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哈佛-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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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为什么定位在凤凰城大学？
黄藤凤凰城大学是美国第一所明确宣布赢利的大学，30万生源。它吸纳师范的生源，不断收购公立大学，它是上市公司。它是我的榜样和楷模。在我的有生之年，我也许不能把自己的学校建成中国第一流的大学。但是我们用愚公移山的精神，就未必做不到。在我的任期内，我们的第一个目标是迈向凤凰城，这是产业经营的理念，因为政府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投入民办教育。那么你要使学校扩大和发展下去，首先要解决学校的资金问题。民办学校主要是资金问题，只要有资金它就一定有生命力，如果一天没了工资，学校立刻运作不下去，不管你多大。民办学校有人说教育质量是核心，但在生存期，经费是核心。
张那么对外事学院来说目前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一些民办大学的校长认为，目前资金是最大的问题。
黄藤这是第三个问题，我们为什么看好自己的学校，按教育规律办事。我有一颗淡泊的心态，我懂企业经营，但我不懂教育，一样办不好大学。这是第三点，来源于我自身的经历。我一开始就是师范学校的学生，师范一毕业就一直在教育战线工作。一直到我自己办学校，前身我是在西安大学教育研究室做研究工作。那么对中国教育的了解，对公办学校的了解在我日后办学奠定了基础。1999年以后我自己认为江郎才尽，我过去的积累已经用光了。适应社会、培养技能、瞄准市场是中国公办大学过去的弱项，1999年后公办高校在这些方面都在做改革，我们民办高校的优势正在失去。
我在1980年左右开始研究中国的职业教育。中国的职业教育是一个新问题。1990年我办民办教育，民办教育在中国又是个新问题。没有人教我们该怎么做，因此1996年我们成立了民办教育研究所。我非常清晰地看到，民办教育的未来并不是来自民办学校之间的竞争而是来自公办教育的竞争。不是说是西安的几所学校谁排第一谁排第二，而是整个民办学校群体和已经发展成熟的公办学校之间的竞争。中国的公办学校经过了解放前100多年解放后50多年的发展，我们的民办学校在改革开放10多年才开始发展，在没有政府投入的情况下怎么去和公办学校竞争？目前我们还处于弱势地位，所以我们必须研究公办教育。如果我们再不研究公办教育，我们就不可能走出自己的道路。从2000年开始我几乎是全额脱产出来，就在北大和华师大的研究生院和那些教授、博士一起研究教育问题。坐在他们的学校里，我不仅仅是一个学生，而是进肚探囊的人物，我要钻到他们的肚子里看看他们是怎么办学的。这些理论上的积累使我认识、了解了世界教育的发展状况。当然，我还有一个愿望一定要实现：到世界著名的大学里去呆一段时间。看看真正的世界教育在做什么，至少从历史、理论上了解他们。
张您在北大和华师大的学习经历，对您现在的办学思想和理念有很大影响吗？有什么收获？
黄藤通过这样的学习了解了中国和世界，了解了中国教育和外国的私立教育。在理论和政策的高度上来看我们的民办教育，对我们学校的发展前景做了一些理性的思考。我陆续发表了几篇我自认为比较重要的文章，一个是对民办教育的评价和希望，共4句话：校无大小、教无高下、学无长幼、育无国界。我认为我们不能用学校的大小，能授予学位的高低，入学年龄的大小，国内外的差别来看学校，要的是真正的定位和定位上的水平。现在的一所职业学院，学生获得了国家认可的毕业证书，找到了一份和专业基本合适的职业，得到了社会的承认，这和北大的博士完成了博士论文答辩戴上博士帽是同等的成功和同等的质量。所以整个的民办学校要从自身的定位和追求上做文章，要用自己的多元发展来满足社会的多元需求。积极寻求和国外的合作，引进国外的教育理念，利用民办学校的灵活机制实现自己的跨越和发展。
“在现有的政策条件下，规模控制是失去意义的”
张大学的发展都有个“做大”和“做强”的问题。现在很多民办大学都提出，规模、质量和效益要协调发展，那么外事学院在学校的发展规模上是如何考虑的？
黄藤在学校的发展规模上，我们用了3年坚持1。2万人的规模，这实际上使我们遭受了规模上的惨重损失。我在实践中对我接受的理论进行了突破，所以有了一篇文章叫《论民办大学的规模和质量》。其中的观点是中国的民办大学应该不失时机地发展自己的教育规模。因为规模和质量的关系有一个中介的概念：准入标准。随着高校扩招，民办大学的准入标准会越来越高。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要讲求和公办大学一样的质量是不可能的。在国家不投入经费的情况下，抓住高教需求大规模地扩张，迅速扩大民办学校的规模。就是俗话说的：过了这个村没有这个店。
张那么外事的规模您设想是多大？肯定不是现在的3万人吧。
黄藤用一句话讲：能多大就多大。
张可客观上说民办教育的规模和质量还是有联系的。“能多大就多大”这势必会影响教育质量，您同意吗？
黄藤肯定不同意。现在世界上找不出例证说：大大学就没质量，小大学就质量好。也找不出例证说：小大学一定就好，大大学一定就不好。
张我听到的一种观点是：大学达到1万人的时候，成本就打平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又扩招势必要追加投资，势必会影响到质量。您是怎么考虑这个问题的？
黄藤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不办10个1万人的大学呢？他达到1万人了，再圈一块地办另一所1万人的大学不行吗？
张他的意思是说达到1万人后就应该在质量上下工夫。
黄藤你可以再做一个校园，再在质量上下工夫呀。
张那么您坚持学校的规模能多大就多大？
黄藤这么给你介绍这个概念吧，电大够不够大？不是照样发展得很好吗？
张但电大是一种知识普及性的教育。
黄藤民办大学在今天不是承担了这个任务吗？
张大学总有个层次突破的问题吧？
黄藤今天没到时候。
张您认为应该发展到多大才合适呢？
黄藤与大小无关。我刚才说了，校无大小，就是要社会能给你优质的生源，政府能给你研究的经费和权利，社会认可私立教育的地位，那就到时候了。在那个时候，我自己认为还是能多大就多大。但前提是保证研究水平和教育质量。不见得小了质量就高，小大学死不了，活不下的多得是，比比皆是。你现在看综合类学校，不特指体育、艺术类院校，3000人以下的学校还有名校吗？
张目前国内有一些民办院校尽管规模不大，但经过多年的发展在质量、品牌上逐步得到社会的认可，有的已经升任本科。把他们放在民办大学的范围内去比较，可以称之为“民校中的名校”了。
黄藤这样的比较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大家整个还处在一个高等职业教育这么个水平，和公办学校所进行的工作是没办法比的。那些升了本科的学校质量就比外事的好吗？
张但从社会的眼光看会有一个标杆在那里，比如它已经升本科了。
黄藤这是政策规定的。西安女子培华大学也升本科了，就一定比那些没升本的好吗？这是不公平的教育政策带来的后果。那么，老百姓是听政府的，政府的不公必然造成老百姓选择时的不公。
张您认为规模和质量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是吗？
黄藤不能说没有必然联系。那么我刚才说了我的核心是，规模的控制如果提高了学生的准入标准就能迅速提高办学质量；如果不能提高学生的准入标准，规模控制对质量的影响是极其微小的。
张在现有的政策条件下，您说提高学生的准入标准是很难做到的。
黄藤所以正是因为它难，你的规模控制才失去了意义。你还是200分的学生，你招1000人和招5000人有什么不同呢？如果你招的1000人是500分，招的5000人是200分那还有意义，如果招的1000人是200分，甚至180分，我为什么要控制规模呢？比如西安女子培华大学2003年的本科分数在下延20分，像这种学生招少了有什么好处呢？只能少收学费，没别的好处。
张您认为民办大学，比如外事学院的培养方向是什么？是走高职吗？
黄藤我们的校训表达得非常清楚：多元集纳，综合创新。也就是多元发展的道路就是外事的道路。我们第一必须是要有精英教育的板块。就像你刚才说的，但这个板块一定要求它提高准入标准。如果做不到，我们就不控制规模，也就不做这个板块。理念上我们要做，但今天不做。什么时候做呢？等我有了招本科和研究生的权利，等我的规模可以控制这个板块的学生质量，我就要做。第二，高等职业教育是我们的主体方向。在这个板块我是不限制的，能做多大做多大。100万不嫌多。如果中国10亿人都经过我的职业培训我是最荣幸的。第三个板块，我们要介入成人教育、继续教育和短训的行列，发挥我们精英板快和职业教育板块的资源优势，为学校的快速发展积累资金。没有人给我钱啊。第四要发展科研。第五要发展产业。必须是全方位的发展格局，没有任何的拘泥。
张外事学院发展最艰难的时期是什么时候？
黄藤1997到1998年，但这个艰难不是我自身的艰难，而是环境和政策造成的艰难。当时我们在一个急速膨胀的过程中，遇到了来自社会各方面的阻力和压力。也由于我们自身的制度和管理的不完善，使我们的自身的一些弱点暴露在社会上。在民办学校不正当的竞争中受到了非正当的攻击。国土部、检察院也到我们学校去，以置之于死地的态度来，但这个问题好在呢我们认为政府和社会还是支持民办教育的，最终获得了政府的支持。我们是在政府和社会的紧密支持下度过了政策的难关，其他时候都没有发生过危机。办学过程一直是一种正常的健康的发展道路。只是我们在理论探讨中发觉我们失去了一些快速发展的时机，1998年到2002年期间自我控制规模，它没有给外事学院带来质量上的提高。
张西安的很多学校提出了“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方向转变”的口号，致力于构建规模、质量、效益的均衡发展态势，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黄藤这是一种无奈的选择。我们也会提出这样的口号，因为已经招不上生了。所以，招得少的学校就变了个说法：控制规模，提高质量。你问他这个学生你要不要，他一定会说要。或者说你做个试验，我明天给你100学生你领去给他，看他要不。
第四部分有识无畏黄藤（3）
“我们必须创造一个适合自己生存的环境”
张今天的论坛上，在谈到公办大学在做二级学院的时候，您说外事也在做二级学院，这是否是外事学院应对公办二级学院的策略？
黄藤通过理论研究，可以说我们一些合理的理念或者说看准了是中国民办教育发展方向的东西，至少超越中国现实5年。我们必须创造一个适合自己生存的环境。就是要遵照政府的政策，利用政府的政策，发展好自己的学校，来为民办教育的发展做好务实的工作。自学考试制度列入民办学校的时候我是坚决反对的，认为这是把高等教育引向了应试教育、抹杀了教育的个性，抹杀了民办学校的灵活性和积极性，是不利于职业教育的发展的。但是我们是它的最大的受益者和执行者。我们必须在这个时期用这样的政策。我认为这是理性的回归，因为有了计划内指标呀。这样的政策呢，从数量上会带来民办学校的增长，但从长远来看必然带来负面影响。我对私立学院的评价：受利益的必然受害。今天你好像依托了公办大学，你扩大了，明天你肯定受影响。那么我们今天教育部不让我们升本，让他们升本，我们反对这样的政策。先在我们的学校里办出一个班来，也是一个二级学院，利用公办学校的名义先招生。利用我的师资来提高我的生源，提高我的社会影响力。
张外事想和哪所公办学校合作呢？
黄藤我现在还没有选择。总之要找一个吧。
张想找个名校？
黄藤媳妇尽量漂亮些啦，当然还要人家跟我才行。尽管我们反对现在的政策，我们还是要利用这个政策来发展自己。因此我们认为，能办好学校的第三个理由呢在于我们是了解教育的，遵从教育的规律来办事情，不是光用自己的热情、想象、完全不懂的方式来指挥。另外，我们能够成功在于我们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责任心。第一我们声明是私立学校，不付费我们将不复存在，任何东西都谈不上。第二，明确自己做的社会公益事业，必须照顾弱势群体，使那些学习优秀而不能付费的学生完成学业，要资助他们。因此我们在自己非常艰难的情况下，为抗洪救灾、为防止SARS病的传播，我们用教育扶贫的方式，每年有500—600人免费入校。有个记者问我：你现在的最大压力是什么？我说是责任感。因为家长把孩子放在我这儿以后，钱已经变得毫无意义，家长委托的是一个人的青春，是一个人的学习时代。所以我们有责任最大限度地提升学生，使学生在自己的基础上得以提高。学校的教育必须是个性化的教育。不是机器，不是车间。所以我们的英语教育是一人一台机器，让这个孩子的个性得到张扬，最终呢让他有终生教育终生学习的动力，他在毕业的时候介绍一个工作是一个义务，不是我们的目标。关键是素质的提高，学习能力提高，让他自己在社会上通过学习来找到目标。能够自我更新和充电，给予他这样一种培养。引进国外的教育理念，我们要像引进汽车、引进高科技一样把国外的教育理念直接搬过来，实现跨越式的发展。
“北京的民办高教最终一定会超越西安”
张西安的民办高校发展非常快，在全国都很有影响。有人认为西安的民办教育有虚热的现象，有泡沫的非理性的色彩，您怎么看待西安民办高校的发展？
黄藤西安的民办高校在宣传上，在某些高校的数据上有不实的成分，包括对自我的评价也有主观的色彩。但我认为这不影响陕西民办教育的发展和生命力。所有统计数据都可能有浮夸，但这并不影响一个国家欣欣向荣地向前发展。总不能无中生有吧，他说有个万人大学，你跑去一看是一所破房子，没有学生。因此我们提出要严肃认真对待这些数据。但不会因此而像有些人说的：生命力短浅。陕西的民办高校在历史的长河中会逐步地失去它在今天的地位和影响。
因为教育的发展受制于诸多因素，受制于社会、政治、经济、信息、政策等等要素的影响。西安过去的发展得益于政策制度发展的不完备，政策的宽松和政府的支持。当别的大城市大都市都采取了积极的政策扶持教育的时候，当国家的法律体系越来越完备的时候，西安的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和自身保守的观念会制约它的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