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 作者:阎纯德-第6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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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更有梦书当枕》、《桂花雨》、《细雨灯花落》：《读书与生活》、《千里怀人月在峰》、《与我同车》、《留予他年说梦痕》、《水是故乡甜》、《母心似天空》、《此处有仙桃》、《灯景旧情怀》、《玻璃笔》、《琦君说童年》、《琦君寄小读者》、《青灯有味似儿时》、《琦君自选集》、《母心·佛心》等二十多本。琦君在自己写的大量散文中，尽情地抒发十分真挚热烈的感情，这里有对故乡山水和童年生活诗一样的回忆，有对父母师长挚友深沉的怀念，有对在台湾生活的叙写，又有对异国旅游的观感，此外是读书心得，创作杂谈，以及专给小读者写的小散文，但写的最好最多的，是怀乡思亲的散文。正如《烟愁》后记中写的：“每回我写到我的父母家人与师友，我都禁不住热泪盈眶。我忘不了他们对我的关爱，我也珍惜自己对他们的这一份情。像树木花草似的，谁能没有根呢？我常常想，我若能忘掉亲人师友，忘掉童年，忘掉故乡，我若能不再哭，我宁愿搁下笔，此生永不再写，然而，这怎么可能呢？”当然，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她的根扎在故乡，扎在祖国。虽然年纪大了，常常丢三落四，可是故乡的景、事、人却永远印在心里，忘也忘不掉。那剪不断的故乡之情，理还乱的亲友之思，以它的真挚、深沉、执著和热烈，构成了请君散文抒情美的基本特征，“我们从大陆移植来此（“移植”一词，用得何等精妙），匆匆将三十年。生活上尽管早已能适应，而心灵上又何尝能一日忘怀于故士的一事一物。水果蔬菜是家乡的好，鸡鱼鸭肉是家乡的鲜。当然，风景是家乡的美，月是故乡明”。“荨茱鲈鱼长入梦，他乡虽好总添愁。”恋乡的人，终于忍不住喊出：“故乡，我们哪一天回去？家乡味，我们哪一天能再尝呢？”（《家乡味》）这种感情，是琦君所有怀乡思亲散文中的血液，就如年年中秋，年年吃月饼。台湾是产糖的地方，有各种馅的美味月饼，可请君一想起家乡的月光饼，那又香又脆的味儿好像还在嘴边呢。”（《月光饼》）即使是水，也是故乡的甜。琦君去台旅欧访美，喝过各种各样的水，也爱喝矿泉水，但又怀疑外国的矿泉水不是天然的，而且，“说实在的，即使是真正天然的矿泉水，饮啜起来，在感觉上，在心灵上，比起大陆故乡的‘山泉’来，能一样的清洌甘美吗？”（《水是故乡甜》）在《乡思》里，作者写得更恳切：“来到台湾，此心如无根的浮萍，没有了着落，对家乡的苦念，也就与日俱增了。”日里想，梦里思，“昨夜梦魂又飞归故里，躺在双亲的墓园中，拥吻着绿茵覆盖的芬芳泥土，望着悠悠出岫的白云，多年抑郁的情怀得以暂感舒松，可是短梦醒来，泪水又湿透枕边，美丽的家园啊！它依旧是海天一角，水阔山遥”。她多么盼望海天连成一片，山水连成一线，能回到故乡“享受壮阔的山水田园之美，呼吸芳香静谧的空气。我渴望那一天，难道那一天还会远吗？”（《写作回顾》），这里写的。不只是她个人的心愿。那梦，那渴望，是属于许许多多去台人士的，也是属于神州大地每一个炎黄子孙的！

　　有人说琦君不善于写游记，这种说法不确切。游记有各种写法，有的偏重于写景，有的偏重于记事，有的偏重于述怀。琦君是生活在人情中的人，无疑偏重于述怀的，但常常与记事写景结合在一起。她的《西湖忆旧》、《故乡的江心寺》、《何时归看浙江潮》，虽是追忆而写的，实是绝好的游记。这些地方，她离开了许多年，却写得一往情深，景、人、物——如在目前，再一次说明她爱之切，忆之深。在她笔下，“西湖似明眸皓齿的佳人，令人满怀喜悦，古寺名塔似遗世独立的高人逸士，引人发思古幽情。何况秋月春花，四时风光无限，湖山有幸，灵秀独钟”、“令人留连忘返”，“若把西湖秀丽景物移到台湾，都成奇景”。对于“占世界风景最佳四大学的第二位的”母校之江大学，因为有“千变万化的钱塘江水”，“我爱之胜于西子湖”。清晨，“晨曦自红霞中透出，把薄雾染成了粉红色的轻纱，笼罩着江面。粼粼江水，柔和得像纱帐里孩子梦中带笑的脸……我们赤足在潺氵爰的溪水中拣石子，夏老师依槛闲吟，诗成后传诵一时”（《何时归看浙江潮》）。这简直是一幅色彩分明、人物鲜活、动中有静、静中有动的故乡母校游乐图。但更引起作者思恋的，是游子喝了“不忘本土”的“回旋井水”，因而盼望“再饮江心寺的回头水，更愿此身幻化为井底清泉，回旋地回到故乡”（《故乡的江心寺》）。这种对故乡炽热的思念，正是作家热爱祖国的真诚表现。尤其令人难忘的，作者每看到异国他乡的山川景色稍似祖国风光时，又会引起丰富的联想，倾注她对祖国灼热的爱。如她游美国爱荷华城时，看到万缕千条柳丝，随风飘拂，她就“手牵着柔细的柳条，悠悠然真有置身大陆江南之感。台湾也有柳，但垂柳没有这么柔，这么长。爱荷华的柳很像杭州西子湖堤上的柳，自有一份魅力，引人无限乡思”（《静谧的大学城》）。她应邀访问韩国时，所以“使我骤一见就立刻爱上了她”，是“那一份似大陆北国又似江南的情调，与亚热带的台湾迥然不同。”在瞻仰汉城故宫的勤政殿的屋脊上的飞檐时，她觉得“仿佛置身于北平故宫中，顿然发思古之幽情”。作家对祖国母亲的眷念，是那样刻骨铭心。在这些篇章里，作者不是一字一句地来描述这一切，而是用整个心胸来拥抱这一切，那深沉浑厚的感情，深深地震撼着读者的心弦。

　　琦君忘不了故乡的山水，自然更忘不了故乡人，忘不了亲爱的父母、尊敬的老师、异姓姐妹，甚至长工和乞丐。她把她的满腔思念，一片至情，溶铸到每一篇作品里。不同的是，一般作家是一篇文章写一个人，她是一篇文章一个重点，通过许多篇章，集中许多重点，写活一个真人。这种效果，表现在写母亲时最为成功。如《母亲新婚时》，写母亲的爱情和婚姻，她与丈夫虽是“亲上加亲”，爱情却发生在婚后，突出母亲的娇羞、温柔和顺从。《母亲那个时代》，写她一天到晚为一家子忙，想得到丈夫的爱而不能，突出她的勤劳和容忍；《母亲的偏方》，叙母亲能用各种偏方治病，简直是一位“全科医生”，而这一切都是从外祖父那儿零零碎碎学来的，说明母亲的聪明干练；《母亲的手艺》表现母亲的多才多艺；《母亲母亲》述母亲对女儿既严历又温和的教育方法；《髻》写母亲的幽怨，因为做官的丈夫把本应给她的爱转移到姨太太那儿去了；《毛衣》写母亲对女儿的慈爱。《母亲的教导》写母亲如何注重在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中教导自己的女儿。除了这些专外，在其他散文中，在写别人的同时，也给母亲一些侧写。如写母亲待长工和待家人，她甚至帮阿荣伯成了家，并让他们夫妻双双住进潘家（《阿荣伯》）；她也善待奶妈，把一对金手镯分赠给奶妈的孩子和自己的女儿（《一对金手镯》）；即使对乞丐她也充满了同情心（《三划阿王》）。读者可以从专篇或其他别篇有关的侧面描写中，多角度地发现她勤劳、刻苦、节俭、善良、容忍、慈悲的品德，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和三从四德和旧式妇女的形象，活脱脱地站在我们面前。这种连环画式的写法，不啻是对散文艺术的一种创新。对外祖父、老师、阿荣伯的描写，也采用同一手法。《外祖父的白胡须》中的外祖父，既是私塾老师，又是义务郎中，对一切人都亲切和气，甚至连蚂蚁虫类都要“保护”，他抓到小偷也不打骂，反而送小偷两块银元叫他做生意以改邪归正。为了“最蹩脚”的戏班子能演下去，他特地带外孙女顶风冒雪去“捧场”，“拼命拍手叫好”，最后还给戏班子一块银元，“让他们买壶酒，买斤肉暖暖肠胃，天太冷了。”《红纱灯》则着重通过外祖父因才施教，寓教于乐的教育方法，希望把染有坏习惯的五叔教育成为力求上进的青年，突出外祖父不同凡响的智慧与热切心肠，我们也从这些不同的篇章里，看到了这位活神仙的方方面面。在怀念老师的散文中，《春风比雨》、《鹧鸪天——怀念夏承焘师》这两篇文章，将风流倜傥的大词人及与人迥异的教育方法与教育实践，写得丝丝入扣，而《一生一代一双人》则体现老师对师母的理解与体贴，从另一，角度显出老师的高尚人格，心地善良；《吾师》，把三个老师为教、为文、为人层层衬出，突出三人不同的学识、个性和风格。把一个雇工和官家小姐的美好关系写得那么动人，华人作家中只有琦君。如《第一双高跟鞋》、《阿荣伯伯》，阿荣伯伯的“学得能干点，要自己打天下”的叮嘱，倒不像雇工对小主人说的话，而是长辈对小辈的关切。怪不得他“仁慈慷慨乐于助人的性格，给我少年时代不少的启迪”了。

　　国内有些评论文章，只字不提琦君父亲写的散文，只是在别的文章中提及父亲对母亲的无情。其实琦君也很爱父亲，专文有《父亲》、《油鼻子与父亲的旱烟管》，在其他写母亲或母亲、父亲、姨娘三角微妙关系以及父亲对“我”的挚爱之类散文中，父亲的形象也是亲切鲜明的，如《小梅花》、《杨梅》、《酒杯》、《鲜牛奶的故事》、《喜宴》等等。琦君通过儿童的视角，将父亲弃官退隐后的心态，以及对种田人纯真的友谊（《油鼻子与父亲的旱烟管》），晚年对母亲的理解、深情和愧疚（《杨梅》），以及对“我”的挚爱（《喜宴》），写得那么细腻，那样鲜活，那样生动。而《父亲》的构思尤其独特。文章一开始，作家就为父亲造型：“每回听到马弁们一声吆喝：‘师长回府啦’”孩子们远远偷看到的是一个威风凛凛的父亲。“我”和哥哥，只是怕他，不敢亲近。待父亲因反对军阀内战而自动退隐闲居以后，父亲不再穿军装而着一身蓝色长衫，不像显赫的军官而像诗人学者时，“我”就感觉亲近多了。尤其是哥哥死后，父亲从北平回到杭州，“我”也由远远的“偷看”到“靠在他怀里”，为痛悼哥哥而与父亲相对痛哭。在这里可看出作家组合素材的高超：从形式上实质距离的拉近到感情距离的拉近，承接得天衣无缝，同时也借此将父亲的显赫、威武、悲愁、慈爱一一展出，既树起父亲的高大形象，又写出父亲丰富的内心感情。

　　在写人的单篇散文中，有人把《一对金手镯》当成小说，这是不难理解的，因为它有鲜活的人物形象，严谨的结构。事实上琦君写人的散文，都小说化了，如《父亲》、《髻》、《红纱灯》等。所以这也是一篇小说化了的散文杰作。因为它是绝对真实的。琦君是独女，母亲爱之如掌上明珠，怎肯交与他人？据说是因为她一头浓发，听人说送与奶妈抚养才会健壮成长，迷信的母亲就让她与乳母之女阿月同吸乳汁。一岁半后，她被母亲接回，母亲拿出一对金手镯，一只套在阿月手上，一只套在她手上。七岁时，这一对小姐妹又见面了，一样童稚，一片天真，并不感到她们有什么不同之处。可是十八年后，当她们再见时，阿月竟当面喊出：“大小姐，多年不见了！”如同鲁迅的《故乡》中的闰土喊“老爷”一样，震颤着作者与读者的心。“鲁迅以他超越常人的冷漠，以极度悲悯所压缩成的冷漠，维系他古典的节制；琦君则以她静谧的诗词含蕴将悲悯扩散在时空以外”（杨牧：《留予他年说梦痕·序》）。这一声喊，一下子拉开了她们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点出她们不同身分地位。正因为琦君“将悲悯扩散在时空以外”，她对这“大小姐”的喊声也作了与鲁迅别样的处理，她不许这样喊，而且当晚，这位官家小姐、女大学生还执意与带一小女儿的贫苦农妇睡在一张床上，畅谈别后详情，关心她的命运。直到现在，她与阿月一别半个世纪，还念念不忘这位异姓姐妹，足以透示作家善良美好的心灵，温柔敦厚的个性。很可惜，作者只为阿月的贫困叹息，却无法找出阿月贫困的根本原因，却是她思想上的局限。情真意切是这篇散文的灵魂，这表现在文字方面，是作者不露痕迹地将她在占典诗词上深厚的造诣溶合于一篇白话文里，转成质朴的语言，抒写她的深情与眷恋。仅就流泪场面，就有七次之多，但没有雷同的。其中，有乳娘见到长大成人的“我”的喜极而泪，有“我”面对两“鬓已斑”的母亲和摸到乳娘“粗糙”双手而流的伤感的泪，有“我”与阿月话别时感到一对异姓姐妹“生活环境里离将日益遥远”而流的无奈的泪……除了写泪，作者运用对比手法，将失落之情，也写得如在目前，如当“老师讲到马克·吐温的双胞弟弟掉到水里淹死了，马克·吐温说‘淹死的不知是我还是弟弟’，全班同学都笑起来，自己想起阿月……心理就有点怅怅惘惘的。”这种对比，既鲜明又有新意。全文显得缠绵徘恻，动人心弦。比起忆旧文章的凝重情深，来台以后的生活写照的散文，则多幽默诙谐。当然不能说她写来台后的生活散文就不带感情，那是不可能的，因为琦君信奉“感人心者，莫善于情”（白居易语）这句名言。她是用“情眼”看世界的，在她的笔下，处处都是爱，万般都有情。我说她忆旧文章更凝重，更情深，只是比较而言而已。请看《我的另一半》、《我的另一半补述》、《三如堂主人》、《梨膏酱油》、《与我同车》写得多么幽默而又一往情深。至于《孩子快长大》、《孩子慢慢长》、《捕儿住校后》等等，也写尽一个母亲对儿子的爱心，《家有怪妻》、《再做闲妻》则更是妙趣横生！

　　除了写人，她的笔也离不开她心爱的小动物。她写猫（《家有五猫》），写狗（《寂寞的家狗》）、写猴（《再见呆呆》），甚至写老鼠（《人鼠之间》）、小虫（《静夜良伴》）等等。她自幼爱小动物，她的处女作就是《我的好朋友小黄狗》。在所有写动物的散文中，我认为《我家龙子》最出色，它不仅表现作家对动物的爱，更突出一颗慈母心。因为那只猫是儿子雨夜拾回来的“爱宠”、拜托“我’代为照顾的，于是母子间的情愫得以沟通。而这聋了的小白猫所以不叫聋子而叫龙子（这名字还是最不喜欢小动物的父亲取的！），也表现做父母的对儿子的期望——望子成龙。结尾处“我抱着龙子，喃喃地对龙子诉说心事…但想想（已经远行的）儿子，他又何尝听得见，听得懂呢？”那种对儿子的担心和爱心，是每个母亲都有，却不是每个母亲所能言传的。

　　琦君写身边琐事的散文常富哲理，如《倒帐》，全家赖以生息补贴家用的一笔钱，被一位朋友倒掉了，怎么不难过呢？但“塞翁失马，安知非福”，由此“使我们懂得如何安贫守拙，更懂在贫与拙中，如何来享受无边的家庭乐趣”，“岂非‘得大于失’”？又如《财富和爱情》说明夫妻生活中，爱情和友情才是永恒的财富，给读者多少启迪！此外如《恩与爱》、《生与死》、《有我与无我》、《有甚闲愁可皱眉》等都是极富哲理与情趣的精品。有些身边琐事则写得富有人情味，如《课子记》，她嫌她先生对儿子太苛，“谁知轮到自己教他，竟比他爸更容易动火”，写做爸爸的辅导儿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