发表；3月21日，短篇小说《绣枕》又在同一刊物（第一卷第十五期）发表，引起了广泛的注意。至此她创作的兴趣更浓，除在《现代评论》上发表小说外，也在《新月》月刊、《晨报》副镌、《燕大周刊》、《文学杂志》、《大公文艺》、《武汉文艺》、《文学季刊》、《开明》、《国闻周刊》及《中国文艺》上发表作品。终于在陈源（西滢）主编的《现代评论》上迈出了文学生涯的第一步，是《现代评论》社唯一的女作家和日后新月派的主要小说家。她“以一只善于调理丹青的手，调理她需要的文字的分量，将平凡的，甚至有点俗劣的材料，提炼成无瑕的美玉。”1926年6月她从燕京大学外文系毕业，以优异成绩获该校金钥匙奖，任职北京故宫博物院书法绘画部门。7月，她与陈源结婚；翌年初秋，夫妇同往日本作短期旅行，后凌叔华留京都一年，研读菊池宽、佐藤春夫、芥川龙之介、谷崎润一郎、夏目漱石的作品及日本艺术。

　　凌、陈二人对于文艺有着一样的爱好，写作绘画、评文论艺是其一生中共同的精神寄托。据一位记者在《凌叔华谈陈源》一文中说，他们婚后不在同一书房写作。凌叔华创作总是对陈源“保密”，生怕这位批评家在她的作品尚未发表时，用冰冷的水将她的文思和创作激情之火浇灭；陈源写好文章后，也不给她看，只有一俟发表，才彼此相示。

　　1928年春，新月书店出版了她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花之寺》（“现代文艺丛书”第四种），由陈源编定，他在《编者小言》中说：“在《酒后》之前，作者也曾写过好几篇小说。我觉得它们的文字技术还没有怎样精炼，作者也是这样的意思，所以没有收集进来。”

　　1929年，陈源离京赴武汉大学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及外国文学系主任，凌叔华也随丈夫到武大任教，最初住在武昌西北的昙华林，后住在武昌美丽的珞珈山上，与另外两名在武大执教的女作家袁昌英和苏雪林过从密切，结为好友，当时被称为“珞珈林山三个文学朋友”，又称“珞珈山三杰”。在武汉，凌叔华在授课之余，还努力创作；为了“搜罗华中文艺天才”，还主编《武汉文艺》。

　　凌叔华是一位气质娴雅、温柔、慈祥、谦逊、坦率而又热情的人，一些早年接触她较多的老作家，常谈起她的性格和为人。1967年，苏雪林在《其文其人凌叔华》一文里说：“叔华固容貌清秀，难得的她居然‘驻颜有术’。步入中年以后，当然免不了发胖，然而她还是那么好看。……叔华的眼睛很清澈，但她同人说话时，眼光常带着一点‘迷离’，一点儿‘恍惚’，总在深思着什么问题，心不在焉似的，我顶爱她这个神气，常戏说她是一个生活于梦幻的诗人。”

　　1930年，她的短篇小说集《女人》（“现代文艺丛书”之一）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35年，良友图书出版公司出版了她的儿童短篇集《小哥儿俩》（“良友文学丛书”第二十种），作者在《自序》中说：“这本小书先是专打算收集我写小孩子的作品的。集了九篇，大约自民国十五年（1926年）起至本年止，差不多近十年的工作了。排印以后，编辑者说这书篇幅小些，希望我添上几篇，这是后几篇附加的原因。那是另一类东西，骤然加入，好像一个小孩子穿了双大人拖鞋，非常不衬……”

　　抗日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年夏，日寇的铁蹄威胁着武汉，她随校迁往四川乐山，两年后到燕京大学任教。战乱给她带来痛苦，情绪不安。1938年春，她将自己的苦闷写信告诉英国著名女作家维吉妮娅·伍尔芙夫人（Virginia　Woolf），后者来信说：“Only　works　you　can　facethe　war”，还鼓励凌叔华写作自己熟悉的生活和切身的事物。在创作上，她受俄国契诃夫和英国曼殊菲尔的影响。这期间，她写作不多，但对东方的艺术和戏剧进行了认真的研究。1946年，陈源受国民党政府委派，赴巴黎出任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代表。翌年，凌叔华带着女儿陈小滢到伦敦与陈源团聚，从此定居欧洲。她曾进联合国国际了解速成班学习并获文凭，后又在巴黎学习法文及研究印象派绘画多年。昂贵的巴黎生活，陈源的不及大使馆一秘待遇的薪金，这巨大的生活压力，把他们挤出了巴黎，只好住在伦敦，只有在开会的时候，陈源才到巴黎。在伦敦，她曾给大学讲授过东方艺术与戏剧，但这时期她主要从事西方文学和艺术的研究。

　　凌叔华素有“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精神，她虽出身望族，却能吃苦。除了日常的家务操劳之外，为了弥补生活费用之不足，她不得不兼事“鬻文和卖画”。1956年至1960年，应新加坡新创办的南洋大学之聘，担任该校中文系中国近代文学和新文学研究教授，课余热心辅导文学青年进行创作。1960年，新加坡星洲世界书局和马来亚青年书局，出版了她的以中国妇女和儿童生活为题材的短篇小说自选集《凌叔华短篇小说选》和以海外纪胜及文艺诗歌评介为内容的散文集《爱山庐梦影》。

　　侨居异国三十多年，她曾先后在巴黎、伦敦、波士顿等地博物馆和新加坡、（木兵）城商会内多次举办个人画展。1962年12月，Cenuschi博物院为了纪念已故院长、著名汉学家格洛肖特逝世十周年，她应邀在巴黎Musee　Cenuschi举办中国文人和她自己的画展。这是轰动巴黎的一次画展。这次画展，除她自己的三十多幅画外，还展出她收藏的元明清三代大画家董其昌、倪瓒、陈老莲、恽南田、傅青主、石涛、李（鱼单）、郑板桥、金冬心、赵之谦等人的名作，这些珍品曾印成纪念巨册。另外，还展出了她收藏的文物、文房四宝及金石。法国电视台、电台广为介绍，《世界报》和《费加罗报》等大报刊均刊专文赞扬。法兰西科学院著名院士、作家安德列·莫罗瓦（Andre　Maurois）特撰文介绍她的画。莫罗瓦的文章刊印在她画的明信片上。

　　凌叔华的绘画在国内外有着很高的声誉。她既善工笔，又善写意，墨迹淡远，秀韵入骨，曾被国内外的名家所称道。莫罗瓦说她是一位多才多艺“心灵剔透”的中国女性。她的画属于“文人画”。所谓文人画是画家借画中的事物来表现自己的灵魂、思想感情的一种画法。莫罗瓦介绍说：“在这种富于诗情的绘画中，山、川、花、竹等，既是固有物体，又表现思想。其中的静与空白和线条，所表现的并无不同，即所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中国人常把书法、绘画、诗歌融为三位一体的艺术，文人画便是恰到好处地控制了这三种要素而成的。中国艺术家虽受传统熏陶，但并不抄袭古人作品，而是努力摆脱窠臼，显示出自己的境界。他们并不呆板地以模仿自然为能事，而认为重要的是能创造一种诗的意境，所以凌叔华的工夫并不在表现面上的努力。她画的那些雾气溟亻叔的山峦，两岸线条模糊得几乎与光相混的一抹淡淡的河流，用淡灰色轻轻衬托的白云，构成她独特的，像在膝陇的梦境里涌现出来的世界。她的艺术的另一特色，则是她知道怎样运用她的魅力，寥寥数笔，便活生生地画出一株幽兰，一茎木兰花，或一串苹果花的蓓蕾。她用中国墨，在洁白的画面上，单纯、简捷得几乎无以复加，几乎可以说这是一种抽象的笔法。但看她描绘自然的曲线，又能令人忆起这些花枝和花朵的实体，其实，这是由真实的存在发生和传出来的。”

　　这段文字对凌叔华绘画艺术的评价是精当的。她是作家、画家，绘画活动是她一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她自己所作的山水花卉曾被波城和印城博物馆购买保存。1968年英国大英艺术协会也曾借出她在法国展出的文人画在伦敦展出。

　　196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法国建立外交关系，翌年法国政府令陈源离开巴黎乔治五世大街11号（11　AVENUE　GORGE　5），从此他的身体每况愈下，1966年辞职，其家庭生活也愈加困顿，难以维持。

　　1967年至1968年，凌叔华在加拿大任教，讲授中国近代文学。回英国后，应伦敦大学、牛津大学、爱丁堡大学邀请，曾作中国近代文学和中国书画艺术专题讲座多次。1972年至1981年，先后五次回国，遍访祖国的大好河山，作画写文，优美的散文《敦煌礼赞》（刊于《大公报在港复刊三十周年纪念集》）就是她参加了敦煌石窟后写下的佳作。她先后发表独幕剧，在香港《大公报》、《南洋商报》上发表介绍祖国名胜和文艺作品多篇。她也用英文写作，所写的一些关于祖国的文化艺术、风俗人情的作品如《汉画石拓》、《明代木版画》、《中国庭园》、《乡村生活》、《敦煌千佛洞》等，在英国各报刊发表后，得到知识界的普遍好评，尤为英国现代最有名气的女文学家维吉妮娅·伍尔芙（Virginia　Woolf）和英国桂冠女诗人萨克威尔·威斯特（Vita　Sackville－Wost）所赞赏。她的自传体的英文作品《古歌集》（ANCIENT　ME　LODIES）是在V·W00lf指导下写成的，被誉为是一部令人陶醉的作品。她对凌叔华说：“写书不要专为外国人读。要为自己所见所知道的写。”凌叔华说：“这对文学工作者很有道理。”《古歌集》出版后极为文化界注意，英国读书协会（BOOk　Society）评它为当年最畅销的名著，《星期日泰晤士报》文学增刊还特别撰文加以介绍。凌叔华也因此而驰名于国际文坛。

　　异乡毕竟不是家乡，异国毕竟不是祖国。只有祖国才是自己的母亲。凌叔华是时时想着自己的祖国的。据云，她曾无限感慨地说：“我不愿像白俄一样在路边卖地毯。”当然她不是“白俄”，她是一位受人尊敬的作家、画家，一位爱国者，梦寐以求地盼望着祖国的统一、强大。1949年在新中国刚刚宣布成立，当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回国遇到麻烦的时候，是凌叔华夫妇在深夜从伦敦打电话，通知他紧急情况，要他赶快离开博恩默思的海边旅馆，仅这一点，就足见凌叔华夫妇的正义感。

　　作为作家的凌叔华，其创作整整占据了她的一生。她的作品除了短篇小说集《花之寺》、《女人》、《小哥儿俩》及散文集《爱山庐梦影》（1960年，新加坡星洲世界书局有限公司）外，还有短篇小说自选集《凌叔华选集》（1960年，星洲世界书局有限公司）和香港文学研究社出版的《凌叔华选集》（梅子编，1979年）、《凌叔华小说集》（一、二；1984年，台北洪范书店）、《凌叔华小说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凌叔华散文选集》（1986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十二篇独幕剧、英文著作《古歌集》（由傅光明译成中文，又名《古韵》，1994年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及一些零篇散文。

　　长期以来，香港和南洋书市流传着署名“凌叔华”的长篇小说《梦里心声》和短篇小说集《柳惠英》，在一些工具书和评论家的文章里（包括我们编的《中国文学家辞典》征求意见稿在内），也都把这两本书列在她的名下。1981年5月16日，凌叔华在北京写给我的信中声明说：“《梦里心声》及《柳惠英》二书，均非我的作品。约十年前，我在《南洋商报》声明过一次：非我所作。（当时南洋大学学生寄我一册，问是否拙作）此二书的内容不详，故我不负责任。不料十年之后，二书仍在香港、南洋发售。我也管不得许多，因香港等未加入国际出版法机构，故可以横行无忌，作家也只好忍气吞声吧！（这真是“无本生利的生意”，令人敢怒而不敢言！万一内容卑鄙无聊，也只好忍受，版税一文不给还是小事。）实在是哭笑不得，你看有何办法！”后来有幸在北京华侨饭店一晤，她又特别强调那两本书不是她的作品。

　　从1960年起，她前后多次回到北京，时时念及祖国的进步和海峡两岸的统一。1970年3月29日，陈源因中风抢救无效而舍世，伦敦《泰晤报》认为，他的逝世使英国“丧失了一种与现代中国历史最重要的一段时期仅存的联系”。台湾为他开了隆重的追悼会，但凌叔华还是让他“落叶归根”，将骨灰安葬在江苏无锡老家，可以满足他用全部的爱永远拥抱自己赤诚热爱的国家。

　　之后，凌叔华寂寞地踯躅在异国的夕阳之下。她弹古筝，作国画，侍弄与之为伴的兰花、腊梅、文竹和水仙，她时不时地飞回北京观光、访友。1984年秋，她在伦敦进对萧乾说：“我生在北京，尽管到西方已三十几年，我的心还留在中国。”1986年，她染上了重症伤寒，又跌坏了腰骨，加之乳腺癌的纠缠，使她痛苦不堪。1989年末，她坐着轮椅，由女婿——英国汉学家秦乃瑞陪同，飞回北京，住进景山医院。1990年3月25日，她躺在病床上，在鲜花、笑脸、寿礼、巨型蛋糕、亲人、朋友和记者簇拥中愉快地度过了九十华诞。但之后不久，乳腺癌复发、转移，时而出现昏迷。在她清醒时，常说想到北海看白塔，到史家胡同看看旧居。5月16日，她最后的愿望得以实现：她躺在担架上，看到了美丽的白塔，也回了“老家”——史家胡同甲54号——那二十八间房子是她的嫁妆，解放后变成了幼儿园；孩子们列队欢迎这位“老奶奶”。

　　一片叶子，曾有过自己火红的青春，也有过寂寞和孤独，飘零九十个春秋，终于又回到出生的那坏圣土，于是，凌叔华虽有留恋，但再无他想，一生的路程终于走完了，可以闭眼了，在1990年5月22日的下午……追悼会上，中国外交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国驻英国大使馆、英国驻中国大使馆、香港总督卫奕信爵士、英国驻中国大使、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作家协会等都献了花圈。邓颖超、冰心和巴金各自献了以鲜花玫瑰和白菊编织的花篮。她的骨灰安葬在无锡惠山脚下，与陈源合葬……

　　凌叔华回归了自然，而给人间留下了精神的永恒。她的作品就是财富。她在创作上的成就主要在早期。

　　自从发表了《酒后》，丁西林又将它改编成剧本《酒后》（刊于《现代评论》十三期，收入戏剧集《一只马蜂》）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