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21-断裂-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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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一直在公有制企业从事工作和劳动的人们，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也会遇到种种类似的问题。特别是那些在改革中发生国有企业产权转移的企业的职工，就更是如此。辽宁省丹东市玻璃器皿厂的职工就经历了这样的一个过程。本来这是一个市属国有制企业，近些年来企业的生产经营出现了困难。1994年初，厂长马有亮利用香港合作者的资金，以个人的名义买下了这家厂子。在当时，这是辽宁省第一家市属国有企业进行产权转移的。也就是说，这家原来是国有企业现在已经成了私营企业。如果说原来由于国有企业的存在，多少还使工人与企业的利益关系有些模模糊糊的话，现在职工与企业的利益关系则是一清二楚了。实际上，不仅是在发生企业产权转移的国有企业中，就是在没有发生产权转移的国有企业中，利益的关系和利益的差别，也是越来越明晰了。因为即使是在改革之前，职工的利益与企业的利益，从而与国家的利益，也是存在差异的，只不过由于当时的理论解释反而是给弄模糊了。
现在的问题是越来越明确了，在经济领域中，至少有三方的利益是各不相同的，即职工个人、企业、国家。也就是说，这已经是一种多元化的利益格局。而凡是在多种利益共存的地方，就势必会由于利益的矛盾而引发利益的对立和冲突。这已经是我们今天社会生活的现实。在这种情况下，建立协调利益关系，使由利益矛盾造成的社会冲突不至于过度激化的机制就非常必要。在西方发达国家，就此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当完善的协调职工与企业利益关系的机制，这就是集体协议制度，或称之为集体讨价还价制度。这种讨价还价的协议制度的突出特征之一，就是将由利益矛盾所导致的冲突，置于一种理性的基础上来进行讨论和协商，从而获得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结果。而在这种协商的过程中，工会组织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厂方是无法与成千上万的个人进行一对一的谈判的，只有通过工会这样的一种中介组织，这种集体协议的活动才有可能实际运作。根据有关的法规和规定，集体协议制度也已开始在我国试行，这无疑是调控社会冲突的一种有效的形式。
尽管从现在的眼光来看，那种将国家、集体、个人的利益看做是完全一致的看法是存在片面性的；但这种片面性往往和理想主义的因素联系在一起的。令人感兴趣的是，在利益一体化的时代，社会冲突的数量会大大减少，但这种冲突一旦发生，就似乎具有很大的危险性，就会威胁到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定。在那样的年代，我们会经常看到这样的情形：一个企业的职工与其企业领导人，甚至只是与他的直接上司发生了冲突，马上就会将他的意见与政府和国家联系起来。实际上，公正地说，这种冲突，就其绝大多数而言，与国家，与政府，并没有什么太直接的关系。但在当时的制度与社会结构的背景之下，这种联系似乎是理所当然的。而在利益多元化的今天，事情的逻辑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利益的多元化虽然会造成许多的社会问题，比如社会冲突的数量会大大增加，但这些冲突对社会的威胁却明显减轻了。其中的道理是不难理解的。在利益主体多元化，财产权利较为明确的前提下，除了国有企业之外，企业与工人的冲突就是企业与工人的冲突，与国家和政府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比如，一个个体餐馆的老板与其雇员的冲突，对整个社会的安定团结就不会构成很大的威胁，如果说有威胁的话，也只是社会治安层面上的。相反，在这样的冲突中，国家反而处于一种较为超脱的位置上，也正因为如此，国家往往成为这种冲突中的仲裁人。假如设想一下，这种冲突不是发生在工人与个体餐馆的老板之间，而是发生在全民所有制职工与国有的饭店之间，问题就相当复杂了，其蕴涵的危险性也要大得多。换句话来说，由利益分化造成的利益主体的多元化造就了社会稳定的弹性。
其他漫议社会冲突与社会控制（5）
七冲突中的沟通与妥协
如上所述，在现代的利益多元化的社会之中，利益的冲突已经变成一种常规化的现象。换言之，社会冲突已经成为常规的社会生活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我们也会经常看到，在有的社会中，利益的冲突往往迅速激化，并很快将与引发冲突的利益矛盾无关的因素引进来。在这种情况下，冲突将很快失去可调控性，并演变为对社会生活和社会秩序的剧烈的震荡。这就说明，调控和解决社会冲突的一个关键环节，就是创造种种条件，将社会冲突尽可能地置于理性的基础上并保持在理性的范围内。
“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这种在文化大革命中，人们最熟悉的歌词，实际上是表达了一种思维方式，即对待冲突的思维方式。在这种思维方式之中，冲突的双方，是一种你胜我负，你死我活的关系。在这样的冲突中，双方的目标不仅仅是获得自己的利益，而是要彻底战胜对方。或者说，战胜对方本身就是目的。而只要仔细地分析一下，就可以发现，在这样的冲突背后，往往有着一种相互的恐惧。正是因为存在着这样的相互恐惧，就只有用彻底战胜对方的方法才能获得自己的安全感。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在冷战时代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军备竞赛。正是因为双方都互相恐惧，便不惜用大量的人力物力来投入军事竞赛。尽管由于种种条件，这种冲突没有演变为现实的战争，但安全感是以己方的绝对优势为前提的。而在这种为取得优势而进行的竞赛中，双方的军事力量不断升级。
在一种以讨价还价为特征的理性解决利益冲突的方式中，要求讨价还价成为一种基本的技巧，而这种技巧的本身就包含着要学会让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双方的互相让步，是讨价还价能够得以达成结果最基本的条件。实际上，只要我们看一下，世界上的那些最难解决的矛盾和冲突，除了少数是以一方的绝对胜利而告结束的之外，更多的则是通过讨价还价，互相让步而得到解决的。阿拉伯人同以色列人打了几十年的仗，双方的冲突目标如果说是以亡国灭种为目的，也不为过分。这种从历史到现实，从种族到宗教，从资源到国土的全面的冲突和对立，无疑是人类所有的对立和冲突中最激烈、最顽固的一种。但是，最终还是以讨价还价、互相让步的解决方式创造了奇迹。在几十年的血与火的攻击和杀戮之后，双方坐到了一起，签订了以互相让步为基础的和平协议。其实，国内的不同利益群体间的冲突也是如此。两败俱伤、玉石俱焚是一种用非理性的方式结束冲突的结果。
在由于利益而引发的冲突中，在对话和协商中，有没有共同的规范和共同使用的语言，以及能否消除相互的恐惧，也是非常重要的。科塞根据齐梅尔的观点进一步发挥说，“现代劳资双方赖以活动的那个公共的规范，导致各方关注于另一方在冲突发生的条件下是否也能信守规则”。他更进一步地指出，“但这种对规则的信守需要统一而又严密的组织来保证”。正因为如此，在以讨价还价，而不是战而胜之为目标的社会冲突中，对组织的需求，并不仅仅是对己方组织的需求，同时也是对对方组织的需求。美国劳工组织的奠基人龚帕斯在1920年出版的《劳工与雇主》（Labor and the Employer；）一书中，就认为，统一的雇主组织的出现，对于工会来说，是一件有利的事情。他写到：“我们欢迎雇主组织，我们只知道一件事情，只要这个组织建立在合理的基础上，它就更易于使劳资双方达成协议”。实际上，有些工会或雇主组织，就是在对方的支持和帮助下建立起来的。在有了规则和组织形式的保证条件下，双方就在同时承担了一个义务，即“每一方都将参与制止另一方不守规矩的成员的行动”。在这里，显然存在着一种表面上似乎是互相矛盾的现象。从一个方面来看，在冲突的双方中，任何一方的组织化显然有利于增强自己的力量，从而增大自己在冲突中取胜的可能性。换言之，在冲突的双方中，任何一方的组织化都将产生对对方不利的结果。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事情又并非完全如此。正如科塞所指出的：“只要双方势均力敌，统一的一方更喜欢一个联合、统一的对手”。这种冲突对方的组织性，不仅有利于双方的沟通和谈判，而且也有利于所达成的规则和谈判结果的执行。当然，话说回来，这必须要以冲突的目标是理性的为基础。
其他失业，你这人类自己创造的荒谬（1）
2001年盛夏的一天，摄氏40度，几乎是那年最热的一天，我和一个朋友爬上了香山的最高处——“鬼见愁”。
在北京如此炎热的天气，面对山顶上吹来的徐徐山风，一种感慨不禁闯入心头：在大千世界上，究竟有多少种生命存在？不说植物，仅是动物，恐怕就有几万种，几十万种。我们人类是其中之一，而且自认为“万物之灵”。但我们静下心来想想，在这几万种几十万种的动物当中，有哪一种动物给自己设下了这样的生活“圈套”；为了自己的生存，你必须在每7天里劳动5天（几年前还是6天）；每天里必须工作8小时，而且必须是早几点晚几点；否则，你要么失去生存（或叫发展）的机会；要么接受某种处罚。在其他的物种中，这样的生活逻辑，可能完全不存在。
我和我的朋友，至少都不算那个号称“万物之灵”的社会中的底层。但就“优游自在”的生活而言，任何一个物种中的哪怕是其“底层社会”的一员，都会自豪地对我们说：我比你强。是的，人类，中学课本就告诉我们，劳动使类人猿变成其为人，是劳动创造了人，是劳动使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看看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能够享受的一切，确实是和劳动联系在一起的。但反过来我们可以问一句，难道我们所有的劳动就都是那么天然合理的吗？我们的劳动中就没有很荒谬、很无聊、甚至是很罪恶的一部分吗？且不说那些被我们的劳动弄秃了的山脉，被我们的劳动弄干了的河流，被我们的劳动挖掉了绿草的沙漠，就是那些被我们的劳动创造出来、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享受的物品，不也是往往有一种荒谬的含义在里面吗？特别是当我们用失去了“优游自在”的代价作为对比的时候。
其实，荒谬的不是劳动本身，而是我们人类为劳动所设立的种种制度安排。在这样的一种安排中，劳动固然会表现出荒谬，而不劳动——失业会比劳动本身更能表现出这种安排的荒谬性。
在我们当今的社会生活中，存在着诸多的灾难和弊端。但失业这种弊端——对其中的个人来说，有时实在是一种灾难，是最难让人想明白的。人类社会中有疾病，我们可以想明白，因为我们的技术还没发展到可以消灭一切疾病的程度；人类社会中有战争，我们也可以想明白，这是因为我们还没有能力为所有集团的利益做出最合理的安排；独独是失业，你几乎找不到任何为它辩护的理由，它几乎是完全由人类自己设计出来的弊端或灾难。
许多动物的活动都具有这样两个特征：活动是为了自己的生存，更多的活动则是本能地为了给自己创造休息和闲暇的机会（有的动物是冬眠）。但似乎只有人类的劳动目的是为了创造更多的劳动机会。在我们人类所写就的许多文件、论文、宣言和经济学著作中，都充满着这样的逻辑：我们要努力工作并要提高工作的效率——努力工作和提高工作效率是为了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的目标之一就是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也就是说为了更多的人能够有更多的劳动岗位。
然而，这样的努力却常常失败。我们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可以看到的，往往是这样的一种情景：劳动着的人们越是努力，效率就越高，需要从事这种劳动的人就越少。也就是这部分的有效劳动，会对另外一些人的劳动机会形成排斥。
于是就有了失业。
不知道历史上的失业应当如何解释和界定，至少就今天的失业而言，实际上是这样的一种情景：由于人类所创造的种种技术水平的提高，同时也是由于各门类所创造的组织效率，我们事实上只需要整个劳动力中的一部分按现在的工作时间来劳动，就可以使我们人类生存下去了，而且不但能够生存下去，还会生存得很不错。换句话来说，不需要大家都来劳动了，至少不需要大家都来拼命地工作了。如果是在任何其他动物那里，这将带来一种富足而悠闲的生活，我想这是没有疑问的。但在人类这里，却不。在人类这里，把它弄成了一种叫做社会问题的东西：即失业。于是，在物质财富大量涌流的今天，世界各国的政党领袖、政府官员、专家学者乃至普通老百姓，都在为一个问题而发愁：如何在不需要那么多劳动的情况下让人们多能参加劳动，也就是扩大就业。
这个人类自己创造出来的问题也在困扰着中国。
凡是讨论中国的发展问题，人们总会提醒你不能忘记一个最基本的国情——中国有13亿人口。当然在不同的时期，这种提醒背后的意思是不一样的。在过去，这个因素的涵义是，如何解决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在今天，事实表明吃饭的问题已经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了。于是，其涵义就转变为如何解决十几亿人口的就业问题，如果仅就劳动年龄的人口而言，是如何解决近8亿劳动人口的就业问题。确实是，城市中已经事实上存在的4、5千万的失业人口就不用说了，在农村中还有6个亿以上的劳动力，而农业实际上也就只需要最多3个亿的劳动力。据此，有人计算出来，如果将农村中的劳动力也算上的话，中国的失业率将达到20％多。于是，如何解决这样一个规模庞大的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就成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至关重要的问题。
然而，在中国也好，在世界上其他国家也好，这难道不是最容易解决的问题吗？
我们可以随便设想出几种方案。
方案一：用立法的形式规定，每个人一生只许从事社会劳动20年，即30～50岁。10岁以前玩耍，10～30岁学习，50岁以后休闲娱乐。
方案二：每个家庭只派一个代表参加社会劳动，就像节假日每个家庭派一个代表参加街道组织的义务劳动一样。对于独身者做另外的规定。
方案三：处于劳动年龄的社会成员均参加社会性劳动，每天像现在这样工作8小时，但每周只工作2～3天，其余时间用于休闲和娱乐。
方案四：处于劳动年龄的社会成员均参加社会性劳动，像现在这样每周工作5天，但每天工作半天，4小时。其余时间用于休闲和娱乐。
其实，其他的或折中的方案还会有许多。每一种方案都可以解决目前各国普遍遇到的失业问题，而且大体可以保障人类创造的财富总量不会减少。但是，我们都知道，所有这些方案都是没有办法实行的。为什么？因为这些方案与人类创立的有关经济效率的安排相矛盾，或者是与另外的一些什么安排相矛盾。但问题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