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21-断裂-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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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要把增长作为解决许多我们面临的迫切问题的前提条件。但仔细分析一下可以看出，这个“做大蛋糕”的含义，在今天同20世纪80年代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区别。在20世纪80年代，“做大蛋糕”意味着社会中的大部分人直接从经济增长中受益，特别是社会中的边缘地带和弱势群体从中受益。而现在，“做大蛋糕”已经开始失去这样的一种含义。但这绝不是说，在今天“做大蛋糕”已经没有什么意义，而是说，在今天，“做大蛋糕”更直接的含义是：缓解我们所面临的种种矛盾，包括维护社会的稳定。这样我们也就大体可以理解，为什么在快速的经济增长并没有给社会中的大部分成员带来好处的情况下，我们的社会仍然把维持这个快速的经济增长作为重要的甚至是首要的目标。
这种悖论，是结构条件和政策选择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增长与发展的新逻辑经济增长：一种现实中的悖论（2）
首先，这种悖论是分裂型工业化的必然结果。过去的20年，可以说是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最迅速的时期。但这个工业化和现代化却是一种分裂型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或者说，只是城市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广大的农村和农民，并没有同步进入这个过程。过去年代形成的城乡壁垒的存在以及对于城市化过程的抑制，使得作为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与这个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无缘。当然，也许有人会说，在农村不是有一个乡村的工业化或乡镇企业的发展吗？其实问题就在这里。乡村工业化和乡镇企业的发展，恰恰是分裂型工业化的另外一种表征。因为，恰恰是由于农民没有能伴随工业化的过程而进入城市，只得想出了另一个办法，让他们在农田上发展工业。这就是所谓离土不离乡的模式。过去人们较多地看到乡镇企业发达地区的情景和有关乡镇企业发展的总体性统计数字，但忽视了在更多的地方，用行政化手段推动乡镇企业发展的结果，是大批的乡镇企业在一夜之间兴起，接着又纷纷倒闭。据正式公布的数字，目前中国乡镇财政欠债达2000亿元之多，其中的相当一部分就与盲目上马乡镇企业有关。
其次，忽视就业的经济增长模式。客观地说，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中国经济已经由外延型扩张转为内涵型增长。甚至在乡镇企业中也是如此。人们通常所说的乡镇企业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上了一个台阶，就是这个意思。这个过程，往往会伴随着对劳动力的排斥。但这一点在中国有一个独特的情况，就是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要解决过去遗留下来的国有企业和行政事业单位中的冗员过多和潜在失业问题。于是，就出现了片面地、过分地强调减员增效的做法。在一个正常的市场经济社会中，一般是企业要少用人，政府则鼓励多就业，这样才能达到一种大体的均衡。但在一段时间里，中国却是政府与企业一起鼓动减员增效。当然，不是过去的冗员问题不需要解决，但我们最后看到的结果是，大量的农民工纷纷替代了原有的国有企业工人。有关社会身份的制度安排，一方面将进入城市的农民工的工资和福利压到最低的限度，另一方面，这种畸形制度造成的农民工的“竞争优势”（实际上就是低工资和无福利），又成为排挤原有职工的力量。
再次，是再分配体制的失效。也就是，本来再分配可以起到将经济增长的果实，以间接的方式流入到社会弱势群体的作用，但这个功能在我国是极其微弱的。对于这个问题，需要另文讨论。
增长与发展的新逻辑结构先于制度定型与改革逻辑的变化（1）
中国的改革进行到现在已经20多年；如果将20世纪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期作为一个分界，可以看出，前后两个阶段改革的逻辑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是我们在讨论和推进今天的改革时必须予以高度重视的一个因素。
这种逻辑的变化突出表现在经济体制变革与社会结构变迁两个因素之间的顺序关系上。其现实的含义在于，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逐步定型下来的社会结构，已经在强有力地影响着改革的方向和实际的进程。这种影响最终会体现在改革的结果，特别是利益的结果上。
先让我们看看这个过程是如何发生的。一般地说，大规模的社会变革总会涉及两个相关的过程，一是体制的变革，也就是一套有关社会生活规则的改变。二是社会力量构成的变化。但在社会变革的不同阶段上，这两个过程的关系是不一样的。而这种关系的变化又反过来会对变革的过程产生重要的影响。概括地说，在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过程中，是体制的变革推动着社会结构的转型，即新的社会力量的形成以及构成新的组合关系。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这样一种情景：由于在改革中释放的“自由流动资源”和“自由活动空间”的出现，各种新的社会力量在成长起来，比如在新的产权框架中形成的“民营企业家”和私营企业主，在新的公司治理结构中出现的职业经理人员，由新的管理业务和技术而发展起来的技术专家阶层和白领群体，以及由于资源来源多元化而独立性不断增强的学院派知识分子等。这些新的社会力量，都是体制变革的产物，因为其存在和发展所必须的资源和空间都是由体制变革提供的。
而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在体制的变革仍在继续进行的同时，新形成的社会力量及其组合关系已经开始逐步定型下来了（当然从严格的意义上说，这个定型的过程还没有完成，而且从理论上说，永远也不可能彻底完成），至少说现在已经在开始形成依稀可辨的雏形。之所以说这个雏形已经出现，至少有这样几点根据。第一，是上述社会群体均已经形成相当的规模。如到2000年，中国私营企业达到176万个，私营企业出资人达到395万人；有专家推算，目前中国职业经理人员达千万人以上，在深圳这样的城市达到9％；专业技术人员在千万以上；此外还有近2000万个体工商户。第二；是各个社会群体或阶层相互之间的边界已经开始越来越清晰，在有的城市，甚至居住的地点都存在明显的分野。还有人甚至将乘车的方式（骑自行车，坐公交车，打出租车，开自己的私车，坐公家配备的轿车等）作为这种边界的外部标志。第三，在每一个群体的内部，开始形成初步的认同，即形成一种认同感。作为其外部表现，则是群体文化的形成。市场中出现的为数不少的所谓“白领杂志”就是一个象征。第四，是群体间基本结盟关系的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初，在稳定共识的基础上，经济精英和政治精英开始建立起初步的联盟关系，在90年代中期，部分知识分子以新保守主义的名义认同和加入了这个联盟，这样在主要几种社会精英之间就建立起了初步的结盟关系。从上述几个方面判断，可以确认社会结构的定型已经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呈现。
社会结构的定型对于社会生活的影响当然是多方面的，但在这里我们要关心的问题是，它对正在进行中的体制改革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当然，说体制还处于没有定型的过程中，也是就相对的意义而言）具有什么样的影响。
第一，改革的内涵发生了变化。改革在其初期具有很强的“理想与热情”的色彩，而现在的改革则更多地具有利益博弈的内涵。当然这不是说，在改革的初期阶段就没有利益关系和利益的博弈，但在当时，决定改革实际进程的；更多的还是对于过去旧体制弊端的认识以及意识形态取向。尽管正在形成的社会力量也试图对改革的方向施加自己的影响，但他们更多的是适应变革，以寻求自己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比如，私营企业家在很长时间里，就是用戴“红帽子”的方式，为自己的生存争取合法性。而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能够支配和左右改革进程的，更多的已经是不同群体的利益关系而不再是意识形态的分歧。在这种情况下，尽管有些改革的争论仍然在沿袭过去的争论方式和概念，但内容已经明显不同。即使是在意识形态的争论中，也已经越来越多的具有了利益集团的因素。从这种意义上说，改革已经走过了它的“理想与热情”的纯净阶段，而进入了“利益博弈”阶段。在最近的两个重要改革，即电信改革和国有股减持当中，我们都可以明显看到这种利益的博弈是如何影响着体制改革的进程甚至方向的。
第二，改革动力的变化。体制内的改革，开始时都具有自上而下的特征。也就是说，改革是来自体制上层的推动。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也是如此。我们可以分析一下20世纪80年代诸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向企业下放经营自主权、地方财政体制改革等改革措施是如何发生的。在那个时候，几乎所有的改革都具有两个特征：一是自上而下推行，二是当时的改革大都是收益大而很少需要付出代价的，因而一般老百姓也都拥护。正是这两个因素，形成了80年代改革的强大动力。但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各种社会力量的形成和定型，体制改已经越来越置身于一个多元化的社会环境之中。也就是说，这种多元化的社会力量已经开始构成影响改革进程的重要因素。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社会力量不仅在影响着改革的进程和方向，而且，即使是由政府自上而下推动的改革，也往往需要得到他们的配合。否则，这种改革就得不到足够的支持，或者是半途而废，或者是在阳奉阴违中名存实亡。前者有最近推行的国有股减持及其失败的例子，后者则有近些年来政府精简机构的有名无实作为例证。
增长与发展的新逻辑结构先于制度定型与改革逻辑的变化（2）
第三，一种扭曲改革的机制已经在开始形成。我们在现实的生活中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当一种改革措施或一项政策出台前后，社会上特别是知识界往往出现很大的争论，其中的一些争论会带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比如改革与保守，左与右等，但在这项措施或政策实施之后，人们会发现，无论这些措施或政策的取向是什么，在利益结果上几乎都没有太大的差别，该对谁有利还是对谁有利，该对谁不利还是对谁不利。即使是那些在价值或意识形态上会有很大差别的措施和政策，其最后的利益结果也还是差不多。在这种现象的背后的，实际上是一种扭曲改革的机制已经在开始形成。比如说住房制度改革；从改革最初的宗旨上来说，不外乎是两个，一是效率的目标，即摆脱国家的负担并形成房地产发展的机制，二是公平的目标，即以此解决长期存在住房不公现象。但在实际实行的过程中，第二个目标打了很大的折扣。一些有权力的部门突击超标分房，一些有权力的人在房改中为自己分到了更多的房子，而且利用房改的机会将过去多占的住房完全合法化占为己有了。由于这样一种扭曲的改革机制的形成，一些旨在促进社会公平的改革措施，往往在实践中收到的是不公平的社会效果。在极端的情况下，就是将改革的措施转化为一种腐败的手段。
第四，力量的不均衡与不平等机制的形成。从理论上而言，一种多元化社会力量的形成，是建立一种均衡社会的必要条件。但问题是，在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开始定型的社会力量格局，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均衡的。这特别表现在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之间。这两个社会群体无论是在对公共政策的影响上还是在利用社会机会的能力上都存在极大的差别。这里所说的强势群体既包括民间的经济力量，也包括一些重要的垄断部门。近些年来，这些力量对国家机构制定政策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这种影响是通过许多不同的形式进行的，而这些形式在基层和在上层又有所不同。在基层，主要是通过“关系”和腐败的形式进行的。一个地区怎样规划，怎样发展？哪些项目要上，哪些项目不要上？这些事情现在已经越来越受到上述因素的影响。而在上层，这个问题就更复杂。在我们的人大和政协部门，来自民营经济和政府垄断部门的力量相对比较大。而社会弱势群体影响社会舆论和公共政策的能力就很小。这样的一种力量对比，无疑开始成为目前我们社会中加剧社会不平等的一个重要机制。
因此，在今天，我们必须对结构先于体制定型的问题给予足够的重视，在实际的工作中考虑到这个现象的影响，从而制定必要的应对措施。
耐用消费品时代的挑战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
在人们议论生计，议论日常生活中的开销的时候，我们经常听到这样一种说法：“现在每个月吃饭用不了多少钱”。在这种日常生活中简单判断的背后，实际上是我们这个社会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的变迁——从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和消费的时代到耐用消费品生产和消费的时代。
这个转变体现在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特别是在80年代之前，大多数人的工资，都是以几十元计。这几十元的工资，几乎有着非常固定的用途。多少钱用来购买凭粮票供应的粮食，多少钱用来购买凭布票供应的布料和衣服，多少钱用来购买同样是凭票供应的肉、油、蛋、鱼、火柴、麻酱等日用品，几乎都是固定的。购买完这些东西之后，每个月的收入也就所剩无几了。这当中除了商品短缺时期的供给制特征之外，是一种生活必需品生产和消费时代的典型图景。在那样的时代，整个社会生产的产品，主要是人们生活所必需的日用品。人们的收入，主要用来购买这些生活必需品。
但在今天，我们正在开始进入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时代就是耐用消费品生产和消费的时代。在这个时代，耐用消费品的生产和消费，开始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而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和消费则退居次要的地位。直接反映这种变化的，是恩格尔系数的变化。恩格尔系数是指食品类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恩格尔系数的变化大体可以表示生活必需品在人们的整个消费中所占比重的变化趋势。中国城镇居民生活的恩格尔系数是在“八五”末期下降到50％以下的，1999年继续下降到419％，2000年下降到40％。在2000年，恩格尔系数在农村居民中约为５０％。恩格尔系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联合国粮农组织用恩格尔系数作为判定生活发展阶段的一般标准：60％以上为贫困；50％～60％为温饱；40％～50％为小康；40％以下为富裕。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三耐用消费品时代的挑战我们现在关心的问题是，当一个社会由生活必需品阶段转向耐用消费品阶段的时候，对整个经济和社会生活来说，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也许有人会说，在生活必需品阶段，人们为基本的生存需求而奔忙，而到了耐用消费品阶段，满足基本生存需求已经大体不成问题，宽敞的住房、汽车、高档电器、各种服务，开始进入人们的生活，这不是很好的事情吗？还有什么可说的？其实，一个社会从生活必需品阶段转向耐用消费品阶段，整个经济和社会生活会发生一系列的重大变化，如果不能妥善地处理这个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
