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卫军档案-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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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衣。这位黑色骑士团的统治者被迷信蒙蔽了，只有他的“世界观”才是通向一个更美好的“种族主义”世界的道路。实际上它只通向深渊。　　　　　
　　　　1941年8月，这位党卫军头目在明斯克考察途中在第二突击部队负责人，旅长阿图尔－内伯那里稍作停留。听内伯报告完他的手下进行过的集体枪杀之后，希姆莱命令第二天再枪杀100名所谓的“游击队员”，他要亲自观看。据卡尔－沃尔夫供述，此前这位党卫军头目还从未亲眼见过执行。于是，第二天上午，第8突击队和第9警察大队将100名囚犯运到一个新掘的坑前，其中有两位妇女。受害者必须一组组地爬下去，脸朝下躺着。然后执行队伍从上面开火。这时希姆莱从等待的犯人中发现了一名20岁左右，头发特别金黄的年轻人，他让年轻人走近自己。这一刻的目击者，党卫军将军埃利希－冯－德姆－巴赫…泽莱乌斯基描述了两人的对话。“您是犹太人？”那位党卫军头目问道。“是的。”“您的父母亲都是犹太人吗？”“是的。”“您有哪位祖先不是犹太人吗？”“没有。”“那我也就帮不了您啦。”那人被枪杀了。眼见枪杀后的尸体使坑越来越满，希姆莱越来越不安。他的神经吃不消了，他忍不住想吐。冯－德姆－巴赫…泽莱乌斯基趁机指出，他的手下在执行完这种行动之后是多么的“精疲力竭”。希姆莱随后做了一席简短的演讲，他在演讲中呼吁作案者，他们“身为军人”必须无条件地服从一切命令，另外，承担“责任”的不是他们，而是他和希特勒。


希姆莱的妄想第24节：屠杀方法

　　　　从这时起，希姆莱特别关心他的凶手队伍的“道德”。他和下属讨论“更人道的”屠杀方法，让人尝试炸药、毒气和卡车、摩托车排出的废气。他要求最精确的报告；提出建议，颁布消灭的新细则。最后在奥斯维辛·比尔克瑙出现了工业化的屠杀世界，使用了齐克隆B，将它抛进毒气室，希姆莱多次亲自了解这一最后解决的机械——完全不同于希特勒，希特勒从未涉足过集中营一回。1942年7月17日，这位党卫军头目在奥斯维辛兴趣盎然地观看了2号监狱里的一批449名荷兰犹太人的到来和被毒死。随后，据集中营指挥官霍斯说，他喝着红葡萄酒度过了愉快的一晚。希姆莱也具体地关心突击部队和骷髅头队伍的行为准则，以遏止“不必要的粗暴”和“道德伤害”。他在一封通函中建议，下班后只能少量饮酒、用吃美食和听“德国音乐”来思考其他东西。他坚决反对案犯们有任何形式的中饱私囊行为，“我们有道德法”。他向党卫军指挥官们解释说，“面对我们的民族，我们有义务杀死这个想杀死我们的民族。但我们没有权利将一件皮毛大衣、一只手表、一个马克、一支香烟或其他什么东西据为己有。”他补充说，谁拿了什么东西的话，就要判“死刑”。但突击部队和看守人员的实际情形完全两样。实际上，在希姆莱指挥的帝国里，一切能想到的各种形式的滥用职权、贪污和中饱私囊都有。这位党卫军最高层对所谓道德卫士一清二楚。他的以儆效尤的惩罚主要是做给外人看的。在内部，希姆莱必须靠定期提升、送礼和慷慨的经常是伪装成贷款形式的好处满足他的帮凶们的贪婪，他的集中营指挥官靠从他们的受害人那里掠夺来的财产生活得很奢侈，他对此只能不置可否，听之任之。另外，用来报答屠杀的捐赠款，也从所谓的“党卫军国家领袖的朋友圈子”大量流出，该圈子包括德国工业界大名鼎鼎的公司——从西门子到德意志银行。　　　　　
　　　　1943年被任命为帝国内政部长后，一身兼多职的情况就更进了一步，其职能的特别多样化似乎带给了他的人格某种分裂的结果。研究一下他常在写字台前直坐到深夜两点做出的决定，就不由得会产生这一印象，这是几个完全不同的人物。希姆莱完全可以在一瞬间先是激动地宣扬他特别喜爱动物，它让他讨厌狩猎、规定动物保护协会享有警察权益，然后又会马上换到一席关于“疏散”一个犹太人居民点的工作谈话，其后果是数万人的死亡。他可以刚刚还在电话中对他的女儿做一个可爱忠诚关怀备至的父亲，然后又会在演讲中心平气和地解释，为什么有必要将犹太人的孩子们也杀死。有时候两种情绪之间只相隔几秒钟。有一回他将他的昵称“小丫头”的女儿古德龙带去了达豪集中营。晚上她在日记里记道：“我们看了药草园、梨树和囚犯们画的画，美极了。然后我们美美地吃了一顿午餐。”当天她父亲还附带处理了其他完全不同的事情，会见了一名他最心爱的医生，那位在达豪工作的空军司令部医生西格蒙德·拉施尔博士，他在那里拿犯人做实验，他们到最后几乎全都死了。他不打麻醉给裸露的心脏动手术，将犯人关进一个低压室或在冷却池里将他们折磨致死。他和希姆莱保持着长期的通信联系，讨论如何能通过这些试验获取进行战争的认识。有一回这位“党卫军国家领袖”建议，给低温处理过的人用“动物的温度”进行增温试验，拉施尔不假思索地就用4名从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送来的妇女进行实验。他强迫这些妇女，一丝不挂地皮肤挨皮肤躺到被冷却到零下30度以下的犯人旁边。1943年2月12日，他报告实验结果说，“动物”输送体温的效果“可惜”不比其他方法好。另外他建议，最好是在奥斯维辛进行其他的冷却实验，因为在达豪人们太注意此事了：“当他们很冷时，实验人员大喊大叫。”这位党卫军头目在他的总部观看拉施尔实验的影片，有一回甚至亲自观看了一次“低压实验”，他支持这位可怕的医生使用来自他的“祖先遗产”中的方法，面对科学工作者的批评，也坚决地维护他。希姆莱写道，“在这个‘信奉基督教的’医生圈子里，人们认为，一位年轻的德国飞行员理所当然地可以拿他的生命冒险，而一名罪犯的生命却太神圣了，不想以此玷污自己。”这位骷髅头教派的大师是德国医生在集中营和研究所里进行的众多既残酷又毫无意义的人体试验背后的动力。受害者达数千人——有的是作为用高剂量的激光强行结扎、注入致命病毒的试验品，有的是供孟格勒医生在奥斯维辛进行的臭名昭著的双胞胎研究。　　　　　
　　　　另外，凶残的令人毛骨悚然的西格蒙德·拉施尔医生，既是他的主人蔑视人类思想的作案人也是受害人。1941年他娶了希姆莱的一位老熟人——慕尼黑的音乐会女歌手卡洛琳·迪尔为妻。希姆莱一开始拒绝颁发结婚许可证，因为那位未婚妻已经48岁了，比拉施尔大16岁，显然太老了，无法生孩子。但卡洛琳·迪尔似乎创造了一个生物学奇迹。仅在一年之内她就赠给她的西格蒙德两个结实的男孩子，希姆莱表示祝福。这对生育能力强的夫妻因此成了“帝国领袖”较亲近的熟人，多次在希姆莱家用晚餐。但后来骗局暴露了。当卡洛琳第三次怀孕时，她丈夫产生了怀疑。为什么这些孩子没有一个像他？这位老姑娘的谎言大厦终于崩溃了。她承认和她的妯娌一起假装了怀孕。两人隐瞒了身份穿行于慕尼黑，贿赂了接生婆，说服被炸弹轰炸下的年轻母亲们，最后也从一家婴儿院偷取了一个孩子。生第三个孩子时卡洛琳根本没有用红颜色假装有效地在家生育。她丈夫大概太忙于他的人体试验了，没能揭露这个大骗局。这对夫妻在监狱里又重逢了。战争结束前不久希姆莱亲自下令将他俩处决了。


希姆莱的妄想第25节：恭顺的奴仆

　　　　卡洛琳·迪尔的例子证明了，希姆莱迷恋的为“统治人种”尽可能多地创造后代所造成的影响，当克尔斯滕在一次类似的结婚事务上反驳希姆莱，说他认识很多夫妻，他们没有孩子也很幸福时，希姆莱回答道，他关心的不是“穆勒先生和穆勒夫人是否幸福”，惟一重要的是民族的兴盛。国家多子正是纳粹政权的远大目标的一个前提。只有出生率的增长才能弥补战争带来的巨大损失，同时为东方要移居的辽阔地域培养足够的“民兵”。为此希姆莱不惜一切手段。他不放过任何机会，呼吁他的党卫军成员生孩子——无论是婚后还是婚外的。他命令严厉迫害同性恋者，因为他们不能“增强民族力量”。他在他的“生育生命”俱乐部里接受符合他的“人种”标准的单身女人秘密分娩。而这个俱乐部的目的绝对不是像战后谣传的那样，是为了帮助生育。强壮的党卫军“种牛”帮助喜欢生育的德国姑娘为“元首”生孩子的故事就来自这一幻想。俱乐部的真实目的在于，尽可能避免将不受欢迎的孩子流产掉。健康的“生育生命”的孩子，凡他们的母亲不想留下的，都被交给党卫军家庭领养——或者当即由党卫军照顾。到1945年为止，在“生育生命”俱乐部里生下了1万2千个孩子。　　　　　
　　　　直到斯大林格勒的战争转折之后损失戏剧性地上升时，帝国的这位最高人口养殖员才想到有组织地生育。他和同样很感兴趣的马丁·鲍曼一起，想要帮助成了寡妇的或找不到男人的妇女得到做母亲的快乐。他和鲍曼也考虑过让“有价值的”男人组织多重婚姻。这时希姆莱大概想到了他自己的处境：1942年他的情妇和前秘书“小兔子”海德维格·波特哈斯特为他生下了一个不具合法身份的儿子，取名黑尔格。1944年又生下一个名叫娜妮特的女儿。这位党卫军头目的恋情对“第三帝国”的舆论界是严格保密的。只有纳粹党领导层内部知道，希姆莱早就更喜欢和这个新家庭一起过他不多的几小时私生活，而不是和玛尔加和“小丫头”一起了。这似乎确实是海因里希·希姆莱一生中的伟大的爱情——尽管很难拿这种概念去设想这位世纪杀人犯的私人生活。在希特勒的山庄附近他为“小兔子”及其孩子们布置了一座豪华的房屋，第二个家庭和谐地适应了这个褐衫环境的社会。希姆莱甚至想离婚，但玛尔加拒绝了——主要是因为“小丫头”。　　　　　
　　　　当他在私生活中不得不权衡自己和孩子的相互利益时，党卫军的警察们正在被占区抓捕孩子。他们主要是去孤儿院抓——但也从幼儿园、校园或游戏场所抓。他们的受害者主要是金发、蓝眼的男孩和女孩。按照“党卫军人种部”的标准对他们进行测量、比较，根据相貌将他们分级。如果他们是“可以德国化的”，就将他们运往帝国。1942年9月16日，在党卫军和警察领导人会议上希姆莱概括了这样做的目的：“我们要将世界上所有的优秀血统，所有的日耳曼血统收集到一起。”在另一次演讲中他又对他的部队领导人说道：“世界上所有的优秀血统，所有的日耳曼血统，凡不在德国一边的，有可能会毁坏我们。因此每个我们送来德国、培养成一名具有德意志意识的有着优良血统的日耳曼人，是我们的一名战士，而敌方就少了一名战士。只要我能够，我真的打算将全世界所有的日耳曼血统搜集来、抢来和偷来。”战争的一个特别感人的片段就来自这一返祖现象的工程。希姆莱的帮凶们抢来的孩子估计有数十万。大多数都没有通知他们的父母亲。仅从扎莫希克周围的波兰地区就被运走了3万名孩子，从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至少运走了2万名。在德国为他们伪造了证件，交给忠于纳粹党的家庭收养。这些孩子中有很多再也没有听说过他们的真正命运。他们有的今天还生活在德国，有典型的德国名字，根本没有意识到他们是希姆莱的人种妄想的受害者。　　　　　
　　　　最迟从1943年开始，国内外的观察者们就将这位“党卫军国家领袖”视为纳粹政权无可争议的第二号人物了。在战争的命运终于开始转向的那个阶段他反而能够升迁，这不是偶然的。随着前线的失败，纳粹政权的统治越来越强硬——这由希姆莱负责。失败的战役有利于他的飞黄腾达。自1943年起他不仅控制这个恐怖警察机构的所有内部组织，而且控制着越来越大的武装党卫军，有时也控制着正规军队。另外，随着讳莫如深的卡纳利斯海军上将领导下的国防军情报处的瓦解，间谍和反间谍领域的所有职权也落到了他手里。希姆莱将令人害怕的众多权力集于一身——但他不利用它们。当他去见希特勒时，他仍然是恭顺的奴仆。正如克尔斯滕所说，那位独裁者可以用一个手势将他的党卫军头目的不同意见轻易地“否决”。没有听说过希姆莱坚持过哪一桩哪怕是稍微有点重要的事情。有时候希特勒甚至故意用伤人的话惩罚他的“忠诚的海因里希”；因为他知道这位追随者非常在意。1942年鲍曼在给他妻子的一封信中报告了希特勒的诋毁，它们“深深地伤害了”希姆莱；“显然不是从昨天开始。”这位“党卫军国家领袖”陷进了一条死胡同。他让他的黑色帝国不断宣誓无条件地“效忠”希特勒；他被这个誓言困住了。希特勒可以对此放心，因此也将那许多权力交给他。希姆莱绝不可能发动一场反对他的政变。因为他缺少群众的拥护，除了恐怖，它是纳粹政权的第二重要柱梁。戈林受到欢呼，戈培尔——至少在演讲台上——也是，但希姆莱绝对不会。当这位“党卫军国家领袖”行驶在一座城市的街头时，路边没有高呼“万岁”的人群站在那里。他的到来只会招致害怕的和充满尊敬的目光。希姆莱永远当不了“元首”——至多做个警察独裁者。另外，对他的工作情况的研究表明，在纳粹权力机构的野草丛中，他的位置是很“软弱地”保持到最后的。这位貌似强大的党卫军头目连最不重要的细节问题也要和党的职能部门、国防军或部长们细细商讨，然后将这件事呈给希特勒决定。这样，有关武装党卫队的武装和给养的长期争执就是希姆莱差不多每天都必须过问的一个内容——并不总能成功。


希姆莱的妄想第26节：出卖与背叛

　　　　他的惟一一个反对希特勒意志的步骤是偷偷进行的。希姆莱似乎很早就在现实的瞬间认识到了战争没有希望。自1943年起他多次向西方列强伸出了谈判的触角，它们都是以一个目的为前提的：和西方沟通，在东方继续战斗。随着战争越拖越久，希姆莱越来越绝望地寄希望于盟国之间的破裂——希特勒也是这样。他派出柏林律师卡尔·朗拜恩或他的亲信卡尔·沃尔夫这样的密使，他会见中立国的代表，如瑞典的贝纳多德伯爵，他甚至发了一个直接的——至今都非常神秘的——信息给丘吉尔。但西方根本不想和刽子手希特勒谈判。1944年7月，丘吉尔在收到希姆莱的无线电讯之后只简单地记道：“收到，已销毁。”至今都很难破译出这位“党卫军国家领袖”的这些接触动机何在。这些会谈要求是对他的“元首”的秘密出卖吗？试探一切可能的机会，这本来就是一位情报局局长的职责内事务吗？希特勒其实也知道情况吗？如果希姆莱真以为他本人可以充当单独媾和的谈判代表的话，那么，这只不过是又一次证明了他的极端盲目。在最重要的战犯名单上盟军将他直接排在希特勒后面。这期间他们已经知道了希姆莱和他的党卫军执行的大屠杀的一些详情。如果这位党卫军头目自己感觉不到自己的罪过的话，他至少必须认识到，战争对手会将他归为主犯——有权利这么做。　　　　　
　　　　在1944年7月20日的行刺希特勒事件中希姆莱扮演的角色也因为缺少资料而很不清楚。同时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