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卫军档案-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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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有时将武装党卫军神化为“德军传统的战斗精英”——一个常被使用的固定说法——它很大程度上不符合事实。武装党卫军共有38个师。但内部存在极端的能力差异。党卫军装甲师肯定是战斗力特别强的部队。但其他的许多部队在军事上只能算水平一般。另外不应忘记，陆军和空军里也有出色的部队。国防军的精英可不是武装党卫军。另外武装党卫军总的损失并不比陆军大。这可能是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陆军里也存在常被提起的“牺牲精神”；不管它的后果有多严重。
早在战时就传说武装党卫军损失大，装备好。其理由显而易见：党卫军部队自视为“精英”——在公开场合也经常表现得这样。在前线从掩护服就可以将他们轻易地同陆军的土灰色区别开来，还可以通过他们左腋窝里的血型文身区分。武装党卫军的精英师装备当然要比陆军的普通师精良。不仅普通步兵，就连他们的军官有时也常会觉得“帝国”师这样的师像是游动的武器库。这一切都招来了妒忌和敌视。1944年8月，当“亲卫队”的成员请求第二装甲师的指挥官派一辆车，将他们的受伤的师指挥官、旅长韦希，运出法赖西的包围圈时，他只是回答说：“给‘亲卫队’？他们的车够多了，我不会给他们！”在东线，这种敌对情绪甚至导致了1942年第二军团参谋部故意拖延陆军部队和骷髅头师的换防，暗地里默想着：“他们死比我们死好。”
战争结束时这种敌对关系当然越来越弱了。最后古德里安将军甚至认为，战争持续时间越长，党卫军部队越来越成为“我们的”。事后看来这种话对国防军来说并不是光彩的一页。它当然不能改变武装党卫军独有的思想特征和同陆军的明显区别。他们恰恰是同其他军人不一样的军人。
“敖德萨”神话第66节：还有谋杀
桑托斯法官带领自卫队小心翼翼地接近秘鲁首都利马的弗里德利希·施文德的房子。法官接到情报，说这个德国人是一个国家社会主义网络的一部分。他还卷进了假钞生意、敲诈，甚至还有谋杀。于是，1972年4月12日，桑托斯临时决定进行一次住宅搜查。但疑犯显然已经接到了警告。透过窗户，侦察员们能看到施文德还穿着一身睡衣，正在底楼他的办公室里匆匆地焚烧纸张。“我们没收了那些材料，有些有点烧焦了。”法官说道。他们在厨房里的一块地毯下发现了一扇通向地下室的陷落活门。法官回忆说：“那里有大堆档案，分放在木架上——施文德档案室。”这些资料中有一张特别的纸，一封会议记录：“敖德萨档案”。
该档案的内容是关于20世纪60年代初某个7月的大热天在西班牙马尔贝拉的一次秘密聚会的。约100人聚集在一个秘密地点，他们来自世界各国。伊拉克、伊朗、拉丁美洲、美国、加拿大、西欧的许多国家、苏联，当然也有来自德国的。从记录看，他们都是应一个十分神秘、臭名远扬的组织“敖德萨”之邀而来的：“前党卫军成员或被释党卫军成员组织”。根据在利马缴获的记录，会上，“敖德萨”代表了“所有前党卫军成员，不分国籍”，显然是希特勒国家犯罪组织的一些拥护者从“第三帝国”的瓦解中逃了出来：包括“帝国中央保安局和保安处的代表”。一些可疑人物的身份显然十分神秘，甚至对与会者都隐瞒了。记录中提到“6名前党卫军军官，现以色列公民，其中两人成功地渗透进了以色列情报机构。敖德萨的五大洲负责人负责确认这些同志的身份，参加讨论时他们头戴面具，一言不发”。
本次集会——假如它真的举行了的话——起因是1960年以色列情报部门“摩萨德”绑架阿道夫·艾希曼：此事在全世界的褐衫组织里引起了极大的震动。看来他们认为这下有必要更好地显示一些国家社会主义的“智慧”了。记录里记载，“签名者认为‘大西洋公约’只不过是不负责任的欺骗和习惯性刑事犯罪”；“作为人造的和最有争议的产物，作为二次大战之后建立的国家，以色列国本来根本没有存在的理由”。当会上讨论对战犯的寻找和审判时，黑森州的总检察长弗瑞茨·鲍尔显然遭到了激烈的批评。鲍尔将清查“第三帝国”的罪行视为他的毕生使命，自从于1956年就职起就向国家社会主义的凶手们发动了一场真正的战役。在他的活动下，1963年在美茵河畔的法兰克福举行了起诉20名被告的奥斯维辛审判，这是联邦德国历史上最大的纳粹审判之一。此次庭审中揭露的不可名状的罪行，震惊了世界舆论界，使弗瑞茨·鲍尔变成了忠诚的老纳粹们最痛恨和最害怕的人之一。他们在西班牙做出决定：“处决鲍尔。”由于他们受到绑架艾希曼和随时都会现身的以色列死亡特遣队的惊吓，他们决定“创建一个情报机构和一个特别小分队”；“阻止以色列特遣队的恐怖活动”和“在可能的情况下从肉体上消灭一切以色列间谍”。在三天的讨论之后，这群神秘万分的人做出决定：“敖德萨向以色列国开战。”最后唱起霍斯特…魏瑟尔歌，高呼三声“胜利万岁！”来纪念元首。正如一位与会者兴奋地报告，“它肯定会一直传到直布罗陀海峡的英国岩石。”
“敖德萨”神话第67节：神秘聚会的记录
“敖德萨”在西班牙神秘聚会的记录来自弗里德利希·施文德的私人档案室，他是一位在秘鲁潜伏下来的前党卫军帮凶和狡猾的商人。尽管他想烧毁那些引起争议的资料，但它还是保存了下来。该文件的一封附录表明，这是由与会者之一应他的坚决要求寄给施文德的。此次聚会是否属实，没有任何档案可查。文件里未提到任何名字，可能的证人都保持沉默。但不排除举行过这么一次会议的可能，它自称“敖德萨”——这个名字代表着极右思想和秘密活动，新纳粹团体也用它来迷惑侦察员。
围绕“敖德萨”这个组织交织着许多神话和传说，很难确定它是否曾经真正存在或现在依然存在。就美国情报机构的资料显示，早在1946年就有最早的线索证明它的存在了。根据这些线索，它创建于战争结束时，是协助党卫军成员逃亡的组织。主要是要帮党卫军成员逃往拉丁美洲和近东。在苏占区内阻止运走工业设备的破坏行为也是他们所为。可它到底是一个组织还是很多组织的总称呢？纳粹追逐者西蒙·魏森塔尔认为它是肯定存在的：“我1946年从一名前反间谍机关的间谍那里第一次听说了‘敖德萨’。”他说道，“那是一个党卫军的地下秘密组织，目的是为了帮助战犯从德国往南美洲潜逃。”魏森塔尔为英国作者弗雷德利克·福斯特的政治惊险小说《敖德萨档案》提供了素材，他对这个地下组织的存在一点不感到奇怪：“从纳粹角度看，这是专业人员在活动——曾经的非法者、保安处成员、前间谍，这些人在‘第三帝国’的管理中接受过考验，表现突出。就像他们完美地组织了大屠杀一样，如今他们也出色地组织凶犯们逃跑。”
然而，虽然魏森塔尔认为，在50年代成功地帮助逃跑之后这个组织就已经不复存在了，另一些情报人员却向美国情报机构报告它仍然存在。据说1960年就在贝鲁特集会过一次。据说“敖德萨”在秘鲁让假美钞进入了流通，估计总部设在开罗。据说，该组织的头目们在南美洲、西班牙和阿拉伯国家进行操作。说党卫军在战争结束前将巨额现金、黄金和宝石弄去国外资助他们逃跑，这一猜测持续至今。打在秘密账户上，藏在公司股份里，以保障其成员的幸福。据说在独裁和极端政权的保护下他们一直效忠于他们的理想。据说是要帮助前党卫军成员，组建恐怖组织和情报机构，同时始终在全世界范围内建设自己的网络。 据说，由于缺少一位“领袖”；“敖德萨”要求自己和他们的“同志”忠于希姆莱的下列口号：“我们的荣誉叫做忠诚。”据说它今天像一只章鱼似地将它的触须也伸进了德国的司法系统、极右的新纳粹事件、监狱、国际情报机构、国际金融圈，遍布全球。
这事情听上去像一则疯狂的故事，其核心却完全是真实的。确实有许多党卫军凶犯以一开始无法解释的方式逃去了国外。战后，流亡纳粹分子如奥托·斯科泽尼、约翰·冯·莱尔斯、阿洛伊斯·布鲁奈尔、弗里德利希·施文德、克劳斯·巴尔比和约瑟夫·孟格勒分别在马德里、开罗、大马士革、利马、拉巴斯和布宜诺斯艾利斯定居了下来，在这些城市里依靠老的关系从事着部分合法部分可疑的活动。事实上，在联邦德国，多年来都存在党卫军组织，其影响一段时间甚至很大。但存在一个全球性组织严密的“敖德萨”的可能性实在不大。它主要是各党卫军网络和协助逃亡组织的统称——而传闻和事实的界限总是一再地消失。“敖德萨”是素材，尤其是拿它来创作犯罪长篇小说。“敖德萨档案”里哪些是传说，哪些是真实的呢？
“敖德萨”神话第68节：托普利茨湖的纳粹宝藏
在偏僻的施蒂利亚产盐区风景秀丽的奥塞兰德的中部，托普利茨湖平静而幽暗。四周岩壁陡峭，只有一条护林人小路通向那里。突然，一只装有摄像机的潜水机器人嗡嗡响着在黑暗的水域穿行。它用激光和超声波一米米地对湖底进行搜索，在寻找一个宝藏——传奇性的“托普利茨湖的纳粹宝藏”。2000年由得克萨斯“大西洋高科技”专业公司进行的这次潜水活动是由美国CBS电视台和西蒙·魏森塔尔中心资助的，它至少是第三次组织这种活动了，也是历次中规模最大的。据说它花费了近200万马克。不过潜水员什么也没有找到——除了几只箱子，装满写有“可惜不是”字样的星冠状软木塞。这是一群酒鬼为了气气寻宝人沉进湖里的。
同时，围绕着托普利茨湖却是众说纷纭。据说，面对盟军不可阻挡的挺进，纳粹大人物们将很多装有黄金和钻石的箱子沉在了这里。估计这些箱子里除了装有帝国中央保安局的重要文件还装有建立公司、党卫军逃亡资金连同瑞士户头的账号等资料。它们将证明，纳粹将多少黄金和现钞一开始运到“阿尔卑斯山壁垒”，后又运到瑞士运往了全球。纳粹追逐者西蒙·魏森塔尔相信，这笔逃亡资金是为建立一个“第四帝国”准备的。被通缉纳粹罪犯的协助逃亡组织“敖德萨”是靠这笔钱资助的吗？战后，寻宝的人们就不断来到湖边。1963年，当一名年轻潜水手淹死在湖里后，官方颁布了严厉的禁潜令。这座山地湖泊深100米，有几米厚的淤泥层，里面横七竖八地倒着树干，它们的树枝像触须一样向大胆的潜水者张开来，这太危险了。确实已经从该湖里打捞出了一些“第三帝国”遗留物：主要是武器、实验室设备、生锈的大炮和火箭推进器——海军舰队的一座试验站的遗物，它从1943年起在这里试验军火和水下武器。当年海军舰队封锁了整座湖，引得民间议论纷纷，导致了传说的形成。但也找到了几十箱假英镑连同相关印版。阿尔卑斯山中的这个偏僻地方发生过什么事呢？
1944年，盟军势不可挡地粉碎了希特勒宣传的“欧洲壁垒”，它越来越缩小成一个“德国壁垒”。希特勒的追随者中还有一些人希望能逃脱失败。当德国形势越来越危险时，这些纳粹巨头离开帝国的其他地区，前往传说纷纭的“阿尔卑斯山壁垒”——他们最后的避难所。此地还没有存在就被传得神乎其神了。1944年11月12日在《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刊登了一篇充满幻想的文章，题为《希特勒的藏身地》（Hitler’s Hideaway）。文中写道，“整个宽15英里长21英里的地带都布满了地雷，手指按下一只按钮就可以引爆。有人说这只决定命运的按钮位于希姆莱的地下办公室的写字台旁，希姆莱的办公室位于元首防空洞下面的一条地道里。”盟军中流传着一个恐怖的假设，说希特勒会率同几位追随者一直苦战到最后一口气，也许会给战争带来一场全新的转折。传闻说，“狼穴”部队，狂热的纳粹游击队，要在南方构筑防御工事。
“敖德萨”神话第69节：阿尔卑斯山壁垒
希特勒的这座最后的壁垒早就被当成了幽灵。不过，党卫军头目希姆莱1944年5月底确实是想在山里建一座党卫军防御壁垒的。面对迫近的失败希特勒也抓住这根救命稻草：1945年的头几个月他还抱着在阿尔卑斯山里进行最后战斗的希望，他要在山里等候西方盟军和斯大林的部队发生碰撞，炸毁这一“违反自然的”战争联合。希特勒的希望是，要尽可能久地在阿尔卑斯山里坚持住，也许还能强迫来一个单独媾和。在1945年4月24日的一道“元首”令中他将“阿尔卑斯山壁垒”形容为“顽强抵抗的最后壁垒”。它应该“依靠地形、在南方也依靠扩建强大的核心工事”顶住敌人的进攻，直到最后一人。最后这位独裁者改变了决定，他留在了他的柏林掩体里。4月30日他和爱娃·布劳恩一起自尽了。
“阿道夫·希特勒的死讯最初让我们觉得难以置信。我们太希望他来这虚构的‘阿尔卑斯山壁垒’了。”党卫军分队长奥托·斯科泽尼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这位党卫军狙击部队的领导人、墨索里尼的解救者，接到任务，率领他的残部组建“阿尔卑斯山地区”保护军。当最后的柏林争夺战正打得激烈时，国防军和武装党卫军的大多数参谋部、机关和后勤设施已经迁进“阿尔卑斯山核心壁垒”里了。国家社会主义领导层的逃亡者们首先都喜欢逃向奥塞兰德，逃进施蒂利亚产盐的山地和湖泊风景中。只有通过海拔982米高的普琴关才能到达这个盆地，在这里，在死山和瓦砾岩群山之间，一些“第三帝国”最臭名昭著的集体屠杀犯感到最为安全。1943年起接任莱因哈德·海德里希任帝国中央保安局头目的恩斯特·卡尔滕布鲁纳，也于1945年春将他的工作机关迁到了巴特奥塞。他想在那里组织“防御战”。据说施泰尔军火厂的一部分也转移到了那无数的山洞和矿道里，以便能在地下军工厂里继续生产武器。像希特勒的秘书马丁·鲍曼这些纳粹巨头也让人将重要文件存放在“阿尔卑斯山壁垒”的山洞和坑道里，还有价值连城的艺术品，数千幅来自全欧洲的画作——铜版画、水彩画和雕塑，为了不遭轰炸和用作和谈的质押品，都被藏放在阿尔特奥塞的盐矿里。这些艺术宝藏后来被美国人保护起来了。
帝国中央保安局的“犹太人负责人”、党卫军旗队长阿道夫·艾希曼也来到了产盐区。这位罪恶官僚，他的签名将数百万人送进了灭绝营，他带着妻子和三个儿子一起藏在阿尔特奥塞。他的上司恩斯特·卡尔滕布鲁纳命令他在那里的“山洞里组织抵抗”。据前保安处军官威廉·霍特尔说，艾希曼是“少数真正相信阿尔卑斯山壁垒的人之一”。他绝望地等候上司的命令。相反，西蒙·魏森塔尔在一次记者采访中讲，这位“最后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执行者来到这偏僻的山里只为了和他的帮凶们一起将一批黄金埋在高山牧场下的死人山里。据说艾希曼带来了22只箱子，里面装着从犹太人财产中偷来的值钱物品以及来自集中营的金牙和结婚戒指。据维也纳检察院1955年估计，这批再也没有找到的“艾希曼黄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