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卫军档案-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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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杠，从他的鼻子上摘下眼镜，将他来回推了那么长时间，直到他的膝盖弯曲部位青一块紫一块的。对于一名和大多数同学一样立志想做个军官的少年来说，这种污辱一定是一种特别的痛楚。在他的一生中，体力都是自卑情结的一个源泉。多年的艰苦锻炼也不能让这个不喜欢体育、身材矮胖的人锻炼成一位大力士。相反，他的党卫军成员必须能适应最大的体力要求。没完没了的紧急行军，冒险的勇气测试和不断强调要求“无条件地坚强”，这些可能是对哈根默勒先生的那些体育课的遥远回应。　　　　　
　　　　第一次世界大战才改变了年轻的海因里希－希姆莱的正常生活——和他这一代的许多人一样，战争爆发时他14岁。受国王的高级中学里的“祖国”教育和父母饭桌上的影响，他最渴望的就是自己最终能成为一名军人——最好是参加海军，可惜他们不接收戴眼镜的应征者。他和他的朋友法尔克－齐普勒玩战争游戏一玩数小时。他在日记里写道，“当我穿着国王的制服时，我向往战斗。”但直到1918年1月，战争快接近尾声时，“军人海因里希”——他在给父母的一封信中骄傲地用拉丁语签名道——才住进了军营。他在那里一直待到停火——连见都没见过前线。但这位候补军官不认为这是个人的幸运，反而觉得是可耻的失败。1918年圣诞节他未能如愿回到兰茨胡特的父母身边。如今在身体的缺陷之外又增加了一个缺陷，不属于“前线勇士”。事实证明，在将来的围绕在一次大战的二等兵希特勒周围的男人组织中这是一个疼痛的刺，直到掌权后他才摆脱了它。在1936年5月22日致希特勒青年团的讲话中第一次出现了他的生平的美化版本。在这次谈“种族思想”的讲话中希姆莱说道：“我们作为军人，作为前线勇士。”后来又说，“我们，参加过战争的我们。”愿望战胜了事实——后来甚至变成了白纸黑字。1943年的《大德意志议会手册》（Handbuch　fuer　den　Grossdeutschen　Reichstag）听话地编造了希姆莱的简历，声称这位“帝国领袖”17　岁时随巴伐利亚第11步兵团参加过“世界大战的战斗”：这是当时已是德国第二号人物的弥天大谎之一。直到以武装党卫军头目的身份和1944年～1945年以莱茵河上游和魏克瑟尔河畔的两支陆军部队指挥官的身份，希姆莱才真正地进行过战争——不过从没有去过前线。与他的老板和大师希特勒不同的是，他从未亲身体验过工业化残杀的恐怖。他的英勇战斗的浪漫幻想至死都未受到残酷现实的影响。　　　　　
　　　　1918年的失败使这位教师之子的前途一片暗淡。暂时不需要新的军官。他失去了上层社会的出身带给他的社会保障。中学毕业后，他令父亲颇感意外地决定去做农场主。1919年秋天希姆莱注册了慕尼黑大学学习农业科学。这段时间他开始走上邪道。短短几年内由一个教师家庭的模范学生变成了一名政治极端分子。他的日记泄露了这一变化的原因。这一方面反映了一个前途无望的年轻人在寻找方向和失去所谓的灿烂前程时的绝望和困境。如1919年1月4日他记道：“晚上我们去了后面的房间。我极其严肃，心情压抑。我相信，艰难的时代来到了。”另一方面这些记录也说明了这位大学生越来越受到种族主义文学的影响。　　　　　
　　　　一份他迂腐地在上面记下了每本读物书名的阅读书单充分说明了盲目信仰萌生的精神基础。在他的床头柜上突然摆上了反犹太主义的作品。希姆莱这样评论休斯顿－斯特瓦特·张伯伦的反犹畅销书《人种和民族》（Rasse　und　Nation）：“一个真理，我坚信：它是客观的，不是充满仇恨的反犹太主义的。因此它的影响就更大。这个可怕的犹太教。”他细读像《反热血的罪孽》（Die　Suende　wider　das　Blut）、《犹太人问题手册》（Das　Handbuch　der　Judenfrage）或《错误的上帝》（Der　falsche　Gott）这些小册子——全都是当时在巴伐利亚首都传播的“种族”沼泽的令人作呕的产物。按今天的标准来衡量，几乎所有“种族”运动的秘密社团及其书面产物都符合刑事法典的多种行为——但在魏玛共和国，有可能挖空民主的基础的阴谋诡计不受处罚。在几年之内，在“种族”运动的标志下，希姆莱形成了后果严重的新世界观。现在他认为犹太人、布尔什维克、共济会成员还有基督教会要为德意志民族所谓的“失败”负责，这和同一时期另一位目前还不出名的名叫希特勒的二等兵认为的替罪羊是同样的。这是同样的仇恨模式——不是建立于理智，而是建立于非理智雾峦的鬼火。但引诱者和执行者还不相识。


希姆莱的妄想第17节：我们必须这样

　　　　海因里希－希姆莱并不满足于认出对手。在大学时代他就研究一种和主观感觉到的不幸相反的理想化的世界。寻找“解脱”和“觉悟”是“种族主义”私语中的一种通用套语。希姆莱发现了古代的“日耳曼英雄”；尚未被罗马的颓废和基督教会的桎梏玷污——这正是这位来自慕尼黑的近视农业大学生梦寐以求的。而他最重要的依据是塔西陀的《日耳曼尼亚》（Germania），“种族主义”是这位人文主义之父的一个癖好。希姆莱崇拜这幅“美妙的形象，我们的祖先是多么的高大、道德纯洁和高贵啊。”晚上，他冥思苦想，写道：“我们应该重新成为这样的民族。”他当然无法知道，罗马界墙①外的日耳曼的现状实际上是落后得凄凉、冷酷得惊人。当时，特别是德国的古代研究界都还认为塔西陀的理想化报告来源可靠，实际上他创作的目的是要给他觉得是娇生惯养的罗马青少年树立一个榜样。可是即使希姆莱了解这一历史真相，他的妄想的世界观也不会改变。他将多次证明，他是多么想按他的想像来纠正历史啊。　　　　　
　　　　他从有害读物得出的结论已经充分指明了这场千古罪恶的道路。1924年，希姆莱评论德国人种保护和防卫同盟的一本题为《一桩没有意识到的奇耻大辱，德国的沉沦。论人种理论的自然法则》（Eine　unbewusste　Blutschande；der　Untergang　Deutschlands。Naturgesetze　ueber　die　Rassenlehre）的宣传小册子道：“一本美妙的册子。尤其是最后部分，如何重新改良人种，使之具有崇高的道德高度。”培育人类，消灭低等人，保护精英——党卫军的这一不人道的基本计划，它以淘汰、夺婴和大屠杀被印在了人类的历史书里，20世纪20年代初期的“人种”亚文化就已经考虑过了。值得怀疑的是，作者当时是否真能够想像在欧洲范围内实现他们的胡思乱想。对于下决心当农场主的希姆莱本人来说，这些极端计划当时也只是朦胧的“空想”。不过，20年后，这一空想却变成了现实，在几乎不受限制的大权在握的陶醉状态中，他将高级党卫军军阶授给了许多慕尼黑时代的“人种”先驱。　　　　　
　　　　希姆莱的大学时代也不顺。他虽然至少参加了十个俱乐部，热情地和同学们保持着联系，但他得不到令人满意的承认。他的大学生俱乐部“阿波罗”有一段时间因为他捧着大啤酒杯时不坚定而认为他“不合格”；对于敏感的希姆莱来说这相当于一场灾难。直到一封医生的证明说明他有一个“刺激性胃”时，他才得到了“啤酒豁免权”。我们可以放心地认为，这位古怪的戴眼镜的人有着古怪的思想，他在“阿波罗”的酒桌旁获得的主要是取笑而非钦佩。尤其是女士们对这位不起眼的大学生不感兴趣。他在日记里记录的少数几次交往，加起来也称不上调情。许多资料都说明，海因里希－希姆莱28岁时才有了他的第一次性体验——在和他的妻子玛尔加结婚之后。纳粹官员奥托－施特拉瑟尔当时议论说：“也是非做不可了。”　　　　　
　　　　如果我们相信希姆莱自己的记录和他的阅读书单，那么面对生活中的失败时他就总是逃避进图书古怪的假世界。他在古老的印度传说里发现了一队自信的勇士，他们对他很有启发：武士阶层，古印度等级制度下拥有地产的精英。他在1925年认为：“我们必须这样。这是拯救。”别的地方也有他钦佩日本武士或罗马角斗士的记录。属于这么一个精英团体，这将是所有问题的解决方法——海因里希－希姆莱作为成员，最好是作为领袖，身处一个由精选的和忠诚的战争英雄组成的社会阶层。这一梦想成了坚定的思想，成了反对烦人的自卑情节、重复自我的良药。一个有着成长麻烦的年轻人的天真梦想，成了党卫军的蓝图。　　　　　
　　　　他在“阿尔塔芒嫩同盟”里找到了志同道合者。“阿尔塔芒嫩同盟”是“人种主义”的庸俗社会里从事阴谋活动的圈子之一。这些“阿尔塔芒嫩同盟”的成员以中世纪德国的一个艺术词汇称呼自己——“art”等于艺术，“manen”等于男人——他们自认为是以德国人移居东方为目标的骑士团。晚上聚会时这些想移居的人已经讨论过青年义务劳动或构想过阻止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规划。这不足2000人的“阿尔塔芒嫩”的计划包括暴力征服，驱逐和奴役斯拉夫人民。希姆莱在他的日记里记录了东方的“日耳曼天堂”的居民点该是什么样子。要在“北欧血统”的人的防卫村落之间修建营地，“里面住着苦力，他们不顾任何损失地建设我们的城市，我们的村庄，我们的农屋。”在“阿尔塔芒嫩同盟”的圈子里自然已经萌生了统治者的妄想。它为希特勒在东方的灭绝战争准备了基础。20世纪20年代的一个成员名单说明了除希姆莱之外后来的希特勒周围的“鲜血和土地”狂热分子们的核心：有理查德－瓦尔特－达莱，后任党卫军人种和移民总部负责人；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1941年后任东占区帝国部长；还有臭名昭著的奥斯维辛指挥官鲁道夫－赫斯。　　　　　
　　　　历史不是单行道。感染“人种主义”病毒的古印度的武士等级的梦想并不一定非走上千古罪人的道路。很多“阿尔塔芒嫩同盟”的成员后来都没有再引起注意。即使是海因里希－希姆莱，也有过可以证明一切可能会是另一种样子的瞬间。在上大学期间，他认真地想过将东方的居住计划变成非常具体的事实。他上俄语课，打听移民国外的手续。1921年11月23日他在日记里写道：“今天我从报上剪下一则有关移民秘鲁的文章。命运会将我带到哪里呢？西班牙、土耳其、波罗的海、俄罗斯、秘鲁？我常思考这些事。两年之后我就不在这里了。”希姆莱向柏林的苏联大使馆打听，他可不可以去乌克兰做庄园管理人。就是这个人，20年后他的部队将在乌克兰对农村人口实行恐怖主义，而在当时，他却想作为热爱和平的慈善家农民进行发展援助。假如得到了同意，希姆莱就会作为乌克兰农民从完全不同的角度经历德国的入侵。


希姆莱的妄想第18节：以三种方式爱一个女人

　　　　希姆莱于1923年加入纳粹党，这是他不断寻找承认和政治方向的必然结果。这位编号为42404的党内同志一开始只是国防军参谋长恩斯特·罗姆影响下的一个不起眼的角色。罗姆后来担任冲锋队首领，率领他的褐衫步兵为希特勒上台扫除了障碍，他当时也和希姆莱一样出入于慕尼黑的“种族主义的”后室。他很快喜欢上了这个戴着镍架眼镜的热情洋溢、忠实听话的大学生。当希特勒1923年11月9日前往统帅厅时，罗姆带着他的人马占领了前巴伐利亚的国防部。在一张这次奇袭的照片上，海因里希·希姆莱是举着共和国战旗的旗手。这是他生命中的关键瞬间。他终于属于“其中”了。尽管暴动可悲地失败了，领导人被关进了监狱——希姆莱找到了他的目标：为这桩“事业”进行政治“斗争”。他断绝了一切后路。在被施莱斯海姆的一家化肥厂短时间录用之后，他在农业领域的事业就永远地结束了。他和心爱的父母之间出现了严重的分裂。那位严厉的高级中学教授格布哈德·希姆莱看不起他的二儿子的“政治”抱负，他在1924年夏天被任命为巴伐利亚州议员格雷戈尔·施特拉瑟尔的秘书，薪水只有微薄的120德国马克。在纳粹党遭禁期间，施特拉瑟尔照顾着它的候补组织，它有个婉转一些的名字：“国家社会主义自由运动”。海因里希内心里背离了教会，这大概也促成了家庭冲突。有一段时间他还想通过荒谬的理论和教会和好，说耶稣事实上不是犹太人，而是一位由一名罗马的百人队员生出的雅利安人。但这无济于事，基督教和“种族主义的”观念是不太协调的。希姆莱转而求助于好战的教会反对者。以后他会让人将数万神职人员投进集中营。　　　　　
　　　　和施特拉瑟尔在一起，希姆莱开始在党内青云直上。他骑着摩托车在巴伐利亚从一个村庄飞驰往另一个村庄，在那里的“政治集会”上煽动反对犹太人和资本主义——这符合施特拉瑟尔的具有社会主义特征的方针。当希姆莱有一回在一个小村庄里演讲完后一位犹太商人遭到殴打时，这位年轻的鼓吹者充满骄傲地将这故事讲给他的上司听。格雷戈尔·施特拉瑟尔和他的弟弟奥托一样，两人尽管左倾，但都是巴伐利亚的这场“运动”的重要的大人物，他们看出了蕴藏在这位年轻的党的秘书体内的激进力量。1925年，希姆莱建议为下巴伐利亚的所有犹太人造一个名册，将它出版发行——在魏玛共和国的恰恰不是矜持的政治气候中，这也将是一项巨大的工程。格雷戈尔·施特拉瑟尔对此感到好笑，但他和他的弟弟很快就无法嘲笑这位狂热分子了。奥托·施特拉瑟尔在审讯记录里承认道，希姆莱有一次曾经向他声明，如果希特勒命令他那么做，他也会“枪杀他的母亲”；他会对这道命令所表示的“信任感到自豪”。“海因里希，我怕你。”——施特拉瑟尔的这句俏皮话反映了希姆莱当时就开始极度激进了。希特勒需要这种人，当1925年纳粹党重新得到允许后他想建立一个崭新的有战斗力的组织。希姆莱成了区业务负责人，1926年成为区副队长及帝国宣传部副部长，最后于1927年成了代理“党卫军全国领袖”。“党卫军”这个时候还只有200人左右，归冲锋队管辖，只不过是希特勒的一支较好的亲卫队。它的飞黄腾达——成为包罗一切的国中之国，成为恐怖和暴力的化身，成为德国历史上后果最严重的迷途的代名词——这应该是和这位新的代表密切相关的。　　　　　
　　　　1926年，希姆莱在巴特赖兴哈尔的一次报告途中邂逅了年长他8岁的玛格蕾特·西格洛特。希姆莱的哥哥格布哈德形容她是“北欧女性的象征”，长着迷人漂亮的金发和蓝眼睛。后来的照片上显示的多是一个“牛高马大的”人。两人的关系似乎不适合当时的陈规俗套。亨利埃特·冯·希拉赫，纳粹集团里的一位有名的长舌妇，她对希姆莱有这样的印象：党卫军帝国的统治者在家里是“妻管严”。事实上玛尔加是一位既自信又果断的女性，她教给了海因里希她的有关自然疗法、燕麦秸浴和顺势疗法的渊博知识。另外她通过她父亲的经济资助提供了一笔嫁妆，使这对夫妻1928年婚后在慕尼黑郊区瓦尔德特卢德林投资兴办了一个养鸡场。但经常努力奋斗的希姆莱与鸡场主的形象不相符。他后来干脆将养殖法转用于人身上了。实际上是玛格蕾特在料理养鸡场的工作，而她丈夫几乎总是在途中执行政治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