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27-五月花号-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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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从一开始，史密斯就心怀戒意。他把他带来的信众从老教堂引开，因为他认为分离主义者不应该在公开场合使用翻译成英语的圣经做弥撒。上帝是不说英语的，因为在圣经故事发生的年代英语还不存在，所以，经过翻译以后的东西就不可能是真正的上帝说过的话。翻译肯定把上帝的话歪曲了。
其实，真正发生的事是“心神大乱”，史密斯那个追根寻底，“从不安心”的脑子是整个混乱过程的根源。他开始对分离主义教会的基本信条进行深刻的反思，从而得出结论，这些信条必须重建。他确认他有充分的理由重组教会，建立新的教会结构及其洗礼程序。他在一个面包坊里建立了他自己的教堂，并且“使用圣经原本用的希腊语和希伯莱语讲道，他经常一讲就是几个小时。他禁止任何人借助书面或印刷品或者任何圣经译本发表言论。”他取消了音乐，甚至取消了唱诗班，并且“完全摈弃婴儿洗礼”。其后，各种冲突便接踵而至。
对于分离主义者来说，史密斯提出的观点非常令人不安。我们这个时代的稍稍有些不信神的学生会觉得没完没了的有关神学中的微妙差别的卡尔文式的争吵听上去索然无味或者令人气恼。殊不知在16世纪时，所有读过点书的人都对神学有极浓厚的兴趣，一旦他们悟出并掌握了他们认为是神圣真理中的一部分东西，他们宁愿为其受火刑而死（许多人真的死于火刑），因为他们认为只有沿着真正的正确方向，绝无分毫的偏差，他们才有希望在死后得到拯救。所有人都相信人死后仍有生命。不过，即使按16世纪的标准，史密斯的做法也有点过分；鲁宾逊和布鲁斯特两人都认为他“心神不稳和神智恍惚”，有些令人生厌。
这些冲突造成舆论大哗。史密斯宣称分离主义者都不能算基督徒，因为他们还是婴儿时就接受了洗礼，而婴儿是无法“与救世主建立盟约的”。按照这个逻辑，整个团体必须解散，重起炉灶，将“每个成员”重新施洗礼，从而建立基督的信仰。然而，这个逻辑是有漏洞的，因为如果他们一群中没有一人可以被认为洗过礼的话，他们怎么可能“重新开始”呢？因为一个未经过洗礼的人是不可以为别人施洗礼的。史密斯是用为自己做洗礼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的。这个举动制造了一个席卷英国国教和分离主义教会的“冲击波”，这个冲击波是疑惑和恐惧的混合产物。
斯克卢比弥撒团到荷兰时，阿姆斯特丹已经有三个英国教堂：史密斯办的教堂、老教堂和英国改革教派教堂。最后那个教堂属长老会——由享有同等权利的长老主持，信众多为英国商人。斯克卢比弥撒团到LangeHoutstraat的老教堂与那里的信众一起做弥撒，但在那里，他们发现了那里存在约翰逊和他弟弟乔治之间以及约翰逊和安斯沃思之间的裂痕和冲突。这里冲突的焦点是有关性爱的问题。
乔治和一个名叫托马辛的年轻寡妇结了婚，但是约翰逊认为她的穿着不够朴素，乔治是被她“蒙住了眼睛、迷惑了心智、灌了迷魂汤”。布拉德福德的措辞较为和缓，他把她形容为一个“阴沉的女人”，外表朴素，乐于助人。
他和她结婚时，她还是一个年轻的寡妇，她的亡夫是一个商人，她从他那里继承了一大笔遗产，她是一个敬神的女人，身穿她过去一直穿的既不过分奢华也不过于简朴的衣着，［他们］对她衣着最主要的意见是她穿的束胸上衣袖子的样式和带有鲸骨撑架的长裙、硬皮鞋以及其他衣着是和她过去同一阶层的人们穿戴的东西。
布拉德福德提到托马辛和乔治愿意改穿其他衣着。他还描述了老教堂的情景：
在他们各立山头，遭到破坏之前，在阿姆斯特丹，他们大约有三百信众。他们的牧师手下有三个德高望重的老人和一个年迈的老妇人担任副主祭，尽管这个老妇人当选时已经是60岁的老人，她已为他们工作了许多年。她很敬职，是弥撒团中的一个标志性的人物。她通常坐在弥撒团信众中的一个方便的地方，手持一根桦木木杖，年幼的孩子对她敬畏有加，所以不敢在做弥撒时造次搅扰。她经常访问疾患羸弱的人们，尤其是妇女，如果有需要，召来我们的佣人和年轻女子看护她们，并在她们需要时提供帮助，假如他们是穷人，她会从那些能够帮忙的人那里募集捐献，或者向（男）副主祭通报；人们就像在以色列国里的人敬遵母命那样听从她，她是耶稣基督的执行官。
毫无疑问，布拉德福德在做这些记录时是比较客气的。爱德华·阿伯在描述老教堂时可没有这样客气，他认为老教堂本来应该是未来全世界既完全符合神意又具有实用意义的基督教堂的典范。但是，老教堂的历史却是“除了愚蠢、误导和暴力之外什么都没有：虚伪、内讧、不讲公德，所以它的信众渐渐被阿姆斯特丹的居民所厌恶。”
约翰逊和安斯沃思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1610年，安斯沃思带了一小群人离开了老教堂，搬到离老教堂相隔几个门的一家原来的犹太教堂里另立山头去了。
到这个时候，斯克卢比的弥撒团已经离开。在抵达荷兰后9个月到一年的时间内，鲁宾逊和其他的长老觉察出这些冲突正在产生的影响及其后果。他们担心“争斗的烈焰”也会吞没他们的弥撒团，于是采取了一项抢先措施：他们决定离开阿姆斯特丹。他们还看到了一些“公平和美丽，有着五光十色的富足和充实的城市”，但是不久，他们便不得不面对无法躲避的“像千军万马那样向他们扑来的阴森、可怕的贫困现象。”这好像在说他们当时难以维持生计（尽管下面会有相反的证据）。也许他们在斯克卢比昏昏欲睡的草原上的家被连根拔走，移植到一个喧嚣的商业城市的中心之后，他们遭受的是正常的“文化迷茫”。老教堂里的内讧无疑也是一个因素。他们最后决定搬迁到阿姆斯特丹以南25英里的莱登市。
克利弗顿留了下来。他是约翰逊弥撒团的教师，年事已高，不想再参与激进的活动，特别是他现在觉得自己已经在阿姆斯特丹扎下了根。
他是一个阴沉的、父亲般的老者，刚到荷兰时，他蓄着一缕银白色的长髯；一个如此受人尊重的老人在如此高龄被迫离开祖国流亡海外，何等悲怜？但是这是他的归宿，他耐心地忍受着这一切……他为人高风亮节、坚守传统，至死不渝。
斯克卢比弥撒团行事稳妥。鲁宾逊在搬迁前先给莱登市的各宗教领袖发出请愿，请求他们同意弥撒团在该市活动。他写道：致莱登市的名望人士及法庭书
特此呈请：出生于大英帝国的福音牧师约翰·鲁宾逊以及基督教改革教派的一些信众，男男女女加起来大约一百人，谨此表达他们于五月一日前往贵市定居之愿望，他们将在贵市自由谋生，不会给贵市的任何人增添任何负担。他们向诸位大人发出请愿，谦恭地请求各位大人批准他们提出的以上请求。
《五月花号》 第一部分到荷兰去（4）
英国驻荷兰共和国大使拉尔夫·温伍德爵士为此提出抗议并要求将这些人引渡回英国，但是莱登市政当局未予理睬。温伍德然后越级告到荷兰最高的政府结构，荷兰政府继而就此事质询莱登当局，莱登当局显然不愿被外人左右，回复称他们对斯克卢比弥撒团的情况一无所知——不知他们是被流放还是被通缉——也不知晓他们是否是布郎主义者。莱登当局的立场是明朗的，该弥撒团肯定可以在该市定居。该市职员简·范霍特写道：
本市法庭在权衡目前这项请愿的性质后宣布，他们无法拒绝诚实的人们前来本市定居的请求；只要他们为人公正诚实、遵纪守法。据此，该请愿将予以批准并受到欢迎。
该动议已被市议员于1609年2月12日在市政厅举行的会议上通过。
特此签名
简·范霍特
莱登是荷兰第二大城市，该城是在西班牙人在断粮和发生瘟疫的条件下拒不投降后经过长期围困于1574年解放的。城中百姓都是些坚韧不拔的人。
从许多方面来看，莱登是整个荷兰的缩影：开放，而不是封闭的。在斯克卢比弥撒团走近莱登时，他们会看到一些教堂尖顶，其中有位于市中心西南角的圣彼得教堂。这座教堂矗立在一个通往六条以上用鹅卵石铺成的街道的空场地上。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将定居在该教堂附近的区域，所以他们会非常了解这个地方的。莱茵河的两条支流穿过莱登，所以城中水网纵横。解放一年后建立的大学“彻底致力于宗教改革事业，但是占主导地位的神学理论是实用的、以民族主义为基调的人道主义”。莱登有三万五千人口并以纺织业著称，为人们提供了潜在的就业机会，整个城市有一种家园的温情，美观漂亮。
这里的风景极美，有自己的风格。法国史学家中有一人曾这样描述过它：毫无疑问，莱登是世界上最壮观、最美丽和最有情调的城市之一。街道清洁、宽敞；盛夏时节，人们漫步在架有桥梁的菩提树成行的运河河畔，波光粼粼，令人赏心悦目；城中建筑整齐、优雅；为数众多的公共场所也都被菩提树和榆树环抱；道路上铺的砖石极其工整。
然而，正如布拉德福德所指出的那样，它不靠海，所以不像一个重要的港口城市那样能够提供多种多样的就业机会。其结果，对于弥撒团中的人外出谋生没有带来多大的好处。现在既然到了这里，他们将尽力而为，“尽可能地去做他们能做的手艺和职业”，用“他们在精神上得到的满足”来安慰他们在物质利益上的损失。
布鲁斯特在Stincksteeg（“臭巷”）里租了一座房子，成了一个英语教师，特别为从丹麦和德国来的学生开课，但是弥撒团中的其他人发现在这里谋生更加艰难。
他们迁居5个月之后，荷兰政府派出一艘探险船并且宣布沿途发现的任何陆地归属荷兰。他们雇了一个英国人带领这次探险。1609年9月12日，这艘船在北美沿着一条河一直驶到今天的纽约州的奥尔巴尼。当时，那条河尚未命名，但很快便得了一个名字。那个探险的领头人名叫亨利·哈德逊。（译者注：纽约市位于哈德逊河的入海口）
如果斯克卢比弥撒团的人们认为他们换一个地方便可以逃避宗教改革运动中发生的各种矛盾和冲突，他们就大错特错了。在莱登，这些冲突发生在大学里。那里的两个神学教授正在为如何解释卡尔文主义新教理论相持不下，因为这些争议被局限在一个窄小的、狂热的空间——大学校园里，它们显得更加火爆。
争论的双方是雅各布斯·阿米尼尔斯和弗朗西斯·戈默，后者恰好是荷兰的卡尔文主义者的领袖。阿米尼尔斯的追随者提出他们的有关救世的神学理论，他们摈弃了卡尔文主义的命运预定论，指出人用不着经过上帝的许可就能形成自己的意愿。这场关于人类灵魂的地位的争议愈演愈烈，直至引发骚乱。尽管阿米尼尔斯在久病之后，于10月19日死于肺结核，他的妻子和9个孩子（最小的才13个月）守在他的病榻前直至他病逝，这场争议还会继续引发更多的骚乱。
在荷兰，分离主义者有一个有效的方式传播他们的观点：散发印刷品，当时政府对印刷品的内容不做任何限制。在莱登定居的第一年里，当时著名神学家鲁宾逊曾利用这个条件，发表了“为分离正名”一书。这个弥撒团将再次利用这个自由，从而造成内部的冲突。
他们在历史的后台上重新开始生活，主要精力放在谋生度日之上。这个后台一直很暗，只有一些转瞬即逝的亮光。1610年12月13日，
从英国来的单身汉、制造粗厚棉布的工人威廉·庞图斯，在他新结识的朋友威廉·布鲁斯特、罗杰·威尔逊和爱德华·索思沃思的陪伴下与同样是从英国来的纺纱女工怀布罗·汉森结婚，陪伴新娘的是她新结识的朋友詹妮·怀特、安·弗勒和玛丽·巴特勒。
有一项估算表明大约一半的弥撒团成员从事纺织业，其他的人则是石匠、木匠、烟草商或从事其他职业。弥撒团中的一对夫妇是“莱登最早制造烟斗的制造商之一”。除了给学生教课，布鲁斯特还是一个丝带制造商。
弥撒团中可能有三分之二的人住在圣彼得大教堂周围。他们最初在何处做弥撒呢？尽管在1611年，包括约翰·鲁宾逊在内的4个弥撒团成员在Kloksteeg（钟楼巷）买了一座老房子和花园以及邻近的一块地皮。此地被称为“绿园”，成了弥撒团活动的中心，历史记录已无踪迹。鲁宾逊当时住在二楼，底层是供开会、做弥撒和经商之用。在空场地上，为更穷的弥撒团成员建造了差不多12座小房子。
布拉德福德将他在奥斯特菲尔德继承的一块地卖掉之后，也在那里买了一座房子，然后和他的新婚妻子一同搬进新居。此事也许提供了一条线索（哪怕是很笼统的线索），弥撒团的成员能够在英国变卖家产，并将钱送出英国。
斯克卢比弥撒团，也许现在更准确地说，莱登弥撒团中的一些人发了财，成了“Poorter”，也就是莱登的荣誉市民。这是一个民间的称号，与国籍无关，所以他们仍然是英国人，但这个称号不是什么样的人都能得到的。你必须被人提议推荐才能中选。布拉德福德于1612年成为荣誉市民，乔纳森·布鲁斯特于1617年获此称号。
1613年12月，23岁的布拉德福德与16岁的原先从坎布里奇郡的威斯贝克来的多萝西·梅成婚，她娘家的人在老教堂做弥撒。按照荷兰的习俗，婚礼是以一个民间仪式举办的。
斯克卢比弥撒团的人更倾向于同团内的人或英国移民结婚。假如他们真的同圈外人结婚，那一定是同英国分离主义者有宗教关系的人。这些婚姻带有浓厚的民族色彩，至少在第一代人中如此。在这些订婚仪式中，未来的新郎官所从事的职业经常被记录下来，这些记录提供了一些零星的线索。
《五月花号》 第一部分到荷兰去（5）
弥撒团中的一些人进了纺织业谋生，从制帽业到布鲁斯特的丝带业，但大多数人做的是粗羊毛纤维制品，大多不需要什么技术，工资也低。这些活是在英国的草原上干粗活的人能够胜任的简单、低下的活计。然而，布拉德福德在丝绸业做了一阵学徒，尽管“在丝绸作坊为法国人做工时边学边做的”那段学徒的日子不好过，他最终还是开了一家自己的做灯芯绒的店铺。
总而言之，一旦弥撒团定居妥当，“他们便建立了能够负担而且舒适的生活，但是必须通过艰苦不断的劳作才行。”归根结底，这既是他们在斯克卢比、莱登以及任何其他地方生活时所预计的生活，也是他们在各地实际生活的写照。
与此同时，Wampanoag印第安部落的斯匡托一直与一个在新大陆探险的重要先驱费迪南多·戈杰斯爵士一起住在英国。此公最终找到了缅因，并在普利茅斯公司里担任重要角色。1611年，一艘由爱德华·哈洛任船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