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卫军档案-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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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鲁道夫…霍斯的一封信中抱怨道：“真是闹翻天了。党内一位最有名的领导当着最厉害的敌人的一位同样有名的领导人辱骂……辱骂同样是党领导的自己的党内同志为猪猡。”相反，鲍尔曼望着“褐衫大厦”里的亲卫队写道：“您看看党卫军吧，您认识希姆莱的，您认识希姆莱的能力。”冲锋队的这群粗人知道领导层越显得放纵，严格领导的希姆莱的队伍的团队精神就越是明显。冲锋队和党卫军的权力斗争的决定性时刻已为时不远了。
1933年1月30日的亢奋掩盖了党内对手之间深深的裂痕。通过近几年的街头斗殴，罗姆的队伍上升为新权力的明显象征，举着火把从总理府窗外游行走过。但它的没有宣传策划的行为无法同希特勒的合法获取权力的战术抗衡，希特勒暂时还依赖于和保守力量的联合。这一天对于冲锋队等于是一个阀门，他们等待它打开已经很久了。他们觉得自己现在不再受市民法律的约束了。酗酒的冲锋队员专横地检查和殴打行人。着褐衫制服的队伍要求“24小时自由时间”；这无异于是向政治对手报复。他们在犹太人的商店门外大喊口号，为党搜刮或为自己勒索钱财。充满仇恨的复仇狂欢是每天必不可少的。在新的统治的最初几个月里，近10万人消失在了冲锋队的地下室、车库和其他隐蔽的地方。到处建起了“野蛮”营地，部分“冲锋队酒馆”被改造成了刑讯所。
早在1933年3月，在柏林北部的奥拉宁堡的一家老啤酒厂的场地上就出现了一个营地，要将被捕的反政府分子集中关在那里。这座早期集中营的少数幸存者之一阿尔诺…豪斯曼回忆道：“看守们将一位新来到集中营里的流浪汉拿刷子刷了那么长时间，直刷得他的皮肤一块块地挂了下来。一天后他就死去了。”冲锋队称这是“保护性拘留”。它管理着这座位于娱乐酒馆旁一个住宅区中央的营地。
这场公开恐怖化的高潮发生在柏林的科佩尼克城区。臭名昭著的冲锋队第15分队的总部刚好就设在初级法院里。它从这里组织对政治对手和那些“让人觉得有点不舒服”的人们进行迫害式追捕。最多时，冲锋队在仅几平方米的囚室里塞进了20人。当一支褐衫队伍闯进他父母家里时，年轻的社会民主党员安东…施茂斯惊慌中开枪打死了冲锋队员。报复残酷得难以形容。父亲施茂斯当场就受到拷打，被吊死在他自己家里。他的儿子先是逃脱了，被捕不久就被冲锋队的子弹从背后打死了。在短短的时间内，就有500名共产党员和社会民主党员被强行关进了科佩尼克冲锋队的酒馆及地方法院的监狱里，受到惨无人道的虐待。一位目击证人报告说：“当打死3名冲锋队员的消息传到时，他们在我们犯人中间进行了一场令人毛骨悚然的残杀。他们拿椅子、皮鞭和刺刀殴打我们。约35名工人在教堂大厅里倒在了他们自己的血泊里。他们被剥掉衣服，冲锋队拿靴子来回踩他们。血肉被扫到一起，拿桶拎了出去。”至今不清楚这个血淋淋的一星期夺去了多少生命。有名有姓的有23人，但真正的数字大概在100人左右。
权力斗争第10节：火并前的较量
如果希特勒想将保守的精英们笼络在自己周围，新国家里就容不下这些褐衫营，如果这还需要最后的证据的话——冲锋队的过度恐怖在纳粹上台后还在提供证据。冲锋队头目将这一潜在的冲突推到了极端。早在夏天，罗姆就要求在进行完国家主义革命之后必须进行国家社会主义革命。他在狂热的突击队浪漫中梦想着一场大炮和步枪的革命，要在一个“长刀之夜”迫使旧秩序崩溃。这一切都没有成功，罗姆对希特勒和旧势力的联合深感失望。更有甚者，大批的冲锋队员还在等着大肆许诺的对“战斗时代的牺牲”的报答。冲锋队员中仍有一大批人失业：他们的坏名声是有害的介绍信。而他们的总参谋长认为，冲锋队应该接管国家的重要岗位。1933年5月22日罗姆给纳粹党领导写了一封信：“党继母似的对待应该结束了。”为了强调它的要求，显示它的实力，冲锋队在安娜贝格（12000人）、利格尼茨（16000人）和布雷斯劳（8万人）组织了大规模的示威。
恩斯特…罗姆有着一个特殊的梦想：他认为冲锋队是新的德国民兵的核心，小小的职业军队德国国防军应该并进冲锋队。当然由他担任最高指挥官。罗姆完全是详细参照一支军队来组织他的“冲锋队”的。规定依据的是陆军的规定，冲锋队分队的编号按照的是旧普鲁士王朝统治的编号。这位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上尉对德国国防军的军官团仍然持有反感，在公开场合他有时都不和他们的代表握手。他认为1918年的失败应由他们负责。“将军们是死脑筋，他们不会有新思想。”他自己喜欢吹嘘，“我就是新军队的沙恩霍斯特。”罗姆将希望寄托在群众的力量上，他认为民兵是未来的军队。“钢盔团”；特别保守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组织，已部分合并进冲锋队了。毕竟有450万人公开提出服从罗姆指挥的要求。另外他还想要指挥东部边防军的权利和控制东部德国的武器库。
但无法控制的冲锋队对希特勒的成功构成了威胁，他为他同军队和企业的脆弱联合担心。1933年7月6日他解释道：“革命不是永恒的状态，它不可以成为一种持久的状态。必须将自由化的革命潮流引导进安全的河床。”希特勒用燕尾服和大礼帽取代了褐衫制服。在一次具有讽刺意味的亮相中，他在波茨坦站在年老的兴登堡总统身旁，假装对宪法忠诚。他还必须考虑围绕在这位年老的国家总统周围的顾问们的愿望。他还必须料到会重新失去一切。一旦国内的政治危机激化了，兴登堡随时都还可以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将执行的权力委托给德国国防军，从而排挤掉国家总理希特勒。只要兴登堡还活着，希特勒就不能不小心。
帝国内务部长弗里克对冲锋队的粗暴冒犯做出反应，向行政部门和经济界发了一封通函：行政部门空出来的位置要继续先由比嗜权的冲锋队成员更懂行的纳粹党的政治领导人员担任。虽然罗姆在政府里得到了一个职位，但是个不管部长——这样冲锋队就只是个摆设。他真正感兴趣的惟一职位，国防部长的职位，牢牢地掌握在一位保守派军人手里。语气听起来是同志式的，但到1933年年底形势就一触即发了。希特勒在一封信里“怀着真挚的友谊和感激的敬意”向他的“亲爱的参谋长”做出了一个狡猾的妥协：“如果陆军必须对外保证国家的安全，那么，在国内保证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保证国家社会主义的和我们民族利益的持续，这就是冲锋队的任务。”希特勒向6个月后自己派人将之杀害的罗姆保证道，“我可以将你这样的人当作我的朋友和战友，我是多么感激命运啊。”同时他又委托秘密国家警察局的负责人鲁道夫…迪尔斯收集针对罗姆和冲锋队领导层的材料。“这是您的最重要的任务。”
不足两个月后希特勒就让他的参谋长和军方进行所谓的沟通。1934年2月28日，他邀请冲锋队和德国国防军的领导人来到国防部铺着大理石的协议厅，恳求这些对手最终讲和。布洛姆贝格部长和罗姆当着希特勒的面不得不同意新的任务分配，德国国防军单独负责保卫国家、战争动员和进行战争的准备，冲锋队负责入伍前和退伍后的训练——不过是按照国防部的标准。在冲锋队柏林总部的香槟酒早餐时，对手们庆祝表面上的和解。但军官们刚一离开餐厅，罗姆就怒不可遏了：“希特勒！要是能摆脱这个人多好啊……这位可笑的二等兵讲的话，管不了我们……希特勒不讲信用，至少应该休假去。”
罗姆以为他的冲锋队领导人都很可靠。在这种酗酒的气氛中他发火道：“如果他不一起干，我们就甩掉希特勒自己干。”罗姆的发火未能保密。一位不知所措的冲锋队大队长将参谋长的大话传了出去，先是传到赫斯耳里，后传给了希特勒。维克多…卢泽的背叛得到的回答很简洁。“我们必须让这件事成熟。”希特勒回答道。即使行动犹豫——就像他在其政治生涯的转折点时常做的那样——他耐心等待，等绞索被打得既精巧又能置人于死命时，他将绞死他的老战友及其暴动的冲锋队。他将利用这个机会，充分利用国内的两支惟一独立的队伍，德国国防军和冲锋队，争取一个支持自己，牺牲另一个。所谓面临的恩斯特…罗姆的“出卖”成了一场残酷“清洗”的借口，它的执行者们已经做好准备了。
这段时间里，海因里希…姆莱让他的党卫军对外表现出一副调解的神情。在慕尼黑，他请实业家、军官和科学家参加一场报告。客人们习惯了在街头斗殴的尖利腔调中被指责为“市侩”、“颓废”和“听命于犹太人”，他们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他们简直无法相信他们的耳朵。没有攻击。“党卫军国家领袖”呼吁他的听众，成为一个新的精英群体的一部分。希姆莱寻找在场人的合作，让“不同的传统潮流能够汇合在党卫军里”。每个国家都需要一群精英，在国家社会主义的国家里它就是党卫军。希姆莱说，党卫军必须“在优秀人种的土壤上将真正的军人传统、高尚的观念、德国贵族的行为和良好教养及实业家的创造力同时代的社会要求”结合在一起。
权力斗争第11节：恐怖初现
希姆莱的按摩师费利克斯…克尔斯滕后来回忆说，此次活动后几乎所有的听众都加入了党卫军。作者海因茨…赫奈说，这个插曲证明了“希姆莱多么善于巧妙地展示他的党卫军”。“党卫军国家领袖”的所谓朋友圈子包括从弗利克到厄特克尔、从德累斯顿银行行长到西门子…舒克尔特公司总裁，以及所有这些对褐衫无产者的恐怖、叫嚷革命和没收私有财产持排斥态度的同时代人。但他们为希姆莱的党卫军掏出了他们的支票簿。
这位党卫军头目凭着自己的直觉招揽很有影响的旧势力的代表们：比如，他渐渐地用农村的骑兵俱乐部为党卫军打开了此前一直是封闭的农民和庄园主社会。在东普鲁士、霍尔斯泰因、威斯特法仑、奥尔登堡和汉诺威这些中心，很多骑士俱乐部集体加入了这个黑色骑士团。和屈夫霍伊泽组织的协定给希姆莱带来了老军人，在那之前他们主要是偏向于冲锋队的战壕浪漫主义。就连忠于皇帝的前军人和国家保守主义的外交官们现在也穿戴起了绣有骷髅头的黑色制服——这也招致了党卫军内部的公开抗议，因为一些所谓的“荣誉领袖”身穿新制服，却保持着旧观点。有计划地招收了年轻科学家和法学家，尤其是为新建的党卫军“保安处”（简称SD）。貌似不关心政治、冷酷的党卫军技术至上论者的种类就此形成了——赫奈形容说：“聪明，没有幻想，除了权力思想几乎没有别的意识。”他们是未来几年的干部。
据前冲锋队员赫伯特…克吕格尔讲，党卫军将“可怕的秩序带进了恐怖活动。冲锋队所做的很残酷，但从此开始系统化地从事恐怖、污辱和谋杀”。
自1933年3月22日起，达豪这个名字就代表着党卫军的新特点。正如《慕尼黑最新消息报》（Muenchner Neuesten Nachrichten）所报道的，在这一天，第一批“人民祸害”站在敞开的卡车上穿过夹道的“无数好奇者之间，他们已经在这座前军工厂大门外等候好几个小时了”。民众得到了通知。两天前，希姆莱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了这个容纳5000人的新营地的开张。当美军士兵12年后解放这座集中营时，在简易棚屋里艰难地生活着67000名囚犯。在“第三帝国”统治期间总共有206206人曾被关在这里过。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为31951人。事实上究竟有多少人成了党卫军的受害者，究竟有多少人被迫死于人体试验，有多少人在最后的死亡长征中丧生——没有档案材料证明。
希姆莱的大脑——海德里希
1933年3月13日，巴伐利亚内政部的政府专员阿道夫－瓦格纳规定了路线：“如果供司法机构支配的监狱不够的话，我建议使用从前大量逮捕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时使用的同一种方法。这是大家知道的，将他们关进某座空屋，不再管他们是否会受气候的折磨。”将国内的敌人集中关在一座营地里——保安处头目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创造了这个最能代表党卫军恐怖统治的概念：集中营。
如果我们相信《慕尼黑最新消息报》上的一篇报道的话，那么达豪集中营主要是一种有着整个社会动力的开拓者之家：“预先规定将政治犯分成劳动小组……用于开垦达豪的沼泽地……规定在自由时间举办乡土和宗教类讲座。想通过劳动、相应的伙食、公正对待每个人，将狱中人重新变得对祖国的思想有用。”背后的活动家想法完全不一样。在相隔20公里的慕尼黑，有两个人正在争取对这座集中营的控制权，海因里希…希姆莱和莱因哈德－海德里希想让它摆脱州警察署和司法机构的管辖，接受党卫军的领导。要让达豪成为有组织地执行的地方。
集中营初建起来的日子里，人们只是含糊地传闻着党卫军的目的——但它已经在达豪引起了极大的担忧。囚犯们求助于警方的一位看守：将来会由党卫军担任看守吗？“党卫军？您总不能使用他们来看守犯人呀。他们连枪都拿不起来，只会吹嘘他们的英雄壮举。”一位典狱长回答道，他直言不讳地讲出了他对希姆莱的手下的看法：“他们不是人，他们是野兽！不，不，还没到将你们交给他们的地步。”这些话的安慰效果为时不长。
希姆莱的升迁注定了集中营内犯人的命运：他于4月2日成为巴伐利亚政治警察的新指挥官，负责管辖这座营地。管理权渐渐由警察署转移给了党卫军。一天夜里囚犯们被党卫军大队长马尔森…波尼考的吼声惊醒了：“党卫军的同志们。你们大家都知道元首对我们的命令。我们来这里不是为了拿里面的这些猪猡当人对待的。我们不将他们当成我们这样的人，而是当作二等的人。他们从事过多年的犯罪勾当。一旦这些猪猡掌了权，他们会割掉我们大家的头。因此我们也不必心慈手软。我们这些同志中有谁见不得血的，他就不适合待在我们中间，应该出去。我们将这些猪猡干掉得越多，我们要喂食的就越少。”
就在4月12日晚，在接管看守后一天，党卫军成员们就表明了他们不仅仅是在吹牛。四名犹太犯人——阿瑟…卡昂，鲁道夫…贝纳利奥医生，恩斯特…戈尔德曼和埃尔温…卡昂——在一整天的折磨之后被和其他囚犯隔开了。党卫军小队长施泰因布伦讷命令道：“你们四个跟我走。”他们被带向射击场方向，接着他们钻进了森林。一位目击证人报告说：“不一会儿我们就听到枪声和喊叫声。”党卫军第二天简单地告诉囚犯们说，“在逃跑时被打死了。”而真相是另一回事：那些党卫军成员先让受害者自己朝着毁灭的方向走一段。他们没有事先警告就拿起手枪朝那四人开了火。
这时犯人们还只是听凭看守任意处置。直到1933年6月底，当那个人接任达豪集中营指挥官时，恐怖才成了习惯。看守们叫他“艾克爸爸”；集中营的受害者称呼折磨他们的那些人为“艾克的孩子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