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相约 作者:陈鲁豫-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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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主意获得了热烈响应。于是几个人分头行动：设计款式、选布料、找厂家、量尺寸。我记得，我们找到的制衣厂在三里河二区工人俱乐部附近，门口的牌子上倒是白底黑字写着×××服装厂，其实就是临街的两三间平房，屋里几架缝纫机，大概是街道附属的一个加工组。我和几个同学下午放学后就站在厂门口，摆出一副老成持重的样子，要求见“你们领导”。领导见没见着我不记得了，印象中一个戴蓝色套袖，脖子上挂一条软软的皮尺，眼镜滑到了鼻间的老裁缝接待了我们。一通讨价还价之后，服装厂拿到了一份不小的定单。我们呢，一个星期后，穿上了女生班的班服。如果没记错，每人交了17块钱。
1984年5月份，我们初二三班成了全校最出风头的班级。
很可惜，那条裙子早就找不到了，但它的样子我永远记得：长袖、豆绿色、布料是很厚、很挺括的那种，胸前系扣子，腰间系着同一种布料做成的宽宽的腰带。
那年歌咏比赛，我们穿着班服，唱起自己创作的班歌：
“迎着晨曦，挽起伙伴的手，
我们可爱的姑娘，像那跳跃的浪花，
欢歌在祖国怀抱中，
啊啊……
彩笔将描绘祖国的未来，
浪花将汇入时代的洪流，
莫辜负青春年华好时光，
努力飞翔吧，
向着明天，
飞翔，飞翔，飞翔！”
那首歌，那条裙子，是我少年时代最美丽的回忆。
高中三年，是我成长过程中最尴尬的一个阶段，我长高了，长胖了，既没有了小时候的可爱，身上又没有一丁点十几岁女孩子应有的清新。我觉得自己整天灰头土脸的，一点儿也不漂亮。当我不自信的时候，也就没有了精益求精的心情。所以，那3年是我在穿衣打扮方面最乏善可陈的时期。
高二开始，外国服装品牌走入中国。
有一天上课间操的时候，我们年级7个班的同学一直在唧唧喳喳地交头接耳，气得领操台上的体育老师对着扩音喇叭直骂：“高85级的，你们怎么回事？”
我们吓得不说话了，可眼睛还是不住地往二班一个男生的脚上瞟。因为，他穿了一双价值200元人民币的NIKE鞋。
那真是爆炸性新闻。
1986年的时候，200块是很大一笔钱，NIKE更是一个刚刚听说，但可望不可及的名字。而我们身边竟然有人将那么名贵的鞋，随随便便地穿在脚上，这太让人羡慕了。
从高二到大学，我的时尚梦想就是拥有那样一双NIKE鞋：布面的、低帮、鞋的两侧各有一道淡粉色的SWOOSH（NIKE的标志）。
这个愿望一直没能实现。因为，当我攒够了钱，NIKE早已不生产这种款式的鞋了。
当年穿不起NIKE，我也不气馁。碰巧在清华附中附近一个不起眼的鞋店里买到一双棕色方头厚跟皮鞋，喜欢得要命。
我买了穿到学校，在班上的女生中间引起一阵不小的轰动，几天后，我们班女生几乎每人一双棕色“踢死牛”（班上男生起的绰号，挺形象）。眼看自己带动起一阵时尚潮流，我很是得意。
一直到今天，我都喜欢样子笨笨，鞋跟又不太高的鞋。细高跟皮鞋让我觉得不踏实。
2002年8月初，我在香港GUCCI店里看中一双小羊皮皮靴，样子美极了，我惟一担心的是鞋跟那么细，会不会折断？女店员觉得我不可理喻，因为他们的鞋是最好的，不可能有问题。
上了大学，广院校园里到处都是青春靓丽的女生，我在穿着上没出过什么风头。还好我那时整天埋头苦读，没功夫和别人争奇斗艳，否则会自卑死的。回想广院时，我做的惟一一件能称得上时尚的事，就是减肥。减肥结果，体重从110斤降到90多斤，而减肥心得只有两个字：毅力。
真正开始打扮是定居香港之后
真正开始打扮是定居香港之后。我发现，我原来是那种能SHOP TILL DROP（逛死为止）的人。
有一阵儿，只要有时间，我每天都流连在尖沙咀和金钟的太古广场。买东西成了我辛勤工作之余惟一放松和犒劳自己的方法。可惜，就这么点嗜好后来也再没功夫享受了。1998年开始，我的事业蒸蒸日上，工作量也大得惊人。别说逛街，连睡觉的时间都不够。大约一年多的时间，我没添置过一件新衣。钱倒是省了不少，可心里却十分郁闷：天底下有钱的和没钱的人很多，但像我这样没时间花钱的人可能不多。
我于是决定改变这种状态，立刻上街买衣服。
那是8月初，香港最热的时候，也是最新秋装上市的日子。我随便走进了太古广场的一间女装店，店里早已挂上了毛衣、皮靴一类的秋冬时装。我随手拿起一件深蓝色的短大衣，对着镜子在身上比划了一下，根本没有想试穿的意思。说时迟那时快，忽啦啦围上来四、五个销售小姐，这个帮我穿大衣，那个在旁边啧啧赞叹：“好靓啊！买下吧，就像给你定做的一样。”
我尴尬地四下张望，这才发现，我是店里惟一的客人。
怪就怪我那天根本不在购物状态，我不是想买东西，我是在赌气。不是没时间花钱吗？我今天偏要花钱。当然，那几个销售小姐也实在厉害，大衣穿上容易，想脱可就难了。我这人又好面子，几个人围着我团团转了半天，“我不想买”这几个字就怎么也说不出口了。
结果是：一年没买东西，重出江湖不到10分钟，我就掏钱买下了一件昂贵的大衣。
我真佩服那几个营业员，她们竟然说服了穿小码衣服的我买下了中码大衣，理由是：大点好看。想知道大衣的下场吗？我勉强穿了一冬天后，就永远地扔进了我家的贮藏室。
女人买衣服的时候，神志总不太清醒，我是这样，我的朋友刘璐也是这样。
女人买衣服时，神志总不太清醒
欧元流通之前，刘璐随凤凰卫视《欧洲之旅》摄制组用了近半年时间跑遍了欧洲大陆。临行之前，她拿了根皮尺，在公司给几个要好的女伴量尺寸，量好一个，就在一根细长的毛线绳上打个结。
“有了这根绳子，我在欧洲就可以随时帮你们买衣服了。”刘璐边说话边帮我量腰围。
几天后，刘璐带着打了很多结的毛线绳、信用卡和计算机上路了。
在欧洲，拍摄工作一结束，刘璐就大街小巷地转悠，一间一间服装店去逛。她知道自己算术不好，一看到漂亮衣服又容易冲动，所以不管去哪，掏钱买单之前一定先把当地货币换算成美金，看看是否划算。
在欧洲走了3个月后，刘璐学会了一些简单的英文、法文，就连西班牙文也能蒙着听懂一两句。语言一通，人的胆子就大了。这时，《欧洲之旅》来到了米兰。满街的名牌店看得刘璐热血沸腾，于是她一头扎进Celine专卖店。已经是秋天了，欧洲早晚都有些凉意，刘璐打算买一件毛衣。很巧，Celine店里就摆着一件，是白色的厚毛线织成的，圆领，从领边到胸口用五彩的线绣满了一圈圈的图案，刘璐一眼就看中了。她先吸了口气，然后捧着毛衣上的价签掰着手指头数起了里拉后边的那些零，数完，再掏出计算器一通乱摁，得出的答案是230美金。
“挺贵的。”刘璐心里犹豫了一下，转念一想，一趟欧洲走下来挺辛苦的，就连逛商店也是走马观花，看的多，买的少，今天好不容易找到自己喜欢的衣服，虽然贵了些，买了犒劳犒劳自己也是应该的。于是，拿出信用卡，豪气地说：“我要了！”
花开两朵，各表一支。这里只说刘璐回到北京后，拿到了信用卡账单，米兰Celine店那一行是电脑打印出的几个阿拉伯数字：USD 2；300。00。刘璐几乎晕倒。
去年冬天，刘璐来我家吃饭，就穿了那件价值2300美金的名贵毛衣。吃饭时，我比她还当心：“要不要给你个围嘴，别弄脏了毛衣啊，将来可是要传给你孩子的，否则本钱穿不回来！”
关于衣服的记忆，大多是愉快的。不过，也有例外。
1999年，我随“千禧之旅”摄制组进入伊朗之前，在巴格达买了4件绣着金丝银线的阿拉伯长袍。当时我正在逛拉希德酒店里的古玩商店。我看中了一只镶着粉色透明石头的古董手镯，宽宽的金质扣绊上还刻着中国的篆字，我喜欢得不得了。开店的伊拉克老头很狡猾，提了个极高的价钱，我不肯，就每天跑去跟他磨。老头总是笑眯眯的，是个好脾气的人，就是死抠门，怎么都不肯降价。这天，我又在说服他：
“手镯是中国的，你卖给中国人还不便宜点？”
“中国人有钱，你还跟我这个可怜的老人讨价还价不成。”老头子又哭穷了，我赶紧环顾左右找别的话题，突然看到里屋半开着的木门后露出了五彩缤纷的一片。
“对了，我这里有古董伊拉克民族服装，你喜不喜欢？”老头子顺着我的目光望过去，立刻读懂了我的心情。
“我不买，只是看一看。”我轻轻地摸着老头捧在我面前的伊拉克长袍，嘴上很冷静，心里却恨不得立刻掏钱买下。
“手镯的事明天我们再商量，你先买了这几件衣服吧，我算你便宜一点，4件，100美金。”
不知是因为老头的声音极具蛊惑力还是那几件长袍实在华美，我迷迷糊糊地放下100美金，抱着一堆绫罗绸缎回房间了。
至于手镯，在伊拉克的最后一天，我咬牙忍痛地付出了老头子要的天价。
再说我买下的4件衣服，分别是一红一蓝两件长及脚面的斗篷，式样简单，就是一块大大的半圆形的布，只在领口处系了绳子。穿上后很像略带巫气的魔术师。还有两件薄纱质地的拖地长裙，要套头穿，宽宽松松的，胸前飘着的一大块纱可以包住头发，在民风保守的中东地区，这样的服饰既时尚又安全。
正好我们的下一站是伊朗，早就知道女性在当地的公众场合不得露出头发，不能穿显露身体曲线的衣服，我不如就穿这几件长袍，既入乡随俗，又不至于从头到脚一袭黑纱那么压抑。
一走上德黑兰的街头，我就发现我的回头率几乎是百分之百。我没有飘飘然。我知道，并不是我倾国倾城，而是我的打扮实在怪异。伊朗妇女大都有一张美艳无比的面孔，只可惜，浑身包在一团漆黑的颜色中，看多了就觉得喘不过气来。如今，黑沉沉的大街上突然站着个头扎淡粉色头巾，身披天蓝大氅的外国女人，难怪伊朗人民多看两眼呢。我知道自己的打扮在宗教风气浓厚的伊朗显得有些疯狂，可我实在无法忍受穿衣打扮都要被别人严加管制。
当我站在德黑兰的街头，宽宽的裙摆被风吹起，我会得意地想：“这是我的fashion statement（时尚宣言），也是我的反抗方式。”
很奇怪，在伊朗的10天里，摄制组的女孩子都变得脾气暴躁，我更是像个二踢脚，一点就炸。
一天晚上，大家决定到德黑兰一家中餐馆去打打牙祭。
一走进挂满红灯笼的餐厅，我就兴奋得忘乎所以，一把拽下了包在头上的围巾。同行的几个女孩子看看我，也都扯掉头巾，大家一边落座，一边嘻嘻哈哈地说：“在中餐厅，是不是就和在中国使馆一样，咱们可以自由了。”
正说着，一个黑黑瘦瘦的伊朗老头子走过来冲我们叽里咕噜地说了一大堆话。他系着白色的围裙，显然是餐馆的服务员。老头说得很是激动，干枯的手不停地挥动着。突然，他伸出手，一把抽起编导张力搭在椅背上的头巾，劈头盖脸地就往她的头上蒙。我的火噌一下就起来了：
“Dont touch her！”（别碰她）
我的声音之大把所有人都吓了一跳。老头也愣住了，他的双手僵在半空，一动不动地呆了几秒钟，然后放下手里的头巾，脸色和缓了很多，指指围巾，再拍拍头，那意思再明白不过。
我狠狠地盯着老头，一副要吃人的样子。
“You！ Leave us alone！”（你，别来烦我们！）我冲老头一挥手，他张张嘴想说什么，然后叹口气走了。
我一个人又运了半天气，还是重新包上了头巾。
离开伊朗回香港，我乘坐的是阿联酋航空公司的班机。一走进机舱，我立刻问笑容可掬的空中小姐：“请问，我可以摘头巾吗？”
“当然！”
我恶狠狠地拽掉围巾，心里禁不住高喊：“解放了！”
现在，这几件五颜六色的衣服还挂在我香港的衣柜里。除了万圣节的化装舞会，我想不出任何可以穿戴它们的场合。
生活中，我算是个中规中矩的人，穿衣打扮喜欢得体而不张扬的风格（在伊朗时的疯狂完全是被环境逼迫而产生的逆反，所谓偶尔露峥嵘，不代表我一贯的表现。）这使我在着装上很少犯错。
不过，错虽然不犯，丑可是出过。
我意识到我的左肩膀已春光乍泄
“千禧之旅”结束后，凤凰在深圳“世界之窗”举办了一台晚会。许戈辉、我、吴小莉等6个走过“千禧之旅”的女主持人分别上台讲述了沿途的见闻和感受。当晚，我们都身着亮丽晚装，雍容华贵的形象和旅途中的风尘仆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我穿的是一件紫红色曳地长裙，领口开得很低，正好包住肩头。那一阵，“千禧之旅”一路劳顿让我瘦了不少，晚装穿在身上松松的，好在裙摆宽大，看不出来，只是肩膀那老要往下掉。
那天，我在台上讲了在巴格达的儿童医院见到的绝望的母亲，讲到了在美军的轰炸中失去9个亲人的老妈妈。我讲得非常投入，一只手不时地比划着加重语气。说着说着，我觉得左边肩头的裙袖在慢慢地往下滑，我试着端起肩膀，想把它撑住，可还是无济于事。我意识到，我的左肩已经春光乍泄了。好在只是稍稍露了肩膀，这种尺度我能接受，想必观众也能扛得住吧。
晚会一结束，一直坐在台下的柯蓝跑到后台找我。一见我，她就挤眉弄眼做昏倒状：
“天哪，全国观众都精神崩溃了。我眼看着你的裙子不断地往下掉，我就在心里一个劲地念叨，‘往上走，往上走。’可你的香肩还是露了出来。告诉你，你在台上说的什么我一句也没听进去，光注意你的肩膀了。”
文涛正站在一边，一听说我在台上颇为暴露就对柯蓝正色到：
“你看你，鲁豫难得一露，我要是你，就在台下带着大伙一块喊‘往下掉，往下掉！’”
从此以后，每回上台前，我都要服装师把我前后左右打量个够，才敢登台亮相。
我爱菲佣
Nanette该不是对我四两拨千斤，不动声色地改造我的懒惰的毛病吧？
我的朋友说我有菲佣情结，她说得有道理。
1994年第一次到香港，礼拜天去逛中环，吓了一跳，大街上坐满了人，全部是来自菲律宾、泰国一带的妇女。我以为出了什么事，可看看每个人脸上都欢天喜地，一打听，才知道是每个周末菲佣们例行的聚会，风雨无阻。我一下子就爱上了她们。想想看，人在他乡，做着最琐碎的事，却还能保持这么健康快乐的心态，多么难得。
1996年初，我加盟凤凰卫视，把家安在了香港。踏踏实实住下来后，我急着找一个钟点工，帮我打扫房间。从理论上讲，我反对好逸恶劳，认为自己的事应该自己做。但实际上，我是个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人（丑话既已出口，我也不怕告诉大家了。我高中、大学都住校，只有周末才回家。短短两天时间，却足够我把家里折腾得天翻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