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21-断裂-第1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考虑农民的兼业问题，农村中的剩余劳动力大约有12亿个左右。
几年前，我们进行农民工调查访谈时，几乎都要非常详细地询问和了解下面这样的几个问题：“你家里有几口人”？“其中有几个劳动力”？“承包了几亩土地”？“是旱地还是水田”？“亩产有多少”？“来自种田的收入有多少”？在这些问题的背后，有一个基本的假设，这就是，农民离开家乡进城打工的一个重要原因，肯定是人多地少，换言之是由于农村劳动力的剩余。在调查中，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当然是各不相同的。但出乎我们原来预料的是，有相当一部分访谈对象对回答这个问题并不重视，他们的回答往往是一句相当笼统的话：“种田不挣钱”。在回答者中间，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根本说不清家中承包土地及由此形成的收入情况。这部分人多是年龄比较小，刚刚从学校中毕业就出来打工的。这些回答给我们一个明确的信息：在他们的心目中，承包的土地是多几亩还是少几亩，并不重要，因为无论是多几亩还是少几亩，反正是“种田不挣钱”。即使是那些来自人均耕地较多地区的打工者，也大多是这样的一种说法。也就是说，在农民工自身的脑海中，并不存在一种具体的土地和劳动力的关系。进一步说，并不存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这样的概念，比如家里的地需要几个人种，还有几个人是属于剩余劳动力等等。相反，支配着他们流动行为的是一种对农业收益的概念。
这使得我们不得不修改原来的假设，并由此推断出一个初步的新结论：即目前中国农村劳动力向工业和城市的流动，从微观过程的角度说，并不是直接对“大量农村劳动力处于剩余状态”这种状况的反应，而是对“由于劳动力大量剩余而造成的普遍贫困化”这种状况的反应。这里要特别加以说明的是，这两个看起来似乎差别不大的结论，却有着完全不同的含义。
为了说明这个结论的含义，也许应当将中国目前存在的民工潮现象与其他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中发生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过程进行一些对比。作者曾经与一位匈牙利的社会学家讨论过工业化过程中农民向城市的转移问题。他介绍说，在匈牙利前些年也存在着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个时候，在匈牙利的一些家庭中，也存在有的务农，有的进城做工的现象。一般是男人进城打工，女人在家种田和养猪等。这表面上看起来与中国的情况是很相似的。但不同的是，在匈牙利的这些家庭中，主要的收入来源，是那位务农者，来自他们种田和养猪的收入，而那位打工者的收入只是家中的一种补充。在一个农村家庭中，之所以有人要到城市中做工，是因为农村中用不了那么多的人。这些到城市中打工的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村剩余劳动力”。
在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初期发生的农村居民向城市移民的过程，也与此大体相类似。在这些国家发生农村人口向城市大量转移的时候，城乡之间的差别虽然也是存在的，但并不存在城市中较差的生活水平也要高于农村中较高生活水平的现象。拥有一定土地的农民的生活水平与城市产业工人的生活水平并不存在如此之大的差异，甚至这样的农民的生活水平要高于城市中的普通工人。在这种情况下，那些拥有相当土地的人们，就不存在非得转移到城市中去的动机；向城市转移的主要是失去土地的破产农民。也就是说，在当时的情况下，拥有向城市转移动机的，只是农民中的一部分。我们通常所说的“圈地”运动，就是造成这种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圈地”运动中，被从土地中排挤出来的农民，不得不离开家园，涌向城市。而那些拥有较多耕地的农民向城市转移的愿望并不十分迫切。那里所发生的，也是典型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过程。
“城乡二元结构”与劳动力流动农民工究竟从何而来？（2）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在一个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理论意义上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需要几个最基本的条件：第一，农村中存在以占有土地不平等为基础形成的高度社会分化，一部分人占有较多的土地，而另一部分人则没有或失去土地，甚至有的人连农业中的雇佣机会也得不到；第二，在分化的农民中，有一部分人的收入和生活状况与城市的差距不会太大，也就是说，那些占有较多土地的人并不具有向城市转移的强烈动机。只有在这两个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向城市转移的农民才会以农村劳动力的“剩余”与“非剩余”的区分为基础，向城市转移的才只能是所谓的“农村剩余劳动力”。
而在中国，情况则与此不同。如上所述，中国目前的“民工潮”是在农村社会分化程度很低的背景下发生的，至少就土地的拥有而言，这种分化的程度是很低的。其原因就是上面所说的土地资源的匮乏和土地资源的平均分配。在这种情况下，“剩余劳动力”与“非剩余劳动力”的区分是相当不明确的。也就是说，尽管中国目前人地矛盾突出，农村中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但这样的劳动力剩余，不是以部分农民的失业表现出来的，而是以普遍的就业不足或“潜在剩余”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对于这个现象，已经有许多学者注意到了，但却很少有人从这个背景来讨论目前中国农民工现象的形成原因和特点。事实上，如果仅仅从“劳动力剩余”的角度来解释目前中国这样大规模的民工潮，将导致这样的一种理解：流动出来的都是农村中的“剩余劳动力”，而“非剩余劳动力”则都留在了农村。也就是说，农民的外出打工，是建立在劳动力的“剩余”与“非剩余”区分的基础之上的。然而，真正的情形并非完全如此。实际上，在相当一部分地区，已经出现了农业劳动力不足的现象。这说明，农民的外出，并不是直接对“劳动力剩余”这样的一种状况的反应。在整个社会已经进入到工业时代的大背景中，依靠从事小规模的农业生产而获得一份与城市居民大体相当的收入，是根本不可能的。在上述的人—地矛盾和平均主义的土地制度之下，虽然无法形成西方工业化早期农民被迫从土地中排挤出来以及大量破产的情况，却形成了一种由于人多地少、小规模经营而导致的普遍贫困化。只有在乡镇企业比较发达的少数地区才是例外。
如果是这样来看待农民工流动的原因，而不仅仅是将其看做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就可以得到一个重要的结论，即普遍的贫困化使得几乎农村中的每个劳动力都是潜在的流出者，而不管他们是属于剩余的，还是属于非剩余的。其他的一些研究表明，如果一个农村劳动力在家乡的收入达到2000元的水平，他们就不太可能到外地打工。但在目前的情况下，由于人—地紧张关系和平均主义的土地占有制度，绝大多数地区的收入达不到这个水平。这样，就使得这些地区的几乎每个农业劳动力都是潜在的流出者。
从这样的一个基本结论中，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推断出另外两个结论。第一，由于每个农村劳动力都是潜在的流出者，这就意味着，不但属于“剩余”的劳动力要往外流动，不属于“剩余”的劳动力也有强烈的流出动机。这样，在一些地区就可能会导致农业劳动力的短缺，土地的撂荒。即使是没有撂荒的，耕地也大多是由老人和妇女来耕种，这样，农业生产自然要受到影响。这样的情况在一些民工潮出现较早的地方已经开始出现。而且，可以预见，在没有其他有效措施的情况下，这种状况将会日益严重。第二，流动出来的大多是农村精英。无论是从我们自己的调查还是从其他的一些调查中，都可以发现，就流出者个人的特征来看，虽然其中的大部分都有务农的经历，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没有务农的经历。这些人是在初中或高中毕业以后直接出来打工的。这同时也就意味着，现在从农村流动出来的大都是农村中文化水平较高的人，或者可以将其称之为农村精英。农村精英的流出，虽然对于流出地来说是一个损失，或者可以称之为“社会侵蚀”的过程，但对于流入地来说，则是获得了一种宝贵的财富。
“城乡二元结构”与劳动力流动经济转型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涌来，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生活中一个值得密切关注的现象。一般地说，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向城市转移，由此一个以农村为主的社会转变为一个以城市为主的社会，各个国家都是如此。中国也不例外。问题是，当这个过程在中国发生的时候，一些中国所特有的因素决定了中国的这个过程与其他的国家会有着明显的差别。资源的紧张与人口的众多，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在此不加讨论。其实还有一个因素对这个过程在产生着重要的影响，这个因素就是经济转型。
这里所说的经济转型是特指一个国家的工业化和经济发展从外延型增长阶段向内涵型增长阶段的转型。这个经济转型的过程与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有着密切的联系。从世界主要工业化国家的发展历程来看，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都是在外延型增长阶段发生的。因为外延型增长阶段的一个基本的特征就是，经济的增长主要是以工业中的劳动力人数的增加为基础的。因此，在这个阶段上，急剧扩张的工业对劳动力有着旺盛的需求。而到了内涵型增长阶段，经济的增长将转而以技术的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为基础，对劳动力的需求会出现停滞或下降。也就是出现技术排挤劳动力的现象。
如果按照这个逻辑来分析，就可以发现一个极为明显的问题，这就是：在中国典型的外延型增长阶段上，我们并没有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问题，或者说没有解决城市化问题。从1949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可以说是中国典型的外延型增长阶段。但在这样的一段时间里，除了在大跃进之前中国的城市人口曾经有过较为迅速的增长之外，从60年代初到70年代末的近20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城市化过程实际上一直处于停滞状态。1960年；中国市镇总人口为13073万人；市镇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为1975％。1978年市镇总人口虽增加到17245万人；增加了约4200万人；但市镇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却仅为1792％；下降了近两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在1961～1978年间；农村人口由53152万人增加到79014万人。也就是说；在中国从20世纪50～80年代初这一段时间里；中国的城市化不仅没有进展；甚至可以说是倒退了。换言之，在这个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最有利的时期，这个问题没有解决。而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的今天，当由于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有所松动，农村中的剩余劳动力大量向城市和工业涌来的时候，中国已经大体度过了外延型增长的阶段，而进入了从外延型增长向内涵型增长转型的阶段。
这里应当加以说明的是，中国工业生产从外延型增长向内涵型增长的过渡；也许多少带有一些超前的意识。造成这种超前过渡的原因至少有两个。其一；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国；而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与美国和前苏联两个超级大国处于相互对抗的地位；同时与周边一些国家的关系也曾一度紧张；这种条件决定了；中国必须将军事工业放在优先发展的地位；而国防工业是必须以密集的科学技术为特征的。其二；对外开放以及由此而来的进入国际市场的压力和来自发达国家的示范效应。对外开放和进入世界市场；对一个国家的经济状况会有直接的影响。如果不对外开放；不大规模地进入世界市场；中国经济所呈现的很可能是另外一种情况；比如说多生产一些不太坚固耐用的产品；或是生产一些虽坚固耐用但性能不是很高级的产品；其经济模式也能维持。但只要一进入世界市场；情况就不同了。为了产品能进入世界市场；就必须使产品的质量和性能接近世界先进水平；外国资金要进来；要建立“三资〃企业；就必然要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与设备。在这两个因素的作用之下；中国工业生产提前从外延型增长向内涵型增长过渡；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
这也就意味着，中国现在实际上是带着外延型增长阶段的人口结构；开始向内涵型增长阶段过渡的。换句话来说，中国的城市化，或说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不是在外延型增长阶段上解决的，而是在从外延型增长阶段向内涵型增长阶段的过渡时期来实现这个任务。这一特点是中国的经济转型过程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过程明显与其他国家不同。其结果就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工业从外延型增长向内涵型增长过渡这两个本来一个在先、一个在后的过程；在中国成为一个同步的过程。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批转移是与经济转型同步发生的；这就意味着；当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地向城市中的工业涌来的时候；工业中对劳动力的需求已经由于其本身开始进入内涵发展阶段并主要依靠技术进步来实现增长而下降了。换言之；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工业的转移是与工业中技术、资本对劳动力的排挤同时发生的。这样就使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更为困难；转移出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更难于在城市工业中找到就业机会。
实际上只要分析一下近几年来中国的就业情况；就不难发现；这种技术和资本对劳动力的排挤；不仅在更为发达的城市工业中已经开始；就是在技术和资金情况较差的乡镇企业中也已经开始出现。人们通常所说的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中国乡镇企业上了一个台阶；指的实际上就是从外延型增长向内涵型增长转型的过程。根据有关专家的研究；近些年来；中国乡镇企业的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每创造一个工作岗位需占用的固定资产不断增加。在1985年；乡镇工业企业平均每个劳动岗位需占用固定资产原值为165394元；但到了1992年；平均每个劳动岗位需占用的固定资产原值已经上升为672603元。也就是说；在七年的时间里；乡镇企业的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了4倍；换句话来说；在1985年；安置4个人就业所需要的资金；在1992年只能安置1个人。由于资本形成的增长是一个受到各种条件限制的常规性过程；不可能是超常规的。因而；在既定的资本形成的条件下；乡镇企业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下降就是必然的了。也有学者指出，在改革之初的1978年；农业劳动力的比重曾高达705％；随着农业“超常规”增长时期的结束；1984年出现了中国农村工业化的高潮。1984～1987年；乡镇企业职工总人数达到8800万人；比1983年增加了5600万人；农业劳动力比重也从1983年的64％；降至1987年的598％。但是在1987年以后；农村劳动力转移却出现了相对停滞状态。从乡镇企业职工人数看；1984～1987年年平均增加1400万人；1989～1994年平均每年只吸纳530万人，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乡镇企业职工人数甚至出现了负增长。从这里可以看到我们所面对的问题的严峻性。如果我们再将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工业经济转型两个过程同步化所造成的影响；与中国劳动力人数的巨大规模以及目前在城市中存在的大量失业现象这两个因素结合起来加以考虑；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