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卫军档案-第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娑邮保�3个月里无法销售的152。5吨啤酒提出索赔。面对这种态度，党卫军的同志们用手掩着嘴鄙视地讲他们是纳粹党的“流氓无产者”，1931年加入党卫军的汉堡人奥托…库姆今天认为：“那里没有纪律。”
尤其是在柏林，底层社会和冲锋队之间的界限如今消失了，无数小刑事犯罪分子得到了成员证。在韦定，“强盗冲锋队”在同共产党和法律进行斗争。“柏林冲锋分队的正式历史”是和诺伊屈尔讷的狗腿子的恶名同时诞生的：“3000多名红色活动分子，反对不足70人的第25冲锋队。但这支冲锋队80％由工人、无赖组成，冷酷无情，老奸巨滑。柏林人称它‘流氓冲锋队’。”控制夏绿蒂堡地区的是臭名昭著的第33冲锋分队，在1930年～1931年年底的短时间内，该分队的成员将很多人杀害或打成了重伤，民间称它“杀人犯冲锋队”。1930年11月22日，共产党的“鹰隼”漫游者协会的成员正在艾登宫跳舞，20名冲锋队员冲进这家饭店。他们高喊着“打死狗”，将饭店的客人打倒在地，不加选择地冲着人群射击。3名工人被子弹击中，倒在了血泊里。
这回那些褐衫打手被送上了法庭。控告他们企图打死人，破坏国家治安和身体伤害。年轻的律师汉斯…李滕博士代理对4名冲锋队员的附带诉讼。1931年5月8日他将阿道夫…希特勒叫到柏林莫亚比特刑事法庭的证人席上。经过调查，李滕想撕下国家社会党的面具，揭露国家社会主义思想的恐怖主义核心。他想证明，国家社会党不仅容忍暴力行为，而且恐怖是党的政策的重要部分。这次审讯持续了两个小时。一开始希特勒还表现得很平静。他像转经筒似的不断重复：“严禁冲锋队攻击持不同政见者。”李滕拿柏林党区头目戈培尔的无数言论反驳希特勒，言论中讲必须将“对手辗成齑粉”。讯问的时间越长，希特勒越不安。最后他发火了。他跳起来，满脸通红地咆哮道：“律师先生，您怎么能说这是要求从事非法活动？这种说法毫无根据！”李滕终于让被告被判刑了。此时他还没有意识到，他在法庭上的亮相是在宣判他自己的死亡。李滕是1933年最早被“保护性拘留”的人之一。在多年的残酷虐待和各集中营之间的辗转之后，这位勇敢的律师于1938年2月5日在达豪集中营自尽了。
权力斗争第7节：两虎相争
仅从冲锋队的保险统计就能看出；暴力大概是冲锋队最重要的宣传工具。它的头目名叫马丁·鲍尔曼，他报告说“在服务中受伤的”冲锋队员从1927年的110人激增到1930年的1506人。警方报告的情况类似：1929年普鲁士官员登记的冲突还只有580起，1930年已经成了2500起，1932年甚至达到了5300起。在1932年上半年的残酷竞选中有86人丧生，选举前6个星期里又添了72人。
暴力战术取得了成功。冲锋队员的人数不断上升——尽管它这一方也有死伤者。可是，这一自我牺牲对党和对冲锋队员都有利吗？
而现在的敌人不仅仅只有“左派”了。越来越多的冲锋队员也发现国家社会党及其领导层内部有敌人。他们反对“党魁”和他们的正统地位。“冲锋队内部主要是希望来一场社会主义的变革。国家社会主义——我能想像出那是怎么回事。当时你必须是国家主义的，社会主义听起来总是对的。”柏林的赫伯特·克吕格尔回忆道，他是未成年就加入冲锋队的保护组织“前线魅力”的。有时甚至向共产党员请教有关计划经济的建议和信息：红色和褐衫纵队一致地和柏林交通业的物价上涨作斗争。个别冲锋队甚至被视为“烤牛排冲锋队”：外表褐衫，内部红色。纳粹党内部也提出了对“社会主义”的矛盾看法。早在1929年，“冲锋队酒馆”里就出现了这样的口号：“阿道夫出卖我们无产者。”在传单里，革命的冲锋队员揭露“以希特勒为首的党内帮派的出卖”。在他们的最高领导人的鼓励下，他们以不流畅的韵文作诗道：
决定感谢给他钱的人，
他和金融资本进行他的“斗争”。
人民的苦难关他什么事？
明天会如何关他什么事？
有人提出要求：“维护旧理想，不能容忍个别为了个人目的牟取私利的政治家出卖社会主义！”当希特勒买了一辆昂贵的工作用梅赛德斯新车时，激烈的议论像冰雹一样密集：“我们这些运动中的无产阶级分子就这样也很满意。我们很喜欢推煤炭蒸汽机，好让我们亲爱的领袖们能靠他们的2000～5000帝国马克的月收入活得相当好。当听说我们的阿道夫·希特勒在柏林的汽车博览会上花4万帝国马克买了一辆大型梅赛德斯新车时，我们也高兴万分。”
冲锋队终于要求为打破的头颅和折断的骨头支付报酬了。柏林的冲锋队领导人瓦尔特·施泰奈斯毕竟是普弗尔的副手，他在慕尼黑多次要求成为议会候选人。当党的领导层在制定参加1930年议会选举名单再次不顾施泰奈斯时，丑闻发生了：党的军队举行罢工反对党。在柏林体育馆里，当负责保护会议厅的冲锋队撤走，对聚会不管不问时，主要演讲人、党区领导戈培尔瞠目结舌。党的士兵前往威滕贝格广场游行反对他。冲锋队公开威胁，要“打烂戈培尔这破东西”。戈培尔迅速做出反应。他叫来可以信赖的人帮忙：库尔特·达鲁厄格领导的当地党卫军接受了在体育馆维持秩序的任务。党第一次使用它自己任命的卫队公开反对冲锋队的“战友们”。报复没过多久就来临了。两天之后，在8月30日，冲锋队员们袭击了柏林区党委房子里的党卫军哨兵。
希特勒匆忙赶往柏林，穿行在首都的“冲锋队酒馆”。他答应：他将充分满足施泰奈斯的要求。争执于9月1日暂时平息了。但无政府主义的褐衫队所带来的威胁深深地烙在希特勒的意识里。他试图重新管束队伍，开始为辞职的冲锋队头目普弗尔上校寻找一位接班人。于是一位老战友回来了，谁也没料到他会回来。1930年年底，老朋友恩斯特·罗姆从玻利维亚回来了。希特勒自以为走了一着战术上很聪明的棋。罗姆在冲锋队里仍然很有影响，他似乎远离了一切阵地战。但希特勒不知道：罗姆在遥远的南美洲时也在策划反对这位“元首”。1928年他以中学生的笔调在寄给一位朋友的明信片上写道：“阿道夫是头驴。”
但即使是罗姆也无法像希望的那样管束冲锋队。不满的反叛者们不想这么轻易认输。在施泰奈斯的第一次暴动发生一年之后，又有传单出现了：“致柏林的国家社会主义者们！柏林党区领导约瑟夫·戈培尔博士因不守信用被取消其区领导的职务。”事关“阻止了党对冲锋队和国家社会主义的出卖。冲锋队行进，施泰奈斯接管指挥权”。柏林的冲锋队头目瓦尔特·施泰奈斯重新要求一位冲锋队员担任议员。党的领导层再次拒绝了。施泰奈斯威胁道：“谁也不能长期违背人民的最优秀部分的意见而不受惩罚——这样做是不顾冲锋队的意见。”
政治对手们惊讶地看到，荒唐的内部斗争似乎让纳粹党快要解体了。施泰奈斯争取到了德国东部和北部的几乎所有的冲锋队领导人参与政变，反对慕尼黑的党的领导。但希特勒先声夺人，于1931年3月31日将施泰奈斯撤职了。可褐衫队的骚乱还是爆发了。冲锋队接管党，党反过来又开除冲锋队的政变分子。可是，当馈空的冲锋队的战争费用快用光了时，这场暴动就渐渐地瘫痪了。组织里施泰奈斯的人员被清洗，它的机构被粉碎。纳粹上台后施泰奈斯被党卫军逮捕，但在戈林的活动下他又被释放了。后来他争取到了蒋介石的亲卫队队长一职。
权力斗争第8节：“幸运”的希姆莱
施泰奈斯叛乱之后，党卫军的地位继续上升。据说，它像一个男子汉一样支持着希特勒。正如党卫军历史编纂家海因茨·赫纳所写，希特勒声称，他战胜施泰奈斯主要是因为“他的党卫军的警惕性”。它继续执行着希姆莱在1932年的戏剧性事件后下达的命令：
“党卫军成员，你的荣誉就是忠诚。”
这位“党卫军国家领袖”在一次谈话时骄傲地说：“我们不是到处都受欢迎。工作结束后我们会被放到角落里去，我们不可以期望感谢。但我们的元首知道，党卫军对他有多重要，我们是他最喜欢和最有用的组织，因为我们还从来没有让他失望过。”党内很多人都低估了这位戴着夹鼻眼镜、皮肤白皙的小个子：在舆论界他几乎默默无闻。周报上的他站在希特勒和罗姆后面的第三排。但是，1923年11月9日曾做过罗姆的旗手的海因里希·希姆莱，为了权力和事业他会不顾朋友。几乎没有人意识到，这位有着高级教师风度、客客气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组织里常被嘲笑为“反军人”（奥托·库姆）的巴伐利亚人，竟是一位不露声色的坚忍的权力战术家。如今他一有机会就宣布行进方向：“冲锋队是路线，党卫军是亲卫队。”
希姆莱的升迁是党卫军的历史转折点。自从他于1929年就职以来，党卫军成员的人数就迅速飙升。最初只有280人，次年底它的实力就翻了十番。1931年已经有14964人帽子上戴着骷髅头了。希姆莱完善了严格的挑选标准，首次制定了意识形态化的骑士团制度。在1931年12月31日的“党卫军成员订婚和结婚时的义务”里规定：“党卫军是一个按特殊观点挑选的德国北欧男子的组织。”还有：“每位准备结婚的党卫军成员，都必须得到党卫军国家领袖的批准。”精选仅仅是保持“优良血统”的途径。规定的结束语写道：“未来属于我们。”
如今，这个“黑色骑士团”不仅鼓舞了那些小资产阶级的世界大战的老兵，而且也鼓舞了那些以一种对文化的厌恶来填补疲弱的民主的人：那些人尽管太年轻没有战斗经验，但被战争的残酷和浪漫吸引住了。汉堡人奥托·库姆说道：“我觉得没落的德国只有一条出路，这就是希特勒。我先是加入了冲锋队，这是一条理所当然的道路。但我觉得它太软弱，缺点太多。党卫军成员都是经过特殊挑选的。”在歌德的城市魏玛，中学生霍斯特·毛尔斯贝格尔喜爱上了党卫军。毛尔斯贝格尔制服里带着歌德的《浮士德》——他的儿子福尔克尔至今收藏着父亲读烂的做满记号的版本。“我一生都在想着这个问题：这么一个来自资产阶级家庭、有着这种人文主义思想、这种向往和幻想的人怎么会走上埃特斯山的。”毛尔斯贝格尔认为责任在于“魏玛的资产阶级精英们”，他们将年轻人培养成了极端的梦想家——允许歌德喜欢在上面获得灵感的埃特斯山在历史上得到了另一个意义：布痕瓦尔德。几年后，这座集中营成了后来的党卫军小队长霍斯特·毛尔斯贝格尔的“工作场所”。
瑞士医生里德维格·弗朗茨从前曾经喜欢过国家社会主义的德国，因为他相信，它是一个反对“共产主义的堡垒”；不少报名参加党卫军的人的想法都和他一样。他至今都还认为，“希姆莱的训练一支精英部队的想法非常理智。为一种伟大的思想献身，这吸引了我们。这就像是生活在一个有着我们可以之为榜样的君主的国家里一样。”里德维格后在和苏联的战争中被招募为武装党卫军的外国志愿兵。
但更重要的是：在意识形态的幌子背后，希姆莱继续为最后一轮权力斗争做试验。他将党卫军从希特勒的亲卫队变成了无所不在的党的警察。在早期，1929年一次坐火车时他讲得最为明显，汉堡党区负责人阿尔贝特·克赖布斯后来回忆起了这次坐火车的经历。希姆莱说，政治中重要的是秘密状态。要弄清冲锋队领导人康恩为何起了个令人想到犹太人科恩的听起来有犹太味的怪名字，或区队长洛瑟作为前银行职员是否依赖犹太人的资本，这些都很重要。克赖布斯听到的是“军人的自吹自擂、小资产阶级的酒馆闲聊和一个教派布道者的狂热预言的混合物”；但他却和很多人一样，忽视了希姆莱想以多大的忍耐力不顾一切地实现他的目标。
党卫军自创建始就随意收集党内的情报，希姆莱于1931年夏天收纳了因“不合格”而被海军开除的情报官员莱因哈德·海德里希，从此这种随意收集就变成了精心策划的间谍体系。新成立的“IC服务处”的情报汇总在慕尼黑的“褐衫大厦”里，它是要揭发潜伏在党内的“敌方的间谍”。古老的忠诚在这里不顶用。现在党卫军谨遵希特勒的意图，也开始向表现很不可靠的“自己的兄弟”下手了。
权力斗争第9节：同性恋的冲锋队首脑
恩斯特－罗姆的其他措施也几乎没能缓和形势。冲锋队内部的革命情绪仍然酝酿着不满，这位冲锋队参谋长本人也在助长这种冲突。罗姆毫不隐瞒他的同性恋倾向，他最亲信的部下的同性恋倾向也早就不是秘密了。在致柏林医生海姆塞特博士的信中罗姆相当坦率地写道：
“我和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先生，这位愚蠢的道德健将，进行着最尖锐的斗争。他的文章主要也是针对我的，因为我不隐瞒我的看法。您从中可以看出，我必须习惯国家社会主义圈子里的这个罪恶特点。”
罗姆和一位名叫赫尔曼…西格斯蒙德的柏林舞男的关系曾经在法庭上公开过，这位冲锋队头目曾经指控那位舞男偷他的箱子。在城中地方法院的记录里写道：“1925年1月13日晚，罗姆邀请西格斯蒙德在柏林的马林恩赌场喝一杯啤酒，然后去了这种接触谈话之后习惯去的地方。”西格斯蒙德在记录中承认道：“当我们还穿着衣服坐在酒店房间里时，罗姆先生从他的包里拿出一盒香烟，我注意到，这时有一张纸落到了地上，就将它捡了起来。大约半小时后我离开酒店房间，因为罗姆先生要求我进行一种令我厌恶、我无法同意的性交方式。直至回到街上我才发现，我在房间里捡起的那张纸是罗姆先生的一张行李单。”
冲锋队的下级军官公开嘲笑他们的上司是同性恋。纳粹党领导层的一封传单里建议在冬天使用罗姆做“褐衫大厦”的“取暖器”；匿名作者们要求罗姆的哨兵穿“裆宽175（影射第175条的同性恋条目）、拉链功能正常的”马裤作为制服。同时罗姆的朋友们渐渐占据了施泰奈斯的骚乱后冲锋队里空缺的职位。这些人不仅赞同他们的总指挥的政治观点，也和他有着相同的同性恋爱好。慕尼黑和柏林流传着荒淫和有组织性爱服务的谣言。希特勒还将对冲锋队领导层的放浪生活的抱怨作为“无理要求”极其严厉地挡回了。
后来，1932年4月，来自自己阵营中的一场反对罗姆及其朋友们的可疑的行刺阴谋引起了轰动，这是纳粹党的最高法官和“道德卫士”瓦尔特…布赫组织的。冲锋队高层领导因为担心自己的性命，向警察抖出了纳粹“同志们”的威胁——对于本想将一切掩盖在党内的党卫军头目希姆莱来说，这是一种“不可原谅的背叛”。策划者受到了审判，在审判过程中舆论界获悉了更多的不愉快的细节。党内的道德卫士们觉得这太过分了。布赫的女婿马丁…鲍尔曼在给鲁道夫…霍斯的一封信中抱怨道：“真是闹翻天了。党内一位最有名的领导当着最厉害的敌人的一位同样有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