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 作者:阎纯德-第6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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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七”事变后，她和朋友们一道回到了成都，1938年参加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由于战时情况，当时很难找到工作，生活的圈子又狭窄，干扰和压抑着她的创作才能的发挥。她每天帮助师友翻译一些英国康拉德、美国爱伦·坡的作品。这一时期写作的诗文大都发表在成都的文学期刊《工作》、桂林的《文艺阵地》及新加坡的《星岛日报》文艺副刊上。1939年秋，她同诗人沙蕾到了重庆，约半年后转赴兰州。

　　陈敬容的早期创作，以短小的散文为主，间或写些新诗。作品主要有收入《星雨集》（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第一辑中的散文《陨落》、《驴夫》、《望子的归来》、《荒场之夜》等，其内容“多半是从闭关生活中发出的压抑而空间的声音”（《星雨集》题记）。

　　在兰州，她举目无亲，冷漠而孤独地度过了四年时光。四年间，她在“荒凉的西北高原上做了一场荒凉的梦”。离开了社会、朋友和同志，远离了文艺生活的漩涡，做饭、看孩子——简单而又繁重的家务劳动，吞没了她青春的岁月，即便偶有所作，也未曾发表。

　　1945年1月，她从压抑的家庭生活中毅然走了出来，先去投奔在四川江津县白沙镇当小职员的胞弟，住了一个月左右，求业无门，只好应两位朋友之邀到重庆盘溪艺术专科学校暂住，等待就业机会，生活上靠胞弟的一点接济。在盘溪借住了三个月，清贫而欢乐。那里的山岩、溪水、树木和草地冲淡了她的苦闷和烦恼，极大地激发了创作热情，写下多篇优美的诗歌和散文。这期间，她曾到附近的小学校代朋友教课，之后又去江北香国寺当了一段时间的文书。她与何其芳夫妇结为朋友，曾几次去曾家岩看望他们，何其芳夫妇在精神上给了她极大的支持和鼓励。

　　1945年冬，她经朋友介绍到北碚文史杂志社工作。但因该杂志经费短缺，等待数月终未复刊。社长顾颌刚便将她转介到重庆文通书局任编辑。她的作品，主要在重庆《新蜀报》和《益世报》文艺副刊上发表。散文集《星雨集》和《盈盈集》也是在此时编辑完成的。巴金审阅后，准备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但由于当时经费困难，直到1947年和1948年，才先后在上海出版。

　　这一时期是她创作的多产期。从《畜类的沉默》以后，虽偶而写些散文，但更专注于写诗。当她从荒凉的梦境中醒来之后，又疲劳，又兴奋，创作的欲望炙热得像火一样。《星雨集》中的第二辑，就在这时候写成。这一辑，“来自较开阔的生活”，是“比较自由和爽朗的歌唱。”正如她在《星雨集》中写道：

　　　我感到一阵雨滴的洒泼——温暖而光明的，那决不是雨，而

　　是像雨一样落着的星光。

　　《星雨集》第二辑，共收散文24篇，《盈盈集》收长短诗71首，其中包括散文《石室梦》、《投掷》、《杜鹃》、《渴意》、《夜雨》及诗歌《自画像》、《向明天liao望》、《新鲜的焦渴》、《小儿女的哀怨流去吧！》等，虽然仍是自我的抒唱，但已不再是虚幻的梦了，诗人虽然还时时流露出对过去不幸的哀泣，而更多的是为青春、为生命的繁荣、为未来美好日子的歌唱。她试图从人民一员的角度，透过诗人所接触到的现实，表达自己对社会的不满，抒发诗人的彷徨和苦闷，以及她对光明的向往和期待。

　　《自画像》是诗人自我的凝缩，也是她生命的希望的结晶。

　　　　　带着感谢的叹息，

　　　　　你有时抚摸自己的创伤；

　　　　　你从不绝望，也不悲哀，

　　　　　“我爱生命”，你说，

　　　　　“连痛苦也爱”。

　　　　　你向光向爱投掷，。

　　　　　如一只勇敢的飞蛾。

　　　　　“太热了会烧伤自己”，有人讲；

　　　　　但你是钢铁，也需要欢乐和痛苦

　　　　　来锻炼——你需要大。

　　思考与探索是并行的。诗人的行程曲折而又艰难，这一时期的创作可归纳为两个字，即“渴意”。她说：“我有渴意，而且又不绝地寻找着渴；当我找到焦灼的渴意的时候，我同时也就望见盈盈的满溢了”（《渴意》）。这“渴”正是作者在新旧蜕变过程中对新事物孜孜不倦的追求和探寻。

　　如果让我选择，我更爱作家的另一些散文，如《手》、《樱桃河》、《尼庵外》、《山村小住》、《黄昏的故事》、《火炬》、《希望的花环》等。这些散文使人感受到安谧、恬静、清新、质朴的气息，抒发出了作家对自然、对人生与艺术等各方面的感受，真实、感人。透过文字，我们看到她的心境不像过去那样焦灼、烦蹙了，使人感到更现实、更执著、更热烈、更深沉，作家无论在思想和艺术上都有不小的突破。作家的探索和追求已开始跳出个人狭小的生活天地，而与广阔的社会，祖国的命运连结起来了。《手》的结尾，作家写道：

　　大地，经你们摧残过的大地，又在茁生着新草，它仍旧是光明、美丽。

　　在《火炬》和《希望的花环》中，她深情而又欢快地呼唤着未来：

　　　我的祖国啊，我祝福你用痛苦唤来的新生，并愿你在充满希

　　望的黎明里，永莫忘记长夜的痛苦。

　　1946年夏，她转调到上海文通书局工作。年底辞去编务，专事创作和翻译。在此期间，她参加过上海文协及进步文化界组织的一些活动，如反内战、反迫害、反饥饿运动等，并在《文艺复兴》（郑振铎、李健吾主编）和《大公报》（凤子、马国亮主编）、《水准》月刊、《文汇报·笔会》副刊（唐tao主编）和《大公报》、《时代日报》、《世界晨报》、《侨声报》、《联合晚报》等文艺副刊上发表诗歌、散文、书评及译诗等。1947年出版了第二本诗集《交响集》（上海森林出版社）。

　　1948年春，她与友人王辛迪、曹辛之等共同发起创编《中国新诗》月刊，为了避免向反动当局登记，一直用的是丛刊名义，实际上每月出版。与此同时，还编了一套“森林诗丛”，已出版数册。同年底，《诗刊》、《诗丛》、《星群》和森林出版社，何时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捣毁和查封。

　　在文学翻译方面，除了翻译奥地利诗人黑尔克、比利时诗人凡尔哈仑及法国诗人波特莱尔等人的作品外，还于1947年翻译了《安徒生童话集》（六册，上海三联书店出版）和苏联普里希文的中篇童话《太阳的宝库》（上海三联书店出版。1948年翻译出版了雨果的长篇小说《巴黎圣母院》（上海骆驼书店出版）。

　　这一时期，她以鲜明、独特的创作个性，出现在四十年代的诗坛上。她关于新诗的主张，集中体现在她的创作实践中。她主张涛要写得含蓄些，多一些联想；诗应当以鲜活的，形象化的语言去感染读者，而不是用干巴巴的空洞的叫嚷去向读者说教。

　　《交响集》共收她的短诗57首，为1946年2月至1947年11月的作品，全部作品反映了新旧时代在诗人内心中的搏斗和交响。从《播种》、《斗士·英雄——悼闻一多先生》、《渡河者》、《过程》、《从灰尘中望出去》、《无泪篇》等诗中，我们不时地感到更加悲壮的气氛，以及新的生命力在诗人心中不断地跳跃和升腾。

　　诗人虽然在生活上经历过不少挫折，但她没有消沉，更没有颓废，而是跟随着时代的潮流努力向上、向前，这是难能可贵的。正如她自己所说：

　　　无论在怎样的悲剧中，总还有一条通到希望的路。有希望，

　　才有快乐，才有力量。

　　　我们无时不在希望着像一个蝉虫一样，完全从旧的皮囊中

　　蜕化。

　　她不满足于现状，即使在最艰难的日子里，她仍然勉励自己。1946年，作家到了陌生的上海以后，面临着露宿街头的困境。后经朋友帮助，总算在一家电影院顶楼上找到了临时住处。为此，她写了散文《迁居》。

　　　鸟儿有了窠了，流浪人有了家了。

　　　“窠’和“家”，多么没有出息的名词，多么不上进的意识！翅

　　膀不够硬的鸟儿，才需要窠，脚步不够坚定的人才要求家。

　　　一方面在旧的坟墓里挣扎。一方面在新的土地上茁长。

　　诗人真诚地向读者袒露了她的心胸，但声音是委婉、曲析的。读者“煞费思索地跟着她奔驰，有时还使人不能不扫兴地半途而废。”我想，这大概就是她的作品在四十年代引起争论的原因吧！她在《谈我的诗和译诗》一文中写道：“我的诗里面，抒情成分多，纤细，不够有力；但说我的诗完全脱离现实，却不尽然义作家对自己作品的看法，是清醒和冷静的。

　　　　　　　　　　　　　　从阔别文坛到重新唱歌

　　1948年秋，她与蒋天佐一起离开上海，奔赴北方解放区，等辗转到达香港时，航路已经不通，便在九龙的荔枝角村暂住几个月。其间，曾到达德学院参加文艺座谈，到浅水湾凭吊萧红墓。1949年3月来北京，不久，她进入河北老区正定县华北大学分校，同年底到北京最高人民检察署工作。1956年调《译文》杂志（后改为《世界文学》）任组长。1965年又调至《人民文学》编辑部。

　　建国以来，由于工作繁忙，文学创作基本中断。直到1978年近30年中，她只发表过两首诗。但工作之余，她翻译了不少外国文学作品。1950年至1951年，在《解放军文艺》上发表的较多，被该刊聘为特约撰稿人。195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她的译作——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印数达百余万册，该书是作家根据法译本转译的，参照了俄译本及英译本，并由冯至根据德文译本作过校订，是一本深受读者欢迎和喜爱的书。1956年该社又出版了她译的苏联波列伏依的短篇集《一把沃土》，1958年出版了她和邹荻帆合译的巴基斯坦诗人伊克巴尔的诗选。此外，她还译过一些零星的诗文，散见于《世界文学》及其他报刊。

　　岁月催人老，当她又重新握起那支生锈的笔，放声歌唱时，转眼已是1978年春天了。多年来，她独自带着孩子，并经受着疾病的折磨，已是白发斑斑的老人了。但春天和未来在向她招手，她的心又活了起来。那几年，她写了百余首诗，编选了《陈敬容选集》、《九叶集》（九诗人合集）、《远帆集》和《老去的是时间》等诗集或诗与散文合集。

　　她近年来写作的诗，其基调，依然是不知疲倦地对光明和真善美的歌唱，对春天——未来的呼唤。她说：

　　　诗人的颂歌永远只能唱给真善美，或代表真善美的人和事；

　　诗人的指责永远只能针对假恶丑，或代表假恶丑的人和事。

　　经过了几十年的磨练，诗人不仅保留了四十年代的创作风格，而且更加淳厚、浓郁。发表在香港《八方》杂志上的抒情诗《致白丁香》便是一篇成功之作。

　　　　　　　　　白丁香我独爱你明净的

　　　　　　　　　莹白，有如闪电的思维；

　　　　　　　　　别问今后还会有多少

　　　　　　　　　风雨雷电，和无情的秋冬

　　　　　　　　　带着凋零在后面紧追——

　　　　　　　　　到来年啊，依旧有东风

　　　　　　　　　还给你绿叶，还给你飞燕；

　　　　　　　　　凡是时间从你夺取的，

　　　　　　　　　另一个春天全都要为你召回。

　　陈敬容善于在绚丽、透明的自然情景中，抒写自己的感情和智慧，从外景触发内感，凝练而有力，火爆式的快速反应。

　　有了文艺的春天，有了“双百”方针的复苏，才有陈敬容的再生。她在《陈敬容选集》序言中写道：“双百方针在我心中首先唤醒的是诗的精灵。”

　　“老去的是时间”，诗人的心是永远不会衰老的。陈敬容生前在创作大量诗歌的同时，还负责《诗刊》的外国诗歌介绍工作，同时担任鲁迅文学院诗歌创作辅导教师，帮助和指导了许多年轻的诗人和翻译工作者。陈敬容不仅是一位诗人，还是一位不计报酬、默默奉献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韦君宜






韦君宜

　　　　　　　　　　　　　　　　　孙瑞珍

　　韦君宜原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兼总编辑，是一位真正的老革命。在文艺百花园中，她又是一位辛勤的园丁，一位为他人做嫁衣裳的“能工巧匠”。在文学创作上，她却是大器晚成，到了迟暮之年才展示才华，成为一位颇有成就的女作家。八十年代以来，她老当益壮，像一只忙碌的蜜蜂，酿造着沁人肺腑的醇蜜。

　　韦君宜从1935年开始写作迄今，断断续续已近六十个春秋了。呈现给读者的结集作品有，谈青年思想的论文、散文集《前进的脚迹》，反映农村新气象的散文特写集《故乡与亲人》（与人合集）。近年来出版的有，小说集《女人集》，散文集《抒怀集》、《似水年华》、《故国情》及中篇小说集《老干部别传》，长篇小说《母与子》，中短篇小说集《旧梦难温》等。

　　她的创作历史，在我国现代文坛上不算短，在过去年代寥若晨星的女作家中，更是不多见的。几十年来，她为铸造美好的灵魂，为培养一代又一代的文艺新人，付出了艰辛的劳动，花费大半生的心血，也为文艺百花园增添了鲜艳夺目的花朵。

　　　　　　　　　　　　　　吮吸知识的乳汁长大

　　韦君宜1917年10月26日生于北京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她的父亲在清末去日本留学，民国初年回国。他在日本参加过同盟会，回国以后，从铁路技术人员升为铁路局长。母亲是一个清末举人的女儿，略通文墨。韦君宜是长女，家里对她虽然娇宠，但不过分溺爱。父亲自认为和别的旧式封建家长有不同之处——主张男女平等，对儿女的功课要求得非常严格，让女儿和儿子读同样多的书。所以韦君宜除了到学校上课之外，父亲还亲自教她诵古文，读日语；还要她课余攻读英语、数学。由于父亲“望女成龙”心切，常常在学习上给她加码，压得女儿喘不过气来。但是，女儿不是父亲想象中的一块全面发展的材料。她的数学考得一塌糊涂，日语也学不进去，到考试时几乎全忘光了，英语也只勉强及格。但她的形象思维却显得特别发达，在父亲严格要求的缝隙间，她把家里存放的一切旧书，包括诗集、历史通俗演义、政论、弹词、小说……统统不分好歹地吞了下去。十二岁以前她看完了《红楼梦》和《三国演义》，虽然只知道十二钗作诗游园很好玩，别的什么都不懂，也总算是浏览一遍了。

　　父母亲对于韦君宜的穿戴总是严格限制。寒去暑来，一年四季的衣服，从选料、样式到缝制，全由母亲代办。从女儿懂得穿着打扮起，直到读大学，母亲从未允许女儿自己到绸缎店去扯过一件衣服料。父母亲常常以“我的女儿不讲究打扮”作为向朋友的一种夸耀。这就养成了韦君宜多年来不修边幅，不讲穿戴的习惯，直至今日。

　　父母亲对于韦君宜买书却是很放纵的，他们任由还没有选择能力的女儿到书店挑选。《小朋友》、《儿童世界》、《白话文选》等文艺及社会科学方面的书，她随心所欲地买，回到家又贪婪地读。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