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卫军档案-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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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拉亚泽科夫的悲剧还没有结束，一星期之后卡车也将孩子们运来枪杀。士兵们报告了国防军神父，发出抗议。这一行动被暂时中止。90名孩子被关在城市边缘的一座屋子里，无人照管，没有水和面包。他们的呜咽和哭泣声绵延不绝。再次抗议也救不了他们。陆军元帅冯－赖歇瑙，“第三帝国”的一位青云直上者，重复了他先前已经下达过的枪杀孩子们的命令：“我基本上已决定，必须将已经开始的行动以合乎目的的方式进行下去。”陆军元帅冯·赖歇瑙的道德就谈这么多。这位当时的第六军团总司令同意并命令杀死犹太人的孩子，从而成了海德里希的屠杀行为的帮凶。
4a别动队的党卫军冲锋队队长奥古斯特－黑夫纳在纽伦堡法庭上陈述了由谁枪杀孩子的争论当初是如何爆发的，他和他的上司，那位因其高效率而臭名远扬的党卫军分队长保尔－布洛贝尔的争论：“他命令我枪杀孩子们。我问他：‘由谁开枪？’他回答：‘武装党卫军。’我反对：‘他们可都是年轻人，要他们枪杀小孩子，我们怎么向他们交代？’他（布洛贝尔）听后说道：‘那您就派您的人去。’这时我也说：‘他们怎么做得出这种事，他们也都是孩子呀。’争执持续了10分钟左右……我建议，让野战指挥部的乌克兰民兵去枪杀孩子们。对这个建议无人提出异议。”
借别人之手屠杀，这越来越成为党卫军和其他参与者的办法。突击部队领导们确实越来越倾向于让那些由当地人中征集的后备部队干这“肮脏的活儿”——枪杀。此时德国人只负责封锁——有些人真的提到，他们这样做没有亲手屠杀，有罪的仅仅是当地的卖国贼。“外民族助手”的数目急剧上升，在战争过程中它将由3万人上升10倍达到30万人。这不仅成了为德国凶手开脱罪责的途径，而且也提高了屠杀的效率。卖国贼们被当成工具，经常表现得很愿意将他们在一些被占区弥漫的反对犹太人的怨恨向无辜者们释放。
拉脱维亚的犹太女子罗泽尔－戈登斯坦因亲身经历过枪杀小分队的残酷：“他们将我们孩子们赶到一起枪杀。有几人想逃跑，但当场就被打死了。”罗泽尔本以为她的生命已到了尽头，对于她，在数天至数星期的不安等待和孤独之后，走向埋尸坑差不多像是解脱：“他们枪杀了我母亲，我也想死，现在终于可以死了。我知道，我会再见到我母亲。”罗泽尔奇迹似地从这场大屠杀中幸存了下来。枪一响她就跌进了坑里，尸体跌倒在她身上，盖住了这个一动不动的女孩。罗泽尔坚信，她的末日到了。直到几分钟后孩子才明白她还活着。当她听到凶手们“大声唱着歌，醉醺醺地”离开森林边缘的场地时，她从坑里爬出，躲了起来。
很多幸存者报告说，枪杀时，尤其是在枪杀后，案犯们都喝得醉醺醺的。给执行者酒喝是有目的的。1941年，立陶宛后备警察佩特拉斯－泽廖翁卡报告说：“每个人可以随意喝。我们可以想喝多少就喝多少。当这些酒后来开始起作用时，大家都有了行动的勇气。”保安警察托格尔，10a突击小分队的成员，就这个内容供认道：有一次“执行我还记得很清楚，保安队员事后喝醉了，因此不得不专门分给他们酒。我们保安警察什么也没得到，我还记得，我们对此很生气”。引起不满的不是屠杀，而是缺少忘记屠杀的手段。
所有这些事件的始作俑者，阿道夫－希特勒，对这种大批量地处决一清二楚。从8月1日起就下达了命令：“要不断将突击部队在东方的工作报告给元首。”盖世太保头目海因里希－穆勒的指示得到了一丝不苟的执行。我们以为，一方面要求对这些野蛮事情绝对保密，另一方面想将这一罪行详细记录下来的欲望又占了上风，这是一种冒险。
在帝国中央保安局，海德里希也随时掌握情况。当屠杀小分队无情地灭绝俄罗斯的犹太民族时，他的突击部队的“事件汇报”被不间断地送到他的柏林总部。他每天阅读第二突击部队1941年12月19日的那类报告：“在执行警察协助下对莫吉洛夫的公路干线执行监视时共抓到135人，绝大部分为犹太人。枪杀127人。”报告说，附近的一个苏联战俘的临时集中营“挤满了犹太人和干部。126人被拉出去枪杀了”。另外，在博布洛伊斯克附近的帕里奇进行了“一次特殊行动”，“行动中枪杀了1013名犹太男女”。数目不断上升，累积，帝国中央保安局准确记载的受害者达数十万。
海德里希的统治第37节：杀人犯的暗语
尽管跟在前线后面进行大屠杀，此时纳粹的种族政策的官方口号仍和从前一样，是将犹太人赶出欧洲。1941年7月21日，希特勒对克罗地亚元帅克瓦特尼克说：“犹太人是人类的灾难。”将他们送往哪里，是送往西伯利亚还是马达加斯加，都无所谓。仍然没讲明这种“最后解决”具体该如何执行。但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一个决定就越来越紧迫。“保护国”内犹太人居民点的形势急剧恶化。波兹南区保安处负责人、党卫军突击队大队长鲁尔夫…海因茨－霍普纳尔在1941年7月6日致帝国中央保安局“犹太人负责人”阿道夫－艾希曼的报告中写道：“今年冬天，犹太人有可能无法全部吃饱。”所指的是如今位于帝国范围内的洛兹犹太居民点。“真应该好好考虑一下，用某种迅速有效的方法干掉那些没有工作能力的犹太人，是不是最人道的解决方法。无论如何这要比让他们饿死舒服。”“帝国保护长官”汉斯·弗兰克坚决拒绝在波兰建设新的犹太人居民点，“因为根据元首今年6月19日的一次口头声明，不久将要赶走保护国的犹太人，保护国某种程度上只是临时营地”——通向乌拉尔河对岸的居民点。
当前线背后正全力进行大屠杀时，海德里希还有时间和兴趣从事体育活动。1941年8月他参加了有12名最佳选手参加的特级德国击剑冠军赛，1941年12月，当德国国防军被困在莫斯科城外的俄罗斯寒冬里时，海德里希参加了和匈牙利国家队的比赛，成了最了不起的德国人。他习惯于早晨训练，时间是在4点和6点之间。
莱因哈德·海德里希从1941年年初就开始制定一个将欧洲的所有犹太人运往东方的全面计划。现在，由于胜利似乎就在眼前，希特勒开始执行“最后解决”的最后和最极端阶段的那一天也临近了。海德里希想为这一刻、为希特勒讲的“毫无疑问正在到来的最后解决犹太人问题”做好准备。在迷惑人的必胜信心的顶峰，他让帝国中央保安局的“犹太人负责人”阿道夫－艾希曼起草公文，由赫尔曼－戈林于1941年7月31日签署。戈林在公文中授权1938年分管“全面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海德里希，“为在欧洲的德国影响区内全面解决犹太人问题做好必要的准备”。这场突击部队在东方开始的大屠杀，也将扩展到西欧甚至法国及已占领的北非。海德里希为自己争取到了这一“全权”。它将他“提升”为全欧最高“犹太人全权代表”——负责希特勒的主要事务之一。丽娜－海德里希战后声称，她曾经“再三”恳请她丈夫，放弃他的“职业”。可他只对她讲：“这你不懂。我必须做这件事。只有我能做这件事。其他人做不了。”
在海德里希亲自传达之后，“犹太人负责人”阿道夫－艾希曼了解了这些范围广泛的计划。艾希曼说，1941年夏末，海德里希命令他去柏林。艾希曼战后在以色列接受审讯时回忆说，这位上司显得特别不安，似乎感觉不舒服。“元首，就是说，移民……”海德里希有点吞吞吐吐地解释道，“‘元首命令从肉体上消灭犹太人。’” 艾希曼接着说道；“好像想检查他的话的效果似的，他一反常态，做了一个很长的停顿。我今天还记得。我一开始根本想不到这一效果，因为他在字斟句酌。不过后来我知道了情况，对此什么也没说，因为我讲不出话来。”海德里希通知艾希曼，是因为要他组织运输。他总是只告诉大屠杀的执行者们那么多，让他们知道他们必须做什么。
莱因哈德－海德里希相信自己具有完成“最后解决”所需的严厉。1942年1月20日他在大万塞56／58的一幢别墅里主持了一场国家机构高级领导人会议。会议主题是商讨如何组织大屠杀的问题。该会原定于1941年12月9日召开，但由于日军偷袭珍珠港，随后德国向美国宣战，会议被迫延期。海德里希召集此次会议的目的不是为了做出什么有关“最后解决”的重要新决定。在苏联的被占区早就开始了屠杀犹太人，正在准备修建新的灭绝营。主要是为了让各部参与计划。
会议由艾希曼做记录。是他为海德里希的开幕词准备了材料和数据，这位保安处头目证实了戈林对他的授权。全权委托书里要求海德里希“为在欧洲德国的影响范围内全部解决犹太人问题做好必要的准备”。“这一最后解决欧洲犹太人问题的行动；”海德里希在万塞别墅里解释道，“将涉及110万左右的犹太人。”他们会“被派去东方”。“同时，大部分人无疑会因自然减员而损失掉。”
“‘自然减员’是什么意思？”20 年后，在以色列警方审讯时，以色列上尉阿夫纳－莱斯问海德里希的帮凶艾希曼道。
艾希曼：“这是指完全正常的死亡——心脏病或肺炎。如果我在此刻死去，这就是自然减员。”
“最后可能剩下的部分，”海德里希向坐在会议桌旁的众人解释道，“由于它毫无疑问是较有反抗力的部分，必须进行相应的处理，因为它当然体现了一种自然淘汰，一旦释放后将成为新的犹太人建设的胚胎。”
阿夫纳－莱斯问阿道夫－艾希曼：“什么叫‘相应的处理’？”
艾希曼结结巴巴地说：“这是……这是……这是希姆莱讲的。自然淘汰……这是……这是他的癖好。”
“对，可在这里是什么意思呢？”
“杀死，杀死！肯定是！”
万塞会议记录里缺少这些话。会议记录人艾希曼将在会议桌上公开讲的话“翻译成了”杀人犯的暗语。文字里没有丝毫迹象表明与会者真如艾希曼在法庭上证明的，“用非常坦率的话谈论此事……但事实上是讲到过杀死、除掉和灭绝”。海德里希、8名国务委员、6名警察和保安专家及一位部长在万塞别墅的会议桌旁是直接讲的。
海德里希的统治第38节：对“捷克仆人”的仇恨
会后，海德里希、艾希曼和盖世太保头目海因里希·穆勒坐到万塞别墅空着的火炉旁，情绪活跃起来。“我还从没见海德里希这么轻松过。”艾希曼回忆道。大屠杀的轨道终于铺好了。从1942年3月起，一批批犹太人被从欧洲各地运进灭绝营。海德里希的帮凶艾希曼负责坐镇中央，领导驱逐工作。
一个制定杀害数百万人计划的人内心里是怎么想的？外表上——完全符合党卫军成员要坚强、无情的陈腐思想——海德里希冷漠生硬，坚定顽强。但有证据表明，他痛恨他扮演的角色而不是为之骄傲。行政处长斯特莱肯巴赫认为，给突击部队布置的谋杀任务对于海德里希来说就是“他一生中最糟糕的任务”了。他现在要完成的任务胜过了此前的一切。
他自己用“有义务严厉”来为他的工作辩护。丽娜·海德里希介绍她丈夫说，他总认为“他必须始终不渝地完成所有任务”。但这丝毫改变不了他越来越感觉这些“任务”“不好”。至少他内心里不需要残酷。这位遗孀说，他夜里无法安宁。“他在床上辗转反侧，睡不着觉。他没有解释为什么。”从1941年夏天开始，从突击部队以他的名义屠杀开始，他就在寻找一个新的工作领域，寻找一个新的升迁机会。
当“帝国保护国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捷克人的反抗越来越厉害、“保护长官”康斯坦丁·冯·诺伊拉特在希特勒那儿失宠时，这一机会来了。在“保护国”——真正的帝国领土外的军备工业的心脏，群众示威、破坏活动和罢工达到了令占领者不安的程度。“布拉格的形势变得相当危急，”约瑟夫·戈培尔1941年9月21日在日记里写道，“元首决定采取坚决措施。（他）下决心，派海德里希去清理那里的情况……这种不利的形势必须由强硬的人来掌舵。这些强硬的人必须由一个坚定不移的人来领导；他们不可以因为多愁善感而背离真正的目标。”诺伊拉特被剥夺了权力，海德里希被派到他身边，他将用铁拳将任何的抵抗扼死在萌芽状态。海德里希很喜欢这桩新任务。他对一开始反对这一调动的妻子说：“那里有许多善事可做。如果你想统治一个国家，你必须先采取严厉的措施，‘打败’所有的敌人。然后你就能轻而易举、更令人高兴地统治了。”他终于得到了一个“建设性工作”。丽娜·海德里希说，“莱因哈德坚信，必须在布拉格完成一项‘历史性任务’。”
1941年9月底，丽娜·海德里希带着孩子克劳斯、海德尔和西尔克坐在豪华车厢里踏上了从柏林前往布拉格的旅途。招待像是在接待一位女王似的。“我们一长排汽车从火车总站驶往布拉格堡。道路被封、警察在路边守卫。直到我站在城堡的窗前，眺望闪烁着金黄色的布拉格时，我才清醒过来。我满怀着崇高的感情：我觉得自己不再是人了。我是一位公主，生活在一个童话般的国家里。没有战争，没有敌人，没有区别。我站在上帝的花园中间，可以体验、观看、享受。然后我想到了这座不幸城市的历史，对于我来说，所有的政治、民族和感情的线索都汇集在这里：现在，对我来说布拉格就是欧洲。”
这下布拉格首先是海德里希的恐怖统治的舞台。这一任期始于镇压。就在他到达的当天，城堡山上的这位新统治者就宣布22点进入紧急状态，禁止集会，实行军管，好像面临着一场暴动。在头20天里，被判死刑的人数上升到400人。他告诉布拉格的记者们，他的目标是“充分挖掘本地区的国防经济潜能。凡有损于这一目标的，不管它来自哪个角落，我都要镇压”。实际上海德里希想要的更多。丽娜·海德里希介绍说，“他问自己，他现在如何能够将这个国家彻底并入阿道夫·希特勒的‘世界’。”准确地说就是：“将空间和人彻底日耳曼化。”“人种合适的捷克人改变他们的民族”和“让人种上不好消化的捷克人和敌视帝国的知识分子移民国外”。海德里希首次成了一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在这里，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他想实现他想像中的党卫军国家。这个“保护国”应该成为所有纳粹德国征服国的模范。但他首先必须挫败人民的反抗。在特蕾西市，他让人建立了一座“模范犹太老人居民点”，它成了东方死亡工厂的临时营地。海德里希到后不久就开始驱逐了。
这位新暴君对他的新国家的未来是如何设想的，在他进入“摄政府”所在地——布拉格的泽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