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21-断裂-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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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至少有相当的一部分人们是在将这种对道德的违反、嘲笑和奚落视为一种精神的享受和快乐的源泉。
问：在西方社会好像也存在类似的现象。
孙：一般地说，这种现象具有一种道德反叛的含义，是对一种已经过了时的道德的反叛。许多西方国家在经历急剧的社会变迁的时候，都曾发生过类似的现象。嬉皮士、性解放、吸毒，这都是伴随着这样的一个时代而来的。因此，如果用这个思路来解释目前我们生活中存在的“蹂躏道德”现象，似乎也说得通，因为中国也面临着社会转型；也在走向现代化的目标。但如果仔细分析一下，就可以发现，这种解释未免失之简单。因为目前中国的情况毕竟与西方有很大的不同，类似的现象发生的背景有着截然的区别。
毫无疑问，价值的多元化，急剧变迁时期的“道德失范”，是非标准的模糊，失衡的心态，都可以用来解释中国内地现有的道德混乱状态；拜金主义；物质崇拜，两极分化，更是难辞其咎。但问题是，为什么非得把道德蹂躏一番？为什么非得把道德弄得像一个阶级敌人似的？好像不把道德戏弄一番，心里就不痛快。
其实，道德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有时它很硬、很强，似乎比法律还起作用，还有力量。正因为如此，赫胥黎说过这样的一句有名的话：“人们所真正害怕的不是法律，而是别人的议论”。但在有的时候，道德又很弱，像一个孤独无助的存在。有时我们通过社会中的一些痼疾；看看塑造着这些痼疾的人的时候，就可以看到这时候的道德是多么的不起作用。但不管怎样说，我还是不相信人们和道德这个东西有结下了几辈子的冤仇，必欲羞辱之而后快，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我也不相信今天的人心已经坏到了如此的地步，以至于不但要违反道德，而且还要消灭道德。其实，有时候，道德也许只是一个无辜的被蹂躏的对象，是种种的历史的与现实的因素赋予了它以悲剧性的命运。
“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其中往往有些许虚假的成分在里边，甚或有些色厉内荏。一部分道德蹂躏者，表面上理直气壮，但内心也许充满了焦虑和紧张，充满了软弱和空虚。他们知道自己的不利地位，知道自己的不堪一击，于是，只能是主动出击，“我是个坏蛋”，“别把我当人”。自己将自己骂够了，你如果再用道德来谴责我，不但有些荒唐可笑，还可能抬举了他；要么是大家一起下水，罪名共同分享，谴责大家分摊，既然法不责众，道德也就无法把大家怎样。在这种情况下，被蹂躏的道德给蹂躏者提供的是一种精神上的安慰。
说道德是无辜的，还有一层含义，就是它有时实际上是一个“替罪羊”。道德的悲剧性的命运也许就在这里。
稍为分析一下，人们就可以明白，对道德的羞辱，有时更多地是来自小人物。他们往往是社会中最无权无势的一群，他们在社会中占不到便宜，往往只是扮演吃亏的角色。大人物们一般是用不着同道德作对的，因为道德约束不了他们，道德更很少对他们不利；甚至，有时候他们比小人物还需要道德，当然是需要别人遵守道德。因为他们那平静而富裕的生活更怕非道德行为的打扰。
而小人物们的情况则不然。当社会中的公平与正义被破坏的时候，道德便处于相当尴尬的境地。当道德无力维护公平和正义的时候，它在小人物的面前总是不那么理直气壮，就像一个把饭做糊了的小媳妇一样；而小人物将它拿来作为替代性的发泄对象，又相当方便而容易，因为它很弱。于是，人们就看到了这样的一种情形：没有力量的人们就找到了同样没有力量的发泄对象。相反，在公平与正义能够基本上得到维护的时候，道德的力量也会强大起来。
从这种意义上说，道德有赖于体现公平与正义的社会秩序的支撑。道德本身是不能单打独斗的。这是我们在重建道德的时候必须要明白和记住的。
访谈录道德滑坡：我们面对的是怎样的危机？（3）
四道德重建与制度安排
问：道德这个东西很奇特。它在社会生活中起作用，你要破坏它的时候也可以做到，但如果说到道德的建设，就往往给人一种无从下手的感觉。
孙：人们也提出过种种道德重建的思路。比如，进行思想教育等。事实证明这不会有什么效果。前面我们已经说过，“道德滑坡”现象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许多具体的制度安排有问题，那么道德重建的着手点也应当是改变与之相关的安排。
首先；要形成一种多元化的社会结构。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中，社会结构应该是多元化的，多元的结构所承担的社会功能是有所不同的，并在功能上有所互补。一般地说，在一个结构多元的社会中，至少应当有如下三种力量在起作用：市场的力量、政府的力量和文化的力量。在西方，文化的力量又包括舆论与教会。在一个相对复杂的社会中，分化的结构分别承担不同的功能，同时又能够在功能上互相配合，是一个社会有序的基础。否则，就会造成社会生活的紊乱。比如，在收入分配问题上，市场在社会分配中起的是扩大差距的作用，这是为市场的性质以及所承担的功能所决定的，否则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就没有动力。而政府要起的作用则与此不同，政府的作用是在于利用行政的手段调节由市场造成的过大的收入差距。而文化则需要具有相当的超越性，它不仅要维护正义与公平，而且要提倡对物欲的超越。正是这三个系统的不同取向的功能造成了社会整体的和谐。但在我们的社会中，往往是在一个中心之下，不同结构体的功能取向高度趋同，并由此造成功能的变形与扭曲。市场机制在不断拉开差距，政府在提倡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文化则在对大款顶礼膜拜。于是，就造成了个人收入分配的全面混乱；各阶层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在道德问题上，也是如此。有相当一部分人将道德的重建寄托于一种想像中的“完善的市场”。在他们看来，目前的道德滑坡是一种必须付出的代价，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有关的问题就会得到相应的解决。不错，发育完善的市场，有一种造就价值规律的作用，但市场本身追逐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冲动也会导致对规则和道德行为的不断违反和破坏。特别是应当看到，在目前的中国，市场的发育还很不完善，因此，对市场维护和促进道德的作用，决不能随意高估。在这种情况下，要实现道德的重建，迫切需要两个因素的作用。在这两个因素中，一个是硬的，即由政府和法律所代表的硬性的机制。这种机制的作用不在于说教，而在于行动。其作用具体表现在，对于超过一定限度的非道德行为进行惩罚，使违反道德的行为不至于带来非法的利益，使遵守和维护道德的行为不至于付出太大的代价。另一个则是软性的，即社会中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包括宗教。也可以将这后一种机制称之为超越型的机制。超越型机制的力量在于它的神圣性，不需要计算和衡量，更不是仅仅以功利为标准。这种机制看起来是很软的，但其作用是不能低估的。可以说，在一个人的心目中有没有“上帝”是大不一样的。
其次，公平与正义是道德的基础。正如我们在分析“蹂躏道德现象”的时候所指出的，道德是不能单打独斗的。而且我们无法想象，如果一个社会失去了基本的公平和正义，道德会是一种很良好的状态。可以说，公平和正义是道德的基础。就此而言，在道德重建的过程中，政府最需要做的事情，首先是维护社会中的公平与正义，从而为道德的重建奠定基础。而道德的倡导，更多的是应当由社会的文化系统来做。
再次，制度建设的首先的一点是减少遵从道德行为的代价和成本；尤其不能使违反道德的行为成为一种有利可图的行为。在一个社会中，当违反道德的行为往往能够带来利益的时候，就会产生有害的误导。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形成的说假话的习惯，就是这种误导的产物。由于说假话可以升官提干，必然会造成一种示范效应。因此，必须通过社会中的制度安排，使不遵守道德者不但不能受益，而且还可能吃亏。这样，道德的重建才会有保证。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道德示范。道德示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过程。前些年有一个口号，叫做“从我做起”。作为一种自律，这是正确的。但如果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这个口号又是不够的。在整个社会的层面上，“从上做起”要比“从我做起”更为重要；尤其是指在社会、经济、政治等领域中政府和官员的道德形象必须高大。应当说，人们说的“道德滑坡”与我们社会中广泛存在的腐败现象是不无关系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腐败的问题不解决，“道德滑坡”的现象就很难遏止。
访谈录公司的社会责任：消除企业与社会的紧张关系（1）
问：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商界，都在大力强调公司的社会责任。但有人将其看做是一种企业自觉，还有人将其看做是企业的一种新的公关策略。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孙：这背后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我们当然不能否认企业在强调社会责任的时候，有改善公司形象从而促进自己业务的考虑，但如果将其仅仅看做是一种策略，还是过于简单化了。
企业是存在于社会中的，企业的整个生产和营销活动，都要在这个社会环境中进行和实现。反过来说，没有企业的产品，社会的许多需求也无法满足，社会也无法存在。但这两个的关系是要通过市场的环节实现的。正是市场这个环节造成了一种双方关系紧张的可能性。对于这种紧张状态，无论是企业还是社会，都应当正视它。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可以看到，有的居民抱怨周围的企业对环境或水源的污染，有的甚至将之诉诸法律；有的消费者抱怨某些公司产品质差价高，甚至在销售的过程中还有欺诈行为；有的企业对待员工苛刻，职工的权利得不到保障，甚至严重侵害员工的权利，等等。这都可以说明企业和社会之间紧张关系的存在。
在现代社会中，企业的社会声誉已经成为企业经营成功的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我们过去经常讲一个企业或一种产品的知名度。但现在人们觉得不够了，提出了企业或产品的“美誉度”问题。道理很简单，名声可以是好名声；也可以是坏名声。原来我们有些企业家相信，不管是好名声还是坏名声，总比没有名声强。于是就出现了在电视中用多次重复这样令人反感的方式将自己的产品强加给人们的记忆的做法。应当承认，在市场和消费者都不很成熟的情况下，可能会收一时之效。但在日益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下，这种做法只能适得其反。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认为企业强调公司的社会责任，是为了改善自己的形象，增加自己的“美誉度”，当然是有道理的。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现在强调公司的社会责任，已经不是一个或几个公司的事情。一些世界上有名的大公司纷纷在加入这个行列。而且我们还可以看到在这个行动中，他们有相当高的共识和行动上的一致性。许多公司已经将强调社会责任列入公司治理的组成部分。企业界通过强调公司的社会责任，来化解与社会的紧张关系，从而改善公司存在或经营的社会环境，以便为公司的发展创造更好的发展条件。雪弗龙公司总裁肯尼思·伯尔的一段话说得很明确：“如果你们尊重多样性；帮助经济增长；帮助各国的环境和教育；你们就能触发周而复始的繁荣”。他还说；“几年前你们不会听到这种讨论。这是新鲜事物”。
而在整个社会的层面上，这也是建立一个更为和谐的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记得，在一次学术研讨会上，一位来自欧洲的学者兼第三部门（非营利部门）活动家曾经这样呼吁：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之复杂，需要政府、企业和第三部门通力合作，才能使这些问题得到解决。如果仅仅依靠某个部门的力量，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或者是第三部门，是不行的。这说明，在今天的世界上，人们在开始探讨一种途径，即通过政府、企业和社会间的合作，来共同面对和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一些问题。
问：应当说，企业和社会的紧张关系是从人类社会有了企业就开始存在了的。那么为什么在今天这个问题格外引起人们的重视？
孙：是的，只要有企业，有市场，企业与社会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就开始出现。可以说，在工业化早期阶段，这种关系可能要比今天还要突出。因为工业化初期，也是资本的原始积累阶段。现在回过头来看，那是一个穷凶极恶的时期。我曾经查找过英国工业化初期的一些资料，发现当时也是假冒伪劣产品到处存在。那个时候，侵犯工人权益，使用童工的现象肯定要比现在严重，对环境的污染也要远远超过今天。
那么为什么今天这个问题显得格外突出呢？这里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消费者运动的压力。这里有一个标志，1983年，国际消费者组织联盟将每年的3月15日定为“国际消费者权益日”，这是有形的消费者运动蓬勃发展的开端。人们在解释消费者运动的时候，一个经常听到的提法就是，“从消费者的立场出发，向企业提出要求和进行批评，并采取相应有效的保护措施与行动，就是消费者运动。”
消费者运动不仅仅是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同时也意味着消费者对公司行为的影响力在增加。事实上，企业对社会责任的重视，就是与消费者运动分不开的。比如大家都知道的博帕尔毒气泄露事件，导致6000多人死亡。而肇事者联合碳化物公司的社会形象也受到极大的损害，其销售额从发生事故前一年的99亿美元降至事故发生后八年的48亿美元。而埃克森石油公司巴尔德斯号油轮将110万桶石油溢入阿拉斯加威廉王子湾；造成灾难性的工业事故，也使埃克森石油公司为此付出的代价几乎达到10亿美元。这都是和消费者的反应有直接关系的。这两次事件，促使化学工业中的跨国公司开始自行订立自愿的主动计划；例如“负责小心”计划等；开始重视企业的社会责任。还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运动鞋厂商耐克和锐步，这两家公司因为在亚洲一些合同承包商在劳工方面的做法而遭受消费者运动的批评。当时一些关注劳工权益和消费者权益的民间组织呼吁消费者向这些厂商发信，表达他们的不满，并敦促他们关注承包商的生产程序和工人的劳工权益。结果，在这些压力之下，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