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 作者:阎纯德-第7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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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组诗是对历史及社会的观察和思考。这组诗更直接地联系到现实的历史，较之前一部分深沉、凝练，诗中的意象也更扎实，更接近于社会生活。哲理比抒情更多一些，如《清道夫》、《贫穷》、《生命》、《死难者》、《小漆匠》、《人力车夫》、《噢，中国》等。这些诗表达了作者对历史变化的认识及对黎明到来的呼喊和渴望；同时也表达了对贫穷弱小者、被侮辱、被损害者的悲惨境遇的同情。从这些诗中，我们欣喜地看到诗人的精神是奋发的、昂扬的。
还有一类是为一幅画、一尊雕塑、一首乐曲所写的诗。如《荷花》、《献给裴多芬》、《垂死的高炉人》、《雷诺的少女画像》等，这组诗是借以表达作者的憧憬和希望的。
郑敏长期从事西方古典哲学的研究，增进了她对西方文学所表现的思想感情的理解，直接或间接地借鉴、吸收了西方文学表达情感的方式；同时莎士比亚与浪漫派诗人及十七世纪姜·顿和二十世纪T·S·艾略特等人的作品对她影响也很大；在我国古典诗词中，她喜欢李商隐的丰富意象和杜甫的悲愤情怀，也从中汲取了养分。
多年来，郑敏对中国的新诗有许多精辟、独特的见解，渗透在她的诗创作的字里行间。
她主张诗要含蓄、朦胧。因为生活本身就是千姿百态的，人的感情也是千变万化的，只有含蓄、朦胧，才能更符合生活的真实。这样的诗，读起来才有余味，有嚼头。
她主张诗要有丰富的意象和多样、浓重的色彩，诗要像油画和雕塑。要在丰富的意象中寓以深刻的哲理，而不应是赤裸裸的逻辑推理。这样的诗才能表达浑厚、深沉的思想。
她主张写诗切忌平铺直叙，诗要有高潮。诗人用以表达感情的方式，常常是倏然的，跃动的，要在平凡的写实中出现意想不到的转折，把读者带入一个全新的境界，称之为“一波三折”。
郑敏这些关于新诗的见解对于繁荣诗歌创作大有稗益。现在，她自己仍身体力行，努力实践。近年来，她在国内外刊物上先后发表了百余首诗，郑敏八十年代以后的诗，其思想更加深沉，艺术更加完美，独特的风格更加具有魅力。结集出版的有：《九叶集》（九人合集；1981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八叶集》（八人合集；1984年，香港三联书店）、《寻觅集》（1986年，四川文艺出版社）、《心象》（199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早晨，我在雨里摘花》（1991年，香港突破出版社）。
这些诗概括了她几十年的创作生涯，抒发了诗人新的生命意识的觉醒，延续了她早期诗作的含蓄、深沉，充满自然辩证法和人生的哲理。她的诗充满激情，给人以欢乐、明快的节奏感，给人以积极、向上的生命力量。对于她早期诗作的幽暗，甚至晦涩有较大的突破，完成了诗人在诗歌艺术上的自我超越。
多年来，郑敏如同一片平凡的叶子，不断为文艺百花园增添一丝丝新绿。她在繁忙的教学工作之余，仍然勤奋地写作，并撰写一些有关西方文学和古典哲学方面的论文，如：《意象派诗的创新、局限及对现代诗派的影响》、《英美诗创作中的物我关系》、《诗的内在结构》、《诗的高层建筑》等。她还翻译一些诗歌，深受读者喜爱。
常青的松柏迎着狂风暴雨也能茁壮生长，而浓艳、芳馨的花，却要在适宜的环境里才能竞相斗妍。郑敏在孜孜不倦的追求中，获得诗歌创作的再度辉煌，属于诗人的心永远是年轻的。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杲向真
杲向真
阎纯德
把一生的爱和心血，毫无保留地献给儿童文学创作并有其成就的，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就女作家而言，除了冰心，我们还可以数出黄庆云、葛翠琳和杲向真等人。总之，可谓真正是寥若晨星。
杲向真已经七十多岁，她在她的智慧和为孩子们的辛勤耕耘中，有一个永远的“童年”，因此被人称为“上帝的孩子”。
从1978年我便开始追踪这个“上帝的孩子”；我已经累了，她却还在连跑带跳地向前奔。1992年11月18日，北京作家协会组织召开了“杲向真儿童文学创作研讨会”，但这不是船到码头车到站，不是她创作文末的句号；肯定也好，鼓励也好，安慰也好，对这位受人敬重、孩子爱戴、淡泊明志、不卑不亢、不惊不躁、安之若素的她，荣和辱并不重要，她只有慈母的情怀和写作的真诚。
我重新认识她，也从头数起她的足迹。
星期日，一个普通的早晨，七点来钟，北京图书馆门前，已经排了个二百多人的长蛇阵。长队的第三十人，是一位不讲究服饰、两鬓斑白的妇女，书包里装着鼓鼓囊囊的书稿，只有细心的人，才能从她那沉郁的面部表情里，发现一丝淡淡的笑意。等大门开了的时候，后面的人流突然变成一个浪头，她夹在人丛中，被左推右撞地带了进去，衣扣也挤掉了两个。她，就是刚刚重返文坛的女作家杲向真……
白皑皑的灰石山，绝色的田野，一条琥珀色缎带般的运河，一簇簇浓密的树荫遮掩着的村庄……那是她的故乡：江苏省邳县窑湾镇。
1920年，中国还是一片黑暗。在窑湾镇一个很穷的家庭里，杲向真诞生了。她的老家原在邳县农村——杲堂子。据说杲姓的祖先本姓颜，唐朝安史之乱时，大书法家颜真卿的从兄颜杲卿因触犯了皇帝，要抄杀满门，才不得不去掉颜字，以杲作姓，逃散各处，有一支在邳县农村安了家，以后这村子就叫杲堂子。
杲向真的父亲没有固定的职业，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当店员，母亲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生下三男三女。杲向真排行第四，原名杲淑清，因母亲早逝，生日不详。但参加工作后，那些表格上，她的生日总是写着：9月28日。那是1937年抗日战争初期，国难当头，在武汉，她结识了一位朋友，以后成了她认识和信仰马列主义的启蒙老师。这位朋友给她取了一个寓意颇深的名字——向真。在人生的长途上，为了纪念这位可歌可敬的老师和他们之间的纯真的革命友谊，她把他们相遇的日子9月28日作为自己的生日。
窑湾是一个小乡镇，镇中心有一条一米多宽的石板路。街道两旁店铺里的人，站在柜台里就可以互相对话。穷人不能住在镇子里，她们全家住在镇外一间半出门就是运河的茅草屋里。房顶经常被讨厌的风撕破，下雨天，草屋便成了“水帘洞”。这个穷家是穷人的一切，它给杲向真留下一串难忘的储满运河风光的记忆。浅浅的运河水，只要把裤腿卷到大腿根儿，就可以趟水过河。河那边是碧绿的田野，远处影影绰绰的是她叫不清名字的村落……她回忆自己的童年时说：“我家很穷，但穷人家的孩子却有自己的乐趣。我从小就没有受过封建礼教的约束，我在运河里摸鱼捉虾，同小伙伴打水仗，爬梯子在屋檐下掏麻雀，在乱石堆里逮蛐蛐，和男孩子一样……”
九岁那年，她进了镇上一所收费不多的耶稣堂小学。但童年的乐趣并没有因为读书而消失，仍喂着一只小麻雀。当它能展翅高飞的时候，便把它的翅膀剪短，使它能飞，却飞得不高、不远。清晨，把它撤上屋顶，任其嬉戏、觅食、晒太阳；放学回来，只要唤一声，它便飞下来，站在食指上，睁着圆溜溜的眼睛，亲昵地望着她，啁啾着，等待着给它喂食。小麻雀是她童年亲密的伴侣。每当她看到庭院里自由雀跃的鸟儿，她便想起自己的童年和那只爱鸟儿——小麻雀。
一个多子女的家庭，是不能没有母亲的。但是在她十岁时，家庭遭到了不幸——母亲去世了。母亲去世的第二天，为了还债，父亲把家中的床铺、桌凳和炊具都抵了债，幸好是夏天，一家人在天主教堂院子里的一棵大树下住了一夜，天一亮，她便同哥哥、姐姐到了南京，一起进了贫儿教养院。这所贫儿教养院，是为了纪念黄克强（黄兴）烈士，由他的夫人徐宗汉女士用募捐得来的钱款筹办的。收容的儿童，多是与黄埔军校军人有关系的遗孤。他们是由堂哥——黄埔军校第六期的毕业生——介绍进去的。在这里，她第一次从一位老师那里知道了世上有穷人富人之分，模模糊糊地懂得了阶级，听到了共产党的名称。这位名叫李涤尘的老师（是章蕴的丈夫），于1933年牺牲在南京雨花台。是他，在那颗幼小的心灵里，第一次播下如何认识人和社会的种子。他们进贫儿教养院不久，堂哥因为有“亲共”嫌疑而被捕，关进了南京国民党陆军第一监狱。后来他们去探监，杲向真才看到这位可敬的堂哥。她头一次看到监狱，这时，旧社会的黑暗像凶猛的潮水涌进了她的心海，淹没了那颗由童年生活塑造成的欢乐的灵魂，产生了对统治阶级的仇恨。
1935年，杲向真考进南京中央高级助产职业学校。当时报考的资格要二十岁以上的高中毕业生；她实际上没有读过几年书，只是在考前攻读了《投考指南》一类的书籍，为了求生，虚报了年龄和学历，才被侥幸录取。经过一个月的试读，发现她年龄太小而令退学，后来由于她诚恳地写信申诉理由，又因有些学员不能吃苦而退学，这样她才又被招回学校。
自幼丧母，家境贫困，都影响着她。到了少女时期，她除了学习刻苦、勤奋外，还养成愤世嫉俗的孤独性格。这时，一位朋友介绍她读鲁迅的小说和苏联革命初期的优秀作品。这些作品是她进一步认识世界的钥匙，使她获得了在人生的海洋里搏斗的勇气和力量。在这个环境里，她孤独地生活着，沉默地学习着、成长着，也战斗着。她读的第一部外国文学作品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保尔·柯察金、丽达等许多人物，都曾强烈地激动过她。后来，她陆续读了高尔基、契诃夫、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雨果等人的作品。这些大作家把她引到了文学的百花园，使她迷恋。《安娜·卡列尼娜》、《斯巴达克思》、卡特玲斯卡雅的《勇敢》、契诃夫的短篇，她都看过好几遍。卡达耶夫的《雾海孤帆》是她特别喜欢的一部作品。她激动地回忆说：“书里的几个孩子（包括大人）写得那样生动，结构那样精巧，曾使我激动得要写信给这部书的作者……”
1937年卢沟桥“七七”事变后，中国大地到处燃起了抗日的烽火。这时她从助产学校毕业，被分配到湖南长沙卫生实验处的一支医疗队工作。在去长沙途中，她看到许多动人的抗日救亡的情景。在一个火车站上，她遇到一队为抗日募捐的小学生，那感人的场面使她流泪，使她热血沸腾，学生们情真意切的语言，就像抗战胜利的锣鼓，在大地上震响。深受感动的杲向真，挥笔写下第一篇作品《小小募捐队》，发表在1938年在湖南长沙出版的《观察日报》文艺副刊上。这篇散文通过一支少年学生为抗日募捐经费的活动，反映了各阶层人物的精神面貌。这是她从事业余创作的开始。此后，她陆续发表了一些诗歌、散文和短篇小说。
医疗队是一个接触面十分广泛的社会细胞。在这里，她遇到过各种人，使她扩大了视野，丰富了社会经验，为创作长篇积累了生活。
1939年初，她转到中国红十字会医疗五十九队工作。这个医疗队在湖南农村流动巡回医疗，对象是农民，也有从火线下来的国民党军队的伤病员。医疗队驻在长沙近郊麻溪铺时，她开始动笔写她早已构思的长篇小说《灾星》。
麻溪铺是一个小山村，村前是公路，村后有大山。这时，生气勃勃的杲向真，热情高涨，精力充沛，每天利用业余时间勤奋写作。她在回忆那段生活时说：“那时我才十九岁，对创作好像入了迷。每天清晨，天一亮，我便带着纸和笔爬到麻溪铺后无人的山坡上，坐在地上开始写，直到医疗队门诊开始，我才下山。晚上的业余时间我也不肯放过，别的队员都到田间、公路上散步去了，正好留下一片静谧的空间给我独自享用。我在灰烟绦绕的小桐油灯盏下埋头写着，楼板下面是猪圈，猪仔哼哼卿卿地弄出很多不悦耳的声音，时时搅扰着我的文思，但时间长了，也就习惯了……”
1940年春，她的心血变成了《灾星》的初稿。这是生命开出的花朵啊！当时一位编辑在给她的信中说：“在我读过的一些小说中，能够使我不肯释手而一口气读完的，似乎没有几本，而这《灾星》，却是其中的一本。我觉得这部作品写得相当融和和瑰丽，人物的描写，虽然不算十分成功，但已经把抗战初期投身战争的青年男女的群像刻画出来了。整体结构似乎松懈一点，但几个场面是写得很紧凑的。在你的文学生涯中，我认为这是一个可宝贵的收获。”这部长篇小说于1944年开始在桂林文化供应社出版的《青年生活》杂志上连载，后因湘桂撤退而中断，稿件被遗失。
1940年夏，杲向真转移到桂林，朋友们替她在卫生署医疗防疫队找到了工作。不久，她写了一篇揭露一个医疗队长借为人民谋福利之名，假公济私，搜刮人民的钱财，过腐化生活的小说，这篇小说在聂绀弩编的桂林《力报》副刊《新垦地》上以“胖实”的笔名（是聂绀弩给她取的名字）发表出来后，触怒了医疗队长，他认为小说的主人公是写的他。他通过关系，在报社了解到小说的作者“胖实”就是杲向真，于是把她叫到他的办公室，从抽屉里拿出一支手枪，啪的一声扔到桌上吓唬她，阴着脸，恶狠狠大发雷霆：
“你为什么写那篇小说？”
“我反对贪污。”杲向真泰然回答。
“你侮辱人格，破坏我的名誉！”
“小说的人物是虚构的，”她解释道，“我到队里还不到两个月，和你接触很少，也不了解你。”
“现在你不是我这里的队员了，我宣布开除你。”这时，一只皮毛油亮的肥硕大花猫从里屋跑出来，在他的腿上踏着，竖起又粗又长的尾巴咪咪地叫着。这是医疗队里人人皆知的他用救济病人的奶粉喂大的猫。
“你被开除了，走吧！”他下了逐客令。
“不！”杲向真寸步不让地说，“不用你开除，我不干了！”
杲向真像自由的鸟儿一样，高高兴兴地离开了那个医疗队。她的感情激荡着，没想到文艺作品有如此大的力量，竟使人觉得和她写的小说里的人物相像，愤怒成这样！
以后，她一面在中学教书，一面以儿童生活为题材进行写作。
四十年代初期的桂林，她认为是她在文艺创作上的黄金时代。这时，她认识了邵荃麟、葛琴、聂绀弩、骆宾基等作家，他们都热情关怀和鼓励她创作。1943年至1944年，她写了十几篇反映旧中国儿童苦难生活的短篇小说，发表在文化供应社出版的《青年生活》和《新道理》上。这些作品，于1949年由文化供应社汇集成册，取名《带臂章的人》，以“杲岚”为笔名出版。
湘桂撤退后，她辗转到四川，先在达县省立中学任教一年多，1946年8月，到重庆市立医院当助产士。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