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希拉里那样工作,像赖斯那样成功-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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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第一次踏上华盛顿这片土地的时候，一个研究所的宣传职员对我说：“欢迎你来到网络城市”（Weletothecityofnetworking）。美国也一样，没有什么比稳定的人际关系更可靠的财产。韩国也有通过血缘、地域和学校延伸出来的关系网。但是，故乡、家庭和学校都是后天无法改变的东西，不是通过努力就能改变的。
　　美国人也会利用这种与生俱来的关系网，但更多的是依赖于根据需要建立起来的交际圈。如果你在美国寻找同一所学校毕业的人，告诉他“我是你的校友”，也许过去的回忆会让你感觉到亲切，但是在现实中却不会发挥什么实际的作用。
　　外国人在美国建立关系网，远比想象中困难得多。不管在韩国，还是在美国，记者都是要和很多人打交道的职业。但是美国并不像韩国那样有固定的出入地点，而且华盛顿也很少有人关心韩国报纸的报道内容。美国人不太容易接近，要想交到真正意义上的朋友，真的不是件容易事。
　　我曾经四次把名片递给白宫的一位官员。第四次，我对他说：“这是我给您的第四张名片，我也收到了您的四张名片。”他的脸都有点儿红了，好像还是想不起我是谁。在他看来，我只是生活在华盛顿的众多外国记者中的一员。
　　如果你产生“这个人我要和他保持联系”的念头，就需要花费很多心思。最开始，我以为这里也像在韩国，一起吃上几次午饭，关系网就建立起来了。但是这要以“东道主”的优势为前提。在华盛顿这片土地上，只有彼此都从对方身上发现“利用价值”的时候，才能形成人际关系网。这么说可能有些残忍，但世界就是这样冷酷无情。在工作场合认识的人不会腾出时间单独见面。
　　至于那些教我建立人际关系网的“老师”们，都是当初为数不多的把我当作教导对象的人。他们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让我一辈子都难以忘怀。他们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不是语言，而是行动。给我发来邮件，“很高兴认识你，以后保持联系”的人，我绝对不会忘记。我只是随便说了句我需要资料，那个人就给我寄来了书和资料，这样的人“永远”地留在了我的心里。
　　要想维持好人际关系网，就必须持续地投入关心和努力。一个不是很熟悉的人有求于我，我也要努力帮忙。如果我也不懂，我会帮他联系一位对这方面有研究的人。如果有素不相识的人打来电话，对我说“〇〇〇说如果我问你这方面的问题，你一定会知道”，那么这个问题就涉及到两个人，所以我必须更加认真对待。如果对这个过程有一两次的疏忽，关系网就会在那里破裂。
　　关系网就像娇嫩的花草，稍不留神，马上就会枯萎。但是记者这个职业就是这样，当我看到装着无数名片的名片盒时，忍不住叹气，“如果开发好的话，这里简直就是个金矿。可是，我该怎么办才好呢？”

　　10、为什么毕业于耶鲁大学的总统格外多？

　　我到位于纽黑文的耶鲁大学出过几次差，从华盛顿乘火车需要4个多小时。从华盛顿到纽黑文的距离不远也不近，如果开车去当天回来，驾驶的时间就太长了。没有直达的飞机，只能到别的城市换乘，这样一来就更浪费时间了。一天坐8个小时的火车也是苦差事，而且我又不想在宾馆过夜，所以就选择了一天的日程。
　　美国优秀大学的校园是仅次于广阔大自然的美丽景点。从高雅方面来看，的确无法与欧洲大学相比，但是我们可以看出美国在为国家的未来培养人才的时候，想把学生们放在怎样的环境里。耶鲁大学的校园比哈佛大学规模更大，也更雄壮，建筑物气势宏伟，给人昂首挺胸的感觉。校园周围虽然不是安全区域，然而给人的感觉却是和周围区域隔离开来。尽管这样，到大学校园出差终究还是愉快的事情。
　　在美国政界，耶鲁大学逐渐成为越来越重要的人才供给源。最近十年以来，美国总统全部都毕业于耶鲁大学，乔治·W·布什总统毕业于耶鲁大学，比尔·克林顿前总统大学是在乔治城大学读的，但是读法学研究生的时候却是在耶鲁大学。布什总统的父亲，布什前总统也是耶鲁大学出身的人物。布什家族几代人都毕业于耶鲁大学，布什总统的双胞胎女儿中的一个也是耶鲁大学出身。
　　2004年总统大选的时候，民主党候选人约翰·克里和布什总统都毕业于耶鲁大学。不管谁当选，耶鲁大学都创下了连续二十年为美国培养总统的新记录。
　　如果把美国历届总统都算在内，出身于哈佛大学的总统就更多，约翰·亚当斯、约翰·昆西·亚当斯、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西奥多·罗斯福、富兰克林·D·罗斯福、约翰·肯尼迪，以及乔治·布什（管理研究生院），共有七名哈佛大学出身的总统。耶鲁大学出身的总统共有五人，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杰拉尔德·福特、乔治·布什、比尔·克林顿、乔治W·布什。
　　1960年，肯尼迪当选以后，就再也没有出现毕业于哈佛大学的总统。2000年大选，哈佛大学出身的艾伯特·戈尔副总统差点儿就做了总统，最终还是失败了，成为哈佛大学接近最高权力的最后记录。哈佛大学似乎已经风光不再了。难道是哈佛大学的毕业生们不再像以前那样热衷于总统竞选了吗？
　　从2004年大选中的民主党候选人来看，感觉耶鲁大学已经成了政治士官学校。当时发出挑战书的9个人中，上院议员约瑟福、佛蒙特州知事霍华德·迪恩和上院议员约翰·克里等三人都是耶鲁大学军团的成员。
　　共和党方面，布什总统是耶鲁大学出身，迪克·切尼副总统也在耶鲁大学进修过，可以算半个耶鲁大学出身。如果上院议员希拉里·克林顿参加2008年的总统大选，毕业于耶鲁大学法学院的她将再次在美国大选中证明耶鲁大学培养政治预备军的能力。
　　20世纪初，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在位时期，甚至直到1974年的杰拉尔德·福特时期，还有人感叹，耶鲁大学出身的政界人士为什么在权势方面运气这么差。但是自从1988年前总统布什当选以后，耶鲁大学出身的人士从此掌握了白宫。
　　以前我去耶鲁大学出差的时候，拿出来一本毕业生杂志，上面有几篇分析文章，文章中提到，耶鲁大学出身的政界人事在参加总统大选的时候具备两个有利条件。
　　第一，耶鲁大学出身的人士在美国社会各领域分布得密密麻麻，拥有有利的人脉资源。通过家庭、商务、慈善事业和社会活动、社交生活等，不管走到美国哪个地方，都能形成一张巨大的人际关系网（因为这是耶鲁大学的杂志，所以做了特别的强调。其实这种优势并不仅仅存在于耶鲁大学，哈佛大学和其他名牌大学的人际关系网也都相当庞大）。
　　第二，耶鲁大学有对进出公职的学生进行奖励的传统。到20世纪初，耶鲁大学出身的人士在公职方面，对通过总统和议员选举的公职还不是很热衷，他们更喜欢作为官员在政府里工作。总统是哈佛大学出身，国务卿是耶鲁大学出身。
　　但是到了20世纪后期，耶鲁大学在培养公职人员方面表现出更强劲的势头。耶鲁大学毕业生杂志上对原因进行了如下的分析。
　　第一，从很久以前，耶鲁大学选拔学生的背景就比哈佛大学更加多样化。18到19世纪，这两所大学在美国东北部相隔不远的地方成为最优秀的两所精英培养机构，其中耶鲁大学更早地招收全国的人才。
　　从1900——1940年期间，耶鲁大学的学生当中，来自附近新英格兰地区的学生人数不到一半。相反，哈佛大学的学生却大多数都来自新英格兰地区。来自各个不同地区的学生为建立耶鲁大学的全国性人际关系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当竞争不再以新英格兰为中心，而是扩及全国范围的时候，耶鲁大学就能够发挥出比哈佛大学更大的力量。
　　第二，从毕业生的发展方向来看，耶鲁大学毕业生的发展领域也比哈佛大学更为多样。耶鲁大学毕业生分布到全国各地，在各个领域建立了领导人网。相比之下，哈佛大学的毕业生却集中在主要城市的主要权力机构。
　　第三，两所学校追求的价值观不一样。以法学研究生院为例，哈佛大学的毕业生大多进入企业做律师，而耶鲁大学则更多地进入政府或社会团体。耶鲁大学法学院以公益事业为目标的倾向更为强烈。
　　第四，耶鲁大学更重视创造性的开发。还是以法学研究生院为例，耶鲁大学把主要精力用于培养创造性思考的人才，而哈佛大学法学院则通过彻底的训练，培养具有超强能力的律师。
　　这里出现的密码并不仅仅局限于当选总统方面。“多样性和强大的人际关系网、创造性、对公益事业的态度”，这是这个时代所有个人、所有组织强化竞争力不可缺少的核心要素。理性而不失野性，认真谨慎地工作，但不能失去创意，只有这些苛刻的要求全部具备，才能成为“人才”，我们就生活在这样高难度的时代。

　　11、一顿饭也是一次活动

　　在华盛顿生活期间，我每年都要买一本饭店向导书《查格餐馆评鉴》（ZagatSurvey），那是一本紫色的长条书，包括华盛顿在内的七十多个城市的饭店都很在意这本书的评价，这本书成为越来越有影响力的饭店向导书。
　　打开《查格餐馆评鉴》，最前面是华盛顿最有人气的40家饭店，按顺序排列，接下来是按照味道、室内装潢、服务、饮食国籍顺序整理。我常常把这本向导书放在包里，每次定吃饭场所的时候，都能用到它。第一年，我对一切都感到陌生，感觉有些不便，但是没过多久，我对华盛顿的饭店就有了自己的认识。
　　美国的食物并不是特别好吃，重要的是饭店的氛围和关于饭店的故事。说客们经常出入的白宫附近的饭店；美国和前苏联险些陷入核战争危机的“古巴导弹危机”期间，间谍们经常出入的饭店；克林顿举行生日派对的饭店；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等华盛顿权力女性经常出入的饭店；女性议员定期聚会的饭店……这些有故事的饭店在华盛顿很受欢迎。
　　与美国记者一起吃饭的时候，我总要花费心思选择饭店。运气好的时候，我真的选得很好。那天，NBC电视台《夜线》（Nightline）著名播音员泰德·科佩尔就坐在我们旁边的座位上。我在大学时代惟一感兴趣的美国新闻节目就是《夜线》。整个吃饭过程当中，我都很想和她说话，可是那家日本餐厅太小了，而且吃饭时间很长，一旦打了招呼，彼此都会感觉很尴尬，于是我就忍住了。
　　在美国，我几乎从来没因为工作和别人吃过晚饭。不过，有时候他们会赶在周末邀请我到家里吃饭，平时的晚饭很少和美国人一起吃。如果有什么事情，一定要晚上解决的话，那么先把问题解决，然后马上分开。
　　大多数人工作结束之后，就想早点儿回家。下班之后和周末是属于自己和家人的时间。美国人认为第二天还要工作，不想在外面和业务上有来往的人们一起度过，认为这是浪费时间，浪费精力，所以他们很少在外面过夜。
　　因此，要想通过吃饭扩大交际范围，就只能选择在白天。我对其他事情可能不懂，但是在饮食方面，我敢于冒险。品尝从来没去过的国家的食物，是件很快乐的事情。尤其是在那个国家生活过很长时间的人发挥自己的“专业知识”，点过食物后再逐一解释，我总是眨着眼睛认真倾听。我和日本报社的缅甸特派员一起去缅甸饭店，和非洲出身在国际机构工作的朋友一起去埃塞俄比亚饭店。
　　马克在学生时代曾经在印度生活过两年，他说：“那两年是人生中最难忘的回忆。”我和马克一起吃饭的时候，就去印度饭店。马克对我说：“我不用叉子和刀，我想用手吃，没关系吧？”请求我的谅解。“当然了”，我点头同意，马克说：
　　“在印度，用刀或叉子吃饭，就像两个人通过翻译谈恋爱。饮食的味道开始于手指的触觉。”
　　因为我对饭店很感兴趣，所以也经常看报纸或杂志上刊登的有关饭店的报道，牢牢记在心里。在韩国，对方问“你想吃什么”的时候，如果你直截了当地回答，反而是不礼貌的表现。但是在美国，如果你直接回答，对话就会更顺畅。当有人请我吃午饭的时候，我就会事先做好准备。
　　如果对方问：“我们在哪儿吃饭好呢？”我就会说：“我们去电影演员布拉德·皮特和安吉丽娜·朱莉夫妇来华盛顿时去过的饭店，怎么样？要不还有一家日本饭店，新出的午餐相当不错。”
　　有的人因为和我有着相似的爱好，所以很容易地就亲近起来。律师安迪正在考虑到哪里吃饭，我说出了最近比较流行的亚洲饭店的名字，他连连惊叫“哦，哦，哦……”接着他说，“这个名字就在我嘴边，我正想说出来呢”。我说：“你可不能因为这点儿事情爱上我，你不会就这么认为我们命中注定是有缘人吧？”安迪捧腹大笑。我们见面准备吃午饭的时候，就像相交十年的好朋友。
　　回韩国的时候，很多人聚在一起，其中有人问：“我们去哪儿吃饭呢？”有一次，我直截了当地说出了我的意见，结果弄得自己很尴尬。我说想吃炸酱面，在座的“最年长者”说要吃好的，于是带我们去了一家酒店的西餐厅，吃了价格不菲的牛排。唉，还不如不问呢，我一边发牢骚，一边切牛排。
　　当今这个时代，每个人都有自己鲜明的主张，但是在韩国，仍然是“随便哪里都好”，“我什么都爱吃”，这种表现出“柔软性”的方式更为稳妥。所以呢，决定权就自然而然地交给了年纪最大的人。
　　在美国，“随便哪里都好”会让人感觉你是一个很软弱、没有主张、没有主见的人。给人的感觉是“怎么会呢，怎么会什么都不喜欢呢？真是个没劲的人”。在别人眼里，你就会成为受别人意见左右，喜欢跟随别人的人。
　　有一次，我邀请一位比较亲近的政府官员到一家用有机蔬菜做食物的饭店吃饭。他说有天窗的饭店真的很漂亮，感慨了好长时间。接着，他惊讶地问我：“你在华盛顿生活多久了，怎么连这样的饭店也知道？”他自言自语地说：“我真的是在华盛顿生活了二十多年的人吗？怎么会一次也没来过这里呢。”从那之后，每次我提出和他一起吃午饭，他就会兴致勃勃地问：“今天我们去哪儿吃？”当然，我也要更加努力地学习。
　　和公司隔着两条街道的法国饭店被我命名为“我的饭店”。饭店的食物并不是很特别，但是餐桌和餐桌之间的距离很远，服务员也很亲切，是个适合谈话的饭店。而且天花板很高，室内装饰得很典雅，不管和谁一起去，都可以轻松地聊天。记者这个职业要求我必须认真听对方说话，因此最重要的是安静和舒适的氛围，其次才是吃饭。
　　我把《查格餐馆评鉴》上介绍的饭店一家一家钩掉，逐个去尝试。后来形成习惯了，我常常很认真地想，我该带这个人到什么地方才好呢？当对方表现出喜欢时，我真的很开心，当然也有失败的时候。如果是乘坐15个小时飞机来到华盛顿的韩国中年男子，最好的办法就是带他们去喝到热乎乎的泡菜汤和醒酒汤的地方（这个方法从来没有失败过）。
　　去新的饭店，品尝新的食物，这总归是快乐的事情。当我评价这周过得怎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