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8大名案-第4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斯是一个自私的，处心积虑地编织谎言的，善于欺人耳目的杀人犯，她为了得到一个富家子弟的爱情而不惜牺牲掉自己的亲生儿子。”被告方由茱迪·克拉克发言。她请陪审员们“透过自己的心去看苏珊·史密斯，那是一个像迷路的孩子一样，彷徨、迷惘、失落、对生活对男人不知所措的、苦苦挣扎的灵魂”。苏珊·史密斯自幼便忧郁、苦闷，对自己对生活都没有信心。这种挫败感来自童年时期她父亲的自杀，后来她自己的自杀，和少女时期继父的性骚扰。“所有这些因素一点一点地将她推到了绝望和崩溃的边缘，推到了夜色下的约翰·D·隆湖，在那里，她打算和两个心爱的孩子一起了结自己的一生。”“只是在最后的一瞬间，求生的本能制止了她走向死亡的脚步，她活下来了，两个年幼的生命却没能幸免于难。”茱迪·克拉克告诉陪审团：“我们在这里向你们述说苏珊·史密斯的故事，并不是要博取你们的同情，只是想得到你们的理解。”“苏珊说谎是不对的，她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该说谎。但是，难道你们不觉得，这更像一个孩子气的谎言，一个非常希望能取悦于父母的孩子，为逃避惩罚和父母的愤怒而撒的谎？”由于药物的作用，苏珊自始至终像个乖孩子一样安静地坐在被告席上，或者读信，或者玩弄手里的随便什么小物件。
第七部分 被亵渎的母爱第50节 被亵渎的母爱（7）
在牢里关了八个多月，很少运动，又缺乏阳光和新鲜空气，苏珊明显地增加了体重，而且脸色苍白憔悴。加之无心于自己的容颜，不事装扮，尽管她的辩护律师们竭力想把她说成是一个小女孩，苏珊看上去比她的实际年龄老了许多。苏珊在法庭上的大部分时间里目光呆滞，表情木然，仿佛周围的一切都和她没有关系。只有当人们提到她的两个孩子的时候，她才会轻声地，小心翼翼地哭上一小会儿。公诉方传唤的第一个证人是雪莉·麦克劳。她记得那天晚上，当她和苏珊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等待警察时，苏珊问她有没有孩子。“我有一个儿子。”雪莉指了指小瑞柯的房间。苏珊点点头，又转眼看着桌子上镜框里一张女孩的照片，雪莉说那是小瑞柯的女朋友。苏珊说她认识一位姓麦克劳的人，不知是不是雪莉家的亲戚。雪莉说不是，但她知道苏珊讲的那个人是谁。后来雪莉曾对丈夫说：“如果是我的孩子丢了，我绝对不会有这份闲心聊天。”雪莉·麦克劳还告诉法庭，琳达·卢索一到她家就冲着苏珊大喊大叫，责备她为什么不锁好车门。
有一阵子，琳达离开众人，独自在外面的门廊站了好久。继麦克劳太太之后出庭的是若干警方办案人员。豪德·韦尔士警官承认，他为了套出苏珊的供词而说了假话。警方并没有在卡里梭路口安排什么全天候的监视岗哨，也不存在什么毒品走私案和值班记录。他还承认，他当时说的为了平息黑人社区与其他居民的矛盾，他们正在考虑将苏珊的不实之词向媒体公布也是临时编的。豪德·韦尔士警官说，虽然警方一直怀疑苏珊，但却无足够的证据逮捕她。小插曲之三：开始传唤证人的第二天，陪审团中唯一的黑人女性伽儿·冰被拘捕，原因是她在填写陪审员登记表时，没有如实向法庭陈述她曾因非法使用他人信用卡而被起诉。伽儿对威廉·霍尔法官承认说她没有按照法庭要求亲自填写登记表，而是由她女儿代填的。伽儿·冰后来被判刑6个月，罚款1万美元。
两名候补陪审员之一被增补进入陪审团。来自州警署的毕特·罗根在证人席上说，苏珊·史密斯告诉他，去年10月21日，双命案发生前四天，苏珊曾与已分居的丈夫戴维做爱。就在那一次，苏珊得知戴维在她的电话上安装了窃听器，并取得了她与J·卡瑞·费利，即汤姆·费利的父亲通奸的证据。其他办案人员和某些记者作证说，在史密斯兄弟失踪的日子里，苏珊·史密斯似乎更关心她在电视屏幕和新闻照片上的形象，而不是两个孩子的命运〖DK〗。她甚至谈到去海滨度假以逃避警方和媒体〖DK〗。为苏珊做过多次测谎实验的联邦调查局技术员达威·帕契向法庭展示了所有的实验记录和图谱。每当被问及：“你是否知道孩子们现在在什么地方？”，或类似的问题时，仪器记录的结果总是表明苏珊在撒谎。潜水员史蒂汶·莫若告诉陪审团，在从约翰·D·隆湖里打捞起的马自达轿车里，和迈可和亚历克思的遗骸一起，他们还发现了汤姆·费利在1994年10月17日写给苏珊的那封信。
汤姆·费利也走上了证人席。他是公诉方的关键性证人。汤姆通过他的证词成功地帮助公诉方确立了苏珊·史密斯的作案动机，但他同时也告诉陪审团，他觉得苏珊是一个“温柔可亲的人”，而不是公诉人所形容的铁石心肠的刽子手。在被告方律师达韦德·布卢克的交叉取证中，汤姆·费利说，苏珊如同一只小鸟依人，“她在做爱时所感受到的欢娱并非来自肉体的刺激，而是在与人亲近和被人爱抚中的陶醉。”汤姆·费利还提到，大约一年前，在苏珊和戴维分居的一段日子里，有一次他打电话给苏珊，戴维藏在壁橱里偷听。后来戴维由于嫉妒而跳出壁橱，从苏珊手中夺过话筒，冲着汤姆·费利说，如果他再与苏珊来往自己就会揍他，等等。三名苏珊在康硕产业的同事作证说，苏珊曾多次提到，如果她不是这么早就结婚生子，她的生活一定会比现在好得多。公诉方最后一名证人来自查尔斯顿的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医学中心，她就是替迈可和亚历克思验尸的医生珊卓·康拉狄博士。因为威廉·霍尔法官不允许公诉人在法庭上出示两个孩子残骸的照片，也不允许康拉狄博士陈述其遗体腐烂的情形，珊卓·康拉狄作证的时间非常短，只有15分钟。
苏珊承认她亲手结束了两个孩子的生命，被告方律师在这一点上已没有什么文章可做。他们曾经考虑过以下两种方案：一、以苏珊患有神经病为由，为她作“无罪”辩护。这就需要证明苏珊在作案之时完全丧失意识，毫无是非概念，分不清对与错。而其科学依据必须是该行为人患有妄想症，或精神分裂，或精神错乱。以赛摩尔·豪勒博士为首的被告方专家小组诊断的结果否认了这种可能。二、承认苏珊“有罪”，但因其神经功能失调，虽然能分辨是非，知道什么是违法的，可是在案发之时丧失理智，完全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专家小组认为苏珊的情况也没有严重到这种程度。于是，被告方辩护律师只得再退一步，证明苏珊·史密斯的双命谋杀案，实际上是一次“自杀未遂”。而要做到这一点，他们首先必须反驳公诉方的“作案动机”，即被告人为了满足情人的要求而杀害自己的亲生儿子。
1995年7月20日，星期四，被告方开始传唤他们的证人。首先出庭的是毕特·罗根和卡萝·爱丽森，两位曾为公诉方作证的办案人员。因为他们俩都非常同情苏珊的境遇，达韦德·布卢克着重请他们谈了苏珊所表示的悔恨和自责。南卡罗来纳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阿尔琳·安佐斯博士是被告方所聘请的心理专家小组中的一员。她认真研究了苏珊的家庭病史，她告诉法庭沃恩家族中曾有多人患忧郁症，并详细讲述了发生在苏珊亲戚中的数起自杀和自杀未遂的案例。被告方最重要的证人当属赛摩尔·豪勒博士。他说在1994年10月25日的约翰·D·隆湖双命案发生前数月，苏珊·史密斯已经有了明显的忧郁症和严重的自杀倾向。为了排解其孤独感，苏珊开始酗酒，并陷入了一种自我毁灭式的性关系网中。在案发前的六个星期内，苏珊同时和几个男人之间有性行为，包括她的继父巴威利·卢索，她当时的男朋友汤姆·费利，汤姆·费利的父亲、康硕产业的总裁及苏珊的老板J·卡瑞·费利，还有她已分居的丈夫戴维·史密斯。赛摩尔·豪勒博士认为，苏珊的性行为只是暂时地缓解了她压抑的心情，接踵而至的罪恶感反倒使她跌进了更深的压抑之中。赛摩尔·豪勒博士印证了汤姆·费利的说法，他告诉法庭：“她的性行为在很大的程度上不是为了自身生理的满足。”就像她小时候勤奋学习以讨好家长和老师一样，在与男人做爱时，“苏珊更关心的是取悦于他人，让他们都喜欢她。”赛摩尔·豪勒博士进一步指出，苏珊与汤姆·费利的关系并没有任何特别之处，苏珊“和许多男人都有强烈的、长期的性关系，很难说汤姆·费利就一定是她最钟情者。”所以公诉方关于苏珊·史密斯为赢得情人而谋杀两个孩子的所谓作案动机的推论是“一个荒谬的想法”。当谈到双命案发生的夜晚时，达韦德·布卢克向赛摩尔·豪勒博士提出了一个人人都关心的问题：“为什么苏珊·史密斯最终没有走进湖水里？”豪勒博士答曰：“出于人人皆有的求生的本能。尽管在她拉开车门跳出马自达之前，苏珊已经决定了要和孩子们一起葬身约翰·D·隆湖，但在最后的一刻，她害怕了。”赛摩尔·豪勒博士告诉法庭，当苏珊·史密斯压下紧急制动手闸，让马自达滑入约翰·D·隆湖时，她的脑子里出现了空白，使她没有意识到两个孩子的存在。豪勒博士分析了苏珊离开湖岸到麦克劳家的路上，开始编造谎言时的心理过程，指出苏珊并非公诉方所描述的处心积虑的谎言家，她这样做只是生怕别人把她想成一个坏女人。赛摩尔·豪勒博士最后说，如果苏珊的压抑症和自杀企图能及早引起人们的注意，只要稍加治疗，这桩震惊全国的惨案本来是完全可以避免的。被告方还传唤苏珊的朋友，熟人，邻居等，这些了解苏珊，甚至看着她从小长大的人们告诉陪审团，苏珊自幼便是一个听话的，但心思很重的孩子，她从十岁起就出现了自杀倾向。他们还作证〖BF〗说苏珊确是一个充满爱心的母亲，戴维的妹妹贝奇·史密斯说，在本案发生以前，她一直把苏珊当作一位为孩子鞠躬尽瘁的母亲的典范〖DK〗。
7月22日，星期六，总结性发言。首席公诉人托马斯·波普声情并茂地向陪审团勾画出史密斯兄弟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们被困在车座里，哭泣，叫喊，要妈妈。而那个把他们放进车里的女人却站在高高的湖岸上，用双手堵住了耳朵。”托马斯·波普再次强调了苏珊·史密斯的作案动机。“她以那只紧急制动手闸作为武器，结束了两个年幼的生命，只是为了创造一个和她所倾心的情人汤姆·费利一起生活的机会。”被告方的茱迪·克拉克的发言则不那么富于戏剧性，她一如既往地利用每一次机会争取人们对苏珊的同情。她强调苏珊作为一个母亲“对孩子们的无条件的爱”，指出她：“并没有蓄意要加害于迈可和亚历克思，所以根本不存在什么谋杀。”“被告人并不是邪恶的化身，而只是一个被生活所扭曲的绝望痛苦的灵魂。”“苏珊确实是自己作出了选择，一个有悖情理的悲剧性的选择。”“她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但真正导致这一行为的，却是她的郁闷，压抑和孤独无助。”法官威廉·霍尔显然也是同情苏珊的，他在向陪审团作指示时告诉他们，除了公诉方所起诉的谋杀罪外，他们在审议时也可以考虑较轻的如过失杀人罪。根据南卡罗来纳州的法律，过失杀人罪只判3至10年有期徒刑。陪审团经过两个半小时的审议，于当晚7点55分作出了裁决。陪审员一致认同公诉方对案情的陈述和分析，认为当苏珊·史密斯在约翰·D·隆湖畔压下马自达轿车的紧急制动手闸时，她完全清楚她在做什么。他们也支持公诉方关于被告人作案动机的观点，指出苏珊·史密斯之所以谋杀迈可和亚历克思，是因为她那位花花公子男朋友不愿意接受别人的孩子。当陪审长在法庭上宣布，陪审团裁决被告苏珊·史密斯两项预谋杀人罪成立时，苏珊以手掩面，浑身颤栗，泪水从指缝间流出。
只过了一个星期天，7月24日，12名陪审员又回到威廉·霍尔法官的审判室。他们这一次的任务是为被告苏珊·史密斯量刑。在南卡罗来纳州，对谋杀罪的量刑可以是无期徒刑或死刑。判刑与审理的法律程序基本相同。公诉方仍由凯茨·盖斯作开场发言。他再次强调苏珊·史密斯的“九天欺骗和九天诡诈”。达韦德·布卢克代表被告方致开场白。已经有了陪审团的裁决，被告辩护律师必须对自己的立足点作相应的调整。达韦德·布卢克在发言中接受了苏珊·史密斯的作案动机，指出她是一个在生活中陷入深深的困境的、心灵脆弱的女人，为了爱情而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达韦德·布卢克说：“实际上，对苏珊·史密斯的最高惩罚是终身监禁，而非死刑。”在本案审理期间，不少证人，包括为公诉方出庭的心理专家唐纳德·摩根博士也表示了同样的观点。公诉人托马斯·波普首先在法庭上播放了几组录影带。人们又看到苏珊·史密斯面对全国的电视观众眼含热泪，祈求上苍惩罚劫匪，让她的孩子们平安归来。亚当·维尔希中心的玛格丽特·弗莱尔逊女士第一个出庭。她说案发之后，苏珊·史密斯显得异乎寻常的镇定，不像一个痛失爱子的母亲。苏珊的表嫂玛嘉莉·格利高里则告诉陪审团，苏珊·史密斯如何在每次接受记者采访之前，编造谎言杜撰案情，蒙骗警方及公众达九天之久。玛嘉莉·格利高里就职于南卡罗来纳州里齐兰地区警署公共信息办公室。案发后琳达·卢索特地请她来代表苏珊家人处理与媒体的诸多事宜。
公诉方最后一个，也是作证时间最长的一个证人，是苏珊的前夫戴维·史密斯。他身着白衬衣，系一条孩子气的迪斯尼米老鼠领带，那是儿子迈可生前最喜欢的领带。戴维在证人席上声泪俱下地告诉法庭，自从1994年10月25日的那个悲惨的夜晚，“我所有的希望，所有的梦想，我一辈子的计划和打算全都破灭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再也没有可能与迈可和亚历克思共度我的后半生。”戴维·史密斯泣不成声，陪审员中至少有三个人和他一同掬泪，旁听席上也传来阵阵呜咽。法官威廉·霍尔几次击槌“肃静！”无效，只得宣布暂时休庭。当苏珊被法警带过戴维身边时，苏珊哭喊道：“对不起，戴维！”戴维无动于衷。出人意料的是，被告方没有对戴维交叉取证。在审理期间，被告律师们曾一再追究戴维的言行。可以肯定，作为被害者的父亲和被告人的丈夫，戴维对这场家庭悲剧也负有一定的责任。媒体预言，当戴维出庭时，达韦德·布卢克绝对不会放过他。公诉方也为此作了相应的准备，在移交证人之前，托马斯·波普已事先请戴维在法庭上澄清了几个被告方可能会纠缠的问题。事后人们纷纷猜测，也许因为戴维·史密斯已经在证人席上打动了陪审团，赢得了众人的同情，被告方再怎么对他穷追猛打亦无济于事。过了很久达韦德·布卢克才露出了口风说，是他的委托人苏珊·史密斯请求他不要为难戴维。苏珊说，在这个世界上还活着的人们当中，她最对不起的就是戴维。因为公诉方业已赢得了陪审团的裁决，法官终于允许他们在法庭上出示部分迈可和亚历克思的遗骸照片，但仅限于胳膊和腿部。公诉方最后在法庭上播放了技术专家们模拟酒红色马自达从斜坡滑入约翰·D·隆湖水的实验录像。因为引擎等机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