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21-断裂-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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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成，并由此形成社会结构的深刻断裂。
国内外都有一些学者喜欢用“二元结构”的概念来描述这种断裂的社会。但人们在使用“二元结构”这个概念的时候，更多的是将其应用在城乡之间，也就是说，由城乡构成了整个社会的“二元结构”。但从我们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一个断裂的社会，并不是仅仅使社会断裂成两个部分，而是断裂成多个部分。这种断裂甚至也发生在城市的本身。但有一点，“二元结构”理论讲的是很有道理的，即这个社会中最先进的那部分不是与国内那些落后的部分，而是与世界市场，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市场连接在一起，从而形成一个循环系统。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接轨”。应当说，在这样一个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的全球化时代，“接轨”无疑是自身发展的一个动力，甚至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这是入世会对我们社会产生积极影响的一面。但是，这种“接轨”也会成为另外的一种力量，即将社会拉断的力量。首先，“接轨”使得一个落后国家中的最先进的部分变得更加先进的同时，这个先进的部分与本社会其他部分的差距就越大；其次，这个先进的部分与外部接轨的程度越高，与本社会其他部分就越是没有关系。
增长与发展的新逻辑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出现脱节（1）
在经历了几年时间的低迷之后，中国经济于2000年开始出现复苏的迹象。2001年尽管面临着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外部环境，经济增长的速度要低于年初的预期，但仍然会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平。
但值得人们关注的是，在经济迅速增长的同时，社会发展却与经济增长开始呈现出明显的脱节。其实，这个趋势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开始出现，但在最近的几年中，变得越来越明显。如果与20世纪80年代做一个比较，这个问题就进一步的凸显出来。
在20世纪80年代，一般地说，经济增长一般会带来社会状况的自然改善。也就是说，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关联度是很高的。这是不难理解的。因为当时改革的起点是经济生活的匮乏和由此导致的社会生活中产生的种种问题。也就是说，当时是许多社会层面上的问题，是卡在我们的经济实力的脖子上。比如，物质生活水平的普遍低下，日用消费品的短缺（特别是生活必需品和住房），公共服务业的不发达（当时是吃饭难、住宿难，甚至还有理发难）等等。因此，在经济增长的推动之下，整个社会生活的状况迅速改善。从中人们看到了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几乎是齐头并进的。
二增长与发展的新逻辑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经济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能导致社会状况的自然改善。在前些年经济比较低迷的时候，我就有一个疑问：尽管当时中国经济是低迷的，但那是相对于我们自己而言的，只是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其增长速度仍然在7％左右。如果和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情况相比，7％仍然是一个相当高的速度了。从理论上说，在这样的经济增长速度之下，我们感受到的应该是繁荣，而不是萧条。但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我们感到的却到处是一片萧条。无论是从企业的生产和经营的情况来看，还是从人们的日常生活来看，都是如此。这当中的原因是什么？我曾经向一些经济学家请教这个问题：为什么7％的增长速度，至少这个速度比人口的增长速度要高得多，但感觉上却到处是一片萧条？有人说，这是因为我们的经济增长数字中有水分。即使我们把这个因素考虑到，经济学家告诉我，两个百分点的水分足够了。那就是说，我们的实际经济增长速度仍然有5％。但即使是5％，也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增长速度了。那为什么在5％的增长速度之下，人们感到的是普遍的萧条，甚至有的人感到现实生活大不如从前？这说明，在经济增长的成果和社会成员的生活之间，经济增长和社会状况的改善之间，出现了断裂。
而在最近两年经济复苏的背景下，情况并没有出现好转。换言之，在8％左右的经济增长的同时，社会生活的状况并没有随之得到改善。这具体表现在：
第一，在经济迅速增长的同时，劳动就业的状况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按官方公布的统计数字，2000年中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为31％（已经至少连续三年都是这个数字），2002年的目标是控制在35％。3％显然是一个大大缩小了的数字。实际上，目前中国的失业人数，是一个很难确定的数字。人们一般认为，实际的失业人员应该是由三个部分构成。一是正式登记的失业人员，二是未进行失业登记的下岗人员，三是只领取部分工资而“放假在家”的人员。而这三个部分加在一起，会大大高于政府正式公布的失业率（有专家估计在10％左右）。而这三部分数字，实际上还不包括农村中潜在的失业人口以及已经流入城市的农民工中的失业人口。在失业状况不断严重的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经济增长和劳动就业之间的关系改变了。以最近几年的情况看，1997年我国GDP增长88％，从业人员只增加11％；1998年GDP增长78％，从业人员只增加了05％；1999年GDP增长71％，从业人员增加089％；2000年GDP增长8％，从业人员增加079％。也就是说，经济增长已经不能增加就业机会，有人将其称之为没有就业机会增加的经济增长。“没有就业机会增加的经济增长”意味着，对于得不到就业机会的人来说，经济增长对他们是没有意义的。如果经济增长伴随着通货膨胀的话，这种经济增长对他们甚至有一种负面的影响。
第二，在经济迅速增长的同时，贫富悬殊的状况不仅没有改变，甚至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世界银行1997年发布的一份题为《共享不断提高的收入》的报告中指出，中国20世纪80年代初期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的数据——基尼系数是028，到1995年是038，到90年代末为0458。此外几个科研机构研究的结果也都与之大体相似。按照世界银行的看法，这一数据除了比撒哈拉非洲国家、拉丁美洲国家稍好外，贫富悬殊要比发达国家、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以及前苏联东欧国家都大。全世界还没有一个国家在短短15年内收入差距变化如此之大。进入21世纪后，尽管我们没有这几年系统而又可信的数字，但也能大体判断出这个趋势是在强化而不是减弱。从粮食价格的下降中，人们可以判断出农民的收入实际上是在下降的；从城市中失业人员的增加和城市贫困阶层的形成可以判断出在城市中开始有更多的人掉入贫困群体之中。也就是说，在经济迅速增长的同时，贫富悬殊的状况不仅没有得到改善，甚至是在恶化的。而贫富悬殊的扩大，会酿成种种的社会问题。
第三，在经济迅速增长的同时，社会治安的情况在恶化。在最近几年中，许多城市犯罪率在不断上升。2000年，全国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刑事案件总数比1999年增长50％。有专家认为，中国正面临第四个犯罪高峰。除了犯罪率明显上升之外，社会治安情况的恶化还表现在，一是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大量出现，二是恶性案件明显上升。据一个广泛流行的估计，目前全国有黑社会人员大约100万人。石家庄市犯罪嫌疑人靳如超在2000年3月制造三起连环爆炸案，共造成108人死亡，38人受伤。11月28日中午12时许，位于深圳龙岗坂田镇的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发生两起轻微爆炸事件，未造成任何人员伤亡。12月15日，西安麦当劳发生爆炸，造成两人死亡。12月23日又有青岛家乐福爆炸案。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发生这一系列的恶性爆炸案件，是过去几十年中没有过的。尽管每一件具体的案件都有特定的原因，但整个社会背景不能说完全没有关系。
增长与发展的新逻辑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出现脱节（2）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脱节，已经是一个需要引起我们重视的问题。这种脱节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我国社会发展中一个转折点的出现，即经济增长自然带动社会发展时代的结束。在这种情况下，要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就需要进行更多的人为的努力。首先，是政府的取向应当逐步从对经济增长的关注转移到对社会公平和秩序等问题的关注上来。这是一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落到实处就更难的事情。因为这需要政府从取向到评价标准的全面转变。也就是说，对政府和官员的评价标准，不应当仅仅看你那里经济增长多少，同时要看你人民生活是否得到了改善，社会公平与秩序的情况如何，社会治安的状况如何。还应当重视社会政策的独特作用。由于上面说到的原因，在20世纪80年代，经济政策对于社会政策具有很大的替代性，但在90年代以来，这种替代性的基础已经不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政策具有了越来越大的独立性。社会政策的指向应该是社会公平、秩序和社会安全和稳定。
增长与发展的新逻辑经济增长：一种现实中的悖论（1）
近些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在现实的层面上陷入一种耐人寻味的悖论之中：即使经济有一个较为快速的增长，但社会中的大部分人不能从中受益；如果没有一个较为快速的经济增长，社会中的大部分人却会从经济停滞中受害。这样的一种逻辑，在深深困扰着我们的经济和社会生活，并且作为一种逻辑支配着我们的经济政策，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我们社会的走向。
当然，如果从“不是受害就是潜在受益”的意义上来说，说大部分人没有从一个相当高速度的经济增长中受益，是相对的。但如果就大部分人不能从经济增长中直接受益并使自己生活得到绝对意义上的改善来说，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令人不得不深思的现实。
近些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一直保持在7％～8％的增速。这个速度意味着什么呢？第一，就国际比较而言，这是一个相当高的增长速度。特别是在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世界上许多国家备受金融危机困扰的情况下，这个速度可以说是相当引人注目的。第二，同中国每年大约07％的人口增长速度相比，经济增长的速度远远高于人口的增长速度。也就是说，社会财富和社会福利的增长，要远远快于人口的增加。这也就意味着平均到每个人头上的福利量是增加的而不是减少的。
但问题是，只要稍为分析一下，就可以看出，我们社会中大部分人口却没有从这种快速的经济增长中获得好处。
我们先看农民。根据官方的统计数字，1997～2000年，中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1997年的209013元增加到2000年的22534元，同一时期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幅分别为46％、43％、38％和2％。农民收入增幅连续四年呈下降趋势。但这还是平均数字，里面包括了个别“高收入户”的独特贡献。在平均数字的背后，实际上很难有数据表明大多数农民的收入是增加的。我们知道，大多数农户的收入主要有三个来源，一是出售农副产品的收入，二是在乡镇企业务工的收入，三是在外地打工的收入。首先，在最近的几年中，主要农副产品的价格下降了30％～40％，在农副产品的总量没有大幅度增加的情况下，农民从出售农副产品中获得的收入应当是减少的；其次，近些年来，许多乡镇企业开始处于不景气的状态，乡镇企业中就业人员净减少了2000万人，在乡镇企业中就业人员工资没有大幅度提高的情况下，农民从这个途径获得的收入不可能有实质性的增加；第三，外出打工人员的收入没有明显增加（理由在下面论述）。将这三个因素考虑进来，可以看出，就大部分农民来说，近些年来收入没有实质性的增加。
再看农民工。人们论证农民收入增加的原因时，一个主要的依据是农民外出打工收入的增加。事实上，这个论据是很值得怀疑的。因为打工收入的增加，主要涉及两个因素，一是打工者的人数，二是其工资水平。从这两个因素来看，看不到农民打工收入有明显增加的根据。从打工者人数看，在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农村外出打工的人数就达到7000万～8000万人，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达到1个亿，而现在这个数字也还是1个亿。从其工资水平来看，人们经常说，在过去15年的时间里，珠江三角洲打工者的工资几乎没有增加。而最近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完成的一份《变革时代经济形势及资本市场分析》报告则指出，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几乎没有上涨，并将其作为有利于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因素。所谓劳动力成本没有上涨，说得通俗点就是工人的工资没有提高。尽管经济学家可以将这种状况看做是支撑经济持续增长和加强中国经济在国际上竞争力的一个条件，但从社会的意义上说，这意味着，这些来自农村的打工者的收入，没有伴随快速的经济增长而增加，换言之，是他们并没有从这种经济增长中受益。
再看城市中的下岗失业人员。近些年来，尽管正式公布的城镇登记失业率一直在3％左右，但专家测算，实际的下岗失业人员总数可能达到4000万～5000万人。就这些人员来说，快速的经济增长与他们并没有直接的关系。能体现在他们身上的，主要是社会保障标准的提高。如在北京市，失业保险金由1999年的291～374元增加到2002年的305～419元；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由1999年的286元增加到2002年的326元；低保标准，由1999年的273元增加到290元。就是仅仅从增长速度来说，也远远低于经济增长的速度。因此，也可以认为这个群体也没有从快速的经济增长中获得好处。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每年经济7％～8％的增长速度之下，上述三部分人并没有能够从这个增长中受益。这似乎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发展经济学和发展社会学经常讲到的有增长而没有发展的图景。但其实，我们所遭遇的问题，远比这个图景更为复杂。因为上面的分析，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尽管这个增长并没有给大部分社会成员带来好处，但这个增长又是这个社会所必需的。这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悖论的另一句话：如果没有一个较为快速的经济增长，社会中的大部分人却会从经济停滞中受害。分析一下社会现实就会发现，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增长速度，首先城市中的下岗失业状况要更为严重，而且下岗失业人员在社会上寻找生活机会的条件会更为恶化。没有这样的一个增长速度，就不可能为这样多的来自农村的外来打工人员提供就业的机会。比如，目前中国的建筑行业就吸收了大量的农民工就业。如果没有这样多工程开工，许多建筑队就会无事可做，很多从事建筑的农民工就会失去他们现在的工作。同样的道理，农民的状况也要受到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因此，我们在现实生活里就陷入这样的一种悖论之中。重视这样一种悖论的意义在于，这样一种悖论，已经成为支配有关经济政策选择的一种强有力的逻辑。在过去20多年改革的过程中，一直有一种“把蛋糕做大”的说法。也就是说，要把增长作为解决许多我们面临的迫切问题的前提条件。但仔细分析一下可以看出，这个“做大蛋糕”的含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