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是一生最初苍老-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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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童年往事》中阿孝父亲的死，我倒是挺羡慕的。我羡慕他死在了无声无息的梦中，应该没有什么痛楚；我更羡慕他一声不吭就死了，毫无征兆，剩下的人世诸事都抛将给妻儿老小，都不再管，就让他们好自为之去吧。这样说来好像太残酷太没人性了，但人都死了，难道你还要叫他在阴曹地府中继续心事重重不得安宁吗？那是肯定要闹鬼的。就让那个温润沉默的父亲在另一个世界继续读书写字好了，再不用颠沛流离、愁病交加，把鲜血咳到洁白的信笺上。
大人们死了也就死了，孩子们还是要继续生长的，就看他们长得好长不好了。长得好的可以长成参天大树，枝繁叶茂，昂首挺胸；长不好的，就成了天涯小草，终日风吹日晒雨打，虽说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可那样还真不如死了算了。在长好与长坏之间的是那些夭折了的孩子们。阿孝有一个小姐姐就夭折了，死的时候肚子鼓了起来，很难看。这些都是从妈妈口中听来的，阿孝根本就未曾见过那个小姐姐。阿孝渐渐长大了，在学校里打架、作弊、跟踪女生，十个男孩有九个都是这样混过来的。还有一种共同的经历就是，某天走进教室，老师宣告一个惊人的消息，说某某同学死了，希望今后大家注意安全。某某同学的死因可能是多种多样的，据我所知就有染病病死、翻墙摔死、被雷管炸死、游泳淹死、打架打死等等。《牯岭街》中的小明不就被小四儿给捅死了吗？一个上中学的女孩竟然死成那样，足以延展出无限故事。《霸王别姬》中的小癞子是先往嘴里塞满冰糖葫芦然后上吊而死的，《穆谢特》中的穆谢特是自己顺着山坡滚落进河水中淹死的，《荆柯刺秦王》中的赵国小孩们是勇敢地从城楼上跳下去摔死的，还有《活着》中被抽血抽死的有庆和吃豆子撑死的苦根，还有《香港制造》中病死的阿萍……如果说在电影中死去的孩子们还不够逼真的话，那咱们就看看真的。我就亲眼看到一个初中女同学倒毙在讲台上。她走上去演算几何习题，太紧张了，犯病了，咚一声跌倒，头磕在水泥台面上，双眼翻白，死了。还有一个瘦高的男孩儿，玩儿雷管，突然炸了，还好人没死，一只眼睛却瞎了，换成了人造的眼珠。有一天上体育课，跳高，他窜起来，落下去的时候眼珠子却不见了，掉到了沙堆里，差点儿没把我们那粗壮的体育老师吓死。
死亡是无可逃避的，尤其是在电影中。我们很容易迷恋上电影里头那些华丽而颓靡的死亡，比如火飞鸿之死（《燕尾蝶》），比如本之死（《离开拉斯维加斯》），比如夕阳武士之死（《东邪西毒》）。别哭我最爱的人，今夜我如昙花绽放，在最美丽的一霎凋落，你的泪也挽不回的枯萎。这些场景让我们觉得死亡远比苟活美丽，于是我们开始大声朗诵忧郁的诗篇。可那样的诗篇不是我们自身所能写就的，写就它们的是顾城，是海子，是戈麦，所以他们像樱花一般凋零了，而我们照旧吃喝拉撒地活着。我们的死亡很有可能如同《童年往事》中的母亲与祖母那样，痛不欲生，苦不堪言，坐以待毙。没有烟花，没有流星，没有坠落的云朵。我们在死去的时候甚至没有了回首人生的力量。
我们其实根本就没有回首的胆量。如果我们回头，我们只会看到白茫茫的一片，那空洞与迷惘令人心如枯槁面如死灰。我们的过去既不闪光也不坎坷，我们只配装腔作势或者玩味小情小调，在我们中间诞生不了塔科夫斯基那样的大师，也诞生不了安德烈·鲁勃廖夫那样的圣徒。我们书读到一半就睡着，电影看了个开头就走掉，躺在床上觉得闷，走在街上觉得累，何处才是心灵归宿？要是真能像《搏击俱乐部》中的诺顿那样把自己的藏身之处给炸掉就好了，正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我们就是没有身陷过死地，所以我们不懂得何谓挣扎。我们不挣扎，我们就学不会生存的技能与生活的艺术，我们只好继续以梦为马，飘浮在这隔绝的凡尘。
我们不会明白什么叫做救赎与重生。
所以《完全自杀手册》的诞生到底还是有意义的，读它一遍，也就算“向死而生”了。总是这样，我们在事不关己的虚幻文字中体验种种求之不得的感觉，过后仿佛恍然大悟，实则更为凌乱杂沓。愈凌乱愈迷恋。我们不如将《完全自杀手册》中的各种方法串联起来拍成一部电影，方式可以参考美国新片《蠢货电影版》，只需将其中的整人情节换成自杀段落即可。什么触电、投水、撞车、冻死等种种方式，真奇怪三池崇史冢本晋也等变态高手怎么就没想到过拍一部这样的电影呢？肯定好玩好看过《搞鬼小筑》、《六月之蛇》。写到这儿，我突然发现自己竟然已经把《完全自杀手册》浏览完了，而且一点儿都不害怕，甚至唇角上翘面带微笑。这笑容跟伊朗男人巴迪的有区别吗？区别大了去了。我感觉到自己的脑海中仿佛有千军万马在厮杀，长刀翻飞，万箭齐发，闹成一片，绝不像巴迪那样心清神明、瞬间顿悟。我想我应该走出去呼吸点儿冷空气镇静一下，否则我今夜将无法安眠。我应当在夜色中气沉丹田、吐纳豪情，然后对自己说，活下去，坚强地活下去，吃好睡好玩儿好。让那些懦弱的人们去死吧。祝他们死无葬身之地。
2002年11月19日 颈椎病发
第三部分 电影·小白记忆第58节 死夜——写给Lesli
Depression。
多谢各位朋友，多谢麦列菲菲教授。
这一年来很辛苦，不能再忍受，多谢唐先生，多谢家人，多谢肥姐。
我一生没做坏事，为何这样？
——Leslie遗书
Leslie死了。
他死的那一刻，没人知道。
他死后，惊动全球。
报纸托我写一篇回顾文章。
明朝一早，就见报。
报上，头版头条，有人坠楼，血迹斑斑。
冷死的尸身上携有遗书。
我开始写。
我不知道自己写了些什么。
雨从下午开始下，纷飞着，没有停过。
应该在雨夜街头徘徊。
应该在徘徊中迷思。
十一点二十的时候，我写完。
写得惨不忍睹，写得很恶心。
没起名字，我就把文章发了出去。
扔垃圾。
我经常写垃圾、扔垃圾。
我很空。
我想早点儿睡。
好几天都没睡过好觉了，人像幽魂一样，在空气中飘着。
睡不着，睡不醒。
乱梦可否别再来袭？
有一些声音在我耳边旋绕，隐约的，尖锐的，逼仄的。
是什么声音？
喘息声？啜泣声？咬牙声？
神经的簌簌声？
痛楚的无声的声？
天很高，很远。
夜很长，很深。
什么样的叫喊都冲不破，什么样的飞翔都飞不出。
于是坠落。
坠落在长久的对抗后，坠落在瞬间的顿悟中。
看不看得到擦肩而过的飞鸟？
飞鸟眼中反映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世界？
万千道彩虹？
无数颗流星？
亿万个追梦人？
然后是碎裂的声音。
你的，我的。
所有隐痛的困惑的挣扎着的。
电影再见。
音乐再见。
他已无力继续。
他宁肯割裂。
很久了。
他恍惚，他低落，他无措。
他疼痛，他难眠，他分裂。
很久了。
不要再拿无聊死因制造话题。
他只是病了，病到了尽头，病入了膏肓，什么梦都无力做了。
于是他死。
最后和梦一起飞。
为什么病？
为何不治？
没有答案。
一切都是虚妄的，表象的，自欺的，无力的。
只能在心底追问上苍。
我做错了什么？
我十恶不赦？
我必须被救赎？
我还有救吗？
不要再问了，不要再说了……
大脑开始轰鸣，耳膜即将穿破……
胃壁已糜烂。
泪腺已枯萎。
纷纷乱，乱纷纷。
作家歌手明星投河割腕坠楼。
心理医生开枪自尽。
老兄，你在哪儿呢？
老兄，你要去哪儿？
老兄，你能救我吗？
老兄，你需要我吗？
我被这稀薄之声带向午夜幻境。
满目坟茔。
荒草疯长。
无花。
风继续吹。
我听见鼻翼抽动的声音。
没有人哭。
多好的安息之地啊。
无爱无恨无情无义。
不快不痛不言不语。
谁能打扰你的梦？
梦中
真实的阳光
正在洒落途中。
小白2003年4月2日凌晨
第三部分 电影·小白记忆第59节 九月的某四天（1）
1913年9月29日上海
电影就快开场了，郑正秋坐在新新舞厅剧场的前排左角，心跳如雷。他把上千度的黑圈眼镜摘下来，反复擦拭，眼前一片迷蒙。他无法想像，此时此刻，在剧场门口，慕名而来的观众正如潮水般涌动，几乎要将门厅挤垮。他们蜂拥而至，不是为了欣赏穿着MODERN DRESS的时髦舞女们大跳西洋舞，而是为了观看一部名为《难夫难妻》的电影。那个时候，电影还不叫电影，而被称作“电光影戏”。在《难夫难妻》之前，上海市民们对于这种崭新的时尚玩意儿的体验大多来自于外国人所拍摄的短片，而真正意义上的属于中国人的剧情片尚未出现（拍摄于1905年的《定军山》更像是一部文献记录片）。所以，由上海职业剧人出身的幕后编演人员所拍摄的《难夫难妻》即将公映的消息一经在《申报》登出，立刻便成为了城中热话，十里洋场的风尚追逐者们纷纷翘首以盼，终于盼到了9月29日首映日的到来。
郑正秋正是这部电影的导演。
他重新戴上眼镜，天顶的灯光令他觉得目眩。副导演张石川坐在他身畔，双手轻扣，打着节拍，喃喃哼唱《空城计》中的唱段。对郑正秋而言，那曲调与唱词再熟悉不过了，他早已听出耳油，所有高唱低走起承回环都已溶入他血液之中，令他此生再难甩掉。那其实是引领他走上异样人生的向导。十数年前，郑正秋放弃了子承父业在繁华的小东门经营烟土生意的锦绣前程，却终日徘徊纵情于“满庭芳”、“丹桂茶园”等戏院，流连忘返，如痴如狂。他就这样成了一个浑然天成的戏呆子，《空城计》的唱片被他听坏了五张，到了1910年，厚积薄发的他开始在于右任主办的《民立报》上发表剧评文章，言之有物，自成一家，未几，便成了上海滩最有名的剧评人。
张石川哼完一段儿，又绕了回来，再次唱到“旌旗招展空翻影，却原来是司马发来的兵”。郑正秋听得耳膜鼓涨，真生出了兵临城下的感觉，只可惜他不是惊才绝羡临危不乱的诸葛亮，而是弱不禁风多愁善感的文弱书生，所以他意乱神迷，暗自彷徨。说实话，到了电影即将开映的此时此刻，他依旧搞不清楚“电影”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对比于已跟他血肉相融的京剧和舞台艺术，他无法确定西洋镜后的黑白影画到底能否带给观众身临其境的震撼，他也说不明白为什么要用机械的记录来代替真实的现场演出，一切对他而言，都是那么的极度自然与不可言说。他听戏，他写文章，他出了名，他成为改良戏剧的编导，他成为“电光影戏”的导演……那么的顺畅，那么的合情合理，可是，他其实只是喜欢听戏罢了，他其实只是喜欢在倦怠的午后于西厢房聆听俞菊笠、黄月山等名伶的唱段罢了，他何曾想在多年以后，人们会在他头上戴上“职业剧人”、“言论老生”等闪光称号，以至于一个名叫依舍尔的美国摄影师和机会主义分子不远万里慕名而来，拉他入伙，请他执导一部名为《难夫难妻》的“首开家庭伦理剧之先河”的反封建电影。
但是过去的一切都无关紧要也不容回头了，郑正秋明白，今后的路将更为开阔也更为叵测，今夜的电影首映将会成为承前启后的决定性因素。他知道自己不可能再回到光线斑驳的西厢房去聆听名伶们的唱段了。耳边，张石川停止了吟唱，演员王病僧和丁梦鹤在窃窃私语着什么，在他低头看表的同时，剧场的大门打开了，旧上海的男男女女们一拥而入，顷刻间沸腾成一片人海。
从这夜开始，由亚细亚电影公司出品的固定机位的《难夫难妻》连映三天，观者如云，街知巷闻，郑正秋一时风光无俩。尔后，身为“著名电影导演”的他编导了包括《二八佳人》、《热血忠魂》、《女儿经》等经典影片在内的数十部电影，直到病死于1935年。
1969年9月4日里约热内卢
1969年，是巴西军人发动政变推翻古拉特政府建立军人独裁政权后的第五个年头，全国一片白色恐怖。9月4日，巴西全国解放者联盟和10月8日革命运动组织（MR8）在精心策划后绑架了美国驻巴西大使埃尔布里克，以此胁迫独裁军政府释放被关押的巴西政治犯。经过四天紧张的斗争，左派游击队取得了胜利，军政府被迫以释放十五名政治犯的代价置换出了被绑架的美国大使埃尔布里克。十五名政治犯最终安全流亡到了墨西哥。随后，军政府加剧了对左派的残酷镇压，许多革命党人死于酷刑，很多革命者被流放国外或是转入了地下斗争。
绑架行动中的一分子费尔南多·加贝拉在晚年将自己的亲身经历撰写成了回忆录，1996年，巴西著名导演布鲁诺·巴雷托根据此回忆录拍摄了电影《九月的某四天》，记录了这次永存巴西革命史的“美国大使四日绑架事件”。
电影当然是用来书写人性的电影。费尔南多是个文学气质丰盈的热血青年，他和同组织的革命者觉得自己的所作所为足以媲美同年登陆月球的人类英雄。在革命之初，他们激情四溢，大公无私，坚韧不拔，拒绝儿女私情，置生死于度外，以为黎明前的黑暗很快就会被自己的努力所打破。但黑暗时期的人性是何等复杂莫测，所以革命过程中充满了凶暴、怀疑、自私、压抑、非理性，乃至失控的歇斯底里，于是造就懦弱、背叛、离间、投降、以及最终的放逐与逃亡。友谊变质，爱情死亡，勇气磨灭，理想褪色，到头来，死里逃生的革命者们背井离乡，流亡异域，满目荒凉。风雨过后，他们真的就成熟了伟大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