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21-断裂-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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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的凋零和经济的落后。
信任危机与社会秩序信任的缺失与以不信任为基础的结构（2）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黑手党就是对这种信任普遍缺失状况下的产物。人是理性的；在这种自私和缺乏信任的社会中，人们惟一要做的就是如何使自己处于有利位置。而且，由于最基本的规则和信任的不存在，人们无法用正常“市场竞争”的手段来达到上述目标。在这样的争夺中，他们的最现实的目标不是要战胜对手，而是要伤害对手。“人们惟一的目标，就是从比自己地位高的人那里寻找特权，向跟自己地位相同的人强行要求特权，并把最小的一部分分给地位低的群体”。而黑手党的组织和行动方式，无疑是最适应这种环境的。“任何时候，黑手党都可以被看成是一个成功的群体，或者是几个群体的成功的联合。它的成功不仅在于它能够防御性地应对信任的缺乏，而且也能使用残忍的、必要的暴力手段，通过不断地排外，把不信任变成有利的行动。它最重要的行为就是在尽可能大的领域内垄断尽可能多的资源。”而且就整个社会来说，由黑手党来控制经济秩序和社会生活，尽管“交易成本要比一个信任社会中要高，但回报又比一点交易也没有要高一些”。
黑手党不同于一般的犯罪团伙，黑手党的真正意义在于，它不仅仅是一个独特的社会群体，更重要的，是它造就了一种新的社会秩序，或者说造就了一种以强化不信任为机制、以暴力为基础的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正如甘姆贝塔所指出的，在一个深度不信任的社会中，不管价值和文化规范是什么，强制和经济利益能在那些最接近黑手党的人中产生理性的适应行为。在这里，暴力成了合作的最主要的机制，同时大量存在的黑帮规范又减少了暴力的使用。但仅仅有暴力的威胁还是不够的，合作必须依赖于经济利益这个更强有力的武器。在群体内部，在面临被捕或生命的威胁时，团结一致能够减少违法活动的风险。在群体外部，可以形成更广泛的经济联系：如通过腐蚀公务员、向参选者提供支持等方式交换利益。而这就是黑手党参与社会生活的最基本的原则。
因此，在面对社会信任严重缺失的状况时，我们面临的一个挑战就是：如何防止社会生活“西西里化”或“那不勒斯化”。近些年来中国社会生活中黑社会势力的猖獗，使我们感到，这种担心绝不是多余的。
信任危机与社会秩序人对人欠了什么债？
我总觉得，在我们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好像是互相欠了点什么债。不然的话，下面这样的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几乎时时刻刻都会遇到的现象就无法解释：在商店里买东西，售货员如果不向你发点火，就像亏了一样；你到一个机关去办点事情，不折腾你一番，总觉得有点于心不甘（实际上折腾人也是要付出劳动的）；无论是谁，只要是公家人，尤其是能够有行业着装资格的，与人说话的时候，总要带着训斥的口吻……
作者亲身经历了一件这样的事情：几年前，在大北窑的公共汽车总站等公共汽车。正是晚上下班的时间，等车的人很多，好不容易来了一辆始发车，呼呼呼的飞快地掠过车站，接着在前方约30米处在另一辆公共汽车旁边停下，两车之间只有约一人通行的空间。于是，人群潮水般涌去，拼命向那只能通行一人的空间拥挤。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售票员兴奋得手舞足蹈，用极为兴奋的表情连连喊叫：“这车停得真棒，停得真棒！”
这事情已经过去好几年了，但却令人始终不能忘怀。这究竟是体现了一种什么样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道理上说，公共汽车司机和售票员与乘客无冤无仇，乘客拥挤得更厉害一点，对他们也没有什么好处。如此的高兴究竟是从何而来？更难理解的是那种不怕自己麻烦，也要将别人折腾折腾的人；这究竟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微妙而难言的动机和心态？也许有人会说，将别人折腾一下，会满足自己的一种微妙的心理需求。即便这种回答是正确的，也仍然没有能够回答我们所关心的问题。为什么在我们的社会中，这样的现象能普遍存在，而在另外的一些社会发展阶段中，这样的现象却极为鲜见呢？
诸如此类的现象，好像只能有一种解释：在我们的社会中，是不是人与人之间互相欠了点什么债？从表面上来看，这样的说法毫无道理，因为在上面的例子中，涉及的可能都是素不相识的人，谁又会欠谁什么东西呢？有时候我倒觉得，前些年售货员们在发怒时常说的一句话；也许多少说出了一些其中的道理，这句话就是：“我是为人民服务的，不是为你一个人服务的”。从这句话中，你难道体会不出一种说话人感到吃亏了的感觉吗？我是提供服务的，你是我服务的对象，你得到了我的服务，你占了我的便宜，我提供了服务就意味着我吃了亏。背后实际是这样的一种逻辑在起着作用。当然，作为这种逻辑的基础，还有一种更深一层的逻辑，只不过人们习以为常，不怎么去多想：你是在买东西的时候付了钱，我的单位获得了赢利，但这一切与我有关系吗？我不是还白白的付出服务吗？正是这样的一种逻辑弄得人们好像是互相欠了点债似的。
然而，在这样的一种逻辑中，人们忽略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即服务员所领得的工资。实际上，就是在最讲究为人民服务的年代里，除了雷锋精神之外，绝大部分人所提供的服务都不是无偿的。报酬就是工资。换言之，在提供服务者与被服务的对象之间，存在的是一种交换。但是多少年来，在我们的有关工作的思维逻辑中，付出的劳动与工资之间本来是清清楚楚的关系却被割断了。工作是什么，是一种奉献，是为他人做出的一种无私的付出；工资是什么，是一种社会制度的福利，是国家必须为他的社会成员提供的生存条件。于是，在这种逻辑中，看不到工作与报酬之间的不可分割的关系，看不到报酬是要以付出的劳动为前提的。在这样的一种关系中，所谓“被服务的对象”就成了一种多余的存在。没有这样的一个存在，工资仍然是照拿不误的；有了这样的一个存在，只能给所谓的提供服务者增添麻烦。
从中可见，正是工作与报酬之间的联系的割裂，或者说是交换过程的被掩盖，产生了一种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独特的、歪曲的理解。而上述所谓人与人之间好像是互相欠了一笔债一样的关系，就是建立在这种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独特的、歪曲的理解的基础之上的。
另一方面将自己普通的工作与一个神圣的大目标联系起来，不是可以更好地鞭策和激励人们更努力地工作吗？应当说，这是有一定的道理的。特别是在革命战争时期，包括在革命战争结束之后最初的建设年代里，这样的作法确实可以起到鼓舞人们工作热情的作用。但在社会生活常规化以后，这种将日常工作神圣化的作法就应恰如其分；避免过度而发生反作用。
因此可以说，我们现在面临着一个最简单但也是非常必需的工作，这就是应当恢复关于职业与工作的最基本的内涵。如上所述，本来工作本身就是一种交换，并不存在谁欠谁的债的问题。比如一个售货员对顾客微笑服务，并不是一种无偿的付出；实际上这是售货员与顾客之间的一种交换，只不过这种交换由于中间存在一个中间环节，而显得不那么清晰。当顾客为买一件东西而付款的时候，他的货款实际上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商店进货的成本，一部分是商店的赢利。而商店的赢利又包括很多的部分，其中有一部分就是售货员的工资。从表面上来看，售货员的工资是商店的老板给的，但实际上是购物的顾客给的。也就是说，顾客的购物行为，不仅包括顾客与商店之间的交换，而且这当中也包括着顾客与售货员之间的交换。从这种意义上说，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并不是什么大目标的要求，而是你拿了一份工资，就应该做到这一点；同样的，不贪污不腐败，也不是什么对一个公仆的要求，而是对一个官员的最基本的要求。你可以不是公仆，但只要你是一个官员，你就应当遵守这个最基本的规则。
将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关系看做是一种交换关系，将人们的工作看做是一种为了报酬而进行的交换，表面上看起来是亵渎了神圣，但实际上，是为一种人与人之间协调关系的建立奠定了一个基础。而且，这也并不排除一个社会对奉献精神的提倡。实际上，在一个社会中，如果连一点奉献的精神也没有，这个社会也是一个很成问题的社会。但应当说明的是，奉献和交换这两个东西各有各的领域和范围，如果混在一起，就会造成社会生活的紊乱。
政府职能转变与社会秩序政府行为市场化、企业化现象（1）
重构政府与经济生活的关系，特别是重构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是过去十几年体制改革中一直致力于解决的问题之一。应当说，在这十几年的时间里，政府与经济活动和企业行为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样一个过程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政府与企业在社会结构和功能上的分化；也可以称之为政府从具体的经济生活中的“撤出”。
但是，与此同时，也有一些方向相反的趋势是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注意和关注的。对于这种趋势，我们可以称之为政府行为的经济化和企业化。
一政府功能的削弱
有一个现象是值得注意的。在过去十几年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虽然精简政府机构和人员是一直作为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来推进的，但实际的结果是，政府机构和人员不仅没有精简，反而在进一步膨胀。无论在机构的种类和数量上，还是在人员的数量上，今天中国的政府规模，都远远超出了改革开放以前。但是，在另一个方面，尽管政府的机构和人员的规模在扩张，尽管在城市中几乎你每行走几十米就有可能见到一个政府机构的牌子，然而，政府行为却很少见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在目前的中国已经很难见到政府的行踪。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九政府职能转变与社会秩序之所以说见不到政府的行踪，说的当然不是见不到政府的机构或官员，而是指一般通常要由政府来承担的那些功能和责任，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处于无人负责的状态。也就是说，政府的行为很难见到了。我们都知道，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中，之所以要有政府，是因为有些为社会所必需的事情由单个的个人或企业是无法做好的。比如，与其他国家建立正常关系，保卫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对内维护社会秩序，建立社会生活的规则，保证社会的公正，建设公共设施，实施社会福利计划，兴办非赢利性的社会事业等；需要有政府的存在和发挥作用。然而，在今天的中国社会，政府在上述领域中的作用，却越来越难以见到。一些本应由政府承担的功能，不得不转嫁到企业和社会上去。
让我们从打击“假冒伪劣”问题说起。近些年来，假冒伪劣产品的盛行，已经成为国人无不关注的问题。每年的打假活动都是轰轰烈烈，而每年的假冒伪劣都依然在盛行。实际上，在一个社会中，如果没有可以有效地对假冒伪劣产品进行打击的行动，有利可图的假冒伪劣产品就会大量存在。因此，问题并不在于“人们为什么要生产和销售假冒伪劣产品”，而是在于“对于假冒伪劣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为什么缺少有效的打击和制止”？接着的问题也许就是“假冒伪劣产品应该由谁来进行打击，打击假冒伪劣产品的经费又由谁来负担？”
打击假冒伪劣产品的直接受益者无疑是普通的消费者，因为他们是假冒伪劣产品的最广泛的直接受害者。从这种意义上说，假冒伪劣产品无疑应当由普通消费者来打，代价应当由这些消费者来承担。但这就有一个技术性的问题，虽然普通消费者人数众多，但作为一个个孤立的个人，他们缺乏打击假冒伪劣产品的有效手段。而且如果按照效率原则的标准来看，由这些消费者自行来打假，无疑是效率很低甚至是得不偿失的事情。假冒伪劣产品的另一类受害者是其产品被假冒的名牌厂家。于是，其产品被仿冒的名牌厂家就成了打假的受益者。按照道理，这些厂家也就肩负着打假的任务。但是，依靠企业自己打假，也存在着种种的问题。首先是，究竟有多少企业有能力自己设立“打假办”。在这样一个疆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中，要靠每个企业自己保护自己的产品不被仿冒，将是一件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的事情，一般的企业是难以承担的。退一步说，即使是所有的企业都有能力承担这样的任务，也会有相当的一些企业不愿意这样做，因为企业的生命是能够赢利，如果打假的花费超过可能的收益，企业就不会做这种得不偿失的事情。从整个社会来说，由各个企业自发的进行打假，也会造成极大的浪费。
正因为如此，在世界上的各个国家，对假冒伪劣产品的打击，都是由政府来负责的，经费是由国家财政来承担的。个人和企业之所以要向国家纳税，就是向国家提供做那些个人或企业无法做好的事情的资本。换句话来说，在个人和企业每年向国家所交纳的税收中，就已经包含着由政府出面对假冒伪劣产品进行打击的经费。但就目前中国的情况来说，打击假冒伪劣这个本应由政府承担的职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企业自己承担的：玉溪卷烟厂斥资亿元奖励打假；北大方正公司自己设立了“打假办公室”。其他见诸和没有见诸报端的事例，就会更多。因此可以说，在我们当今的社会生活中，打击假冒伪劣产品的任务，有相当一部分是由有关企业来承担的。据称，一位全国打假办的官员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政府的监控作用会弱化，企业间的直接行为会得到加强，企业自发“打假”符合发展的方向。这样的说法，可以说是毫无道理。尽管今天的消费者和企业自发进行打假，有着种种不得意的理由，但绝不是市场经济发展的方向；市场经济要求的是更高程度的功能的专业化，从根本上说，打假是政府而不是企业的事情。因此，可以说，以实行市场经济为名，将打假的任务推给企业，是对政府责任的一种推卸。
从“假冒伪劣”产品的盛行，对打击假冒伪劣产品的不力，可以明显地看到有关政府功能的削弱。然而，在当今的中国社会，政府功能的削弱并不仅仅表现在对“假冒伪劣”产品的打击上，可以说，在目前的中国，凡是与政府直接有关的功能，几乎都在处于削弱之中：
——基础科学和尖端技术投入不足，大量优秀的从事高科技研究的科研人员被迫玩弄“雕虫小技”，以自救谋生。如某个国家级的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将生产热气球，作为谋生的手段；
——教育陷于困境。农村中有大量贫困家庭的孩子上不起学，有相当一部分农村教师不能及时领到工资，城市大中小学优秀教师流失严重，教学经费严重不足。在有的农村学校，政府下拨的教育经费甚至只够买粉笔。在城市学校，更多的则是由教师自己从事“第二职业”，以进行生产自救；
政府职能转变与社会秩序政府行为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