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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章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 作者:阎纯德-第4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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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那时上海的出版界,是在怎样一个沉闷的状态中),他的说话

  就和他的文章一般的有力,是那样充满着比青年更勇敢的情绪,

  当我们从咖啡店里出来的时候,除了满意以外,更惊愕中国现在

  还有一个青年的老人。

   过了一个星期,序文就写好了,当我第二次去见他时,他很

  关心地询问我的生活状况,又对于私人信件上作了一次令人难

  忘的帮助。这时,从流露于他脸上那种真诚的表情,我才认识这

  位被人家骂为冷酷刁刻的人物,才是最伟大的热情者。

  鲁迅的序文,写于1933年12月25日夜。序文前半部分,追述了中国小说发生、发展的历史,以及对小说的看法和意见;后半部分是鲁迅对葛琴创作的评价,见解精辟、透彻,犹如画龙点睛。

  深切的期望,热情的鼓励,严格的要求,重新点燃了葛琴的创作热情,不管生活如何困顿,道路如何坎坷,她铭记着鲁迅的教导,积极投身革命文学活动,她参加了1936年6月15日以鲁迅为首的六十位作家签名的《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要求抗日,拥护统一战线政策,并不遗余力地坚持写作。

  葛琴在《总退却》后记中回忆道:

   那时——一九三四年,正是出版界最黑暗的时期,要靠写作

  维持生活,几乎是不可能,于是我被掷回农村中去,整天躲在村

  屋的窗子下,但是那时我对于创作的兴趣却没有减低,每每想起

  鲁迅先生和好友们热切的鼓励,使我从生活的深渊中燃起无限

  的勇气。

  鲁迅爱护作家,特别扶植女作家的成长。对当时的一位剧作家赞扬葛琴说,文艺界有了新生力量,有些生气和希望了。1932年以后几年中,葛琴一直与鲁迅保持较为密切的联系,鲁迅有时在经济上对她慷慨相助,葛琴每年都把自己家乡的新茶,通过弟弟葛桂芬送往内山书店,再转给鲁迅。

  鲁迅为《总退却》所写的序言,由于当时世道的艰难,生前没能出版,在他逝世后才开始付排,葛琴怀着无限的悲枪,写了后记,作为对良师的悼念。

  “一二·九”运动之后,抗日救亡成为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支持和拥护,文艺界的抗日统一战线正在逐步形成。团结抗日的共同信念,缩短了人们认识上的差距,联络了作家的感情。1936年春,葛琴邀请邵荃麟、王惕之、蒋牧良、张天翼、叶以群、吴组湘、刘白羽等党内外作家云集了山,畅谈写作。

  丁山位于美丽的太湖之滨,是有名的鱼米之乡。这里的物价比起大都市上海、杭州等地便宜得多,又可以稍稍躲避一下敌人的盯梢。因此左翼作家,把丁山作为创作根据地,来来往往。丁山是葛琴的故乡,地熟人也熟,有关事情都由她一手包办,伙食办得很好,顿顿有鱼虾,餐餐有鸡鸭,这对于穷困惯了的左翼作家们,是多么大的享受呀!

  丁山集会,其中的主要内容是讨论个人的创作计划,进行写作;并通过自由讨论的方式,对作品进行分析和评价,提高创作水平。大家各抒己见,情感交融,一位老作家回忆这段往事时,仍然十分留恋。他说:“当时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但和后来的批评不一样,那时的批评,使人感到热乎乎的,越批评越觉得自己对革命有用。”他还说:“葛琴当时也写了几篇,其中有一篇叫《窑场》,对别人的意见,她虚心听,态度严肃、认真,她不大批评别人”。

  讨论和写作之余,作家们还常常乘小船在广阔的太湖上荡漾,高唱《国际歌》,畅谈苏联——列宁,畅谈理想、未来和前途,这对于长期被白色恐怖包围的作家们,在精神上是多么大的解放,又是多么富有诗意呀!

  全面抗战爆发后,葛琴和荃麟已结为夫妇,他们没有贪恋于新婚的欢乐,更没有沉缅在琐碎的家庭生活之中,而是为组成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到处奔走呼号,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随时准备转移;哪里需要哪安家。每到一地,他们总是按照党的指示,跟当地坚持地下斗争的党组织相配合,办报纸,编刊物,组织民众,并且通过刊物团结大批文艺青年和文化人,指导并培养了大批青年工作者。

  1937年冬,荃麟和葛琴接受党的派遣,率领三十多人的战时抗日政治工作队,冒着风雪,到了龙泉。为扩大宣传舆论阵地,荃麟任县教育科长,葛琴任县审编办公室主任,并主编《龙泉快报》、《大家看》,在他们的努力下,小小的龙泉山城,当时竟有十余种铅印、油印和石印的报刊发行。强有力的政治宣传,广泛深人的组织发动,在龙泉山区各界人民的心里,播下革命火种,点燃了民族解放的火焰,使交通闭塞的龙泉城,出现了从来未有的勃勃生机。

  皖南事变前夕,浙东的政治空气已经充满了浓重的火药味,浙江一带的反动派,迫不及待地抢先向共产党地下组织下了毒手。当时,葛琴和荃麟正在金华。一天清晨,有人来通知葛琴说,党的特委机关被破坏了,要他们赶快离开金华。当时在一起的共有七个人,经过商量,决定分两路走:一路经沦陷区,绕道上海,找新四军;一路走大后方,经福建去桂林、重庆。葛琴、荃麟和另外一位同志走第二条路。三个人分别装扮成医生、护士、药剂师,葛琴化名何桂贞。途中的遭遇十分惊险。三个人到达江山时,天色已晚,经别人帮助,住进了乡城的客栈,客栈的老板是自己人,所以对他们照顾得特别周到,蚊帐、被褥都很齐全。刚刚饱餐之后,准备美美地睡上一觉时,查夜的宪兵闯进了他们的住处。照例先询问了姓名、籍贯、年龄和职业,然后就倾箱倒筐地搜查,匆匆地看了他们的假身分证,马马虎虎地盘查了几句之后,在小皮箱里发现一张葛琴在家乡宜兴读中学的毕业文凭,上面的姓名和身分跟假身分证上的完全不符,却贴有一张葛琴过去的照片。按照惯例,如果宪兵们发现了这一点,他们立刻就会遭到逮捕,葛琴急得出了一身冷汗,却装得若无其事的样子,边等待搜查,边吃着桃子。不知是那镇静、沉着的神态起了作用,还是查夜的宪兵多喝了几杯,精神有些恍惚,葛琴竟轻而易举地躲过了这次长达两个半小时的搜查。当他们把所有的东西收拾完毕后,已经是凌晨三点钟了。宪兵虽没有再来,但睡觉是完全落空了,于是他们决定赶搭去浦城的商车,在茫茫的黑夜里,又开始了艰难的行程。

  到达福建后,葛琴和荃麟就在永安城西一个叫虾蛤村的小村子暂时定居下来。经人介绍,葛琴在《现代儿童》杂志任主编,当时她怀孕在身,行动一天比一天困难。他们在虾蛤村住了约半年,待她分娩满月,健康恢复到可以乘坐长途汽车时,就离开福建到桂林去了。葛琴去桂林,是接替聂绀弩编《新垦地》,她一路上风尘仆仆,怀里又抱着出世不久的婴儿,精神却十分饱满。不久,她做了《新垦地》的编辑,选稿、定稿,十分繁忙,还得哺育婴儿。

  1944年夏,日本军队占领衡阳,逼近桂林。在这紧张的时刻,葛琴协助荃麟把组织的资助和温暖,送到许多人身边,冒着生命危险送走一批又一批进步文化人士,然后自己一家才撤离桂林。那时,敌机整天在桂林上空轰炸,火车站里,车上车下,挤得水泄不通。荃麟的肺病又发作了,发着高烧,葛琴抱着刚满周岁的儿子,搀着病重的荃麟,四岁的女儿牵着母亲的衣襟,拚命地挤上了一节敞篷火车的尾卡。正在这时,敌机用机枪追着人群扫射,葛琴一家在枪林弹雨中幸存下来。

  在重庆,葛琴与郭沫若等文化界进步人士一起联名签署了《文化界对时局进言》、《陪都文艺界致政治协商会议各会员书》和《陪都文化界人士对政治协商会议的意见》等宣言,表达要求民主建国的意愿。

  1946年,抗日战争已经结束,周恩来派荃麟从重庆去武汉做文化工作,葛琴也随同前往。当时,计划在武汉创办一种报纸。形势的发展,使得荃麟的工作不得不转入地下,但他的肺病仍未痊愈,政治环境和生活条件都十分恶劣。他们住在中山路侧小巷道内的二楼木房里,楼梯摇摇欲倾,楼房四面通风,由于天井较小,房子显得黝暗。到武汉不久,葛琴生下第三个孩子,刚分娩几天,就自己忙着下地做饭了。一次,一位朋友的爱人到葛琴家去,看葛琴在产期未得到休息,很同情。回家特意炖了一只老母鸡,当晚给葛琴送去。送云时,正逢中原解放区的几个同志在座,葛琴用送去的鸡汤招待那些解放区的同志。

  产期过后,葛琴任《大刚报》副刊主编,拿极低的工资,以掩护荃麟在家养病。荃麟也为她编的副刊出主意、组稿、改稿、写稿,使得那个副刊成为替人民说话的阵地之一,并在国民党统治区建立了一个重要的进步文化阵地。

  1946年以后,武汉笼罩着一片白色恐怖,葛琴和荃麟经常在“虎口”里帮助同志们转移。一位死里逃生的作家回忆说,“那时,我上了敌人的黑名单,被通缉,从河南逃到武汉,找到葛琴和荃麟。葛琴像亲姐姐一样照顾我,我好像从一个阴森冰冷的地方来到了温暖的家。一天夜里,我下了夜班,刚刚睡着,觉得有一个人轻轻地摸着我的头,我抬头一看,一位穿旗袍的人,正是葛琴大姐,站在我的床前,焦急地告诉我,荃麟要你马上转移,明天上午敌人要逮捕你。夜三时左右,葛琴化了装,一直把我送上码头,我安全地转移到了南京。她对我的深情,我终生难忘”。

  内战的炮声隆隆地在人们的耳边震响,国民党在国统区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进行血腥屠杀,为了保存大批有生力量,1946年12月,葛琴和荃麟又接受周恩来的派遣,去香港主持文委工作。

  去香港以前,葛琴把小琴及弟弟送回了山老家。刚一到家,就被当局发现了,葛琴的一个学生(当时也是特务组织的成员)出于同情,马上跑来报信,告知敌人对葛琴盯梢,并且要逮捕她。葛琴的父亲急中生智,当机立断,迅速赶到南京,搞了一个名片,说葛琴是某某报(陈立夫办的报纸)副刊主编。当时正赶上当地小学开运动会,国民党县党部的绅士们都来参观运动会,葛琴买了些礼物,携带名片,佯装拜访,绅士们信以为真。她趁此机会,连夜坐小船,离开了阔别多年的家乡,转道上海赴香港。

  许多在国统区无法生活下去的进步文化工作者,被迫到了香港。这是一个表面上繁华,而对这些人来说,又是完全冰冷的世界,许多人都很不习惯。葛琴和荃麟在政治上保护他们,生活上关怀他们。一位东江游击队的双枪手,名字叫阿林,在战斗中负伤后,到香港去养伤,她的公开身分是葛琴家的保姆。葛琴想方设法照顾她,还多次英勇机智地对付英国巡警的搜捕和特务们的钉梢,直到这位双枪手安全转移。

  葛琴在香港从事妇女统战工作,任南方局文委委员,还担任茅盾主编的《小说月报》编委。她与冯乃超等四十多人联名签署了《香港文艺界呼吁政府停止内战制止暴行》宣言,还参加签署了《揭露倾销伪片罪行影剧界联合抗议书》和香港文化界《拥护保卫世界和平大会》等宣言。她经常以笔作武器,直接参加战斗。这时期,她在《大公报》、《华商报》等报刊上,发表了不少政治性杂文,起了战斗鼓舞作用。

  随着形势发展,他们在香港最后一年的担子更重了。1948年底,准备在北京筹备新政协,建立人民政府,组织浩浩荡荡的革命队伍。他们在香港除了组织和输送留港的一些民主人士,文化、文艺工作者到解放区外,还联络上海、南京、广州等地的民主人士和文化工作者,避免他们受到反动派迫害,设法帮助他们离开险区。

  经过二年多紧张工作,胜利地完成了周恩来交给他们的任务,怀着无限的喜悦,最后撤离香港,回到了日夜思念的“家”。

  建国后,葛琴曾担任中央电影局剧本创作所专业编剧、北京电影制片厂副厂长。在繁忙的工作中,仍坚持写作,并注意发现、培养文艺新苗。

                  三

  葛琴从1932年开篇写作,到“四人帮”夺下她手中的笔,先后共写了五十万字,大约出版十几本中、短篇小说集及电影文学剧本,散见于各报刊杂志上的散文、小说、杂文,共一百多篇。

  三十年代,是中国现代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左翼文艺遭查禁,革命作家处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左联五烈士柔石、殷夫等,以他们鲜红的血,书写了“中国无产阶级文学史的第一页”。葛琴踏着先烈的血迹,以女作家少有的勇敢、大胆、泼辣,杀向文坛,对罪恶的现实控诉、揭露,为人民代言,替人民呐喊。《北斗》杂志发表了她的处女作——《总退却》。这是一朵幼小,但却有着顽强生命力的奇葩,是文艺表现重大题材的初步尝试。这棵稚嫩的幼苗,沐浴着无产阶级文艺的阳光雨露,得到了辛勤园丁的精心培植。鲁迅为《总退却》写了序,冯雪峰更是精心热诚地培植保护这棵幼苗。小说问世不久,雪峰就以丹仁为笔名,在《北斗》杂志2卷2期上发表了评论文章——《关于〈总退却〉和〈豆腐阿姐〉》。对《总退却》的现实意义和青年作家的出现,给予充分肯定。

   这两篇小说,不是怎么“好”的作品,照普遍的说法,这是“幼

  稚的东西”。但这个“幼稚”却是不能卑视。两位作者,不用说是初

  次在原稿纸上写上自己名字的人,她们简直还不知道怎样去锻

  炼句子。什么叫做小说的结构……,但是对于群众生活和斗争的

  热情,对于急于要求文学去表现伟大题材的浓厚兴趣,便成为她

  们勇敢的试作动机,她们不过是跟着一种新的文艺运动而产生

  的、正在产生和将要更多地产生的无数青年群众作家之一罢了。

  而这些青年群众作家的“幼稚”作品,也许要为“文学大家”和“赏

  鉴家”们所鄙弃的,但对于同样“幼稚”的广大群众,却有很大的

  意义和兴趣。不但如此,这样的“幼稚”的作家和作品,对于我们

  是愈多愈好,因为这将造成发达的丰富的文艺生活,而伟大的那

  强有力地感动着数千百万的人的作品和作家,也将由这种多数

  人的和发达的丰富的文艺生活所造成。

  丹仁在充分肯定作品的同时,也细致地分析了作品的瑕疵和不足。

   作者的目的,没有在《总退却》中完全实现。她没有真正深刻

  地表现出兵士的转变,同时,他们在总退却时的愤懑和失望,也

  是概念的、薄弱的、表面的。我们不能在作者所写的兵士的转变

  过程中,同时明确地理会到上海战争的本质。

  回顾葛琴三十年的创作生涯,深感这位作家的创作道路和其他女作家一样艰难、坎坷。在这条充满荆棘的路上,洒下了耕耘者的滴滴汗水,印记着作家一步步坚实的脚印。三十年来,对于葛琴,从没有过一段完整的创作时间。紧张的战斗之暇,繁忙的工作之余,琐碎的家务之后,是她创作的全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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