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27-五月花号-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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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顺风，他们登上船，他们的朋友跟着他们，那些悲哀的道别的情景令人难过，听到他们的叹息、啜泣和祈祷之声，热泪横流之面容，撕心裂肺的谆谆道别，就连站在码头上看热闹的形形色色的荷兰人也禁不住流泪。
同布拉德福德一样将乘坐奔腾号的温斯洛也有同感。鲁宾逊牧师念了几句祷告词，接着泪水像关不住的洪水一样恣意流淌。那些不参加远航的人陪着我们上了船，但离愁浓重，难以言表；我们只不过是到国外去，……我们为他们鸣排枪并给了他们三片圣餐为他们送行。
鲁宾逊有可能在甲板上率众祈祷，但是顺潮已起、时间短促。鲁宾逊牧师跪到地上，整个弥撒团跟着他一起跪了下来。“泪流满面”的鲁宾逊将他们带到上帝面前祝愿他们得到上帝的保佑。他们站起身，开始互相拥抱，挥洒了更多的离别之泪。“奔腾号”乘风而去，现在，Delfts haven就像前一天的莱登那样渐渐消失在远方的海平线上。
鲁宾逊牧师最终未能见到美洲，也未能与那些在甲板上向他挥手的人们重逢。年幼的约翰·布拉德福德是否在送行的人群中的托管他的哪个人的怀中呢？他再也没能见上他母亲一面，与父亲分离了7年。当他最终与他见上面时，他发现父亲续弦已有四年了。
“奔腾号”载着约50个乘客，在马斯河上顺流而下，河面渐渐变宽，直到面对北海的荷兰角。当时天气和缓，海风阵阵。当这艘小船驶过荷兰角时，它很平稳。
德默尔和斯匡托一起在Wampanoag的领地里做了进一步的勘探，但在此期间，他们遭到了名叫“鳕鱼角的Nausets”的另一个印第安部落的攻击，德默尔被捕后曾被作为人质。如果不是斯匡托拼命为他求饶，他们早就把他给杀了。他们继续前行，一直走到Marth'sVineyard，在那里他们遭遇了更多的印第安人。其中有一个人认出德默尔是戈杰斯手下的人，而正是这个戈杰斯曾将他抓走。这些印第安人生怕他故技重演。于是他和其他印第安人在德默尔刚刚从船上登岸时便发动了袭击。
他们一行人中除了德默尔和留守在船上的人之外全被杀死。身负重伤的德默尔拼命逃回船上，但是如果不是船上的其他人拨出剑来保护他，印第安人早就“把他的脑袋砍了下来”。他们逃了出来，来到弗吉尼亚，德默尔在那里死去，可能死于他受的伤，也可能是他染上的什么病，也可能两者兼而有之。
这正是“奔腾号”和“五月花号”准备直接前往的那一片大陆。
《五月花号》 第二部分疾风骤雨（1）
1620年7月26日，星期三，Speedwell经过大约四天的航程，从Delfts黑文抵达南安普敦港。当她驶入港口时，船上的乘客第一次看到＂五月花号＂。她停泊在西码头，那是沿着Itchen河岸的一片突出的土地，刚刚高出南安普敦的水面。
选择Southamapton作为乘客的聚集地和出发站是出于实用性的考虑；“当地的商人和水手中对横渡大西洋到纽芬兰、弗吉尼亚和美洲海岸以及所需物资有经验者众多，而且离伦敦不远，如果需要与政府或公司打交道也很方便，所以适合作横渡大西洋的远航的出发地点”。
假如Speedwell号必须经过伦敦，那就意味着他们得从泰晤士河入海口上行，然后再回头入海，从战术上讲，南安普敦是一个相对平静的地方，“给从荷兰过来的整船的流亡者找麻烦的皇家官员要少些”。这是一个古城，所以和他们正要去的地方截然相反。古城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罗马占领期间，最初建在Itchen河的一个弯道处，公元650年，在原址的对岸重建，定名为撒格逊人的Hamwic城。城堡于1618年出售，现在己成废墟，但仍然是山顶上的一个令人敬畏的景物。
这个城市在中世纪晚期已不象过去那样富有，但仍然是一个繁忙的港口，特别是私人的商船比较多，还是挺繁华的。人口大约在四千左右。那里仍在建造大船，例如在1606年就造了三艘六十吨的大船，其中包括Speedwell号，1635年，外地来客还注意到建船的船坞。这个城市当时与纽芬兰的捕鱼业关系密切，在1619年，共有一百五十三个商人从这个港口出口货物。
在这以后很久，这个港口开始出现来自意大利的满载各种各样贵重物品的商船，在这些商船上的客商收购本地的羊毛，特别是棉布。他们是做贵重买卖的人，不做普通油盐酱醋的生意。所以南安普敦就此兴旺了起来，但是现在贸易都经过伦敦，使得该城难以维持十三世纪时建造的环城城墙。一个问题是资金，另一个问题是当地居民将城墙的砖石都拿来修理自家的房屋去了 。由于强大的火炮已经面世，城墙已经过时了，围城的火炮可以在城墙上打出一个巨大的豁口。
Speedwell在西码头抛了锚，最先登船的是“四大灾星”：卡弗、库什曼、克里斯托弗·马丁和韦斯顿所有这些人都在各行其事。其结果是互相怨恨、迷惑不解、经费的浪费和重复的准备工作。
卡弗声称他一直在南安普敦采购给养，结果连库什曼在伦敦买了些什么都不知道。库什曼指控“陌路人”任命的在坎特为他们采购给养的粮草官马丁“以我不知道的缘由”花了七百英镑。。马丁一怒之下，拒绝对他的支出作任何解释，反过来指控库什曼把整个远航的利益出卖给“商人冒险家”，因为库什曼在更改过的协议上签了字，他骂他是吸血鬼。
正在这个很尴尬的时刻，韦斯顿带着修改过的协议，要求弥撒团的首领在上面签字“以确认这些新的条件”。他们拒绝在文本上签字。韦斯顿很不高兴。他们告诉韦斯顿
他心里很明白这些新条件与最初达成的协议不符，所以在不和那些留在莱登的人们商讨的情况下，他们不能屈从这些条件。这时，韦斯顿觉得受到侮辱，告诉众人他们必须准备今后自立门户，然后气哼哼地走了。这是他们之间不满情绪的第一次暴露。
弥撒团的人和“陌路人”会合后，在南安普敦呆了近两个星期，不幸的是，这段时间对他们所有人来说，特别对于首领来说肯定是非常心神不定的时间。
这些新移民几乎可以肯定是睡在船上的，但是为了节省宝贵的途中所需的给养储备，他们每天要上岸去买新鲜、廉价的食品在船上开伙。女人们肯定去买各种各样的针头线脑，或者买上一、二个她们当初忘了打进行李的锅盆。说到底，南安普敦是他们在旧世界里的最后一个购物站。
南安普敦无疑是当时的一个典型的城镇：
城里的人不说都互相认识，至少都面熟，尽管那里有由水手和被这里的财富吸引过来的人们组成的流动人口。在城里出生的人，不管是穷人还是病人，甚至行为不轨的人，通常都可以仰仗当地政府提供的优惠待遇，而从外面来的穷人命运则不尽人意，因为市长和长老尽其所能将他们逐出城外，所以他们在城里通常呆不长。
与今天相比，那时的邻居关系要近多了，到离家最近的公共水龙头的路上（有水井的人家不多，再说水质可能也不好，不能饮用）或者到仅有的一些商店购物时，或在必须参加的教区弥撒过程中，在街上由于乱扔垃圾引起争论时，或在互相请客的饮酒和晚餐上，或在附近的啤酒酒吧里都有他们相遇的机会。
工作的时间很长，但仍然有许多假日和宗教节日在宗教改革运动后幸存了下来，人们尽情玩乐，有时甚至以暴力取乐。看斗牛、巡迥演出的艺人或马戏团的耍熊、城里的庆祝活动、教训违反习俗的人、在城里的靶场上练习箭术、城中草地上或其他地方玩滚木球、赌博、打牌，当然还有喝酒——这些是他们取乐的一些项目。再加上一条，那就是观看进出码头的船只的业余爱好（因为人的天性不改），“五月花号”和Speedwell号也在其中。
在南安普敦加入移民的一个新成员约翰·奥尔登是一个身材高大、金色头发、非常强壮的二十岁的年轻人，他被雇来做桶匠，负责照管途中不可缺少的淡水、啤酒和其他装在桶里和箱子里的储备。他的出生地不详，但可能是南安普敦，至少有一个奥尔登家族可以追溯到二百年前的南安普敦，一个名叫约翰·奥尔登的制箭人在1587年和1620年之间是该城的居民。1620年初夏的法庭记录里有他向休和艾伦·拉塞尔夫妇索取二十英镑（未付的工钱？）的状子。后人对在8月6日记录中最后一次提到他的名字之后发生的事有一种猜测，他可能死于8月6日和15日之间，正好是“五月花号”启航的日子。一种更进一步的猜测是他的儿子约翰如果认为讨债无望的话，他倒不如到“五月花号”上碰碰运气；南安普敦在同年7月的市政会议的议程上记有该城必须为皇家海军输送一百个新兵的事，当时仅二十岁的约翰未婚而且有一个那么有用的桶匠的手艺，自然是一个主要候选人。假如这一切属实，“五月花号”对他是个很有吸引力的选择，因为海军的军纪太严了。
Speedwell号本来是艘有问题的船。因为它倾斜得厉害，而且进水，所以它需要一次大修才能成行。但在启航前，韦斯顿说他一分钱也不出，“所以他们只好出卖掉一些给养以填补差额——六十到八十桶的奶油（一桶有五十六磅），也许他们还是卖掉为好，因为本来就购置得太多了”。
《五月花号》 第二部分疾风骤雨（2）
8月3日，莱登弥撒团的首领们联名签署了一封致“商人冒险家”的信，信中表达了他们的情绪，强调了库什曼是在“未征得我们的同意，我们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签的字，“尽管他也许自己认为是做了件好事，但我们并不能容许他这样做”。信中又说：“我们之间的主要差别是第五和第九款有关财产的分配，或者说保留房屋和土地的条款——你们中的一些人心里很明白这两者是众多原因中的促使我们前往美洲的两个特殊动机”。信中抱怨说他们在到南安普敦之前只看到一份新协议的“私人的复印件”，“我们看了一眼就极其厌恶，因为我们都已变卖了家产准备成行，所以取消远航的计划已为时太晚”。
这封信也向对方伸出了橄榄枝：
然而，由于你们就象我们一样看到了你们自己的错误，我们想双方在第九款后加一条附款，几乎就能愈合这个创伤。我们再次代表整个弥撒团向你们保证，如果在七年之内无法创出高利润，我们将继续和你们合股。我们希望这项提议足以满足这项合作中的任何一方，尤其是贵方。
信的结尾处是这样写的：
我们现在处在如此困境，我们必须出卖价值六十英镑的给养才能出港，然后还要让我们自己经受极端环境的考验，我们的奶油少得可怜，没有一点油，连用来修鞋的鞋底也没有，不是每个人都有一柄佩剑，我们需要许多毛瑟枪及护甲等等。然而，我们情愿冒这样很可能发生的明显的危险，相信上帝的神意并在此向你们所有人致以爱的敬礼，恳请上帝保佑我们的事业、把我们所有人的心用和平和爱的纽带连接在一起，就此告辞……
在整个过程中，布鲁斯特在哪儿呢？他有可能在Delfts黑文偷偷混上Speedwell，但是更可能是在南安普敦登的船：所有的人都知道他已经在英国。
尽管按规定布鲁斯特的名字在后期（获得土地专用权）的谈判过程中不能出现，按照简单的逻辑，他应该会和他的教会的人一起移民，从而逃避法律审他的既定程序。那么国王手下的人在哪儿呢？登船乘客的名单应该被仔细检查过，但布鲁斯特的名字不在上面。
一种可能性是他用的是化名——威廉森大师。在当时的荷兰，用父名来组成自己的名字是常见的事，而且威廉·布鲁斯特的父亲也是威廉，所以他给自己取名威廉姆森。荷兰的官员懂得其中的蹊跷，但在南安普敦或其他地方的英国官员只会把这个名字当成“字面上的名字”。而布鲁斯特用的威廉姆森的化名的证件都很合适，因为这些证件都是在荷兰签发的。
在南安普敦的检查有多紧无人知晓。两艘船在海角的两侧一边一艘，不大会有人日夜看守，即使有人看着，有那么一大堆人在装船，搬这个搬那个，互相大叫大嚷，来来去去。在夜色的掩护下，布鲁斯特可以偷偷地登上两艘船中的任何一艘，而且他肯定是这样干的。他与妻子和两个孩子的重逢肯定是在秘密中进行的。在公开场合下表现出来的欢欣会招人生疑。
当Speedwell号大修完毕，能够经得起远航的风浪时，出发在即，所有的人齐聚在“五月花号”的甲板上。布鲁斯特此时已经不在乎暴露身份，站出来对大家讲了话，他念了鲁宾逊的壮行辞。那是一封长信，也许是一封感情色彩强烈的信，充满了宗教华丽词藻——只要诚心悔过，加上上帝的宽恕，一个人“不论生死，都能逢凶化吉、遇难呈祥”。
同时，这封信充满了实用性的人之常情，这封信如此重要，值得大段地摘出。
一座新房子在能够站稳，各个部件尚未粘合牢固之前，人们必须小心，不能去用劲推摇。我恳求你们，我的教友们，你们做人行事也是一个道理，在最初定居的阶段里，你们千万要小心，不要被什么没有必要的新鲜玩意或者其他离经叛道之术去推摇你们的那座为上帝而造的房子。
最后，我想讲一讲有关你们成为一个政治实体——在你们中间产生一个由你们自己选择首领的民治政府的注意事项，你们不应该让一个比其他的弥撒团成员更加高贵的人主持这个政府——让你们的判断力和心中的神性体现出来，你们不仅要选择这样一些广施爱心仁义，献身大众福祉的首领，而且还要赋予他们以应得的荣誉，服从他们的合法的行政措施：为了你们自己的福祉，你们不要去挑刎他们凡夫俗子的人性，而要在他们身上寻找上帝的训戒，不要去学那些愚顽不化的芸芸众生……但是你们都很明白，这样的政府所拥有的神的能力和权威是体现在无论什么样的普通人身上所表现的那种崇高精神。这是你们应该更加留心的使命，因为至少在现在，这些普通人是你们仅有的行政官，而你们自己将要选择由谁来承担这些领导工作。
在等级森严的旧时代，这段话既是我们可能称之为民主理想的概要，又是如何将其付诸实施的行动指南。这段话将产生惊天动地的后果，时至今日，我们还能这样说，我们仍然能够感受到这个后果。
在这之前，有多少普通的英国百姓曾选择谁入主政府，从而对他们自己行使完全的、也许是绝对的权威呢？他们选择的那些人——这里值得再次强调，这是在一个现实的世界里——不只是一些被选举出来的基层官员，而是整个政府本身。不管土地专用权证书上是怎么写的，不管皇家法令是怎么定的，也不管从英国本土向遥远的殖民地发送什么样的法律和指令，从任何实际的角度上讲，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们实行的是自治。
他们站在甲板上聆听着，也许在轻声赞同，也许在默默点头，有些人也许手拉着手；孩子们肯定坐立不安、似懂非懂。海鸥在聒噪、翱翔；也许和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