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27-五月花号-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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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他们很难留下来，“因为根　据现行法律，任何一个可能因贫困而给教会增加负担的人将被统一遣送回他们的出生地”——这是莱登弥撒团的人们“最不希望发生的事”。　　　　
　　　　有一份报告认为他们与史密斯船长碰了头，他曾于1614年到过新英格兰，绘制了地图也写了本书。史密斯曾主动提出带领这次旅行，并出谋献策。尽管定居者收下了地图和书，他的好意却被婉言谢绝了。史密斯后来说他们“可笑的无知给他们一种无止境的耐心，认为他们能找到比我建议的更好的方案，其结果是他们过了远远超过一年时间的非常艰苦的日子”。


《五月花号》　第二部分疾风骤雨（5）

　　　　普利茅茨对他们来说是个好地方。它具有新教的传统，几代人的教区牧师都是民众自己任命的。从1608年，这些人被称为“清教徒”。其实，到了詹姆斯一世（1603年）的年代，普利茅茨已被认为是一个清教徒占大多数的城市，至少具有很强的清教倾向。普利茅茨还有其他优势。该城的商人是最早从事横跨大西洋的贸易，所以在他们等待出发期间，可能听到过不少有关探险的传说。这里的素材很丰富，任何身上带着海腥味的老水手都能绘声绘声地讲上几个故事。1585年，理查德·格伦维尔爵士就是从普利茅茨出发，在北卡罗莱那建了一个名叫罗纳克的殖民定居点（最终以失败告终）。　　　　
　　　　自从十六世纪开始，从普利茅茨出发的船只一直在纽芬兰的鳕鱼海岸附近活动，这可能是“十六世纪以Doven为基地的、为往返航行、探险和早期的美洲殖民运动航海服务的商人、船长和水手”兴起的部分原因。在“五月花号”的乘客等待期间，八艘从普利茅茨出去的船在新英格兰海域捕鱼，四、五十条渔船在纽芬兰海域作业；渔季从3月到9月。这一类的捕鱼业有必要建造一些临时的定居点，但这些算不上真正的殖民定居点，那里的人最多呆上一、二年。　　　　
　　　　普利茅茨的人对横渡大西洋的船只补充给养很在行，从某种意义上讲，“五月花号”和Speedwell号只不过是两艘普通的到新英格兰的船只而已。城里的人们不会把它们的到来和离开当成什么了不得的事，这些船上的乘客又不是去火星。不过，普利茅茨的航海老手会认为九月份出发“有欠考虑”，在那里捕鱼的渔船就是在这时候经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港口登上归途的。　　　　
　　　　他们在普利茅茨逗留期间，“陌路人”可能去试了试一些普利茅茨喧闹的酒馆，尽管莱登弥撒团肯定反对。不过，“陌路人”得到了很好的照顾，因为在他们离开弥撒团后，他们回忆往事时曾谈及“受到友善的招待和住在一起的许多朋友的有礼相待”。　　　　
　　　　在这段时间里，乘客们住在哪儿呢？一些人可能住在商人的家里，尤其是更资深的成员。“岛屋”——一座幸存的当时的建筑前有一面碑牌记有此事。更穷一点的市民提供了其他人的住宿。商店和仓库也许也被派上用处。也许有些乘客仍然留在船上。当然，他们可能在Barbician区的“岛屋”里度过了最后的一夜。　　　　
　　　　“五月花号”的全体乘客有一百零四人，包括三个怀孕的妇女——其中两个在船上生了孩子。船员有二十五到三十人。一百零四人中包括五个船员：其中三人是雇来在定居点扎根的，另外两人将在定居点住上一年——其中的一个是名叫WilliamTrevore的年龄不详的雇工。船员中包括一个将要负责组装一般装在“五月花号”上的、将来在定居点派大用处的备有船桨和风帆的露天小帆船的人。艾萨克的兄弟约翰阿勒顿打算回到莱登去接下一批人。还有老家在南安普敦或哈维奇的约翰·奥尔登……　　　　
　　　　在最初从斯克卢比出来的那批人中，只有布鲁斯特夫妇和布拉德福德夫妇在船上。史家对有关乘客和船员的情况所知甚少，估计有关文献记载已永久流失，但有关首领的情况还是有一些零星记载。莱登弥撒团　　　　
　　　　艾萨克·阿勒顿：约三十四岁，一个从伦敦来的裁缝，与他的妻子玛丽和三个孩子同行。　　　　
　　　　布拉德福德：三十岁，与他妻子多萝西同行。　　　　
　　　　布鲁斯特：约五十三岁，与他妻子玛丽和孩子洛夫和瑞斯特林同行。　　　　
　　　　约翰·卡弗：年龄不详，与妻子凯瑟琳同行。　　　　
　　　　詹姆斯·奇尔顿：约五十七岁，一个从坎特伯雷来的裁缝，与他的妻子（姓名不详）同行，他是全体人员们最年长的。　　　　
　　　　塞缪尔·富勒：四十岁，制绸者兼医生，单独前往。　　　　
　　　　约翰·豪兰：年龄在二十一至二十五岁之间，老家在亨廷顿郡，也是单独前往。　　　　
　　　　迈尔斯·斯坦迪什：传说中年龄是36岁，与他妻子罗丝（年龄不详），被人形容为“单人匹马”。我们可以把他想象成一个个子矮小、红头发、脸色红润，是一个有经验的士兵和领头人。他性情暴躁，“头脑发热、无所畏惧”。他将负责殖民定居点的防卫工作。　　　　
　　　　威廉·怀特：年龄不详，与他的妻子苏珊娜，年龄也不详。怀特死于1620年或1621年，他的遗孀与爱德华·温斯洛在一个被英国的合法的司法界认为是象模象样的地方举办了第一个民事婚礼。　　　　
　　　　“陌路人”　　　　
　　　　奥尔登：一个桶匠。　　　　
　　　　约翰·比林顿：年龄不详，与他的妻子埃伦（年龄也不详）以及他们的两个孩子同行。一个乱糟糟的家庭，行为不轨。比林顿是定居点第一个因犯谋杀罪被绞刑处死的人。　　　　
　　　　弗朗西斯·伊顿：年龄二十五岁，与他的妻子萨拉（年龄不详）和他的儿子塞缪尔同行。塞缪尔在旅途中仍是一个“吃奶”的幼儿。　　　　
　　　　斯蒂芬·霍普金斯：年龄不详，他有一段独特的经历；在所有的乘客中，只有他一人曾远航到美洲的詹姆斯顿。他与妻子伊丽莎白（年龄也不详）和四个孩子同行。　　　　
　　　　理查德·沃伦：年龄不详，一个伦敦的商人。　　　　
　　　　一开始，塞缪尔将凯瑟琳的四个孩子托给不同的房客照管，但是，火气冲天的凯瑟琳仍然继续虐待这些孩子。所以他觉得有必要将这些孩子送到更远的地方，“在一个远离这个多灾多难的地方”，为他们提供教育和生计。于是，他将这些孩子交给约翰·卡弗和罗伯特·库什曼一同远航。　　　　
　　　　这些孩子实际上是孤儿。他们被分配到三个人家。两个最小的孩子理查德和玛丽被布鲁斯特家寄养。七年的合同期满之后，他们得到了五十公顷的份额——理查德一直活到1690年，他是最后去世的“五月花号”的乘客之一。　　　　
　　　　船员中包括四个船长副手和一个火炮手。大副是约翰·克拉克，他也曾到过新大陆，还有船医雷尔斯·希尔斯。　　　　
　　　　9月6日，星期三，他们准备停当，风向是东北风，吹的是一股小劲风。船驶出萨顿港进入普利茅茨湾，他们的右边是又长又宽的环绕Cawsand湾的羊头角。绕过羊头角，他们进入英吉利海峡，通向大西洋的水面渐宽。一下子，在他们的面前出现了一片汪洋大海。　　　　
　　　　后人对“五月花号”这艘船本身进行过很周密的研究，不只是因为她没有留下任何图片，而且连图纸也没有幸存下来。“五月花”这个船名并不特别；普利茅茨港1620年的记录中就有三艘同名的船，但都不是载客远航美洲的那艘，因为在她停靠普利茅茨时没有卸过货物。1620年5月22日，她第二次载着白兰地从法国返回。韦斯顿将她租了下来。琼斯船长也是船的部分拥有人，他很可能是经管“五月花”号的商业事务，可能把Rotherhithe作为“五月花号”的基地。


《五月花号》　第二部分疾风骤雨（6）

　　　　琼斯在半层甲板处有个舱房，其余的船员自己在船上找地方安顿。假如乘客把最大的舱房和甲板面积占去的话，每个人也只有象现在旅馆单人房间大小的面积。有关他们睡觉的安排的记载不详，关于这一点，大多是推测，有一种观点认为一家人睡在一起。可能一大家子依偎在自家的毯子下面，躺在草垫子上，也有可能就躺在船板上。烧饭也是个问题。船上有一个砖砌的炉灶，这是另一个推测，这个炉灶是全船的人公用的。在整个航程中，他们一定很冷很湿，海水加上雨水滴滴答答地溅得到处都是，漏到每一层舱面。　　　　
　　　　孩子们该有多么害怕，尤其是在晚上？他们是怎么哄他们的？那些奇怪的、无休止的混杂声响：船板的吱呀、风吹到船上发出的尖啸、海浪不断拍打船身的声音和海员们粗声大嗓的喊话在他们的耳朵里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饮食是单调乏味的。啤酒是他们通常的饮料。咸肉、腊肉、干鱼、乳酪和豆料是他们的主食。钱多一点的乘客带了象糖、葡萄干、和柑桔类的水果。布鲁斯特、布拉德福德以及一、二个其他首领带了一些白兰地和金酒。　　　　
　　　　当船缓缓驶入大西洋时，他们遇上了几天的“顺风”，尽管有些人无法避免地晕了船，似乎有希望完成一个快捷的横渡。　　　　
　　　　掌握“五月花号”的运行需要技能。帆船运行的秘密在于掌握节奏，掌握绳索和风帆、桅杆和船身的关系，有机地将这些因素结合起来，让船得到最佳的风力。船身短小、宽度和与船上不太成比例的大型构架使得像“五月花号”这样的船难以掌握，转方向时很费劲。　　　　
　　　　进入大西洋，“地角”离他们越来越远了，史密斯确保“五月花号”避开比斯开湾以及被带进Finisterre海岸边的暗礁群的危险，然后再选择航线。他可以乘着季风向南走，然后再转向，那是哥伦布曾经走的路线。他也可以向北到格陵兰，然后让北冰洋的潮向带动船：这条航路短些，但更加危险，因为这片海域风大浪高，再过几天就是10月份了——几乎入冬了。我们不知道他们走的是哪条航线，就象有关他们的许多事，我们也许永远都不可能知道。　　　　
　　　　从船在途中遇到的天气推断，她很可能走的是北路。顺风没有持续。他们进入了侧风海域，风暴“大作”，全船“震撼。，船身上部进水。更糟糕的是，一根主粱被折弯并出现裂缝——情形之危急，弥撒团中的一部分人和船长及其部分助手碰头讨论是继续前行，还是调头返回。这场争论在海员中引起“不同的反响”，他们处在进退两难的境地，如果他们折返，他们的工资就会泡汤，如果继续前行，就有可能搭上自己的身家性命。琼斯最后拍了板，因为船还结实，“吃水线下的船身尚牢靠”，他们决定继续前行。但这里有那么一点小插曲，因为要修复主梁，他们得用弥撒团从荷兰带来的一个“巨大的铁螺丝”来重新架起主梁。当他们修复完毕后，木匹和工匠保证有了那根在底舱撑住主梁的立柱，加上其他措施，应该足以保证船的安全。　　　　
　　　　除了旅途的危险、繁琐和拥挤的舱位，这次远航还带来其他冲突。有一个水手，一个趾高气昂、脏话连篇的年轻人奚落病中的乘客。此人每天都骂骂咧咧，说他希望在船到新大陆之前将船上一半的人全扔到海里去。如果有人出来指责他，他就什么样的脏话都骂得出来。最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大约走到一半的地方（根据布拉德福德的估算），这个水手突然病倒，得了很严重的病，最后死得很痛苦。他是船上第一个被海葬的人。　　　　
　　　　这次远航没有一本完整的日志，所以无法知道此事是在何处发生的；也无法知道他们是何时遭遇“狂暴无比”的大风的，“海浪之高，让他们连一张帆都无法撑。被迫一起躲进底舱好几天”。帆落了下来，船就任凭风浪吹打，随波逐流、摇晃旋转、上下沉浮，船上的人只有抓往什么东西才能站稳。无人控制的船有可能被风吹回伊明汉姆以外的北海海域，或者被带到挪威海岸。到了10月，就在这一团糟的处境中，雷普金斯的妻子伊丽莎白生下一个男孩，起的名字非常应景合时——海儿。　　　　
　　　　在风平浪静的日子里，布鲁斯特可能在甲板上举办每天的弥撒——祈祷、唱圣歌、朗诵圣经——弥撒团聚集在他身边，他大声地讲演，想把自己的声音压过海上的涛声；作弥撒的团员不安地晃动着，也可能随着船身令人眩晕的晃动摇晃着。　　　　
　　　　船上总是湿湿冷冷的——厄珀姆琢磨着这一船上没有一处干燥的地方。船很拥挤，通风很差，底舱没有照明，饮食也不是很充足，弥漫着呕吐的污物和船底渗水的气味。　　　　
　　　　象他们这样挤在一起，做每件事都很费时：每家人为二到四个人做饭，从炉膛里冒出的烟扑面而来，留神看管孩子……然后在底舱里找个舒适的地方睡上一、二个小时，在底舱找舒服地方可不容易，有时连腿都伸不直——这就是他们航程中日日夜夜的真实写照。每天都在和自己内心深处的恐惧感、和身上的疾患以及身体的不适作斗争（妇女和少女来月经时，她们是怎样应付的？）。　　　　
　　　　另一个老家在亨廷顿郡的年轻人约翰·豪兰的描述会让你知道这次远航是何其危险。这艘船“的船身被一场疾风暴雨包围”，在船倾斜时，他被抛到海中，但他抓住一根高帆缆——用来升降风帆的缆绳——尽管他已经沉入水中，但他紧抓不放，船上的人将他拉出水面，并用船钩将他吊上船。他后来一直活到1673年。　　　　
　　　　只有一个名叫威廉·巴顿的乘客死在途中。他是塞缪尔·富勒的佣人，他是一个来历不明的“年轻人”。死因也不清楚，他是在船正向美洲海岸迫近，离登陆还有三天的地方死的。琼斯船长在他死的前一天“根据海水颜色的变化以及西边云彩的大致轮廓判断”他们已接近美洲海岸，他很可能已经能闻到从海岸吹来的风中的那股土地发出的强烈的、泥土的气息。在土地上呆惯的人们可能不会象在海上呆了很久的水手那样欣赏这种气息，从海岸吹来的风中充满了土地和生命的讯息，就象守着土地的人们闻到海风就想到腥咸的东西那样。　　　　
　　　　他们在拂晓时分登岸。他们断定，他们“在海上挣扎了那么久”后登上的海岸是鳕鱼角，他们的欢欣之情非同小可。那一天是1620年11月9日，他们在海上走了足足六十五天。　　　　
　　　　绘制地图的史密斯描述道：“在这条漏水的、支离破碎的船上挤了九个星期，躺在潮湿的甲板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变得越来越虚弱，越来越精疲力尽”。　　　　
　　　　他们眼前的这片土地让他们心宽了许多，和将大西洋抛在身后的那种感觉一样，这是一片绿树成行，一直延伸到海边的大好土地。和我们今天看到的景象很象，因为除了（鳕鱼角）后面凸出的部分被水冲掉变得平直，以及塞进港湾的那些垃圾之外，现代勘测的历史和与古代地形的比较都没有显示任何重大的海岸线的改变。　　　　
　　　　登岸之后的情形，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推测。破晓时分——六时三十分——他们还没到离岸足够近的地方，所以不知道他们的精确方位。也许琼斯船长知道，因为他知道他们在北纬四十二度附近，假如他顺着四十二纬度线走的话，他就能把“五月花号”带到鳕鱼角。琼斯也应该知道，“不管他向乘客们透露与否，在九日破晓之前，他正向鳕鱼角前进”，尽管在破晓时，在天大亮前，他会让船跑到七十五寻（一寻相当于六英尺）的浅海区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这可能说明船在伊斯特姆和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