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相约 作者:陈鲁豫-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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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大学都住校，只有周末才回家。短短两天时间，却足够我把家里折腾得天翻地覆，然后拍拍屁股走人，留下一个烂摊子让爸爸去头疼。可怜的爸爸，礼拜一开始收拾心情整理房间，一直忙到礼拜五。家里好不容易有些新气象，爸爸又要兴高采烈却也提心吊胆地等着我第二天再回家。）不请工人，我的日子肯定没法过。
　　虽然对菲佣充满好感，可我总觉得请个本地人比较方便。于是，我雇了曹太。
　　曹太是香港人，长得很富态，神情中有一种不容置疑的味道。她的神奇之处在于，每次打扫完毕，我家里窗不明几不净，还总像经历了一场浩劫似的。我不妨举些例子：
　　实例一：一次曹太为了擦窗子，登高作业，结果踩碎我圆桌上的玻璃一大块。
　　实例二：清洁洗手间，冲厕太过用力，结果水箱流水不止，以致水漫金山。
　　实例三：清洁厨房，不慎打碎饭碗若干，其中包括我千辛万苦从东京一路捧回来的日本瓷汤碗。
　　实例四：整理卧室，不慎将电话线从墙上拔出。我不知原因，以为电讯公司不仁，无缘无故终止服务，还三番五次骚扰香港电讯公司。
　　以上种种，不胜枚举。但曹太的威严，让我总是乖乖地原谅她。不仅不用她赔钱，对她后患无穷的打扫，我还要付出每小时60港币。
　　也不知曹太有什么魅力，让我对她念念不忘，半年后搬家，我居然还打电话再请曹太出山，却被她拒绝了——她已辞去所有工作在家专心带小孩，做她的师奶。苦命的我，只好开始疯一样地再找钟点工。
　　正所谓否极泰来。在我焦头烂额之际，朋友给我介绍了Nanette，和曹太相反，Nanette长得纤细，讲话轻柔，一口一个“Yes；　Mam”，让我颇为受用。Nanette的好处我就不讲了。总之有了她，我的生活开始新天新地。
　　但是，人无完人。Nanette也有一个缺点，那就是从不乱扔东西。过期的书报杂志，没用的纸片全都铺平叠好。我好几次鼓励她工作要大胆，该扔的就扔，再一想，也着实难为她。她是菲律宾人，平时和我讲英语，看着满眼的中国字，哪敢乱扔。于是，我改用实际行动启发她。凡是不要的东西，我一股脑堆在地上，上面再扔些揉皱的报纸，撕碎的塑料袋。这一招也不太管用。每一次，Nanette都细心地扔掉垃圾堆最上面一层垃圾，其余的，又被她整整齐齐地放回书桌。几次下来，我彻底认输，任由家里慢慢变成一个资料库。可时间一长，我又忍无可忍了。你不扔，我扔。不要的东西，我亲自出马，丢到垃圾房。有时想想，Nanette该不是在对我四两拨千斤，不动声色地改造我的懒惰的毛病吧？
　　我有一个习惯（说毛病恐怕言重了），衣服哪怕在身上只穿10分钟，也算穿过一次，要洗一洗才行。于是，我的床上、椅背上堆满了匆忙换下的衬衫、长裤。Nanette却认准一点，只有放进洗衣篮和洗衣机的才是要洗的脏衣服。于是，每次回家，我都发现，早上还摊在床上准备第二天再送干洗的长裙不见了踪影，原来又被Nanette挂回了衣橱。一开始我还力图纠正她的错误，但她手脚麻利，让我防不胜防。到后来，我被她彻底搞晕，完全分不清哪些衣服没洗过。这下可好，我觉得自己每天都穿着脏衣服。结果，绝对出乎意料，我爸十几年来孜孜不倦要帮我改掉的乱扔衣服的毛病，Nanette不动声色几个礼拜就帮我纠正了。现在，衣服一换下来，我就主动地扔进洗衣篮。
　　谁说菲佣只负责打扫？对我而言，她们还是改造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除了Nanette，我还爱上了柯蓝的菲佣Sasha。
　　Sasha二十出头，样子甜美，微笑时两只大眼睛总是羞涩地垂下。在香港多年，Sasha能烧一手不错的中餐。周末只要我在香港，柯蓝总是要我去她家，让Sasha烧饭给我们吃。
　　我很怕胖，所以平常总是多吃菜、少吃肉，朋友们都说我是兔子。柯蓝是这样对Sasha介绍我的：
　　“鲁豫不太吃肉，她喜欢青菜和豆腐。”
　　Sasha很乖，我每次去，她都把自己变成功德林素菜馆的厨师，不是豆腐炒香菇，就是青椒炒土豆。天知道，我只是吃肉比较少而已，但并非一点肉味不沾哪。
　　柯蓝兴致勃勃地向我汇报：“我们家Sasha非常喜欢你，老问我‘鲁豫什么时候来’。你一来，她就忙着去买豆腐。”
　　我是最不忍心打击别人积极性的。迄今为止，仍坚持每个周末去柯蓝家吃素。
　　菲佣们这么可爱，你说说，我怎么能不爱她们？
　　2000年情人节，我从北京回香港。一下飞机，我想到春节一个长长的假期，家里既没有人住，也没有打扫，一定乱得不行，于是立即打电话给Nanette。和Nanette通完话，我开始郁闷：“这可是情人节啊。我的第一个电话却是打给菲佣的。”
　　写到这儿，我家门铃响了。我不多写了，得赶紧去开门。
　　我亲爱的Nanette来了。
　　　　　　　　　　我爱厨房
　　　　　　　　想一想，在一个白色绘着浅蓝色小花的精美搪瓷锅里，盛着晶莹饱满的大米和清澈的水，温暖的火苗在锅底轻轻跳跃，那是一幅多美的图画！
　　三毛的书我几乎倒背如流，对其中的一段印象尤为深刻。三毛留学生活艰辛，常常节衣缩食。回到台湾，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团圆饭，看着满桌饭菜，三毛崩溃了，“想不到你们吃得那么好！”
　　在香港7年了，这是我每次回北京和朋友们吃饭的感觉。朋友们则不以为然：“至于吗？香港可是美食天堂啊！”
　　我也知道，问题出在自己身上。我的菲佣Nanette如果一个礼拜不来打扫，那么卧室、书房、客厅和洗手间一定会乱得连脚都插不进。惟独厨房，还会一尘不染，一副不食人间烟火的样子。我不是女权分子，我不拒绝下厨房，实在是除了烧水，我什么也烧不出来。
　　我的朋友郭滢最喜欢跟别人讲我烧粥的故事。
　　那是一个周末，我请了郭滢、许戈辉、文涛来我家吃饭。讲得准确些，是请他们来我家吃他们自己烧的饭。对我来说，几个人挤在厨房里忙忙碌碌，完全没有柴米油盐的琐碎，而是在重温儿时过家家的情景。那天的我欢天喜地，忙着拿锅找盆，身上的围裙又系得端端正正，一副出得厅堂，入得厨房的样子。当晚的主厨郭滢因此对我有了信心：“你烧锅粥，会吧？！”可那一个吧字还是表现出了他的将信将疑。我平生最痛恨别人质疑我的能力，于是眉头都不皱一下地说：“不就是烧粥吗？”
　　这里说明一下，我是个完美主义者，对我来说，烧粥不仅仅是烧粥那么简单，它还是家居布置，甚至属于美学范畴。想一想，在一个白色绘着浅蓝色小花的精美搪瓷锅里，盛着晶莹饱满的大米和清澈的水，温暖的火苗在锅底轻轻地跳跃着，那是一幅多美的图画！沉浸在这样美妙的想象中，我自己也成了画中人。恍惚间，我把米哗啦一下倒进锅里，再加水，点火，自我感觉动作一气呵成，挥洒自如。
　　“这么小的锅，你烧粥还是熬药啊？！”电影中主人公抒情时的背景音乐戛然而止。我回过神来，发现郭滢的菜刀举在半空，忧心忡忡地看着我和那口小得可怜的锅。
　　“换个大锅！”郭滢不容分说地放下菜刀，弯腰从柜子里一堆锅碗瓢盆中，拎出了最大的一口，容量足够八路军老炊事班长给全连战士埋锅造饭的。
　　只听哗啦一下，这次是美丽图画被打破的声音，小锅里的米和水被无情地倒进了那口难看的大锅里。
　　我不动声色，但心里是一种不被理解的悲凉。辛苦营造的美景就这样被破坏了，我已无心恋战。于是解下围裙，溜出厨房和许戈辉聊天去了。
　　接下来的半小时里，厨房的门开开关关，我意兴阑珊，连眼皮都懒得抬一抬。从此以后，我不问厨事，只对厨房保留一份海外游子对故国的感情：远远地心怀浪漫地爱着。
　　终于吃饭了。几个人围桌而坐，相谈甚欢，这里按下不说。只说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众人对郭大厨说：“吃得太撑了，来碗粥吧。”
　　郭滢面露坏笑：“鲁豫烧的那锅粥，被我小锅换大锅不说，还连加3次水，结果还是烧成了一锅饭。别说，米饭烧得真不错，松软可口，谁要来一碗？”
　　按照拙劣喜剧片的套路，这里该来个定格：所有人大张着嘴，做惊愕状，目光定在我身上，我则露出窘笑，任“剧终”的字幕从我身上滚过。
　　　　　　　　　　结婚记
　　　　　　　　我们13岁相识，18岁相爱，21岁分开。
　　9年后，我们重又相遇，终于明白，什么都不曾改变。
　　我们之间没有求婚的过程，因为没有必要。
　　我甚至觉得办结婚手续都多余。两个人在一起生活，要向别人申请，要盖章，我觉得别扭，而且，极不浪漫。
　　可是，我们还是要结婚。
　　那是2002年6月的一天，我在香港，他在北京，终身大事在长途电话中不到一分钟就定了下来。
　　我不想惊动太多的人，只把要结婚的事告诉了高雁，她兴奋不已：“你们什么时候办婚礼？婚礼内容我早就策划好了。主持人是文涛和许戈辉，地点在中国大饭店，舞台两侧设两块大屏幕，播放社会各界的贺词还有你们俩面对镜头袒露恋爱经过，初步定20桌，你们的亲朋好友，同事、广告客户……”
　　“怎么还有广告客户啊？”
　　“这么大的活动，起码200个来宾，没有广告，费用从哪来？”
　　我忘了这个茬。
　　在凤凰，高雁负责所有娱乐类的节目和大型晚会。她要按照电视晚会的标准来操办我的婚礼。
　　“我还没说完呢。”高雁两眼放光，像是在竞标春节晚会似的，“大厅里要铺上红地毯，你不是喜欢普京在就职典礼上走过长长的红地毯吗？咱们就铺一条比他还长的，你们俩穿着礼服款款地走上舞台。因为是婚礼，就不安排太多的文艺表演了，但歌手要有一、两个。你喜欢谁？”
　　“Celine　Dion。”
　　“请外国歌手有难度，但通过唱片公司也不是没可能，只是费用太高了，不如考虑F4吧，他们可比Celine　Dion红多了。”高雁两只手在那儿比比划划，一定是在算出场费。
　　“唉，你是在办我的婚礼吗？非弄成F4的歌友会不可。我的终身大事，风头不能让别人抢去。”
　　“对对对，F4一到，场面不好控制。那请谁呢？”
　　我被高雁煽呼得也开始认真琢磨起婚礼仪式了：“请羽泉吧，他们唱的《最美》，我们在车上老听，有纪念意义。”
　　“好，歌手定了，剩下的就是广告了。”高雁一脸轻松。
　　“广告好卖吗？”我有些担心。
　　“当然好卖。”高雁斩钉截铁，“光一个冠名权就能卖好几百万呢。”
　　“那得挑个好名字，我喜欢名表、首饰什么的，所以最好叫卡地亚、蒂芬尼、百达翡力或者江诗丹顿特约之《鲁豫婚礼》。”我竟然开始对这个空中楼阁心驰神往了。
　　“你先选个日子吧。”高雁这一提醒，我才想起来，我的婚事，八字还没一撇呢。
　　“你帮我打听打听，在香港结婚该找谁啊？我们想结婚了，可不知道该怎么结。”我说。
　　“那你的婚礼办不办哪？”高雁不依不饶，“可不能浪费了我这么好的创意。”
　　“我得和他商量商量。他特别害羞，一见大场面就晕。”
　　果然，在电话里一听说又是红地毯又是200人的大场面，他就已经紧张得结结巴巴了：
　　“那，那我走路一定会顺拐的，不如让我扛台摄像机边走边拍吧？！”
　　他是摄像，习惯于躲在镜头后面。
　　“不行！”我对着话筒大叫，“从现在开始，你要练习走红地毯。”
　　我豁出去了，婚礼看来是躲不过的。既然要办，索性就往大了办，照着奥斯卡的规模。
　　高雁很快打听到了在香港登记结婚的程序：“你们俩带着证件去红棉道婚姻注册中心就行了。”
　　听起来简单，其实很复杂。
　　首先，要公证我俩的单身证明，然后，他要办赴港签证。
　　想想真郁闷，香港回归都5年了，可内地居民过罗湖口岸依然不比去美国容易多少。最简单的方法要算跟旅行团赴港旅游。
　　中旅的北京—香港线分7天团和14天团，每星期五出发。以往他都跟7天团来看我，这次他选了14天的，然后打当天第101个电话向我汇报进展。
　　“老婆，都办好了。11月22日到香港。”
　　2002年11月22日中午，我一做完直播节目《凤凰午间特快》，就急着往家赶。他已经到了。临出化妆室之前，发型师阿Ray随口问了一句：
　　“今天是星期五了，周末有什么计划？”
　　“没什么特别的，（只是去结婚而已。）”我咽下了后半句话，可脸还是红了。
　　气喘吁吁跑回家，老公正聚精会神地看着重播的《午间特快》。
　　“老婆，今天我们旅行团的人问我来香港看谁，我说看老婆，老婆在电视台工作，他们立刻问，是凤凰卫视吗？”
　　“他们没问你老婆是谁？”
　　“问了，我没好意思说是你。”
　　“这有什么，下次别人再问，你就说是小莉呗。”
　　话还没说完，我的屁股上就挨了一脚：“还不快去卸装。”
　　我认认真真地卸了装，然后和老公在楼下的茶餐厅匆匆吃了紫菜墨鱼河，就坐船直奔中环红棉道。
　　红棉道礼堂座落在公园中央，而公园夹在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之间。公园不大，两个人携手逛上一圈用不了15分钟，但公园的宁静却让人能立刻忘掉外面的车水马龙。这么说吧，哪怕你在附近的摩天大楼里工作了一天，此刻正一脑门子官司，一走进公园，也会有想结婚的冲动。
　　公园里有几个想必是来参加婚礼的人，各个脸上都是一副欢天喜地的神情。只有我和老公，手拉手神情肃穆地走着，看上去像是一对被包办婚姻捆住了手脚的不幸男女。其实，我们只是紧张。
　　我有一个毛病，对于教堂、机关和所有有象征意义的地方都充满敬畏，一旦身处其中常常会有不能控制的奇怪生理反应。有例为证：
　　1999年11月，我在伯利恒耶稣诞生地马槽教堂里因身体不适，加上被现场荷枪实弹的警卫弄得紧张无比，以至于腹痛难忍，几乎晕倒。
　　2000年年底我在纽约，星期日独自一人逛第五大道，路过一间教堂，突然心血来潮，想去参加周日礼拜，靠近上帝。而当悠扬的管风琴声响起，我随众人庄严起立准备咏唱圣诗时，不知中了什么邪，我竟然有一种压抑不住的冲动想要哈哈大笑。我被自己的疯狂吓坏了，急忙以最快速度冲出教堂，然后一个人蹲在路边放声大笑。上帝啊，请宽恕我！
　　扯得似乎有些远了，还是言归正传。
　　我和老公神情严肃地来到公园中央的一座小楼前。楼前正有一对新人和亲朋好友在拍照。新娘一袭婚纱，所有来宾都是盛装出席。我一下子蒙了，怯生生地拽了拽老公的衣袖：
　　“来这登记还得穿礼服啊？”
　　我俩面面相觑，他不敢看他的仔裤，我也不敢看我的短裙。
　　我们低头穿过欢乐的人群，推门进了小楼，楼里一片安静。
　　一位和蔼的中年女士接待了我们。
　　“我们是来登记的。”老公和我异口同声。话一出口我们俩都乐了，因为这象极了电影《小兵张嘎》里的台词。嘎子来到游击队，愣头愣脑地说：“我是来参加的。”
　　“这里是行礼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