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 作者:阎纯德-第6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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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课子记》，她嫌她先生对儿子太苛，“谁知轮到自己教他，竟比他爸更容易动火”，写做爸爸的辅导儿子功课时一下子叫“乖儿子”，一下子骂“笨东西”，声态笑貌，跃然纸上，像一幅家庭生活画，一出富有诗趣的小喜剧。通篇作品生气盎然、真实，真是使人神游而意会的好作品。
琦君给小读者写的散文，充满迷人的色彩，既有浅显的哲理，又富有儿童情趣，是很适合儿童阅读的无韵诗篇。如《蒙娜丽沙的微笑》、《魔笔》、《孔雀错了》、《讲几个笑话听听》、《一同来读诗》等等。
琦君的评论文章，不管是书信式的（《读〈移植的樱花〉——给欧阳子的信》），杂感式的（《真·善·美——读〈世缘琐记〉杂感》），论文式的（《犹有最高枝》），实际上都是散文佳构，是散文式的评论，中肯、敏锐、畅达、优美，是这些散文的共同特色。可贵的是作者在评论别人的作品时，常常把自己摆进去，仿佛与作家娓娓长谈，共同研究，比起某些学究式的评论来，显得既亲切又深刻。
对于别国的风土人情，社会风貌，作者既赞扬其美好的，如《佛老心》、《美国人的亲情》；也抨击其丑恶的，如《惊心动魄》、《黑吃黑》等。
二
琦君一向以散文创作的辉煌成就照耀台湾文坛，而小说和词方面的成就却少为人称道，这是不公平的。确切地说，她既是大散文家，又是小说家和词人。小说结集为《菁姐》、《百合羹》、《七月的哀伤》、《钱塘江畔》、《缮校室八小时》、《琴心》（散文小说合集），以及中篇小说《桔子红了》。词作散见于散丈集中，此外还专门写有一本研究古人词作的学术著作《词人之舟》。
琦君的小说，可分前期和后期。前期小说多是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加工的爱情故事，且多为忆旧之作。如《阿玉》中的阿玉，是个美丽聪明的姑娘，可是贫穷使她沦为丫头，三叔和肫肝叔都爱她，阿玉却只爱三叔，肫肝叔自己认为配不上阿玉，就自动退出情场——作者把这些实事搬上稿纸时，就去掉肫肝叔这个人物，集中写阿玉和三叔的爱情以及小春的友谊。有人说这“有点像才子佳人那一套”，其实与“那一套”完全两样，二太太折磨、痛打阿玉，破坏阿玉与三叔的爱情，最后把她卖给船工，阿玉作为船家妇贫穷飘荡一世，连封信都无法收寄，其悲苦可想而知。作家通过家庭这个窗口，反映了深刻的社会问题。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因为是按生活原型塑造的，个个写得栩栩如生。阿玉、三叔、小莺自不必说，就是次要人物如凶狠的二太太，宽厚、仁慈的大太太，作者也把她们写得活灵活现，这就难怪“当年由米白水先生的友人改编成电视剧”，①并获得巨大成就了。
①琦君：《钱塘江畔序·细说从头》
《莫愁湖》也是忆旧故事，“小说中的姑父姑母实有其人，而和那少女一段凄凉的爱情故事却纯属虚构”。虽是虚构；却使读者深信不疑。这正是作家的艺术功力所在。在父母之命媒的之言安排下的旧式婚姻，有几对是幸福的？何况这一对夫妻无论在外貌、性格、文化教养诸方面都相距甚远，在这种情况下，风度翩翩而又才华横溢的姑父碰上美丽聪明的刘舜华，自然一见钟情，但旧礼教约束着他们，他们的恋爱只能以悲剧告终。姑姑生气时没收了姑夫给舜华的信，清醒时又要求“我”陪舜华去看姑父，足见她有自知之明，心是善良的。倒是“我”的迟疑不决，使一对有情人未能见上最后一面。虽然“我”的犹豫不决以及顾前顾后的心理状态，是符合“我”的身分和性格逻辑发展的，但难道不可以找出一个既能突出人物性格又有个比较光明的结尾——让姑父在见到他心爱的人才含笑死去？
如果把《琴心》和《完整的爱》相比较，来探讨什么是“完整的爱”，我认为《完整的爱》并不完整，《琴心》中的爱倒是完整的。《琴心》中的人物都带有一种诗意的美，光洁而亲切，虽有点巧合，却给人不少的温情！《完整的爱》中幼之的痴情，慧儿的妒恨，任性以及她的觉悟和改过，都是可信的，只是作母亲的开始以母爱克制儿女之情，还可以理解，但慧儿悔过之后，她仍不去找幼之，反而说：“这样似乎爱更完整些”，明明是缺陷，为什么说“完整”？只有召回幼之，爱才真正完整，而且也才真正符合这个题目的旨意。
《菁姐》和《紫萝兰的芬芳》都是兄弟俩同爱一个女人，但菁姐婚后最后被哥哥椿所抛弃，却原谅了椿。无疑，她仍然爱着椿，这种情爱的美，一经触及，就保持永恒。因此她也不接受弟弟萱的感情，目的是要萱“有一个完整不缺的心去爱，去被爱”。在这里，作家又强调了“爱的完整”。《紫萝兰的芬芳》中的蓉嫂死去丈夫，四年来，她在哀愁中生活。但最终摆脱了哀愁，接受了虹弟的爱，紫萝兰的芬芳终于代替了白色的大理石花，小说成了一首哀愁而又明丽的爱情诗。
《长相忆》和《探病记》内容大同小异，人物性格却迥然不同，结构也大异。前者以送别开始，送走后回家结束，中间描述事情的发生、发展，文笔清秀婉丽。后者以女主人公满腔热情而来开始，张惶凄凉出走结束，中间也描述事件的发生发展，文笔始为欢快，后转凄婉。就人物性格的塑造来说，前者所有人物皆可敬可爱，张老师的温柔多情而识大体，作家借她的嘴，再一次宣扬“爱是应该完整”的曲调。不难看出，琦君关于“爱是完整”的思想，显然十分注重精神与伦理的完善，而忽视爱情的现实价值。这种观念的文化依据，明显来自民族传统的道德准则。它与作家对民族文化深刻的认同感紧密相连。这与她在散文中表现出的深厚乡土观念是一脉相承的。正是在这一观念的统摄下，使得琦君在小说中极少玉成其爱，而是强调“爱的牺牲”。
在《失落的梦》中，我们又一次看到了这种牺牲精神。作家成功地通过慧的心理描写，把女主人公的酸辛、怨恨、怜悯、同情、关怀种种情绪，细腻地显现在读者面前，突出了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和多侧面。慧甚至认为，她的牺牲也并不无代价的，因为她的退出“可以完成一件更伟大的艺术品”——“你们志趣相同，你们的前途将因合作而更有希望”。这是一种升华了的爱的牺牲。在一夫一妻制的社会里，西方精神偏重争夺，东方精神偏重成全，这种宁愿牺牲自己以成人之美的高尚道德品质，无疑是应该赞扬的。至于另外两个人物，如果出于一般作家之手，他们一定成为指责对象，而在琦君笔下，他们却成了值得同情的人。仲明“稚气可掬，除了艺术，什么都不懂”，可是对于美，却十分敏感。朱丽先是崇拜艺术，由崇拜艺术到热爱教她的老师，这也许是他们越轨的基因？但仲明作为一个有妇之夫而不能克制自己的感情，造成了两个女人的痛苦，这就应该受到谴责。倒是朱丽，一片天真，事先不知仲明是有妇之夫，事后也不怨恨他，而且她甘愿退出情场，甚至愿意交出孩子，她的行为和心灵也是美的。
如果说《失落的梦》中慧的“爱的牺牲”是升华了的，那么中篇小说《桔子红了》里秀芬那种“默默认命的受苦与牺牲”（琦君：《关于〈桔子红了〉》）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爱的牺牲。小说中的另一人物“六叔”说得好：“人世间许多事情是无可奈何的。”他与秀芬原是小学同学，再见到秀芬时，是她被他大嫂接到家，准备做大哥的第三房小妾了。六叔与秀芬虽然心心相印、真诚相爱，也不得不分离。秀芬的命运更可怜可叹，这不仅因为地家境贫寒，父死母改嫁，又为哥嫂所不容，更因为“克死”未婚夫而只能卖给大户人家做偏房，十八岁的她却嫁给五十多岁的“老爷”做传宗接代的工具，并期望能生育以取得在这个家庭的地位，结果因二姨太的追逼奔逃而掉了一跤，摔掉了腹中的孩子，又因患产褥热而失去了年轻的生命，她牺牲了一切，却什么也没得到，人世间有比这更凄惨的么？
这篇小说构思的独特性，在于通过身为侄女秀娟的视角和感觉，揭示民国初年一个旧式家庭的悲剧。因为是秀娟的耳闻目睹心受，读来倍觉真实和亲切。小说通过语言行动刻画人物，而对比手法的运用，更突出人物的性格特征：如三从四德式的贤妻良母大太太（伯母），阴毒狡诈的交际花二姨太，柔弱多情的秀芬，聪慧又极富同情心的秀娟，古板守旧的官老爷伯父，善良多情而又无奈的六叔，等等。另一篇即使有个圆满结果的《快乐圣诞》，作者也通过小慧的嘴宣扬“爱是牺牲而不应当是自私”。她使叶阿姨牺牲对父亲的爱，促成她父母亲复婚，并撮合了叶阿姨与韩叔叔的婚事，结果皆大欢喜。
有人指责琦君的小说“写作圈子实在太狭小了”、“在故事里都是那一个故事在翻新，也就是残缺的爱。《紫罗兰的芬芳》中的爱，《完整的爱》中的爱，《情明劫》中的爱；《菁姐》中的爱；不都是同样的形式吗？”①如果这只是指她前期小说而言，还有一定道理，因为她前期小说常在爱情上打圈子，井再三宣扬爱的完整、爱的牺牲，几乎每篇小说，都笼罩着淡淡的哀愁。但她的后期小说，则根据生活的体验，题材不断更新，写作圈子不断扩大，如收集在《缮校室八小时》中的作品。琦君在司法界工作二十六年，对这个圈子里的人和事很熟悉。她还访问过监狱，搜集小说素材。“当时我也只试试，一个女性作者，除了身边的琐事、儿女情长之外，是否也能深入地描绘社会万象、人生百态？”无疑，作家的试验是成功的。就取材来说，《钟》的取材有时代意义，如果海峡两岸和睦相处，金推事就不会死于非命。然而工作耗尽了他的精力，对老妻、对家乡的思念又使他夜不能寐，终于，在接到老妻病故的噩讯时，再也不能支持，走上了绝路。人们在读完这篇小说之后，能不抚卷长思：作为炎黄子孙，我们应该做些什么？仅就这个例子，就可以看出作家在选材方面独具的艺术匠心。在艺术构思上，琦君小说也新颖独创，不落陈套，如《生与死》，身患绝症的警官赵启文，勇敢地救活了卧轨自杀的假释走私犯孙雨生。赵启文最后虽被病魔夺去了生命，而他的谆谆教诲和崇高精神却使孙雨生重新做人，并像亲儿子一样奉养赵的瞎眼母亲；《死因》构思的新颖独创在于她善于选取角度。作者从法医这个角度来探讨死囚犯罪的起因、悔改以及服罪的心理，这就显得别具一格、真实、深刻，引人入胜。
①药婆：《琦君的〈菁姐〉》
琦君的小说情节凝炼集中，她善于从富有典型性的生活片断中，鲜明地指出它重要的思想意义，深刻地反映出社会生活本质，如《电气冰箱》，作者把四户人家有典型性的生活片断集中一起，其中又突出孙钱两家不同的生活状况和人物不同的性格，结果是清廉能干的孙志义受到上级嘉奖，知法犯法的钱守礼受到法律制裁，对比鲜明，孙太太的心理描写，尤其精彩，她的可亲可敬之处，就是处处为丈夫，儿女着想，想收贿，想不收，都是为了同一目的，自己总甘愿受苦，是一位贤妻良母的典型形象。琦君还常常利用集中的场景展开人物性格和故事情节，并使之结构严谨，如《缮校室八小时》，作者将一间办公室作为生活舞台，让人物登场，每个人物不同的外貌、身分、生活情况，都按人物出场次序一一介绍，并通过人物的语言行动，显出他们职务、性格和灵魂。全文以上班始，下班终，通篇结构紧凑，经纬分明。
三
在台湾女作家圈子里，琦君以古典文学根基深厚而闻名海内外，特别是散文，不是从著名的文人墨客的传闻轶事的叙述中探讨人生哲理，就是在平常叙事描写时也夹古诗词以醒目，不少散文和小说的题目，本身就是诗词名句，甚至在与友人畅谈时，古诗词也常常脱口而出，满室生辉。她喜欢诗，更欣赏词，她“对词的偏爱，是因为比诗更精美。”她说，“从诗里可以获得两种好处，一是对社会情态的了解，一是同时也领会了其文学的表现方法。但词的作用更有发挥的余地，近于语体，不受拘限。”①因此她常有词作。或写乡愁；愁得人比黄花还瘦；是活用李清照词的佳作，如《踏沙·秋感》；或咏物，神韵飘逸，比喻形象，如因思念故乡而作的《清平乐·红梅》和《减字木兰花·梨花》；或写游记，绘景有色，描游人神态更绝，如《蝶恋花·游碧潭》；三曲《金缕曲》，各具风采。《金缕曲·送别孟瑶》、《金缕曲·赠秀亚》，作者巧妙地把对方的著作一一入词，更觉亲切风趣；另一《金缕曲·梁实秋先生译成莎士比亚全集，敬赋此致贺》，言辞恳切，敬佩之情，溢于词外。即使是退休，作家也要赋词以资纪念，如《鹊桥仙·退休寄感》，在她的生活中，真是处处皆有“词”了。有些词作，作者把它放在散文的开头，如《我们的水晶宫》中开头的《鹊桥仙》，把这阙词与散文共读，就更能体会它丰富的内涵。有些词作，揉进散文里，尤见清雅，如《天涯影里胭脂雪》、《想念荷花》等。琦君的小说，也常常夹些诗词，或通过人物之口，吟诗填词，突出人物性格，如《钱塘江畔》；或通过人物对某些诗词的爱好，表现人物的思想感情，如《长沟流月去无声》、《菁姐》。她喜欢填词，也喜欢研究前人的词作，还出版了一本《词人之舟》，此书不仅在结构体裁上有所创新，将词论词体同评词话合于一体，而且对温庭筠、苏轼、晏几道、秦观、辛弃疾、朱淑贞、吴藻等著名词人的作品都作了深刻的研究，并且以行云流水的文笔，深入浅出地写出自己独特的见解，突出不同词人的个性和不同词作的风格。如对苏东坡，一般人只认为东坡词风格豪放，琦君也赞同，并指出他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是豪放风格的代表作。但她却进一步指出东坡词“并不局限于豪放一格，他能豪放也能婉约，能洒脱也能缠绵。”还以他《蝶恋花》“云鬓丝桦眉黛浅。总是愁媒，欲诉谁消遣。未信此情难羁绊。杨花又有东风管。”为例，证明东坡词婉转缠绵的另一风格。不仅如此，她还指出东坡还有将豪放与柔媚溶于一词的佳作，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千古绝唱《水调歌头·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并引用苕溪渔隐丛话，来赞扬这阙词：“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同样，琦君对辛弃疾、温庭筠等其他七位词人词作的分析，也新颖独到。琦君真不愧为浙东大同人夏承焘先生的得意女弟子。读者也许奇怪她怎么不评著名词人李清照、李后主、柳永、张子野、陆放翁？琦君在《后记》中说明她已经写过并已发表，但没收入此书，很可惜，其实应该收入的。对于卓文君和花蕊夫人虽只在附录部分作简单介绍，却写得情意切切，从温柔敦厚的词心或赤子之心的角度，突出了古代两位女知识分子的才华和不幸。这本《词人之舟》出在她的散文小说集之后，我们先读她的散文小说，再读她的词作词评，仿佛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