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 作者:阎纯德-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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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淑的母亲收留了一个老乞婆的女儿，给罗淑作丫头，取名玉姑娘。老乞婆住在沱江边无主的荒坟山上一个洞穴里。江边有许多这样的洞穴，相传是古时候流放的犯人来开采盐井时居住的。罗淑和玉姑娘时常穿过没膝的蓬蒿，去给老乞婆送吃食。老乞婆就是《井工》中老瓜娘的原型。那玉姑娘长得小巧白净，尖鼻子薄嘴唇，比罗淑大两三岁。她乖巧伶俐，是个厉害姑娘，带着罗淑到处转，讲了许多故事给她听。日后她做了罗淑小兄弟世泽的情人，。世泽背弃她娶了一位阔小姐，她大闹婚堂，最后委委屈屈做了世泽的妾。不过那已是后话了。
罗树屏是个白皙瘦弱的人，不善理财，嗜鸦片，家业一天天败落下来。他索性把志趣放在读书上，生意委给账房先生。虽然住在偏僻的乡间，他却非常关心天下大事，家中常年订着《民报》、《神州日报》、《民主报》等报纸，家中的孩子时常翻来乱看。
搬到乡下的当年，罗树屏和邻近的灶户共同办了个家塾，课读子弟。当然教的都是经史子集之类。这时辛亥革命已经把新思想带给了青年人，孙中山成了他们的偶像。大家都不爱读古书，都想学孙中山去学医，到外国去，学点实实在在能救国救民的东西。这时灶户的子弟中已经有了留学日本的人，也有到成都去上新式学堂的人，这对青年人是股很强的冲击波。首先是罗淑十三岁的哥哥世安在同窗带动下，宣布他要学医。听说德国的医学最发达，而德国西门子电机厂在成都办有德文学校，毕业后保送德国，他执意要去。罗树屏深喜儿子有志气，马上就答应了。
谁知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文学校停办，德国人也走了。世安为了继续学习德文，在同学马宗融陪伴下跑回老马湾，向父母要求到重庆去读书。马宗融是个回族青年，比世安大七岁，高大魁梧，热情爽朗。树屏公被世安和他纠缠了好几天，终于给了盘川，答应他们去重庆读书。不料两个少年去的并不是重庆，而是千里之外的上，海！树屏公这一气非同小可，罗老太太也几乎哭瞎了眼睛。她们一致认为世安上了宗融的当，受了宗融的骗，把宗融恨入骨髓。当时罗淑已经十一岁，半懂不懂的。她只觉得新奇，崇拜见多识广的哥哥。她立志要和男子一样刻苦读书。当父亲生气不肯给哥哥回信的时候，是她在妈妈的支持下，给哥哥写信、寄钱。
世安和宗融在上海住了年余，去了日本。后来因为参加留日学生的东京街头游行，反对段棋瑞政府卖国的军事密约，被日方驱逐回国。他俩在上海加入留日学生救国团，参加过《救国日报》的发行工作，之后于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
罗淑和世仪、世泽两个弟弟留在老马湾读家塾。罗淑是家塾里唯一的女孩，她沉稳庄重，思想细密，追求真理的劲头热烈而执著。她一身男装：马褂大袍，瓜皮小帽，一根粗大的辫子端端正正垂在脑后。家塾里沿墙摆着六个男生的课桌，上方正中坐着老师徐新斋。老师的身后通一间小小的内书室，蓝布门帘垂着，罗淑就静静地坐在门帘后面听老师讲课。遇到需要老师个别辅导的时候，老师就跨入内书室，单独给罗淑讲解。
然而，罗淑的思想也起了变化，家塾里教的那些古书越来越不能满足她。1917年《新青年》已经在提倡白话文；1919年，五四运动的春风吹到了成都；报纸上出现了讨论妇女问题、劳动问题的专号；有不少文章是反对封建文化，反对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五四时期在四J；D相当有名，写过《说孝》、《吃人与礼教》等文章的吴又陵（吴虞），对罗淑也有影响。更何况，还有哥哥世安呢。世安在家里一向和妹妹最好，自从离开家，树屏公一直不肯原谅他的不告而别，很少给他写信。这样，世安和妹妹之间的书信来往就多了起来。他把自己的所见所闻，自己的遭遇和感受，一一讲给妹妹听。他忧国忧民的心情和投身反帝救国活动的行为，深深地感染着罗淑。新思想激励着罗淑的心，她希望走出家门，到外面的大世界去看看，去学习新知识；她想要像哥哥那样去学外国文，或者别的实实在在的东西。
1921年，罗淑请求父亲允许她去上新式学堂，树屏公迟疑了一阵，还是同意了。这时的他已经年逾花甲，身体十分虚弱。更兼家道败落，拂意之时多，称心之日少，既然自己已经不行了，为什么不让女儿出去闯闯呢？罗淑起先进的是简阳女校。女校毕业后，于1923年转到成都一女师，上了旧制中学第十班。这时她近二十岁，在老马湾已经是个应当出嫁的大姑娘了。1927年，她又进了一女师的高级中学师范科第二班，立志毕业后做一名教师。
一女师当时在成都以管教严、学风好著称，学生中有很多富人或军政要人家的“闺秀”，但也有不少普通人家的女儿。学校里窗明几净，肃穆幽雅，校长天天要亲自下来巡查。窗棂、书橱都要用手仔仔细细摸过，要求一尘不染。学生夏天穿白衫，秋冬穿蓝布衫，黑裙黑袜，头上的发辫盘成精致的小髻，出入校门若不坐轿，必须结伴而行。那时成都的封建势力还很强，学校里一般没有女教员，男老师来上课时，有一名监学坐在教室里进行监督。这些监学可以任意拆阅学生的书信，盘诘学生的私生活。学生们憎恶这些监学，给她们起绰号，有一个监学干脆就叫Tiger（虎）。
旧制中学虽说依然要学《礼记》、《左传》、《易经》、《烈女传》等老古董，但也添了物理、化学、数学等新课程，还有两位传教士教授英语。正课而外，学校里禁止看“闲书”，《水浒》、《红楼》、《西厢》等都在明令禁止之列，新的白话小说就更不用说了。可是，不论学校的管教多么严，清规戒律如何多，新思潮的传播是封锁不住的。罗淑最爱买书，越是禁看的书越是要买了来看，尤其是《新青年》、《小说月报》等进步的白话刊物，更是爱不释手。
罗淑从不放松自己的学业，但也不一味埋头读书。社会动荡变化，祖国在遭受列强蹂躏，她那颗年轻热烈的心再也平静不下来，她成了令校长头痛的活跃分子。
1925年孙中山先生逝世，同学们纷纷商议要召开追悼会纪念，校内的保守势力极力反对。罗淑当年的同学至今犹清楚记得，是她在同学们中间响亮地提出：“追悼一位革命家是理所当然，我们不管那些顽固派，”
五卅惨案，在全国各地激起了反帝国主义的怒潮。四川学生和各界人民纷纷响应，游行示威，抵制日货。女学生原来流行秋瑾式的“东洋头”，这时也不梳了，改为髻子。罗淑被推选为学生代表，毅然出席了与外校联合举办的反对帝国主义屠杀我同胞的大会，带回来一些标语贴在学校门口，还把全体同学集合起来，宣讲大会的情形，大呼口号：“反对列强瓜分中国！”“还我台湾、琉球！”同学们义愤填膺，眼睛鼓得红红的，罗淑脸色发白，呼声最高。
在反帝反军阀的斗争中，罗淑结识了比自己低一班的好朋友朱正珊、余继文、唐世兰。他们志同道合，形影不离。她们不怕抛头露面，时常结伴出校游玩。春天，她们到青羊宫去赶花会。世兰爱兰草，正珊爱牡丹，继文爱菊花，而罗淑最爱梅。秋天，朋友四个去逛武侯词，高声朗读石刻的《出师表》。正珊说：“我钦佩武侯治国之才”；继文说：“我景仰武侯的忠义智能”；罗淑说：“我领会了诸葛武侯的一片爱国丹心。不过曹操重视文事与武功，广罗天下才智之士，横槊赋诗，一世之雄，也不是刘备、孙权所能比的。”同学们的共同愿望，是自立，不依赖父兄，自食其力，做一名合格的小学教员。四个人也曾结伴，乘轿子到余继文的家乡乐山去玩。乐山当然是个好地方，可是人穷，有些妇女迫于生活，不得不以抬轿子为生。日后罗淑于1936年5月用“石每”的笔名，在上海叶之华主编的《进化》月刊上写了一篇关于女轿夫的故事，篇名《轿夫》。这篇散文后来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第十一集。
在罗淑的亲友中，更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年的农历2月15日，风和日丽。罗淑和十多位同学到青羊宫去赶花会。刚刚走出二汕庵门，忽见几十个佩盒子枪的弁兵蜂拥着一个四十来岁中等身材的瘦子迎面走来，拦住了女学生的去路。这帮不怀好意的丘八嘻皮笑脸，围着女学生指指点点，评头论足。学生们惊惊惶惶，往后躲藏不迭。罗淑本来走在后面，见了这般情况，就挺身上前，义正辞严的对为首的那个人说：“你这个人太岂有此理，怎么怂恿兵丁如此无理。男女都是平等的，要互相尊重，也应当自爱。”一个马弁大吼：“这是我们的石旅长！”罗淑说：“我们是文庙街一女师的学生，将来是要做教育学生的老师的。你既是一旅之长，就应当懂道理，为人表率，把为国为民的事放在心上，为什么这样不知礼仪？奉劝阁下好好约束自己的部下，不要惹事生非。”一席话说得那人目瞪口呆，半晌说不出话来，憋了半天，只说了一句“承蒙指教”，拱拱手，悻悻然带着兵丁们走了。这时老百姓才围过来说，女先生真了不起，刚才那个人是土匪出身的混世魔王石肇武，军阀刘文辉的干儿子，无恶不作的。罗淑听了，也有些后怕。回到学校，校长批评罗淑说，这种事可一不可再，万一出点亨情，太不值得。罗淑说：“人是战斗的动物，我们十来个人被他们围住，若不背水一战，怎么脱身呢？”
世安、宗融到了巴黎，一面做印刷工人，一面勤学法文。世安文字清通，写得一手好字，脾气又温驯，很快被华侨协社看中，请去当了一名办事员。不久又被推荐到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去帮忙，从此一步步踏入外交界，成了一个小官。
世安当了外交官以后，家书渐疏，后来索性不给家里写信了，阖家惊慌。罗淑去了很多信追问，杳无音信。一天，忽然来了一封寄自法国的笔迹陌生的信，大意说，令兄世安忙于事务，无暇写家书，嘱我代笔，云云，署名是马宗融。全家的不安和忿怒是可想而知的，又是这个马宗融！他欺骗我们一家，拐走了世安，如今又来耍什么鬼名堂。世安不来信，一定是他在作梗。谁要他代笔，不理他！罗淑没有理睬宗融，照旧给哥哥去信。回信来了，但署名的还是这个马宗融。忍无可忍，罗淑客气地，然而也是坚决地，请马先生不要再替哥哥代笔。哥哥并非不会写字的文盲，为什么要别人代笔呢？
原来留学生初到法国，挤在一起住小阁楼，吃干面包的时候，谁家里来了信，是要大家共读的。人人都想家，都想从自己的和别人的家书里，获得一点家乡的消息。罗淑那一手秀丽的赵体，优美的文笔，流露在字里行间的那种追求光明，想为国家作一番事业的志气，是怎样地赢得了同学们的尊敬啊。当她开始用白话给哥哥写信的时候，大家又是怎样的惊讶。同学们都认为，如果她是个男儿，一定能中状元，或者考个洋博士。然而她……可惜呀可惜，却是个女孩儿！……不过，这才好呢，宗融心花怒放了。那年他到老马湾的时候，罗淑还只是个扎着小辫子的十一岁的毛丫头，想不到现在成了一个有才学，有胸怀的新女性了。他借代笔的机会，向姑娘表示了钦慕之情！
罗淑仍旧没有理他。
不得已，宗融只得请罗淑代为禀告老伯，世安的确没有时间写家书，他天天晚上出门去跳舞，热恋着一位意大利少女，快要结婚了。他竭力反对这桩婚事，但已经拿世安无可奈何。
这消息对于老马湾的罗家犹如晴天霹雳。树屏公亲自提笔给世安写信，责备他行为不检，嘱咐他千万千万不可带一个洋媳妇进门。树屏公忘掉了宗融是怎样可厌可恶，竟反过来恳求他以大哥哥的身分，好好开导世安，务必不能让他失于检点。然而父亲的责备，母亲的眼泪和朋友的劝告都不起作用，世安还是在1925年和那位意大利的姑娘结了婚，一点也没有回国的意思。
宗融和罗淑的通信却从此多了起来。他是个性烈如火的人，信也写得热情奔放。不过他在罗淑面前，总是谨言慎语，驯顺异常。他俩通了八年信，罗淑对他的追求，总是矜持地回答：等我毕了业再说。当年简阳的姑娘，不到二十岁就要“放人户”，过了二十，便算“老姑娘”，不容易嫁出去了。然而罗淑在女师一直读到二十五岁才毕业。父亲为了她的终身大事，心焦如焚，劝呀，说呀，她只有一句话：“我要把书读完。”当时罗淑的小姊妹里，已经有几位嫁给了权贵，她的四弟世泽也和父母商量，想把姐姐嫁给成都的一位师长，罗淑抵死不肯。她决心嫁一个志同道合的读书人，这时宗融已从法国回到上海。1929年夏，罗淑终于毕业了，宗融在上海收到她一封称他为“马哥”的信时，欣喜若狂，径直奔了简阳去。老马湾的山水依旧，而宗融已进入中年，罗淑也长成个端庄贤淑的大姑娘了。
罗老太太见了宗融，泪眼里含着笑，似嗔似喜地拿手指头指着他：“拐走了我的儿子，又来拐我的女儿呀！”世安没有一起回来，二老深感痛心。他们额头上添了皱纹，头上添了银丝。树屏公的腰弯得更厉害，一刻也离不开烟灯了。罗家二老悲悲切切，送罗淑上了路；罗淑却十分兴奋、快活。她要飞出这小天地，去寻求新的生活。她不是男子的附属品，她有独立的人格。她不带嫁妆，也不要聘礼，短短的头发，素淡的袍子，拎了个小箱子就跟着宗融走了。亲戚们祝贺她好福气，有的说：“这下好了呀，老马来带你出国了！”罗淑正色道：“男女平等，不是他带我，是我同他一起到法国去读书。”
罗淑怀着一颗激动的心，来到雨果、左拉、巴尔扎克和罗曼·罗兰等伟大人物的故乡。这个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国家，一向对她有吸引力。每当她读到关于1789年的法兰西革命和1871年巴黎公社的史实时，她那年青的心里总是充满了激情。她跟哥哥走遍巴黎，一遍又一遍地拜访那些她在书本上读到过，又一再引起她联翩幻想的地方。她先在里昂中法大学补习法语，之后就进了里昂大学，习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课程，并就地考察了法国的一些小学和幼儿园。
到法国的当年，她和宗融结了婚，次年生女儿小弥。罗淑白天上课，女儿就寄养在一个法国保姆家里。保姆的丈夫是个纯朴的铜匠，独生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德国人打死了。善良的保姆一提到德国侵略者就咬牙切齿，想起儿子就潸然泪下。她非常疼爱寄养在她这里的小弥。每天晚上，快乐的铜匠让小弥骑在他的脖子上，一路唱着歌，把她送还给她的妈妈。
1931年九·一八事变，不到三天工夫，日本占领了东三省。政府不抵抗，东三省变成了满洲国。接着又是1932年—·二八日本兵进攻闸北。法国人对中国留学生那种轻蔑的眼光真叫罗淑受不了。她的散文《在车厢里》记述了她当时感受到的极度屈辱。她决定回国。可是哥哥世安不同意。他这时在巴黎做外交官，住了一套虽不大却很舒适的房子。他那意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