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给未出世的你-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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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领者们自认为暂时成了业主，那么如何处理这么大的空间呢？上千条建议立刻被提出。参与这一行动的各种社团组织的活跃者开始想像，若拥有了这样宽敞的场所，将会给他们的活动提供多少的便利。当然这占领至少不能是太短暂的。
按计划，皮埃尔教士乘直升机穿越诺曼底赶到（他强调直升机是“自付费用”），热烈的掌声欢迎着他的到来。他立刻致电马提翁府法国的总理府。给总理秘书，并得到保证马上由巴拉杜尔先生巴拉杜尔（Balladur）：当时的法国总理。接见。
我的车上坐着住房权委员会创建人让…巴蒂斯特·埃罗教士，以及先前提到过的让…雅克德费利斯大律师——一位高效律师，他们都准备好了要为保护穷苦的人而战，马提翁府的大门在我们面前敞开了。开进院子后，我一松开方向盘便赶紧去后面帮助教士下车，却完全没有提防在一旁伺机窥探的电视媒体。几个礼拜以后，这一细节还让我受到了一位出租车司机的称赞：“我见过您的，在什么时候呢？”他在记忆里查找，突然，他说：“想起来了，您是皮埃尔教士的司机！”于是那一程他没有收车费。
巴拉杜尔先生立刻接见了我们，并且以他最礼貌的方式向我们保证不会派出警察强制我们撤离大楼，我们也同样答应——一旦无家可归的人被重新安置就离开占领地，但当我提出可以将旧校区提供给支持我们这次行动的社团时，他立刻觉察到其中有圈套，什么也不肯应允。
他明白，比起那些普通的无家人占空房的行为，社团的占领对政府来说要危险得多。60多个家庭最后都会获得一套住所，这一事件很快便就结束了。但要是任由这些对现有秩序提出质疑的人物在巴黎的心脏地带自由行动自由表达，那可糟糕得多了。
由于得到总理的指示，参与活动的家庭都被安排住进了公寓房。这次行动还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收获，巴黎市长雅克·希拉克宣布了他的决定，自第二天起开始为无住所的家庭征收首都众多无人居住的楼房。根据最后的统计显示，共征收到了10万套房。几个月以来，住房权委员会配合征房这一主题组织了游行活动。我们跟随着队伍前头的大旗，穿过了巴士底前的大道，或是在省长门前静坐示威，高声叫着口号“把征房政策执行到底”。戴高乐第一政府时期确实有一条法律认可这样的决定，只是一直以来都被人遗忘了。当权的一些重要角色向我们解释说外部条件已经改变了，这一法条不再适合现今情况，若仍参照它来行事，会引起大业主的不满，总之就是万般找借口按兵不动。
爱德华·巴拉杜尔在“飞龙路事件”表现出的理解态度使人觉得他是一位开放、为穷苦人着想的人物，一部分市民还想到也许他会成为一位好总统。而大选正临近。也许可以这样认为，就是那位巴黎市长在事件发生的第二天夜里梦中也暗自希望有这样的影响。无论如何，结果正是：希拉克在不经意间就享用了征房决定的良好收益。尽管后来的行为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但这至少是往正确的方向前进了一步。
总理只许诺无家可归的人可以暂时住在大楼的空房里，却没有答应让社团利用那些旧教室。然而尽管没得到允许，各社团还是搬了进去；警察也很难在不伤害居民的前提下将他们轰走。一向与梵蒂冈关系冷淡的雅克加约主教也象征性地住进了其中一间教室，据说他将继承毛里塔尼亚一个叫作巴尔尼亚的已经消失不在的城市的主教的职位，现在他和他的支持者们在一起了，并宣称自己是被放逐的人的主教。
有一些社团是在特殊情况下建立的，当时的气氛十分激昂，好像很多不可能的事都正在成为可能。这次行动的轻而易举的成功又再次激发了人们的幻想，在1968年以来的四分之一个世纪后，希望又诞生了；为何不尝试不可能的事业呢？于是一些团体联合起来打算建起平民大学，让有知识的人来执教；让每个人都能有法律顾问，他们会竭尽全力在名目繁多的法律法规中开辟出合法的道路；他们还要让哪怕是一无所有的人都拥有发言权。权力优先社团便产生了，它的名称意味着：在我们面前构成世界的各种法律的确定和执行，都应为建设明天服务，比如知识权、医疗权或者健康权，受尊敬权，对那些由于贫困或者是受剥削而背井离乡的人来说，还有选择居住国的权利法。一些人还补充认为应当有允许偷懒权。
沸腾、激昂的情绪都是具有相互感染力的。但应当意识到，这些情绪历时一久就会很快消退。在最初取得胜利的欢欣中诞生的种种希望只在很小程度上真正得到实现。我和一些人一样，没能为这分热情的持续尽一份力，尽管这样的热情在开始时显得那么热烈，又滋养了那样与人为善的温暖。我并没为此花费该有的精力与时间，想来是因为面对这样尺度不明显的行为显得勇气不足。事后我就寻思着，若提出一个振奋人心的计划，却拿不出实现它、甚至是接近它的方法，是否反而有害。某些失望的情绪恐怕比毫无希望地接受一个既定的未来更加让人痛苦与失落。
写着写着我倒忘了你还是一个孩子，我却任由自己讲起怀疑主义来了，那多半是我多活的这60多年的产物，这下我的悲观主义可被你当场抓住了。不过这是一个暂时的失误，我将立刻要求自己擦去污点。怀疑是应该有的，但是不能让怀疑抑制了行动。即使失败也不该阻碍行动，尤其是失败里包含了丰富的经验。
把1994年飞龙路占空房的事件和两年后圣·贝尔纳事件放在一起比较，能得出许多结论。在前一事件中，老实说，总理表现出简直出人意料的和蔼，但却并非出自真心想让穷人有自己的住房的愿望。这一迹象只表明了总理害怕惹恼皮埃尔教士，政府一直对皮埃尔的怒火心有余悸，因为他稳居法国最受欢迎的人物排行之首。几个月之后，由于一些不愉快的发言，他身上的光环大大失色，许多人也都对偶像展开了大力的批判。由此他对政界人物的影响也削弱了。倘若当初面对的是受欢迎程度降低了的教士，爱德华·巴拉杜尔先生的态度只怕也不会那么可爱了吧。
在圣·贝尔纳事件中，教士并没有站到最前线，那些想帮助“无证件”人的好心者犯了个最大的战术错误，他们认为自己的行为吸引来的电视媒体会向大众曝光政府部队的暴力行为，从而起到保护当事人的作用。事实却相反，在那时的当权者正想要展示出暴力的一面，于是好心者的行为无疑等于引爆了炸药。最终确定进攻方案也不是因为再不动手就会失去机会拉拢推崇武力解决问题的选民。共和国保安队的卫兵们挥舞着斧头闯入教堂，将女人和孩子统统赶走，这些镜头在电视上播出时刺痛了一些善感的灵魂，但更多的人当时就认可了“强大”的政府力量，因为他们可以把别处来的入侵者扫出教堂，而且还有人们不太敢直接说出的原因，就是那些入侵者根本就不是白人。调查显示，这次行动至少在当时是计算得很到位的。当权者总以“维持秩序”的必要性来衡量每次行动，往往玩怀柔这一套。
显然，1793年宪法编撰者在提出反抗义务时并没有搞错对象。1791年的第一部宪法没有预料整个民族将会面临战争时的情况，因此当它不能再适用的时候，编撰第二部宪法就成为必要。新宪法废除了王权，将法国变成了共和国。编撰者的烦恼在于，如何同时面对外界入侵又要保证人权、预防任何形式的压迫。于是有了我提到过的著名的第35条。
生活在集体中，守法显然是必要的，但秩序本身不是目的，所以服从也并非首要道德。直到不久前，法国青年还必须服兵役。他们要铭记在心的第一条规则就是“纪律是军队的主要力量”。倘若这是真的事实，就该对军队的教育作用质疑了。你们这一代和现在占多数的一代人一样，将有幸远离这样的思想灌输。
通常来说，不服从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大部分人宁愿平静地被动服从，因为提出质疑往往伴随着痛苦的担忧。拒绝是需要理由的。再回头看1793年宪法的条款，反抗的权利只有在它被看做一种义务时才存在。它饱含着责任。也许它不让人感到愉快，但这是自由的代价。
第二部分新眼光（1）
现在该是谈谈你的时候了。而作为前提，我必须得对2025年世界的情况做些假设。我深知在这样一个不稳定的时期，想预测未来是件多么冒险的事。一个2000年的人所描绘的想像中的未来，八成会让你见笑的。所以我从最简单的入手，先谈谈很可能实现的新科学观念：它们将怎样去描写世界？你在中学和接下来的大学里都将会学些什么？即使听起来有些矛盾，我坚信科学观念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不会有什么变化，就因为它在我经历过的时代以最基本的定义传延着。
就科研工作来说，我所生活的这个世纪是个惊天动地的时代，所以很可能在沸腾之后会跟着到来一个相对平静的时期。历史已经向我们证明了决定性的伟大进步总是呈波浪型出现。在科学领域，20世纪要比文艺复兴时期更为丰富，所以在它之后出现一段休憩时期是一点也不令人吃惊的。当然对现实的理解还会继续进步，可是（这点我敢肯定地说）对于基本概念的质疑将会减少并且不再就根本性问题产生疑问。我们这一代经历了大的变革，之后几百年会是一段恢复时期，一切重新趋于平静，研究者也可以相安无事。
当然，只要找出反面例子，就可以轻易地将我的预测推翻，比如19世纪最多产的物理学家之一凯尔文凯尔文（Kelvin）：又译开耳芬，绝对温度的单位符号K就是从他的名字而来。贵族（你知道的，他的名字被用来作为绝对温度的单位）便是一例。19世纪80年代末期，凯尔文冒失地认为物理学上一切发现都已经做出，剩下的只是些细节上的问题研究。在他看来，物理学分支已是个几近研究透彻的学科。他建议学生转向其他学科做研究。可就在几年以后，一切问题都有必要重新来考虑了：贝克格莱尔贝克格莱尔（Becquerel，1788～1878）：法国物理学家。和居里夫妇发现了放射元素，接着又有马克斯·布兰克马克斯·布兰克（Max Planck，1858～1947）：德国物理学家。1918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提出量子物理学这样一个新学科的理论基础。同样，为了解决光线传播的稳定速度这一反论，爱因斯坦重新定义了自然科学的最基本概念、所有过程的基本元素：时间。科学界一时大乱。物理学科不仅没有行将结束，反而又开辟了广泛的研究天地。一个世纪之后，在你学习的书中它被崭新地重新描述了。
尽管有这样的先例，我还是敢进一步肯定我的假设，我想你将受到的科学教育会类似我们现在的教育。科学目前到达了一个全新的不同境界，接下来需要用几代人的时间慢慢重建起一种融合的理念，在每个学科内都包含其他学科的新发现。要将这种新观念投入到教学中去又需要更长的时间。如果2025年的教学制度能充分体现2000年的科学状况就已经是个了不起的成功了。
也许有人会吃惊我把20世纪说成是一个复兴的时期，在他们的记忆中还残留着个别独裁者横行专断下梦魇般的日子，以及某些大部分与我同时代的人都已经默默接受了的历史不公。但我在这里只谈科学活动。至少在这个方面的飞跃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我相信这绝不只是最新近的发现所引起的夸张的一时效应。进一步讲，科学推理已经是全新的；新的科学大道被发现了；未来的努力应当更多的是顺着已有的道路往前行而不是继续发现其他道路。下面就是三个例子。
宇宙是有历史的
在我出生的那个年代，科学工作者们一致认为宇宙的稳定是无可辩驳的事实。连爱因斯坦在1916年也感到自己必须修改广义相对论的基本公式使之与宇宙稳定论相适合。而到了20年代末期，人们意识到必须改变观念了，宇宙并非处在稳定的状态中：星系之间相互远离；宇宙在膨胀；它今天的状态只是昨天更小的和明天更大的宇宙之间的过渡。由此得出的诸结论之一是指出，若追溯到足够早的过去，宇宙在某一时刻几乎是没有体积的，之后有了巨大的爆炸（big…bang），于是在此基础上诞生了宇宙、在其间活动的万物以及这些运动产生的时间，这一结论很快便得到认可。
我们的思想习惯于认为每个事件都可以在时间上区分为“之前”和“之后”。在此区分之上建立了我们对时间流逝的感悟。但大爆炸却是没有之前的，因为其后瞬间的相接必然导致一系列事件的发生（哪怕只是微乎其微的一瞬间）。但是没有大爆炸就不会有任何事情发生，因为除此之外再没有什么事物可以引起万物的繁殖、产生。只有“以后”而没有“以前”，只能算是个假事件，而我们的意识一旦将它当做正常事件看待，就很可能会摸不着头脑。
这种理解上的困难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单词（法语里是“大爆炸”）的别致的一面，深深震动了我们的意识。宇宙扩张学说往往由大爆炸学说来解释。事实上由这一发现所带来的意识革命更为深刻并引起了对于自我认识的奇异改变。由此关于创世的理解又重新提上日程。它给“大爆炸没有之前”这一无法战胜的意识困难带来一种假想的解释。它仍假设创世过程是一种平常的事件，因此也有“之前”：也就是创世者存在，但并没有开始创造的那一时刻。其实就是需要认可创世者在“某一天”决定结束世界的虚无状态。但问题并没有解决，而只是转移到创世者的出处上去了。
至少我们的文化一直以来都认为，宇宙的稳定是无可辩驳的，但事实正相反，现在是纠正这一观念的时候了，宇宙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有它的历史，科学的目的就是要重建它所经历的各个阶段。宇宙的历史也正在继续着。人类的特殊之处正在于他们能够理解明天将会继续。人类以外的生物只有对现在的意识及对过去的回忆，人类的头脑里却萦绕着未来，正是这一特性使人类有着不同于宇宙万物的独特地位。因为懂得过程比已存在的事物对事实的影响更大，所以他们至少懂得部分地介入自己的未来。
于是前景豁然开朗。人们无法想像先前关于宇宙不变的观念将人类思维引进了怎样的死胡同。
在《圣经》里，有个词被多次地重复以强调不变的观念。上帝创造了阳光、土地、植物与动物，创造过程中的每“一天”结束的时候，他就注视着自己的作品，评价其结果为“完美”的。而这种自我满足暗示了上帝完全没有想到过要让万物有所改变；他们只可能一步步远离最初的完美。基于对世界的这种理解，时间的延续就成为一种无意义的尺度。《圣经》中的传道书上甚至
说在阳光下从来没有什么新事物，并由此得出结论：“一切不过是追求时尚下的虚荣。”这样的观点正解释了为何当时最有知识的人所提出的对宇宙年龄的估计，在今天我们看来是如此的荒谬。在犹太基督教的理解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